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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化大革命”前孙犁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是其“不合时宜”，且不愿迎合“时宜”。“文化大革命”中孙犁“置之死地而后生”，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形成了二大心理情结。这构成了晚年孙犁创作强大的内驱力，并规定了其作品的基本内容、基本意旨——晚年孙犁的散文观、散文面貌和严谨到苛刻程度的现实主义态度、强烈的道义精神及其由来。
关键词 晚年孙犁 二大心理情结 苛刻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 强烈的道义精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犁初入晚年，在此之前他已搁笔十年。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万马齐暗的时代的后期，年老体衰并早已搁笔的孙犁却在书衣上写下了总计约5万字的许多短文。“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于纸上。如果说孙犁早年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史有定论的话，那么他晚年的文学成就至少可以说是可与之媲美的。晚年的孙犁其人其文都如一株老梅，风雪冰霜之痕遍体，而犹干坚枝劲蕊洁，乃今之文坛弥足珍贵的独特景观。
一
要认识晚年的孙犁，还必须从他的早年谈起。
孙犁曾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①]这可谓悟道者言。就孙犁的禀赋、气质，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审美情趣、艺术个性而言，抗日战争时代是于他再相宜不过的了。更准确地说，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对他再相宜不过。孙犁说过：“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华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情操。”[②]这只是对抗日战争概括性的陈述，但就在这种概括性的陈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梨对抗日战争的特别会心、强调之处，乃是人民群众崇高情操的焕发，特别是在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都体现了崇高的情操。这种特别的会心、强调，与孙犁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大有关系，他对人民群众凡常、细琐生活形态中蕴含的美质尤其敏感，尤其珍爱。这种纤敏、深细型的特点，在把握、展现宏阔、粗犷、昂扬一类典型的阳刚之美时就有所短。至于在暴露邪恶方面，则有更大的限制、排斥。当然，这也并非说孙犁对于邪恶是迟钝、麻木的。相反，他对人民群众凡常生活中含蕴的美质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无比珍爱，使他对邪恶的感受也是敏锐的，并对邪恶深恶痛绝。然而他对美的一往情深，令他产生了洁癖，对邪恶事物几乎怀着一种生理的厌憎，因此往往不堪忍受描述、刻划邪恶。
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雄强的声音歌唱时代铁与火的斗争的，许多作家，尤其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都在向这方面努力，有些甚至是不假思索地作着努力的。孙犁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也不怀疑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家队伍的一员，他却无意在这方面去努力。而是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的笔调去展现抗日战争的另一方面，用柔和似水的情愫磨洗、包容、浸润那神圣伟大时代生活中许多细致的部分，以显彰其美形美质。他深信自己的这种作品也是对神圣、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礼赞。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婉约精微地展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方面——根据地普通百姓的觉悟和贡献，独特到了也许可以说是仅有的地步。早年的孙犁就已是一位执着地按自己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认识、反映生活，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抗日战争，特别是没有根据地群众日常而又可歌可泣的生活、斗争，他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创作境地的。抗日战争特别是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为他的审美情趣、艺术个性提供了最适宜的时代环境，并提供了与他的特点最适宜的题材和主题。因此，又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尤其是根据地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造就了优秀作家孙犁。
