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魏叙事诗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事诗论文,汉魏论文,述评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古老而文明的祖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是最早成熟的文学形式之一，一直伴随着几千年的文明史而长盛不衰。纵观古代的诗坛，抒情之作显然占据了创作的主流，而叙事诗则相对数量较少，远不如抒情诗的长河那般波澜壮阔。但是，中国的叙事诗与抒情诗同样的源远流长，它自先秦导其源、汉魏备其制、两晋南北朝扩其流、而至唐代擅其美、宋元明清沿其传，早已发展成了一条与抒情诗并行的创作潮流，形成了诗歌史上一道别具风貌的人文景观，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与总结。有鉴于此，本文拟寻本溯源，回顾叙事诗从先秦、两汉直至建安时期，由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的历史，总结叙事诗在其发展初期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利于观照后世，进一步探索它在成熟之后发展、沿革的规律。
一 先秦：叙事诗的萌芽与形成期
叙事诗，是相对抒情诗而言、以叙述历史或当代的事件为内容的诗。它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即使带有抒情的色彩，也要借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而不像抒情诗那样偏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叙事诗就由萌芽到形成，出现了篇幅完整、情节曲折的作品，这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若以内容划分，《诗经》中的叙事诗大致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记叙华夏民族繁衍的历史。《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是周王朝的史官和乐工根据民间传说进行的再创作，可视为我国古老的民族史诗。二、记叙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诗经》中的某些诗篇记叙了古代复杂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如《小雅·十月之交》反映了西周末期的社会危机，揭露周幽王宠幸褒姒、任用小人，致使百姓遭殃、国运衰微的历史事实，并将七名佞臣的姓名一一指明，以彰其罪。三、记叙古代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长篇叙事诗《豳风·七月》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此诗由岁寒到春耕，逐章描写耕种、蚕桑、制衣、狩猎、修屋、造酒、储存、凿冰等生产活动，记叙了农人一年到头的劳动。而《郑风·溱洧》、《郑风·女曰鸡鸣》则叙述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张尔歧《蒿庵闲话》卷一评论后诗云：“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语叙景，错杂成文。如此类者甚多。《溱洧》、齐《鸡鸣》皆是也。”四、记叙人物经历的叙事诗。这一类诗歌以某个人物的经历为中心，叙述其生活与遭遇，《卫风·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称赞此诗云：“按此篇层次分明，工于叙事”。（“毛诗正义”二五）
根据上述例证，我们还可看出，中国古代的叙事诗自形成之时，就具备了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题材极为广阔，包括了由历史到现实中的各类事件。如叙述民族发展的历史、描述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无不可进入叙事诗的内容之中。二是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根据汉代学者的“采诗说”，不仅《国风》中的作品源自各地的民歌，就是《小雅》中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也应采自民间。至于《雅》、《颂》中反映贵族生活的叙事作品，根据先秦“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的记载，当出自贵族文人之手，或经过他们的加工之后呈献王室。但是，即使是这部分“献诗”之作，在其叙事内容与手法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如《大雅·生民》描写后稷诞生后被弃不死的神奇传说，《大雅·绵》中描写“百堵皆作”的劳动场面，都明显地受到了民间神话传说和民歌特有的叙事节奏的影响。三是叙事的真实生动。虽然，先秦叙事诗对于事件的过程大多为粗线条的简单叙述，还缺乏具体细致的描述，但却不乏真实生动的情节，上述中的《女曰鸡鸣》即为实例。四是少数诗篇中已塑造出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形象，《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例。上述特点曾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先秦叙事诗中那种关注广阔的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给后代诗坛以巨大的启示，从汉乐府到建安诗人，再到唐代的杜甫和白居易，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得以一脉相承，成为历代叙事诗创作中一个最重要的优良传统。
二 两汉乐府：民间叙事诗的繁荣期
