论美国的新金融霸权与经济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美国论文,繁荣论文,金融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5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二）日本支持美元，协助美国金融霸权
由于战后西欧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提出的挑战，因此联邦德国对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协助极为勉强，当美国试图通过“史密森协定”要求其他国家同意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重新挂钩时，遭到了联邦德国的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固定汇率的“复活”便“胎死腹中”。联邦德国拒绝对美元的支持，促使美国改变了国内经济政策，“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在外国的压力下对本国经济政策作出的重大的改变。在经济领域，这种政策逆转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结束。从此以后，美国需要日本在金融上予以支持了。”（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3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日本于1981年成为世界头号资本输出大国，1986年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于1985年底，因为日益庞大的财政与外贸赤字而迅速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到80年代末，美国的外债累计约1万亿美元。这样，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美国便逆转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趋势，即由富甲天下变成负债累累。在金融实力迅速下降的前提下，美国继续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必须得到金融地位迅速上升的日本的支持。1983年11月美日成立了货币委员会，以加强两国在货币领域里的协作，奠定了两国之间的特殊金融关系。1976年日本购买美国联邦债券总额只有1.97亿美元，但是自美日加强金融协作后，日本对美国联邦债券的购买迅速增加，仅1986年4月购买额就高达138亿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每年借债1000～2000亿美元，日本则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8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取代联邦德国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盟友，以及从金融方面支持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称霸的后盾。日本把储蓄款和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在美国投资，支持了美元，帮助为防御体系融通了资金，而且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里根政府没有得到日本这种金融上的支持，作为里根经济政策的结果，溢值太大的美元可能会暴跌，甚至垮台。”（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370～37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在日本的鼎立协助之下，美国度过了有可能失去金融霸权的“危险期”，而后通过对内实行金融改革，对外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从而一举恢复了金融霸权。
二、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夯实金融霸权的内在基础
“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经济衰退当中，美国的金融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90年代这种变化的效果显露出来，确立了美国的世界最强国地位”。（注：［日］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43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由于巨额贸易赤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大幅度上涨等不利条件，美国的金融机构的生存基础一度遭到严重动摇（典型事例是伊利诺斯银行危机和储蓄贷款合作社危机），在整个80年代，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拯救伊利诺斯银行的1984年，倒闭的银行就达100多家，另外由于管理失败，400多家储蓄贷款合作社(S&L)濒临倒闭危机。为避免全面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健康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制，美国着手对金融业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一）减少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为稳定金融秩序，改变了由过去保护储户存款为提高各类银行的自有资本比例。通过提高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增强银行应对不良贷款增加的能力，从而减少破产风险。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银行，金融当局则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资本或压缩资产，而当自有资本比例低到无法改善的程度时，政府可以决定将其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在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比例的同时，金融当局还就存款保险费作出规定，凡是自有资本比例越低的银行，所缴纳的保险费就越高。银行必须公开主要经营指标，储户根据这些指标判断银行的存款有无风险。为监视银行是否准确公开信息，政府配置了多达8000余人的金融检察官，对于违反规定的经营者给予严厉惩罚。
（二）增强金融业的竞争能力。第一，提高金融业经营效率。通过一系列稳定金融秩序的措施，金融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健康的运行环境下得到进一步贯彻。1990年以后，美国为了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兴起了大改组运动，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减少，金融运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第二，放松了银行兼营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有效地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活动，尽管这一限制控制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但在与欧洲全能型银行的竞争中，美国金融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为了增强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1989年以后，美联储通过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第20条作更宽松的解释，使商业银行（通过其作为一级交易商的附属机构）得以进入新证券发行市场，银行业证券化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三）激活资本市场，恢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欧洲资本市场相比，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迅速扩展，大大减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为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缩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权限，简化部门手续，加快证券发行的审查，建立一揽子登记制度，废除对非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收源泉所得税。以此为契机，大批外国机构纷纷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0年改变了依靠公开信息来保护投资者的想法，大幅度放宽有关融资机构在这个领域公开信息的义务。由此，各类投资基金的发展如雨后春笋；第三，由于放松管制以及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空间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给各类风险喜好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或投机）机会，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通过稳定金融秩序、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以及激活资本市场，美国很快恢复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实力迅速增强，为新金融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营造金融霸权的外在条件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与原先相比，美国的新金融霸权在内在基础与外在条件上都有了新的特色。内在基础主要体现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元的国际垄断优势，完善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遥遥领先的金融创新能力，极具有危险性的对冲基金，等等；外在条件主要体现在：整体上依旧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机制，金融自由化与开放的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对于国际资本的依赖，其他金融大国的协助，等等。其中，金融自由化是美国实现金融霸权的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加以营造这一外在条件。
在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制订的章程中并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的权力。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学获得了英美官方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能自动实现国民经济充分就业均衡”的旧自由主义教条，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美国也不断通过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大力渲染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宣扬与主张下，新自由主义逐渐上升至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而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突飞猛进，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风。
