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领导活动中的“贸然履新”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李鑫均[1]（2021）在《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1923-1967）》文中研究说明
姚连营[2]（2021）在《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提出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塑造中国制度优势、创造“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治理机制之一。本文研究聚焦于政策试点运作过程这个“黑箱”,深入探究政策试点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具体运行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通过怎样的组合和路径对试点的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文献研究本文选取政策试点运作过程中的“试点如何发起”“试点方案清晰度”两个关键要素作为分类标准,将政策试点分为“选点试验”“发标申报”“申请授权”“自主探索”四种模式,并基于这四种模式的分类,选取了四个典型案例,对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度解析,从实践层面对试点机制运作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总结提炼。同时,本文从过程论的视角,把政策试点看作是一个政策创新和扩散的复合过程,引入政策创新扩散相关理论,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相关的文献进行概括总结。进而,综合案例提炼和文献总结,本文提出了影响政策试点运作成效的综合分析框架,即一个基于行动者-互动-场域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包含试点批准机关、试点地方政府的行动者,试点行动者围绕试点开展的互动,以及试点具体运作的场域三个维度,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在提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对试点的行动者、互动过程、和试点场域三个维度,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析出9个变量,据此分别提出研究假设,构建了离散选择模型,采用2013年12月-2018年4月纳入浙江省委改革办台账管理的417项政策试点,量化编码提取数据,实证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对试点成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更进一步,为了验证本文分析框架中各要素的组合形态（组态）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我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总结分析出了政策试单各类结果产生的影响因素和清晰路径。研究发现,“试点批准机关的权威性”“试点设置方式”“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等因素对试点的执行成效和扩散成效都产生显着影响,这其中“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执行和扩散两个阶段产生着相反的影响,即对试点的执行成效产生负向影响,但对于已经取得经验的试点,场域内利益复杂性对试点扩散成效产生正向的影响。试点地区官员任期、试点地区财政收入试点的范围等场域因素只对试点执行成效产生显着影响,而对试点的扩散成效产生的影响不显着。此外,有些影响因素在不同领域的试点上表现出异质性,如,“试点经费”因素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影响不显着,但对社会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试点成效影响显着等等。最后,基于QCA的分析,使我们从多重并发的角度对政策试点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各因素的影响不是单独进行起作用的,往往是以组态方式存在的,也即多种因素并发对试点的执行和扩散产生影响。有意义的发现是,在有些关键因素的缺失的情况下,搭配合理的组态,试点仍然可以取得好的成效,而有些具备较多有利条件的试点,也会往往因缺乏一个条件的搭配,而导致试点不能顺利执行或扩散。比如,回归分析显示,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具有弱地方财政,甚至有些还具有较低的官员动机等不利因素,容易导致试点成效不好,但在组态的视角下的研究发现,搭配以“有力的督查评估”“试点经费支持”等因素,依然能得到试点成功路径。再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试点设置方式显着影响试点的成效,自上而下设置的试点成效好于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但考虑组态效应,自下而上设置的试点,如果组合有力的督查评估和高权威的批准机关等其他因素,也同样推动试点取得成效。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发现,我们通过梳理归纳上文实证分析结论,明确分析试点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几个视角和改进试点工作的原则,并通过深度挖掘案例、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政策试点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从合理界定试点批准机关在试点过程中的职责,根据试点事项属性和复杂性恰当选择试点地区,在试点批准机关与试点地区政府之间建立健全良性沟通机制,配置良好的试点运作的场域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提升试点运作成效的建议。
