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客观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论文,规律论文,所有制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习近平已经明确指出，我国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但总有人对此进行曲解，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发展私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打破垄断，走私有化之路。我们认为，这些认识是错误的。我国混合所有制符合生产社会化发展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自发”到“自觉”演变规律的内在要求①。当前我国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要结合国情，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探索三大规律的实现形式，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推进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发展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才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②。那种试图借发展混合所有制之机走私有化之路的想法，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违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精神，应该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下面本文就对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遵循的“三大规律”以及发挥顶层设计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进行阐述。 一、生产社会化发展规律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热衷于搞私有化的人，总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作为依据来说事，似乎发达国家的私有制就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制度，这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违背了生产社会化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不是单一所有制，而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通过资本关系的社会化逐渐演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最初的简单协作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进而发展为机器大工业，这一时期所有制形式以个人业主制为主。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重工业成为主导产业，重工业要求企业规模大、资本集中度高，个人业主制的所有制形式无法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股份公司。马克思对股份公司中私人资本的社会性特点，曾有过经典表述：“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③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有了更大程度的局部质变，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了缓和矛盾，挽救资本主义，以国家身份出现的国家所有制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国家所有制调节经济的开始，“新政”中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正是美国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如国有独资形式、国家参股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参股国有企业、国家和私人资本合资等等，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时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经济最集中的经济领域，主要是战略性和基础网络产业如电力、燃气、金融、电信、矿业开采、交通、邮政等公用事业。这些部门约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价值的50%，员工数量的60%。它们的资产价值分布为：金融(24%)、电力和燃气(24%)、交通(14.3%)、石油、煤炭等开采部门(14.3%)、公用事业(8.8%)、电信(3%)、制造业(1.7%)、地产(1.7%)、其他(8.3%)。从企业数量来看，交通、制造业、矿业开采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领域。从部门员工数量来看，交通、公用事业、电力和燃气部门数量最多(参见下表)。国家在这些领域保留控制权或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或是维持对战略性质部门的控制，实现公共利益，或是临时资本注入以挽救经营不利的私人企业，从而发挥国有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在OECD国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中，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国家控股非上市公司、法定公司是主体，以资产价值计约占65%。国家参股上市企业资产价值约占35%。在上市国有企业中，37%的国有企业资本价值分布在电力和天然气部门，33%在石油采矿等初级产品部门，14%在金融领域。国家少数持股的上市公司中，1/3在金融领域，其余则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电信等部门④。法定公司多数为全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金融、交通、电力燃气和开采部门。在国家控股上市企业中，资本分布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部门(84%)、电力和天然气(80%)以及公用事业(64%)⑤。国家控股以及国有资本集中在这些领域，反映了这些部门的战略意义。除了必要的部门和国有企业实行多数控股，许多国家还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少数参股(10%-50%之间的参股率)。这种情况或是因为经济金融危机，政府注资拯救影响私人企业或金融机构的结果，或是保留国家所有权表明规制干预的信号，或是以少数控股阻止不必要的敌意收购。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现实，也不得不设法做出解释，但他们的解释仍然陷于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出现，归结为微观的“市场失灵”。这种认识是非常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并非为了解决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的问题，相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私人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不得已以“调解员”的身份，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形式，对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进行有意识地调节。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中，国家是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机器，所以，国家所有制调节经济的边界，取决于资本家的利益边界。当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发展妨碍垄断资本利益的时候，就出现了资本所有者阶级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有效率还是无效率，资本都不会容忍其发展壮大。自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替出现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就是这种体现。 然而，随着生产社会程度不断提高，要求资本社会化程度也相应不断提高的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私人垄断资本既要适应这种规律又要抵制国有企业的发展，它们采取资本联合的新形式就是法人所有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也向着虚拟程度更高的形式演变，产生了法人资本所有制形式。法人资本是由个别法人财产融合而成的股份资本，它是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基金组织、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公司法人，以集中起来的大量个人资本为后盾，以投资获利为目标，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舞台的垄断资本形式。法人资本在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是因为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受全球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出现了金融化浪潮，企业、居民对金融产品需求猛增，虚拟化程度较高的法人资本所有制也随之发展起来。 法人资本所有制中的法人所有者，既有私人法人所有者，也有公有法人所有者，因此是更高层次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法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虽然它在本质上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性质，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方式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合作社这种重要的所有制形式。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法、德等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合作社萌芽，同一时期，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但它们都还不是现代合作社的典型或有代表性的形式，没有提出为后人普遍承认的管理、组织和经营原则。1844年成立的英国罗奇戴尔公平先锋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成为普遍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此后，从19世纪中后期合作社模式逐渐向欧洲其他国家发展。合作社涉及农业、建筑、信用、银行、住房、电业、批发零售、互助保险、健康医疗等各个领域。合作社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都占有突出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由农业合作社提供的。瑞典99%的乳制品、日本95%的国内大米、加拿大75%的谷物和油料、意大利60%的葡萄酒都是合作社提供的。在银行合作社领域，德国、法国、荷兰合作社银行业务占全部银行业务的三分之一。