在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变更别国意识形态的同时，美国不断利用其强大实力，来打开别国金融市场。为此，美国采取的手段通常主要有：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1984年美国就曾压迫日本开放其金融体系，在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同样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足造成的，并且甚至以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修改其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中。
四、美国新金融霸权的主要表现
（一）巩固和捍卫美元的特权地位
1.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等同于黄金，成为“美国世界地位的基石”（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依旧具有核心货币的地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4%；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在外汇市场上，以美元结算的占83%；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1/2由美元标价；金融衍生产品结算至少有1/2是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新增发的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非居民持有的美国净资产已超过1万亿美元。
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的货币扩张、国际收支平衡、信用支撑提供了无法替代的优势效应。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于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片”：政府或企业证券——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用以对内与对外投资。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经济持续繁荣。
2.美元的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
其次，分享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承担或干脆不承担偿还责任。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例如：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
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在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从而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嫁给世界各国。
3.美国坚决捍卫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90年代初期，日元和马克随着日本与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度成为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新宠。然而，由于德国统一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再加上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欧洲货币联盟提上议事日程，马克也就不再对美元构成挑战。
针对日元的挑战，现在看来，美国的应对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对日元抑制也不遗余力。在美日经济战中，美国给予日本的致命一击，当数泡沫经济。是美国“帮助”日本形成了巨大的泡沫经济，又是美国“协助”日本挤破经济泡沫，泡沫经济的破裂，使日元遭受重创。（注：［美］凯塞·沃尔夫：《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载《当代经济科学》，1998(2)。）亚洲金融危机，美元进一步挤压日元空间。这样，随着日本经济低迷的持续，金融业问题成堆，日元对美元的挑战也自然被无限期搁置。（注：有关内容参见［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日］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999年启动的欧元对美元的特权地位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当初马克的挑战。在欧元启动前夕以及启动之初，不少国家曾纷纷表示要调整本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加欧元。但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通过对南联盟的轰炸，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乐观预期，最终使美元度过了经受挑战的最危险时刻，并且保持着对欧元的强势。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科索沃危机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轮回合的胜利。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
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改革，大大增加了美国金融业的活力，美国新的金融机构纷纷涌现，金融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这些都远远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列。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增加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日益频繁的活动，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并且客观上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
在诸多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中，对冲基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对冲基金是随着美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期货和期权等交易的出现而兴盛起来的，是美国投资风险最大而联邦金融监管最松的一种基金。然而，直到1990年，美国的对冲基金仅有1500家，资本总额不过500亿美元。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对冲基金每年都以极快的速度增加。据估算，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4000多亿美元（不包括基金的借贷款）。
由于美国股票总市值十分庞大（2000年前后，美国股价市值已高达近17万亿美元，是GDP的1.8倍），外加金融监管严格完善，对冲基金很难在国内兴风作浪，但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对冲基金则往往能够掀起惊涛骇浪，严重威胁金融市场业已开放或正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来看，对冲基金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
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使国际社会第一次领教对冲基金的巨大威力。危机发生后，英镑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镑也受到重创，欧洲汇率机制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如今对此仍心有余悸，依旧徘徊于单一货币体制之外，欧洲经济一体化因此而放缓步伐。欧洲货币危机，增加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前途的疑虑，增加了欧盟的离心力，从而减少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威胁。
1994岁末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对冲基金又大显身手。墨西哥比索受到重创，外汇储备耗散殆尽，而对冲基金却中饱私囊。由于怕遭“池鱼之殃”，美国慷慨出资400亿美元，给予墨西哥鼎立援助，平息墨西哥的金融风潮。墨西哥金融危机，一方面增强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实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再一方面增添了美元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加快拉美美元化进程。
1997年岁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对冲基金兴风作浪的结果。对冲基金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诸多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印度尼西亚的损失尤其惨重，这些国家人民辛苦几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被“金融大鳄”席卷一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盟诸国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印尼经济甚至倒退了30年，菲律宾的国民财富也减少近一半。一度是无限风光的亚洲小虎被折腾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危机的结果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的步伐放缓，“日元圈”遭受重挫，美元恢复并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地位。
对冲基金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佐证还体现在：(1)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对对冲基金的严重违背人类道义的无赖行为——“于乞丐钵中取食”，聚敛不义之财——声嘶力竭的辩护；(2)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纷纷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对对冲基金迎头痛击，违背自由市场原则，“损害”香港的长远利益；(3)美联储对因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动荡中兴风作浪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本应“罪该万死”的“长期管理基金”给予迅速及时救助；等等。