朱宏敏[3]（2021）在《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文中提出年谱除了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和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外,还会留下他们有关疾病、身体情况和医疗就诊信息的记录。因此,对这些疾病信息进行整理,有助于了解病患及病家对疾病的认知情况、采取的应对策略、对患病成因的解释,以及医者和病者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选取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为切入点,以士人年谱中有关病人疾病体验与医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历史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疾病与医疗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展开和论述。对年谱中出现的有关疾病记录进行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病人既受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又有一些常见慢性病时常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对疾病的感知与描述还缺乏清晰地认识,诸如只提及病症却无法指出所患何病。从治愈疾病的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者水平仍相当有限。在致病成因中,关于对病者患病缘由的描述,可以获悉他们对病因的认识更多的与自身生活境况和社会环境有关。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代的这种剧烈的变动并没有像在历史书写中那样描写的波澜壮阔,而是透过这些简洁文字的记录,发现因罹患疾病,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工作无不受着影响。当疾病来临时,病人的治疗措施包含五种情况。一是延请名医良医和西医医者,这一类病人倾向于看重医者的口碑和专业的医术。在择医选择上,中西医并治的医疗举措,表明西医医疗人员和医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疗行业。二是在他人推荐中,病人是通过人际网络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医者,清代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书籍的编撰出版,为病人接触和学习医药知识在自行医治上带来了便利。三是民俗疗法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病人往往是在医药无效的情况下选择求神、祷天、庙观求方等方式治疗疾病。四是亲属对病人的医疗救护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意识分不开,儒家孝道的伦理思想渗透在家庭伦理的医护活动中,记录的文本展现了侍疾中孝子和孝妇的形象。此外,在家庭医疗照护中,涉及到了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女性的照顾对象较为多元,患病的亲人几乎全部囊括在内,而男性多为父母为主。五是病人通过环境疗养、饮食调理、温泉疗疾、读书养心、静坐导引等养生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众多的医疗选择中,病者治疗疾病的行为并无先后之分,在选择上是自主且多元的。在医病互动中,病人及其家属并不是被动接受医生的治疗,频繁地择医、换医、群医共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决定治疗方案的往往是病家。反观现代病人就诊情况,因医疗体制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变化,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疗模式中逐渐消失。在科学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下,因医学的权威性和医生的专业性使得病人过度依赖和尊崇医生的治疗,缺乏与医生的互动,自身参与意识不强。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病人不是没有发声的机会,面对多元的医疗选择和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对病家而言是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性,延请庸医是病家无奈的选择。对此采取的则是更为谨慎的态度,影响了病人的求医愿望。
宋子昕[4]（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彭阿俏[5]（2020）在《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文中指出由于湘西地理位置偏远,一说到湘西,给人们的印象比较复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湘西似乎总是给外界呈现出一种超乎存在的状态,与此相对应,在有关湘西的书写文本里,特别是域外人对湘西的书写文本里,湘西更是一个超越了其地理概念的集野蛮、暴劣于一体的文化形象。甚至对湘西形象的描述和想象,已经形成了“蛮”、“匪”、“巫”及“世外桃源”等套话。其实,湘西及湘西人本不如此,湘西形象的“他者想象”与真实的湘西以及湘西人的“自我表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单的统计表明,有关湘西形象的“自我表达”与“他者想象”,前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既体现了后人对湘西形象“自我表达”的关注度不够,也体现了湘西人“自我表达”的话语量不足。清代湘西地方志,特别是其史传文学及艺文,是了解湘西人形象的重要文献库,这里汇集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湘西人,从中可以发现,清“改土归流”完成后的湘西人形象相比更古代的湘西人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本来,过去有关湘西人的显着差异的话语表述应该成为历史话语,可恰恰由于湘西地方志这种充分的“自我表达”,因其文献的严肃性在文献生产的时代没有被广泛传播,而近现代以来又忽略了对它的传播。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的湘西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古典湘西想象的套话,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它真实地记载了自清朝乾隆、雍正以来的近200年的湘西人和事,比较全面地辩解了过去古代文献对湘西人的扭曲甚至污名化。在现存的30部湘西史志中,长长短短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艺文志等记录各类人物8000余人。有忧国忧民的湘西战士、淳朴尚仁的湘西民众、汉文化影响下的湘西文人,等等,他们同许多优秀的“汉民”一样,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是主流社会推崇与称赞的对象;同时,湘西史志中也记载了一批在当时与清政府对立的反面英雄,他们同样有追求真理的梦想,有血性刚强的人性美;还记载了一批具有审美意蕴的高尚女性形象,等等,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特别是“他者”笔下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的湘西人形象大相径庭,至少可以区别“蛮”、“匪”之说。