自汉武帝始，统治者设立乐府、采集歌谣，“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现存的两汉乐府民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自由活泼的新形式，而使民间叙事呈现出空前繁荣的面貌。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因其多来自社会底层，故于当时之民情风俗、政教得失，多有深层次的反映。正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所云：“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与先秦叙事诗相比，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在叙事手法、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均有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叙事的完整性、故事性。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如《陌上桑》、《妇病行》、《东门行》、《雁门太守行》等，均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或中心人物集中描绘，成为一篇篇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明显分离，以第三者的口吻来叙述。而在《诗经》中，即使像《氓》那样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也多通过主人公的倾诉来叙述过程，并未彻底脱离抒情的形式。二、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以表现社会现实中庶民生活的悲欢曲折为主要内容，因此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往往曲折生动而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如《陌上桑》中采桑女罗敷与使君的较量；《妇病行》中病妇托孤与孤儿索母的情节描写；《上山采蘼芜》中弃妇的“故夫”喜新厌旧的供词等，无不带有明显的戏剧色彩，与《诗经》中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叙事诗的故事性、戏剧性大大加强了。三、人物形象的传奇性与鲜明的个性。由于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与群众性，汉乐府民歌在其传唱过程中的不断加工，使叙事诗的主人公愈来愈具有传奇性。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东门行》中奋起反抗的丈夫与忍辱偷生的妻子。四、崭新的语言形式及多样化的诗歌体裁。汉乐府叙事诗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语言形式，除极少数作品（如《雁门太守行》）外，普遍采用了自由变化的杂言歌行体与新兴的五言诗体，如采用杂言歌行体的《东门行》、《妇病行》等，其参差错落的句式与曲折多变的情节紧密配合，开后世乐府歌行之无穷法门。而叙事名篇《陌上桑》及《十五从军征》、《相逢行》等，则是句式整齐的五言诗。这些足以说明，杂言歌行与五言诗体这两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民间兴起后，在汉乐府叙事诗中已完全运用自如，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从而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新的样板，也成为后世叙事诗所使用的两种基本形式。
在谈到汉代民间叙事诗时，我们不能不提及伟大的叙事长诗《焦仲卿妻》（又名《孔雀东南飞》）。对这首长诗产生的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据诗前小序“汉末建安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的有关记载，可知诗中所叙事件乃发生于汉末，“时人”采用了民间已完全成熟的五言诗体为之作诗传唱。此后在流传过程中，历代可能有所增补加工，直至南朝时为徐陵收入《玉台新咏》。这首长诗在反封建的重大主题之下，塑造出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主人公刘兰芝与焦仲卿忠于爱情而与封建势力拼死抗争的精神，成为千古流传的正面形象；就连专横暴戾的焦母、趋炎附势的刘兄，也早已成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典型。同时，此诗在基本的叙事手法与采用的五言形式上均与汉乐府民歌相通，实为两汉民间叙事诗发展到高峰的标志。因此，在古典诗歌史上，汉乐府民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叙事诗发展趋于成熟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当叙事诗在两汉民歌中兴盛发展之时，文人叙事诗的发展并未与民间同步，而是相对落后于民间叙事诗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盛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两汉文人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铺张扬厉、歌功颂德的辞赋创作上，使文坛出现了辞赋独盛的局面。现存的汉代文人叙事诗极其有限，但从这寥寥可数的篇章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文人在乐府民歌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不断提高叙事技巧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文人叙事诗向民间学习、探索与仿制的时期。现存最早的汉代文人叙事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内容是咏西汉时缇萦救父的故事。全诗采用民歌中业已成熟的五言形式，共写了16句，将史事作了简要的叙述，虽在艺术上“质木无文”，但对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人物与结局均有清晰的描写，已具备了五言叙事诗的基本框架。在东汉文人的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与宋子侯的《董娇娆》是两篇出色的五言叙事诗，明代胡应麟曾在《诗薮》中赞叹说：“汉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宋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才也。”这“妙绝千古”的二诗均受到乐府民歌的莫大影响，辛诗叙述汉代羽林郎冯子都调笑酒家胡姬，遭到胡姬坚决反抗的事实，此诗从内容到语言明显摹仿了《陌上桑》；而宋诗则以浪漫的笔墨，沿用乐府民歌中常见的对话方式，描写出花与人对话的情节，揭示出青春难以永驻的主题。上述二诗的成就表明：在东汉末年，在民间叙事诗的影响下，文人叙事诗也已在仿作中走向了成熟。