1965年，孙犁突然搁笔了，直接原因是重病罹身，神经衰弱到了极点。那么又是什么使他致病的呢？“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③]此虽语焉不详，但显然是因为若干年来的一些事情给了他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循此而检索，我们会看到，抗日战争以后渐为加剧的“左”的偏颇和人事纷争，使他越来越难与生活会心相融了。抗日战争后的若干年来，孙犁的工作和他的作品，都受到了不恰当的批判。这较之后来政治运动中常见的棒杀来说，简直是太轻微了，但对于纤敏而内向的孙犁之打击却是很沉重的。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极度神经衰弱，一病十年。当然，这十年中他也并非绝对搁笔的，也写过一些作品，如《黄鹂》、《石子》、《清明随笔》等，素有的风格依然流贯其中，美好而动人。十年，至少是十年中的后几年，病体似乎并非绝对不容写作，但他写得极少，就连写下的少得有数的作品也自己压下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公之于世。这更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不是病，而是他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等“不合时宜”，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去迎合“时宜”。他宁愿久长地沉默。
世事有时就是这么奇怪，邪恶到极致、与其素有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完全相悖的“文化大革命”，非但未能摧毁孙犁，却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巨大解放。这真是常言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目睹身经自青年时代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濒临覆灭，所珍爱的一切都尽遭蹂躏，他身上那种具有深刻的革命经历的人往往会有的某些不必要的自我约束或类乎投鼠忌器式的顾虑，顿时变得一无意义了，于是他获得了精神的巨大解放。孙犁有过这样的自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但不久就看到，它是要把一些普通老百姓推上祭坛的。忍受不了批斗的耻辱，还是决定自杀了。”[④]从中可见他对“文化大革命”邪恶本质认识的迅疾和深刻都是罕见的。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原因自然多而复杂，但无疑与他的阅历、审美心理与政治敏感、历史修养以及他所无比珍爱的抗日战争时代之影响大有关系。前面我们就曾指出，他对美好幽微深细的敏感也带来了他对邪恶的甚强的敏感，而他终身不能忘怀的抗日战争时代，又正是令“文化大革命”的邪恶形质昭彰的最好参照系统。他确曾自杀过，只是没有成功。后来他又数度想要自杀，只是因严密监视而未获机会。他的自杀乃是一种决绝的无所顾忌的抗争，是一种精神自由的强烈表现。而自杀没有能够实现，则使他得以另外的方式抗争，显示出精神的自由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孙犁只是处境稍获改善而已，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长期搁笔的他，却在书衣上写下了大量短文，而且这些文字是大犯时忌的，随时有可能将他投进不可预测的深渊。1975年，善于察风雨的“同居一室者”离异而去，临别以阶级关系有新变化，老干部还会被抄家相警告，要他把那些书衣文字“收拾收拾”。孙犁虽不以其言为妄，却非但没有“收拾”，而且继续为之。适成比照的是孙犁当时并非没有攀附的机会，权倾一时、灸手可热的“四人帮”在天津的重要代理人就曾想利用他的笔为他们服务，但他却毫不为其所动。宁蹈不测的深渊而绝不攀附，孙犁是义无返顾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在辑录当时的书衣文字公诸世间时曾说：“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为泥土之歌。当日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⑤]他这时写下的书衣文字确是内心所发，确是无所顾忌地一任自己的性情的，是至情至性的文字。他歌其应歌，哭其应哭，爱其应爱，憎其应憎，甚至以《“今日文化”》为题，直斥“文化大革命”；“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噤声。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致文坛荒芜，成了无声的中国。他们把持的文坛，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的政治家的赌博服务。”[⑥]在当时的那些书衣文字中，即使纯粹的书籍题识，也显示了他与“文化大革命”相对抗的立场。“文化大革命”要革一切文化的命，而孙犁无论对具体典籍是褒是贬，都是对文化的执着的拥抱。
这就是已进入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孙犁。
这个孙犁已经老梅的风采毕现。
二