影响湘西人形象生成的原因很多,它是内外交替的产物,主要为以下两点:内在因素是湘西人的血性精神源远流长,早在尧舜禹时期,湘西地区就曾遭受强力用兵,经历多次实践的洗礼,湘西人学会了依靠自身力量求取生存与发展,造就了湘西人特有的血性。这种血性在民族大义上,则表现为爱国主义,在湘西少数民族内部,则表现为英雄主义的尚武崇拜。外在的强力因素便是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清“改土归流”前,汉文化的影响主要在湘西地区的上层社会,于普通民众而言有些遥不可及,这种“资源”的不平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清“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大量的书院、义学纷纷创立,为湘西地区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另有当地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及种种科举优惠政策的推动,湘西士子积极向学,纷纷应试,湘西地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举人、拔贡等湘西本土文人。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湘西有识之士部分甚至被纳入了国家和地方管理阶层,成为清廷在湘西地区新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汉文化在湘西地区找到合适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推动了礼制在湘西地区的推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湘西地区的“汉化”。面对这群自我书写表达出来的湘西人,结合“他者想象”与“自我表达”迥异的审美视角,对湘西人形象审美便可多元化。不同的视角造就不同的文本类型,从而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而通过对“自我”与“他者”这两种不同视角下的文本进行分析,会使湘西形象更加丰满。针对“蛮”、“匪”等湘西人形象的套话（或称为定型化）,湘西地方志这一重要文献史料库所表现的客观“辩解”,可解读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谁对湘西人进行了“蛮”的圈定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湘西“匪”的概念泛化,另一方面,为“蛮”辩解,对“匪”解读,从而解开种种“误解”,并揭示其“正义”背后的忽视现象,还原相对真实的湘西人形象,以实现湘西形象的更艺术化真实。
于红丽[6]（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张晓芳[7]（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唐秋香[8]（2019）在《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约从5世纪30年代起,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日耳曼部族大批移居不列颠,并在6世纪末左右建立了王国。经过不断的征战和抵御维京人入侵的战争,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初步实现了统一。在宗教信仰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起初都是异教徒,但在6世纪90年代之后的3、4代人后,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惠特比会议结束后,基督教在英格兰获得了迅速发展,修道社团在各地涌现。而且,经过不断的改革和调整,英格兰在诺曼征服前已建立了 17个主教管区和数以千计的乡村教堂。当罗马传教团在6世纪末抵达英格兰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刚从部落军事首领转化而来,微弱且不稳定。改信基督教不仅有助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迈入文明开化的门槛,他们的统治者也能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对外扩张的政治野心。另外,在王国治理方面,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离不开教会,因为神职人员有丰富的教务管理经验,而且,当时只有教会拥有受过教育、能读会写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积极推动基督教在其王国的传播和发展,如带领臣民自上而下地受洗,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向其他王国输出基督教,通过带头献身宗教、捐建修道社团等支持修道主义的兴起等。另外,在幸存的盎格鲁-撒克逊早期法典中,异教崇拜被严厉禁止,基督教及其神职人员则获得保护。除了捐建主教教堂等这些直接服务于宗教目的的教会建筑,为教会的存在提供必要的经济和物质基础,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是教会财产的最大赞助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主教、修道院院长等是王廷和地方治理中的关键人物,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些高级教士的任免常被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掌控,他们多是国王忠顺的臣属或王族成员。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也经常召开宗教会议,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教会内部事务受到世俗王权越来越多的干预,无法独立发展。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的庇护和慷慨捐赠,基督教迅速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扎根,并很快就积聚了大量财产。作为报答,教会竭力帮助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构筑一种受“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例如,将国王等王族成员尊奉为圣徒,帮助找到一种新的激发其民众忠诚的替代品;在国王的登基典礼中引入涂油礼,向世人证明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并使盎格鲁-撒克逊王权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等。与此同时,教会也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输送了诸多有用人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活跃于王国的政治舞台,除了经常受邀参加贤人会议,与国王和其他世俗贵族共商内政、外交等重要事务,他们还与郡长一起承担维护地方秩序的重任。