三 建安诗坛：文人叙事诗的成熟期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包括了由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至曹魏前期（233）共四十余年的历史。此间， 汉末巨大的社会动荡破坏了旧有的封建秩序，导致了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促使文人思想从“独尊儒术”中获得解放。在此背景下，歌功颂德的汉赋衰落了，而在汉乐府民歌直接影响下的建安文人诗则在文坛崛起，文人叙事诗的创作也进入了全面成熟的时期。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其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受到了汉乐府民歌很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叙事诗，也表现在他们的大部分诗作袭用了汉乐府旧题，并且采用了乐府民歌中早已成熟的五言诗形式，形成了诗坛“五言腾踊”的局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文学的滋养，才使文人叙事诗在经过秦汉长期沉寂之后，在建安时期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但是，文学是在不断发展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较之汉乐府，建安文人叙事诗视野更为开阔，题材更为广泛，叙事技巧更为圆熟，并以其充实深刻的内容、慷慨刚健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史上树起了“建安风骨”的光辉旗帜，而这一切正是文人叙事诗全面成熟的标志。
建安叙事诗在创作题材上的广泛性与开拓性可从下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中得到印证：
第一类是悯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等，描写了董卓之乱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及丧乱景象。
第二类主要抒写个人在现实中的经历与感受，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
第三类是记叙征战生活与日常交游之作，如曹操的《苦寒行》记述建安十一年北征高干途中的艰辛与所见所闻；王粲的《从军行》则采用五首连章的形式记叙曹操率大军西征张鲁，以美其事。王粲又有《赠士文始》一诗，追述董卓之乱中二人自京师赴荆州之经历；刘桢则有《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回忆曹丕与文士宴饮娱乐及相互交往之友情。此外，尚有曹丕、曹植、应玚等人的《公宴》、《斗鸡》之作，或述恩荣、或叙酣宴，记事而已，价值不高。
第四类是描写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与事件。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可为此类之代表。左延年生平无考，然《晋书·乐志》云：“黄初（曹丕称帝年号）中，左延年以新声被宠。”其所作《秦女休行》叙述烈女为宗报仇、杀人都市之事，在语言上虽有摹仿《陌上桑》之处（如“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云云），但在叙事上情节曲折跌宕，且加入杂言对白，故胡庆麟《诗薮》中云：“左延年《秦女休行》，叙事真朴，黄初乐府之高者。”此外，曹植之《白马篇》描写一个武艺高强、为国尽忠的游侠儿；其《美女篇》、《种葛篇》，一写盛年独处之美女，一写弃妇；这几篇虽都是另有寄托，然亦不失叙事之体，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另有阮瑀所作《驾出郭北门行》，描写了一个受后母虐待的孤儿，在题材上与汉乐府之《孤儿行》相似。
第五类是咏史诗，建安诗人仿班固《咏史》之作，计有王粲《咏史诗》一首、阮瑀《咏史诗》二首、曹植《三良诗》一首，内容均为咏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之事，当为一时之作，然大都描述简单、缺乏情节。唯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首，咏秦代筑长城之事，讽当世徭役之苦，诗中通过长城吏与役夫、役夫与妻子的两组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可信、触目惊心。值得注意的还有曹植后期所作之《怨歌行》，咏周公辅佐成王反遭流言陷害、待罪东国之事，此诗实有所指。曹植是魏明帝之叔父，和周公与成王之关系相同。太和二年明帝赴长安时，洛阳曾有流言传说“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魏志》太和二年裴注），以致引起明帝对曹植极大猜忌，曹植诗中乃借史实雪洗自己，感慨良深，故明陆时雍评此诗云：“叙古如披己怀，读之觉一往之气可尚。”（《诗镜》）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建安文人叙事诗不仅继承了民间叙事诗密切联系现实、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富有传奇性、故事性的基本特征，而且其叙事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同时，在叙事艺术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表现是：
1、在反映现实上更具深刻性与概括性