在住房合作社领域，欧洲有1061.4万住房合作社。15%的挪威人和2%的英国人住在合作社提供的住房里⑥。 西方国家合作社种类繁多，如农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等。无论何种类型的合作社，它们都有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社员之间是一种平等、自愿关系，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盈余在成员之间分配的原则。合作社是对资本统治劳动占有剩余价值这种经济关系反抗的产物，因此，在所有制性质上，已经不是私有制，而是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组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否定的所有制形式。 综上，我们从资本主义所有制演变的事实可以看出：第一，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晶体，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自身不断演化的社会关系载体。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是生产社会化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永恒不变的、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观点只是幻想并且是反科学、反历史的。 第二，私人资本在其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多种实现形式，从股份制到法人资本所有制再到国家所有制，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又并列存在。这些实现形式先前形式是后来形式的基础，后来形式是先前形式发展演化的结果，是对前者的继承、否定和发展。现实社会中并存的各种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之间是既有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那种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私有制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肤浅的观念。 第三，国有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有资本具有为维护、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服务、为私人资本增值服务的双重职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国有资本是自发市场经济向自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条件。资本主义自发产生的合作经济，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根本不是遵循什么自然法则的结果，而是在生产力允许的范围内，资本家阶级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护资本利益的产物。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那种简单的私有化逻辑既不符合发达国家实际，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第五，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与生产社会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内生性，因此，我国发展国有企业，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弥补市场失灵”或者仅仅提供“公共产品”。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看，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深层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们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由此可见，我们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所以关于发展国有企业的顶层设计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少数私人资本的利益。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不仅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二、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资本社会化总是与生产社会化相伴而生的，但它们遵循的是不同规律。生产社会化直接影响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资本社会化，则直接影响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实现形式方面的变化。 当前在关于通过混合所有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一些人总是以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缺少产权主体，因而低效率或者无效率为理由，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编造的故事不外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因为财产归个人所有，所以产权是清晰的，经营是有效率的。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辩证法是：它在把生产力推向全面社会化的同时，也使得资本自身获得了社会化的性质。同单个私人资本相比，股份公司在产权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实现了两权分离，即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分离。在股份公司里，资本家以股权形式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并凭借这种所有权获取资本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表决等。但此时的资本家已经不能直接参与资本的实际经营活动，资本的实际经营职能交由股东选出的职业经理来执行，而职业经理人则不过是受资本家委托的代理人而已。因此，股份公司中的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是分离的。现实中，职业经理人也可能拥有公司的股份，即也是公司的所有者，但是职业经理人与纯粹意义上的股东在经营目标上还是存在差别，在性质上，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只是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同纯粹的所有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正是由于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也相应形成了资本的二重产权结构。一方面，纯粹意义上的资本家以货币资本形式掌握着公司的股权，并据此获取股票红利。另一方面，集中起来的个人资本作为整体资本形成了公司法人财产，这种公司法人财产具有相对独立性、实在性、完整性(即不可分割性)和延续性，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对这种公司财产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职能分离所形成的这种二重产权结构，是股份资本所有制产权结构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也表明，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拥有企业所有权、控制权、收益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两权分离使得产权关系复杂化、模糊化。 在资本主义法人所有制中，这种资本社会化程度更加明显。法人资本所有权是由不同拥有法人财产权的公司交叉持股而形成的，它与私人资本所有权彻底分离，法人作为股东进一步模糊了私人资本所有权与法人资本所有权的内在联系。在法人资本产权结构上，最初的私人资本所有者失去了对法人资本的一切权利，同时他们对法人资本的运行也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法律责任。法人资本所有制实质是公司股东的法人化过程，法人资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非个人财产的性质。法人资本所有权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的这种高度分离，体现了法人资本是资本社会化进程中的更高级形态。 与一般的股份公司相比，法人资本所有权的产权关系更加复杂化，它包括着三重基本关系：第一重是私人资本所有权。这是单个资本家对他们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所拥有的终极所有权，它体现为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股权。第二重是公司法人财产权。这是由于资本所有权关系在股份公司中形成了二重产权结构后，产生了公司法人真实财产权和私人资本虚拟的股权。第三重是法人资本所有权。公司法人股东化后，它的真实法人财产权在法人资本形态上进一步演变为虚拟的股权，而法人资本则作为真实财产权归属于新的法人组织。这样，法人资本也进一步形成了产权结构的二重关系，一方面是法人股东的股权，它体现为法人资本的终极所有权；另一方面是作为个别法人真实财产融合体的所有权，它体现为新的法人经济组织的真实资本所有权。因此，在法人资本所有权的二重化关系中，只是单个的法人财产权与法人资本真实财产所有权的统一，看不到单个资本与法人资本财产权的内在联系，资本的社会化和虚拟化程度空前提高。根据美国咨商会的统计，美国最大1000家上市公司中，机构所有权比例已从1987年的46.6%上升到2007年年底的76.4%。前200家最大公司中机构法人投资比例超过80%⑦。在许多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已经位居第一位。美国、英国股票市场交易的80%左右是机构投资者完成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公司内部，更主要的是通过公司外部的资本市场施加影响。 从资本社会化程度看，发达国家公司产权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在1999年，拉·波塔等人对全球27个发达国家股权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们在每个国家选取该国前20家最大公司作为样本，并对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结构进行了分析。在全部样本企业中，36%为法人公司持股，30%为家族控制公司，18%为国家控制型企业，剩余的15%属于其他类别⑧。 综上可见，由于生产力和市场关系的不断社会化发展，资本的产权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趋势，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私人资本的原始物权分解为社会资本的多层次产权关系，是对资本社会化规律的内在要求的能动反映而已。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形成的混合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中的混合产权制度有质的区别。资本主义混合产权制度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和阶级关系，为发展壮大私人垄断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服务的，因而资本社会化和法人资本所有制，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符合资本社会化规律内在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天然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这是一个不断改革和探索的过程。