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教会不仅为王国的和平提供真诚的祈祷,一些高级教士甚至亲自领军同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入侵者作战。此外,作为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也在英格兰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彼此利用,并相互为对方的需要和利益服务,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与日耳曼人旧有的世界观存在着对立。从7世纪后期开始,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态势,如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与数位诺森伯里亚国王的争执、坎特伯雷大主教与麦西亚王权间的激烈冲突等。不过,总体来看,由于共同的目标和需要比实际或潜在的冲突和混乱更巨大、更强烈,和谐的合作是诺曼征服前英格兰教俗关系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在维京人的劫掠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教权和王权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尽管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沦为了世俗王权的附庸。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常被称为罗马教会的“女儿”。大格雷戈里、维塔利安等教皇对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继承人也努力通过授予盎格鲁-撒克逊大主教披肩等方式维系同它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罗马教廷表现出了很大的忠诚——主动向罗马教廷寻求关于英格兰教会的一些紧要事宜的意见和支持,并致力于教皇的传教事业等。尽管如此,由于罗马教会此时自身力量尚弱,再加上距离相对较远,教皇与盎格鲁-撒克逊世俗王权和教会的联系不多,英格兰的教会事务较少受罗马教廷的干预。不仅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从很早起就表现出了较大的独立意识,拒绝执行罗马教廷就“威尔弗里德事件”做出的判决。另外,在任用高级教士和婚姻领域,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经常违反相关的教会法规,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
张舒[9]（2019）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闽南为我国着名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繋。《江声报》作为闽南原乡的地方性报纸,发行於闽南、南洋、台湾三地,在闽南人聚集区拥有大量读者。二战时期（1939-1945）,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联繋被迫中断,《江声报》也受战争影响而停刊。战争胜利後,《江声报》复刊。复刊後的《江声报》中载有大量与南洋有关的新闻、评论、广告等内容。本文试图以这部分报道为切入点,通过对1945-1946年《江声报》中有关南洋的报道进行搜集整理,考察其主要内容,结合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华侨志、侨批等资料,探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联系的重新建立,思考流通於闽南与南洋之间报纸的意义,并揭示《江声报》对闽南地方性的建构。本文研究显示,透过复刊後的《江声报》,可以看出:闽南原乡与南洋之间因战争而中断的交通、人员流动及侨汇,在战後初期都开始恢复。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也纷纷开始救济闽南原乡。1946年南洋各国排华风潮渐起,复刊後的《江声报》对此也十分关注,体现出了南洋与闽南信息传递的恢复,以及战後政府和原乡对南洋华侨的关心。复刊後的《江声报》展示了战後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联系恢复的动态过程。《江声报》作为流通於闽南与南洋的报纸,对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情感共享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华侨与侨乡之间的通道作用,也建构了闽南的地方性。
张超[10]（2019）在《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人物交游活动触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它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群体活动中,并通过群体的有序构建形成多元共同体。共同体有认同意识、促进思维、归属观念的功能,可以将多个一元概念融合从而组成一个新的多元架构。研究人物的交游活动既能够还原一个社会个体乃至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又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及其文化背景。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对人物以及时代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元济是一个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交过众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诗文、书信、集会等交游方式在政治、商业、教育、藏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张元济的交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在学界、政界、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严复、沈雁冰、王云五、毛泽东、傅增湘等不同领域的社会人进行群体研究,来分析张元济在交游中创建个人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情怀与实践活动,试图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总结出以张元济为中心的人物交游特点以及对个人和近代文化产生的作用影响。张元济通过学缘、业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本文编制了《张元济交游活动简表》,列出张元济与一百三十多名重要人物的交游概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元济交游活动的整体面貌。在交游活动中,张元济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思想内容,并通过共同体的活动引进新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承担起启发世人的精神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二、简论领导活动中的“贸然履新”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领导活动中的“贸然履新”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2）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键概念辨析 |