建安诗与汉乐府的最大区别，乃在于作家群体的身份不同。乐府诗来自民间，作者难免受到生活视野的一定局限。而身为建安诗坛领袖的曹操本是雄踞中原、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作为邺下文人集团主力的“七子”亦多随曹氏南征北战、参予决策，他们观察现实的着眼点与概括现实的起点自然高于民间作者，故其诗歌创作多从大处着眼，记叙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表现社会变动与民生丧乱的重大主题。曹操运用如椽之笔，写下反映汉末动乱的名篇《薤露行》、《蒿里行》，高度概括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而被钟惺赞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而号称“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作有《七哀诗》三首，其第一首在“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的时代背景下，集中描述了一个“饥妇弃子”的典型事例，活画出一幅惨痛的难民图，揭示了董卓匪徒李傕、郭汜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较之汉乐府，建安叙事诗在反映现实上艺术概括力更强，更能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揭示社会问题的实质。
2、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使情节描写更具真实性与生动性
作为汉末动乱的目击者与亲身经历者，建安文人的叙事诗不像汉乐府叙事诗那样以旁观者的语气作客观描述，而是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其所见所闻与个人经历，同时也抒写自身在现实中的主观感受，从而使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艺术震撼力。在这方面，蔡琰的《悲愤诗》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堪称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典范，代表了建安文人叙事诗的最高成就。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赞前诗“情真”，“情深”、“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宋以后苏轼等人曾怀疑此诗非蔡琰本人所作，清人吴闿生在《古今诗范》中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曰：“苏东坡不信此诗，疑为伪造，吾以谓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之所能代也。”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则反映了曹丕称帝后对诸兄弟施以残酷迫害的情景，诗中记叙了任城王曹彰的暴死，记叙了作者与白马王曹彪遭受监视、被迫分离的过程，充满了人生无常、朝不保夕的悲叹。清代方东树评此诗云：“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昭昧詹言》）
3、赋、比、兴手法的交融，使叙事诗深于寄托，富有讽谕性
曹魏代汉，身为“建安之杰”的曹植深受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有志难展，怀才不遇，在极度苦闷中写下了一批有深刻寓意的叙事诗，借以寄托怀抱、讽谕现实，这是《诗经》以来比兴手法在叙事诗中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例如《种葛篇》托词夫妇，从“与君新婚时，结发恩义深”写到“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借夫妻感情之变化隐喻自己与曹丕的关系，抒发“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的感慨。《美女篇》塑造了一个容华绝代的美人形象，末尾以美人求偶独难、只能“盛年处房室”的悲叹，隐喻自己年华虚度，“抱利器而无所施”（《三国志·陈思王传》）的悲剧命运。清人叶燮曾盛赞此诗云：“《美女篇》意致幽渺、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后人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此外谁能学步？”（《原诗》）曹植这些富有隐喻意义的叙事诗，将传统的赋（直陈其事）与比、兴的手法融合在一起，赋中有比，比中寓兴，深于寄托，讽谕现实，使诗意变得含蓄委婉、耐人寻味。这充分说明叙事诗在建安诗人的手中，已脱离朴素直率的民歌之影响，走向了文人化。
通过对先秦至汉魏叙事诗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叙事诗在先秦形成之后，两汉时在民间繁荣发展，建安时在文人手中进一步提高，从内容到形式得以全面成熟。在此过程中，古代叙事诗业已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即：注目社会民生、密切反映现实的传统；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上不断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传统；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传统；赋、比、兴手法综合运用的传统，等等。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哺育了后代的诗人，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并在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与白居易的笔下得到了发扬光大，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诗史”价值的《三吏》、《三别》，富有深刻讽谕意义的《新乐府》，以及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现实与浪漫相交融的《长恨歌》等一系列著名的诗篇。从而使叙事诗以其独特的视野与风格、富有魅力的情节与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古代诗歌的长廊中放出异彩，与数目众多的抒情诗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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