从上面的陈述，已不难看出，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对孙犁不同寻常的意义。他曾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十年（按：指“文化大革命”）。”[⑦]如果说对无比美好的抗日战争的一往情深是孙犁早已存在的心理情结的话，那么晚年的孙犁内心深处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情结，即对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憎恶。但是，这二个截然相悖的爱与憎的二大情结，却是互为依存，互为表里的。它们不断相互激发，相互充实，相互强化，同时也相互制约。对抗日战争时代执着的爱使他越发憎恶“文化大革命”，但又不会因历史的大倒退而蹈入虚无，而是仍然有所坚持并有所希冀；对“文革”的极度的憎恶则又使他更炽热地忆念抗日战争时代，并在忆念中不忘历史的惨重教训，因而爱得凝重，爱得惊警。这二大心理情结构成了晚年孙犁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创作的强大内驱力，同时也决定了他晚年至少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作品的基本内容、基本意旨。这使他即使想罢笔亦不可能，同时也使他所写的基本内容必然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好传统的回顾，以及对“文化大革命”邪恶本质的揭示，而基本意旨也必然是明辨是非，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优良传统，肃清“文革”的流毒，推动历史前进。这是晚年的孙犁心中不能不为的，也是切合时代需要的。
孙犁也确曾就抗日战争和“文革”说过这样的话：“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回忆它。”[⑧]对此又当如何理解？
任何作家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孙犁当然也不例外。晚年的孙犁经历了镂心刻骨的“文化大革命”，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也并非没有在变化，他身上的劲健之气明显增加了，但他素有的洁癖可以说一仍其旧。本来就对邪恶怀着几乎生理般厌恶的孙犁，对于“文化大革命”那种种达到了极致的邪恶，从情感上来说当然是不愿写不愿回忆的。然而这种洁癖的实质却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敏感到了极点。因此，所谓的“不愿”，其效果如何，也就应该作些质疑了。结论绝不可能是孙犁推诿责任，回避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孙犁的洁癖在涉及“文革”时产生了制约的话，那也只是在直接描述、展示其具体的邪恶现象方面。直接描述、展示那些邪恶的人事，尤其是全面、大量详尽地去写，就似直接接触脓液、毒血那样，他确是难以忍受的。但他还是写了一些直接描述、展示“文化大革命”邪恶人事的短章，如《芸斋小说》中的一些作品。当然，他在写这些作品时心态是极其复杂的。因洁癖不愿去写，而镂心刻骨的体验又使他不能不写。这种心态使他在写这类作品时，用心更深，用笔更谨。因此这类作品选材虽微却典型，笔墨极省却锋似刀凿，虽是短章，且数量不多，给人的印象却是甚深的，是堪称一以当十的。
对直接描述、展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邪恶现象，孙犁虽强抑几乎是生理般的厌憎写了一些，且颇有力，但毕竟数量有限。因此，不管怎么说，孙犁在这方面是有局限的。然而应该看到，直接描述、展示“文化大革命”的邪恶现象，并非揭露、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方法，更不能以此作为唯一的方法去要求作家舍长就短强为之。作家已有的创作优势、特点不是不可改变，但却又是具有很强的定势的，强使舍长而就短，很可能令作家邯郸学步。有着前述二大心理情结的孙犁不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但他又只能以自己相宜的方式去揭露、批判，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他依然是美好事物敏感深细的感受者和歌者。但他所歌唱的往往不复是美好事物的滋荣，而是曾经无比滋荣过的美好事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摧残，甚至毁灭。他也往往不复能情愫柔和若水，而是以歌当哭，歌声里夹杂着无限的悲衰和愤怒。他为美好事物悲剧性的命运发出了神圣的控诉，深刻有力地揭露、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他的一系列痛悼“文化大革命”中蒙难的战友的文字，就是鲜明的例证。但也有一些文字，如《在阜平》、《服装的故事》、《平原的觉醒》、《吃粥有感》等，虽然完全限于或基本限于抗日战争时代的美好回忆，没有涉及或只是略微点到“文化大革命”，但这些“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写下的文字，其拨乱反正之意也是十分明显、为读者所心会的。《在阜平》的最后，孙犁道：
“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面对祖国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⑨]
孙犁这类真实、深情的回忆性作品，具有一种迫人之力，使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对历史，反躬自省。
前面已经指出，如果说洁癖对孙犁有所制约的话，那也只是在直接展示“文化大革命”的邪恶现象方面。他的洁癖并不碍于他舍其形而取其质，将它的邪恶本质直接呈示出来。在这方面，他目光和笔力的犀利都是罕见的。试看这段文字：