| (二)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相关研究 |
| (三)政策试点成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四)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研究的限制 |
| (一)主要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限制 |
| 第一章 政策试点的运作过程解析 |
| 一、笼统认识带来的困境 |
| (一)试点的目的:“试对”还是“试错” |
| (二)试点的设置:“指派”还是“争取” |
| (三)试点的执行:“控制”还是“有选择的控制” |
| 二、政策试点主要模式划分及其运作过程:基于案例描述 |
| (一)选点试验:国家级“多规合一”试点 |
| (二)发标申报:“坡地村镇”改革试点 |
| (三)申请授权:太阳能光伏产业“五位一体”创新综合试点 |
| (四)探索追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 |
| 三、政策试点的内在运行机制解析 |
| (一)选点试验模式:中央(上级)主导的政策试验 |
| (二)发标申报模式:央地互动中的政策创新 |
| (三)申请授权模式:基层诱致的改革突破 |
| (四)自主探索模式:中央对地方经验的吸纳-辐射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一、政策试点是创新与扩散的复合过程 |
| (一)政策试点的阶段:“点上创新”与“面上扩散” |
| (二)政策过程与创新扩散理论的引入 |
| (三)一个分析框架:行动者-互动-场域 |
| 二、政策试点中的“行动者” |
| (一)试点的授权方:中央(上级政府) |
| (二)试点实施者:地方政府 |
| 三、政策试点运作中的“互动” |
| (一)选点设置 |
| (二)经费支持 |
| (三)督查与评估 |
| 四、政策试点运作的“场域” |
| (一)试点场域中的利益复杂性 |
| (二)试点场域的空间与资源 |
| (三)试点的时间跨度 |
| 五、政策试点运作的结果:创新与扩散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单因素的影响效应 |
| 一、研究假设 |
| (一)行动者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互动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三)场域因素对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 |
|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的设定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的测量 |
| (二)模型的构建:离散选择模型 |
| 四、统计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政策试点影响因素的总效应分析 |
| (三)不同政策领域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试点成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多重并发关系与主要影响路径 |
| 一、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的适用性 |
| 二、案例、变量和校准 |
| (一)案例选择 |
| (二)变量设计 |
| 三、试点各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一)总效果的定性比较分析 |
| (二)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执行效应 |
| (三)分阶段的深化分析:扩散效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试点运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职责履行不到位,试点运行多点受阻 |
| (二)试点地方政府认识模糊、创新动力不足,试点功能异化 |
| 二、从互动的视角看 |
| (一)选点设置和顶层设计对基层需求回应不够 |
| (二)配套经费支持不够精准 |
| (三)多数试点督查评估环节缺失 |
| 三、从场域的视角看 |
| (一)单项型试点缺少系统集成,整体效应难以发挥 |
| (二)部门间利益一致性协调难,合力抓试点的机制未形成 |
| (三)试点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设置不合理 |
| 四、从试点经验推广扩散的视角看 |
| (一)试点“吸纳-辐射”机制不健全,试点成效多停留在点上 |
| (二)创新采纳的动力激发不足,试点自发学习机制不畅 |
| 第六章 提升政策试点成效的建议 |
| 一、在全局视野中正确定位行动者的角色和功能 |
| (一)试点批准机关要根据试点模式把握好“参与度” |
| (二)地方政府在试点工作中要关照全局 |
| 二、优化政策试点的互动机制 |
| (一)畅通上下协同机制,确保选点设置的科学性 |
| (二)区分不同试点领域合理发挥经费激励与支持作用 |
| (三)把握试点执行中的模糊性特征,用好督查评估手段 |
| 三、科学配置政策试点的场域资源 |
| (一)正确处理好单一事项改革与综合改革之间的关系 |
| (二)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部门利益成为创新的障碍 |
| (三)根据政策成熟度合理设置试点范围和时间跨度 |
| 四、构建整体性扩散结构,推动试点经验扩散 |
| (一)建立完善的吸纳-辐射机制 |
| (二)畅通区域间自发学习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选题价值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种类 |
| 第一节 传染病 |
| 第二节 常见呼吸道疾病与消化道疾病 |
| 第三节 咯血或吐血 |
| 第四节 其他疾病 |
| 第二章 士人年谱所见致病原因 |
| 第一节 外部环境侵袭 |
| 第二节 情绪失衡与饮食不适 |
| 第三节 笃信鬼神与天命 |
| 第四节 过度劳累 |
| 小结 |
| 第三章 士人年谱所见治疗措施 |
| 第一节 延请专业医者 |