正如《指导意见》指出的，这个过程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从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角度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包括推进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等。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角度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能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直接关乎国有资本能否实现高效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上。本次《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核心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等。尽管具体实现形式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改革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否定任何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改革思路。惟其如此，才能在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方面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带来的局限性。 三、市场经济体制从“自发”到“自觉”发展规律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当前，在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中，一些人不仅要“私有化”，而且还反对政府干预和计划手段。只要提到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他们就会立刻扣上回到“计划经济”老路的帽子；只要提到政府干预，就会扣上“破坏市场自由”的帽子。这种教条观点，严重阻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 前面，我们已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必然导致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的出现，而且混合程度和混合方式并不是单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受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控制和影响。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了战胜封建制度和其他落后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在市场、制度、政策等各个方面，为资本的充分竞争创造空间，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战胜其他落后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提供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期，经济危机日益频繁、程度日益剧烈，为了寻求协调市场自发带来的这种震荡，资本家阶级开始了组织上的联合，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企业之间的联合方式，克服企业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扩大规模，是通过股权控制实现的，如托拉斯、康采恩等股份公司；企业间的联合是通过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式实现的。资产阶级国家，为这些产权组织形式和垄断组织形式在上层建筑层面创造了条件。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不自觉地从“自发市场经济”向“自觉市场经济”迈出的第一步。大企业和企业联合体的出现，虽然提高了协调性，但在大资本之间，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竞争的性质，反而使竞争更加残酷和激烈，资本主义大企业对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的破坏性更大、更强。1929-1933年大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折。在理论上，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是第一次以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来反对另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经济学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并从有效需求不足的视角寻找理论突破口，提出政府有意识调节经济的政策主张。 从实践上看，美国“罗斯福新政”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有意识主动调节市场经济的开端。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顶层设计，都是国家出面有意识调节市场经济的体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有意识自觉调节市场经济的发端国家，居然是一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种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美国之所以成为国家自觉调节市场经济的发端国，恰恰是因为它倡导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最为深重，市场自我调节和恢复更加艰难。 也许有人会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回潮，不就是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回归吗？问题的实质在于凯恩斯在试图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把偏了脉搏、开偏了药方，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涨，让资本家阶级感觉利益受损。因此，他们必然要寻求新的理论和新的政治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方案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喧嚣的九十年代》、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者的良知》等著作中，可以看出美联储、美国政府是如何通过顶层设计，通过金融化政策，一步一步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机会的。为了大垄断资本在全球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美国政府与它控制下的一些国际组织还精心设计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实质是为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扩张创造制度条件。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带来经济绩效十分糟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虽然表面上出现了一时的繁荣，但严重恶化了劳资关系，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仅以日本、英国、意大利、美国为例，根据欧盟年度宏观经济数据(AMECO)，1975年上述各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75.6%、71.6%、69.7%、63.9%，2008年分别为：59.7%、61.6%、54.5%、60%。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个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阶段，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化⑨。恰恰是这两次收入大分化，激化了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了两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自发”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既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对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提高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试图发展“自觉的市场经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整个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都无法真正做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制度的顶层设计、政策的制定和安排，都是从资本的逻辑和立场出发做出的，所以，只有符合资本利益的制度和政策，才能得到支持和贯彻。而资本追求个人利益和价值增值的冲动，必然与三大规律的内在要求存在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一些人对此视而不见，还坚持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中国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显然是一种逆经济发展规律而行的谬论。 另外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国内理论界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凯恩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基础，这是不正确的。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符合社会社会化发展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我们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凯恩主义经济学虽然在表面上与自由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但实际上二者在阶级立场和思维方法上是相通的，这主要表现在：它们的“经济世界观”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们都是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看作“二元”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上，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在本质上，这两种理论都是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也是它们能够交替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根源所在。如果照抄照搬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范畴，稍不注意就可能陷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凯恩斯主义”陷阱。