“当变革之初，群众揭竿而起，选士用人，不可拘泥细节。大局已定，则应教养生息，以道德法制教化天下。未闻当天下太平之时，在上者忽然想入非非，迫使人民退入愚昧疯狂状态。号称革命，自革已成之业，使道德沦丧，法制解体，人欲横流，祸患无穷，如‘文化大革命”者所为。”[⑩]
言不过数语，却将这场历史浩劫的特殊性、荒诞性，以及多方面的巨大危害性揭示了出来。孙犁这种入木三分的文字并不少见，读来触目惊心。孙犁不仅每每将“文化大革命”的邪恶本质深刻地揭示出来，昭示人们，而且还十分关注“文化大革命”在此后的社会现实中，包括文艺领域所留下的隐患、遗毒，时时发而为文，痛加针砭。这类文字也是很可贵的。
总之，晚年孙犁是有着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他受到素有的洁癖限制不愿用与自己不相宜的方式，而只用与相宜的方式去完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揭露和批判。他这样做了而且是成功的。
还应该指出，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孙犁的文字从表面看虽然涉笔“文化大革命”渐稀，但实际上文字的深层还是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极度憎恶的心理情结的。孙犁在此后的岁月中分明地感受到了历史重又步入正轨，并在不断前进，但他又始终心存忧患，不能不注意到现实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那门墙自毁式的历史浩劫对于从青春时代就赤忱地投身革命的孙犁来说，教训真是太酷烈、太深刻了，他不能有忘，更不敢有忘。对“文化大革命”极度憎恶的巨大心理情结，还有那对抗日战争一往情深的巨大心理情结，在他是永不可能消解的。
三
早年的孙犁写作以小说为主，但晚年却不再写小说而专事散文了。对晚年的所谓《芸斋小说》他自己就说过，不过是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冠以“小说”之名而已，实际上是“纪实”，就是说也还是散文。对于惯写抒情小说的孙犁来讲，热情是写小说时不可或缺的，但后来的经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令他热情消减了不少，更多的却是深思中形成的历史和人生的层层理性积淀和深长感喟。这于散文非但无碍，反倒有利。于是他转而专事散文写作，并以为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了。亲身经过抗日战争那样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又亲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巨大的历史倒退，不能不引起的反复思考和复杂的历史感怀，是无法以通常所习认的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表现的。因此，晚年的孙犁又鲜明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和鲁迅的散文文体观念，明确地认定散文“是指所有那些记事和说理的短小文章”(11)。孙犁认为散文也就是杂文，但并非专事讽刺的，品类众多，越杂越好。因此，他不只写了不少叙事散文和一些抒情散文，而且写了许多杂感、题识、读书笔记、书评、序跋、书简之类的散文。他既是域限宽舒的散文文体观的主张者，同时又是这种观点的大力实践者。晚年孙犁的散文文体颇多，内容亦丰，而文体的多种变化归根结蒂是为了适应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需要。
晚年孙犁的散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都是以极严谨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现实主义态度写出来的，因而具有一股凝重到逼人程度的真实力量，令人不能深味、沉涵其中。这固然有对自身早期现实主义品性的沿承，同时也有对于早期某种天真、幼稚、浪漫的严肃反省，更有因“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孙犁进一步坚持现实主义，严谨到苛求自己，是毫不奇怪的。
孙犁严谨到了苛求的现实主义态度明显地表现在散文选材和表现上。对于现实生活材料，他严格地限定在亲历、亲见、亲闻的范围内，否则他则倍加爬罗剔抉，细心辨析、厘定，以求信实。这样选材，特别是对现实生活材料的选择，是受很大限制的，这很可能导致作品的偏枯。但是，作品最大程度的真实对孙犁才是再重要不过的，因此，孙犁宁冒偏枯之险也不稍减自我约束。此外，在表现上，孙犁完全排除了任何对材料的加工、改造，更不要说是虚构了。他只是致力于真实材料的质直、本真的呈示。但孙犁又是远离自然主义的，因为他选择并表现事物时，又总是不忘典型性这一尺度。
晚年孙犁的创作态度，还表现在思想、情感表达的真实上。在这方面他同样恪守着质直、本真的原则，从不随俗，从不浮夸，从不掩饰。即使是对于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患难的战友，永不能忘的青春伙伴，他也是如此。对他痛悼友人的文字，颇有人以为没有能写出他们的“高大形象”，但他还是一仍其旧，不稍改易。“我的伙伴，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12)他内心感受到的是这样，也就这样写，也就只能表达这样的思想、情感。他不仅没有拔高他们，甚至还写了他们的不足。因为他内心以为“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该如此”(13)。他深爱自己的战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蒙难更使他思念不已，但描述他们并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思想情感时还是毫不夸饰，甚至质直、本真到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这类文章尚且如此，又遑论其它？