| 第二节 他人推荐或自行医治 |
| 第三节 民俗疗法 |
| 第四节 亲属救护 |
| 第五节 养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士人年谱所见医病互动 |
| 第一节 病家掌握医疗的主导权 |
| 第二节 医者的应对策略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病例一览 |
| 附录二:士人年谱所见药方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形象学研究概况 |
| 二、湘西形象研究概况 |
| 三、本文相关概念解说 |
| 第一章 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分类 |
| 第一节 忧国忧民的湘西志士 |
| 一、为国尽忠的湘西官员 |
| 二、保家卫国的湘西平民 |
| 三、心系湘民的汉族流官 |
| 第二节 悲壮崇高的湘西“英雄” |
| 一、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 |
| 二、舍生取义的平民“英雄” |
| 第三节 淳朴尚仁的湘西民众 |
| 一、乐善好施 |
| 二、父慈子孝 |
| 第四节 汉文化影响下的湘西文人 |
| 一、湘西地区的本土文人 |
| 二、跻身社会上层的湘西士子 |
| 第二章 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成因 |
| 第一节 湘西人固有的血性精神 |
| 一、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 |
| 二、英雄主义的尚武崇拜 |
| 第二节 汉文化的传播及影响 |
| 一、清“改土归流”前汉文化在湘西地区的传播 |
| 二、清“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湘西地区的渗透 |
| 三、礼制在湘西地区的推广 |
| 第三章 “他者想象”与“自我表达”审美视角迥异 |
| 第一节 对“蛮”的圈定及辩解 |
| 一、经典文献对“蛮”的圈定 |
| 二、湘西史志对“蛮”的辩解 |
| 三、两类文献话语值失衡 |
| 第二节 对“匪”的泛化与解读 |
| 一、正史对“匪”的定型 |
| 二、清朝湘西苗乱的话语逆转 |
| 三、湘西地方志对“匪”的阐释 |
| 四、“正义”背后的忽视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湘西史志 |
| 专着 |
| 期刊论文 |
| 学位论文 |
| 在线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秋瑾文艺”概念界定及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秋瑾生平、思想与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四节 秋瑾的文学创作研究 |
| 第二章 秋瑾题材的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晚清的报刊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散文创作概述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叙事特色 |
| 第四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社会价值 |
| 第五节 纪念与教育:民国后期与建国后的秋瑾题材散文创作 |
| 第三章 秋瑾题材的诗词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激愤与哀思:晚清民国秋瑾题材诗词创作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的价值 |
| 第四章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秋瑾题材戏曲的编创特色 |
| 第三节 启蒙与救亡的延续——蛰伏期的秋瑾题材的戏曲编创 |
| 第四节 解读与重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秋瑾题材的戏曲创作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独具时代风貌的《轩亭冤传奇》 |
| 第六节 秋瑾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特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 |
| 第六章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话剧的时代风貌 |
| 第三节 记忆与重构:秋瑾题材影视剧研究 |
| 第七章 “秋瑾文艺”的接受和在今日之价值 |
| 第一节 常与非常——秋瑾文艺形象的塑造之路 |
| 第二节 多重合力——秋瑾女革命家形象的成因 |
| 第三节 “秋瑾文艺”在今日之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秋瑾文艺”作品及研究资料汇编(1907—2019) |
| 上编·作品卷 |
| 下编·研究资料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谢辞 |
（8）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既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史料基础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的背景 |
| 第一节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 |
| 一、政治简史 |
| 二、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教会 |
|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皈依 |
| 二、惠特比会议 |
| 三、教会组织结构 |
| 第二章 王权对教会的庇护和干预 |
| 第一节 庇护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 |
| 一、推动基督教的传播 |
| 二、支持修道主义 |
| 三、保护教会及其神职人员 |
| 第二节 帮助教会积聚财富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产概况 |
| 二、捐献土地等 |
| 三、协助教会征税 |
| 第三节 干预教会事务 |
| 一、任免高级教士 |
| 二、掌控宗教会议 |
| 第三章 教会对王权的协助和制约 |
| 第一节 圣化王权 |
| 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圣王权观 |
| 二、尊奉王族人员为圣徒 |
| 三、引入国王圣化礼 |
| 第二节 襄助世俗事务 |
| 一、担任王室信使 |
| 二、出席贤人会议 |
| 三、参与地方治理 |
| 四、协助抵御入侵 |
| 第三节 促进统一 |
| 一、英格兰的统一 |
| 二、教会的精神纽带作用 |
| 第四节 制约王权 |
| 一、裁判国王的道德品行 |
| 二、国王圣化礼的潜在制约 |
| 第四章 教会与王权的冲突和调适 |