如此，我国国有企业就仅仅成为可有可无、弥补市场失灵或者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组织，彻底脱离国有企业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大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私有制与公有制相结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做到这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必要的制度基础。由此，我们混合经济的发展方向究竟是私有化还是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四、发挥顶层设计功能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关于我国30多年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依据，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有人说是“渐进式”改革，有人说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人说是私有化改革。这些说法都各自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但实际上或者经不住推敲，或者仅仅是一个侧面。 “市场取向”改革的说法，仅仅是对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现象描述而已，并没有揭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决定性作用。“渐进式改革”的说法也仅仅是一种现象描述，它同样不能说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本质，还容易引起误解，“渐进”究竟是指哪方面的渐进？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还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渐进改革？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渐进改革？不同人心目中对“渐进”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如此作为评价改革的依据，必然引起改革的混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营经济30年来的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因为国有经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民营经济的轻装前进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兴衰，实际上是裹挟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之间的，民营经济整体状况或者规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或者给外资经济代工，根本无法承担主导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其经济贡献不足以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至于认为我国经济奇迹是私有化结果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国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时候走向私有化和放任市场，什么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最突出。中国的教育、医疗、房地产这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都曾经被鼓吹用私有化来解决问题，结果，没有一个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正是由于放任市场，才导致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既不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私有化的成果，而是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规律，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顶层设计，自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自觉运用市场机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⑩因此，自觉认识和遵循三大规律，并根据具体国情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也在不自觉中遵循这些规律。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从私有产权制度到政治体制和纲领再到意识形态，无一不是资产阶级顶层设计的结果，对那些不符合资产阶级顶层设计的内容，他们不惜用战争和流血来消除它们。英国资产阶级通过剥夺农民土地的“羊吃人运动”进行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美国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南北战争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南方奴隶制，另一方面又通过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这种“人吃人”的运动，来满足资产阶级的赚钱欲望。这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的真实历史。资产阶级掩盖自己罪恶的最常用辩护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博爱、平等、民主”，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他们也喜欢把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符合自然法则的、没有人为设计痕迹的永恒制度。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追捧这些东西，并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词来反对我们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有悖史实。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基础上，不断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因为这种所有制结构代表未来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然会加剧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催生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金融寡头的出现，破坏社会的稳定，导致社会的混乱，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最终将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基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总体上具有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因此，统一的公有制还难以协调不同层次的利益关系，通过多种经济关系来调动社会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最终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新出台的《指导意见》既是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强调“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原则，要求国有企业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等。同时，也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一要求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提供了保证，只有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才能把中央的顶层设计真正贯彻到国有企业实践中去。 总之，遵循三大规律与发挥顶层设计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是我们推进经济改革、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制胜法宝。 ①本文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不是说所有类型的企业都适合发展混合所有制，比如小规模的个人业主制企业(家族企业)、某些类型的合作企业、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国有独资企业等就不适合。我们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经济发展“三大规律”的内在要求，但不能否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比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不平衡与所有制多样性的辩证法、比如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关系的辩证法等。本文的视角侧重于分析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与私有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②程恩富：《发展混合所有制应以公有资本为主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1日。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4-495页。 ④OECD,The Size and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SOEs in OECD and Partner Countries,OECD Publishing,2014,pp.11-12. ⑤OECD,The Size and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SOEs in OECD and Partner Countries,OECD Publishing,2014,p.14. ⑥张彤玉、崔学东、李春磊：《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⑦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 ⑧La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 Andrei Shleifer,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ournal of Finance,Vol.54,1999,No.2,pp.471-518. ⑨Anthony Atkinson,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NBER Working Paper No.w15408,2009. ⑩参见新华网：《中央政治局新年首次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6/c_1274208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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