应该指出，孙犁所表现出的并非一般的不素朴的质直、本真，而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巨大的历史倒退，对历史、现实、人生作了反复思考后达到的高度自觉的质直、本真，非但不容任何虚假，而且也不容任何天真、浪漫掺入其中，是锲入了事物本质的深刻的质直、本真。他追求这种质直、本真，也相信这种质直、本真的力量。真实从来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力量，更何况晚年的孙犁又是如此执着！
晚年孙犁选材的苛严，再加上他无论在材料和思想情感表达方面的质直、本真，使他的散文不可能是丰润的，或摇曳多姿的，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散文失于偏枯。材料严格真实而典型，思想情感严格真实且深深锲入历史、现实和人生，使他的散文获得了深刻、凝重的品性，虽瘦而不枯，别具一种清峻、瘦劲的风骨、神采，有似老梅。与之相应，他也吸取了文言文的不少滋养，语言更求雅洁、简劲，这也越发增添了老梅的姿影。如果说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了晚年的孙犁其人如老梅的话，那么这里我们当可进而领略到其文亦如老梅。常言“文如其人”在孙犁确是如此。
四
非常敬仰孙犁的贾平凹之《孙犁论》，虽然文字寥寥，但却颇有精到值得注意之处。他以“清正”二字概括晚年孙犁其人其文就相当剀切。但是，他以为孙犁“是一个儒，一个大儒”(14)却不妥，这至少会引起误解。晚年孙犁无论其人还是其文给人的清正之感与富有道义精神密切相关。他那形成于不同时期但同时存在于晚年并对他晚年的文学创作无比重要的二大心理情结，可以说都是以道义为核心的。晚年的孙犁尤其具有道义精神，而这也确与儒家重君子轻小人的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晚年这种道义精神主要却不是来自儒家，他的道德观在整体上与儒家相距颇远。形成晚年孙犁道义精神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母亲在孙犁儿时就给了他“饿死不做贱，屈死不告状”的教诲。他的母亲是位善良、质朴的农村妇女，她给予儿子的这一精神滋养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农民在各种压迫下、各种劫难里，以无数血泪的代价换取的一种对道义和人格自尊的重要认识。劳苦大众的这种精神传统虽然是朴素的，但至为丰厚，滋养了孙犁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仍不时思及。可以说，即使仅仅凭此，孙犁也不可能缺钙。青年时代他经历了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又以自己的巨大牺牲，以生活中虽极细致亦无所不在的情操进一步滋育了他。在中学时代，孙犁无比崇敬鲁迅，而此后的岁月，他更是越来越自觉地追踪鲁迅的步履了。他曾指出：“学习鲁迅，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他的思想，变化及发展。他的文化修养，他的读书进程。他的行为实践。他的时代。”(15)这绝非泛言空论，而是他数十年来身体力行的经验谈。即以其中的“他的文化修养，读书进程”而言。从五十年代开始，孙犁即据鲁迅日记中的购书目录购买了大量书籍，认真研读，这即使在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学习鲁讯是何等赤忱，又是何等深细了。孙犁当然清楚自己与鲁迅的包括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在内的诸多差异，他更明白，鲁迅的伟大建树是自己终不可及的，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始终心向往之。天道酬诚酬勤，多所差异的孙犁还是从鲁迅那里接受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鲁迅最宝贵的道义精神——硬骨头精神影响了他。较之鲁迅，孙犁自然是普通、平凡的，但论其骨相，却确有鲁迅的血胤。而所有的一切道义的沉积和升华，则又因邪恶到了极致的“文化大革命”而大为激扬了起来，强化了起来。晚年孙犁尤其强烈并极为重要的道义精神，明显地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来自民族的精魂鲁迅，来自时代的正面推动或反面激发，将他说成是大儒虽在主观上是推崇，但客观上却是不妥的。
孙犁早年即是具有道义精神的，但每多潜隐而未尽显彰。早年孙犁其人其文，恰似他钟爱的白洋淀的芦苇，茎叶一体的翠碧中实际是含有可抗恶风的强韧的。而晚年的孙犁其人其文却如老梅了，原因既有他在道义方面不息的内在追求，同时也有时代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把他锻炼成为一株老梅。
收稿日期：1996-03-20
注释：
①、②、⑨《孙犁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上集，第173；249；200；92；43；449；495页。
⑧、（11）、（12）、（13）、（15）第171；85；171；458；109页。
①④《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