| 第一节 “威尔弗里德事件” |
| 一、威尔弗里德其人 |
| 二、威尔弗里德与诺森伯里亚国王的争执 |
| 第二节 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王权的冲突和调适 |
| 一、大主教与麦西亚王权的冲突 |
| 二、大主教与威塞克斯王权的联盟 |
| 第五章 罗马教廷与盎格鲁-撒克逊政教关系 |
| 第一节 罗马教会与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及其王权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罗马教会的“女儿” |
| 二、盎格鲁-撒克逊王权对罗马的尊崇 |
|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忠诚” |
| 一、主动与教廷商讨教会事务 |
| 二、致力于罗马教皇的传教事业 |
| 第三节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叛逆” |
| 一、拒服罗马教廷的裁决 |
| 二、违规任用高级教职 |
| 三、婚姻领域的挑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基本资料与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战後交通的恢复 |
| 第一节 轮运 |
| 第二节 空航 |
| 第三章 战後初年《江声报》所报道的南洋排华事件 |
| 第一节 菲律宾排华事件 |
| 第二节 印尼排华事件 |
| 第三节 越南排华事件 |
| 第四章 战後人员流动的恢复 |
| 第一节 华侨归国 |
| 第二节 归侨复员 |
| 第五章 战後侨汇的恢复 |
| 第一节 南洋各国侨汇恢复情况 |
| 第二节 战後闽南侨乡关於侨汇的一些问题及举措 |
| 第六章 战後初年南洋华侨对家乡的救济 |
| 第一节 1946年闽南原乡受灾情况 |
| 第二节 1946年菲律宾华侨对闽南原乡的救济 |
| 第三节 1946年其他南洋华侨对闽南原乡的救济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动态 |
| (三)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四)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张元济生平概述 |
| 第一节 翰林之路 |
| 第二节 文化传承之心 |
| 第三节 放眼世界之行 |
| 第二章 张元济与学界人士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思想界人士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严复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梁启超、康有为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教育界人士的交游 |
| (一)张元济在翰林任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学校校长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教育部官员的交游 |
| 第三节 张元济与文学团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文学革命提倡者的交游 |
| 第三章 张元济与政界人士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吴稚晖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王云五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陈云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陈毅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游 |
| 第四章 张元济与文化出版界的交游 |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报刊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时务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东方杂志》编辑群体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国闻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 第二节 张元济与出版、藏书界群体的交游 |
| (一)张元济与铁琴铜剑楼主人的交游 |
| (二)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的交游 |
| (三)张元济与陆费逵的交游 |
| 第五章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 |
| (一)交游的学缘关系 |
| (二)交游的地缘关系 |
| (三)交游的业缘关系 |
| 第二节 张元济交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
| (一)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 |
| (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
| (三)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
| (四)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简论领导活动中的“贸然履新”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1923-1967）[D]. 李鑫均. 上海大学, 2021
- [2]政策试点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姚连营.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D]. 朱宏敏.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D]. 彭阿俏. 吉首大学, 2020(03)
- [6]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7]“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盎格鲁-撒克逊王权与教会关系研究[D]. 唐秋香. 山东大学, 2019(02)
- [9]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D]. 张舒. 厦门大学, 2019(08)
- [10]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D]. 张超.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标签：医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