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获取金融霸权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在新金融霸权之下，美国在享用更大特权的同时，却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且，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或攫取更大更多的特权利益，有意或无意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业已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的本身。美元的特权地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旧的国际金融机制给美国留下的遗产，而“金融大鳄”对冲基金则是美国金融市场诞生的杰作，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因此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而其他诸多金融霸权手段，要么是协助维护美元特权地位以坐收渔利，要么是配合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好明火执仗，如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利用。
五、美国新金融霸权迎来新的经济繁荣
（一）美国金融霸权的目标在于争夺国际资金
国际资金是美国金融霸权争夺的目标，为此美国利用各种霸权手段，竭力将美国营造成为世界最有利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
1.保持强势美元，吸引外资进入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美元强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为维持美元强势，9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不遗余力打压竞争对手——马克（后来是欧元）与日元；另一方面将国内利率总是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扩大与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利差，从而有力地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尤其是从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期间，由于担心股市泡沫损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美联储连续6次提高利率。到2000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00年底，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比1997年高出15%。保持强势美元，就可以吸引外资流入，降低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利用快速发展的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高新产业，鼓励企业重组和调整，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以此来支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布什新政策的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就曾强调，美元坚挺，通胀率较低，促进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是美国经济保持10年连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沿用这一政策。
2.制造诸多事端，驱赶外资进入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元强势决不是美国吸引外资的唯一驱动力。前文业已陈述，通过不断的金融改革，美国对内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极富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对外强化了美元和对冲基金大棒，利用政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操纵国际经济机构）和市场（推进经济全球化）双管齐下来巩固和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总是每隔一段时期（2～3年），都要发生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从海湾战争，到欧洲、墨西哥与东亚三大金融危机，再到科索沃危机以及所谓“千年虫”问题等等。这些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国际金融界由此而确信：美国是世界最安全的避风港——例如对“千年虫”有着准备最充分和最稳定的投资场所——美国远离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通过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技术等各种手段，将世界资本驱赶至美国，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汇集的中心。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
（二）汇集世界资本，孕育经济繁荣
美国自1982年始便从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0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净额为816亿美元，外资流入净额为1420亿美元。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928亿美元和5026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净接受了2000多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到1998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就已经达到6.6万亿美元。按美国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计算，1990年时，美国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国际净债务国，但1997年时，累计的国际净债务已相当于GDP的13%，到1998年年底，这一比重达到18%。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到1998年年底，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72%。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使美国的净外债高达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承受2万美元的外债负担。
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依赖于旺盛的个人消费这一内在基础。在美国全年GDP构成中，个人消费因素近年来一直超过了2/3，在2000年4446亿美元的美国GDP增额中，个人消费就高达3158亿美元。而旺盛的个人消费又仰赖以下三个前提：股市的“财富效应”、日益膨胀的消费信贷以及持续而大量的商品进口。然而，这三大前提的存在又与外国资本密不可分。
首先，外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从而引致“财富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最为明显。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这一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的增加，主要源于美国股市的持续繁荣而引致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在美国，每100元股市收益，就有2～4元用于消费。从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从24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在增加的14万亿美元中，有10万亿美元与股票价格上涨有关。但是，美国股市的繁荣与外资大量而持续流入息息相关。1994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它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2280亿美元，而1999年仅流入美国股市的外国资本就达3520亿美元。美国股市在接近巅峰状态时期，其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13.6%。
其次，外国资本的流入填补了美国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美国消费信贷由来已久，90年代的经济繁荣的一大前提，就是消费信贷市场繁荣。由于股票升值的担保，家庭在住宅和汽车等方面扩大了消费，各类消费信贷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国的家庭借贷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贷占居民房产价值的43%，而这个数字在1995年则为30%。在90年代的整个消费信贷中，银行的信用卡信贷仅在1994-1995年之间就增长了77%。然而，长期以来，美国人的储蓄意识淡薄，借贷消费旺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为3.1%，1997年是2.1%，1998年进一步降至0.5%，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4季度，储蓄率更是接近0。1999年还出现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国流入的资金填补。
第三，外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的赤字。由于美国经济向服务行业的转变，导致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旺盛的消费需求，只有依赖对国外商品与服务的大量进口，而持续大量进口导致了对外商品贸易与经常项目出现越来越大的巨额逆差。到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约4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4%。经常项目的失衡，需要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收益净额逐年递减，1998年还出现了62亿美元的赤字，1999年这一赤字更增加到185亿美元，因此，美国用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
正因如此，是美国的新金融霸权，汇集了世界巨额资本。而就是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美国由“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主要表现：一是美国不断巩固和强化美元的特权地位，二是培育出极具危险的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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