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诗人与民族诗歌话语的建构——惠特曼与金斯堡比较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人与论文,的诗论文,诗歌论文,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诗歌的发展历史上，惠特曼犹如一道分水岭将其前后的诗人及其创作分割为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惠特曼之前的诗人，诸如朗费罗、爱伦·坡、爱默生等叱咤文坛的巨擘，虽然也试图构建美国的民族诗歌话语，但终究没有摆脱英国乃至古老的欧洲诗歌传统的束缚。而惠特曼之后的诗歌创作主流，则以自由地探索与发展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诗歌见长。后续诗人的创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某种方式与惠特曼对话或者争辩。无论是19世纪末叶的哈姆林·加兰，本世纪上半叶的庞德、T·S·艾略特、卡尔·桑德伯格、艾米·洛威尔、兰斯顿·休斯、W·C·威廉斯和沃勒斯·斯蒂文斯，还是本世纪90年代仍旧活跃于诗坛的西蒙·奥悌兹、艾德里安娜·瑞哧以及鲁道夫·艾纳亚，他们要么钦慕惠特曼其人其诗，承袭其创作思想与风格，要么与其势不两立，分道扬镳，回归古老的诗歌传统，抑或另辟蹊径。50年代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中坚人物而闻名的艾伦·金斯堡自然也不例外，素来被公认为20世纪受惠特曼影响最大的美国诗人之一。在金斯堡的心目中，惠特曼之于他，犹如精神上的父与子，正如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超级市场》一诗中坦率而困惑地自白道：
今晚我多么思念你啊，沃尔特·惠特曼，因为我漫步在小巷中的树下，意识到头疼，仰视着滚圆的月亮。
我又饿又累，想要购买意象，走进霓红灯闪烁的水果超级市场，渴望找到你在诗中列举过的事物。
……
我们要去哪儿，沃尔特·惠特曼？商场再有一小时就要打烊。你的胡须今晚指向何方？
（我抚摸着你的诗集，渴望一道在超级市场中漫游，又感到荒唐可笑。）
我们是否要整夜穿行于空寂的大街小巷？树木投下层层阴影，家家户户的灯光都熄灭了，我们会感到孤寂。
我们是否要一直走下去，憧憬已不复存在的充满爱的美国，从一辆辆蓝色的汽车旁走过，返回我们寂静的小屋？
啊，亲爱的父亲，胡须灰白、年迈孤寂但给人勇气的导师，当卡戎不再为通往冥府的渡船掌篙，你踏上烟雾缭绕的河岸，站在那里注视渡船消失在忘川阴森的水流中，当时想到的美国是什么样？（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136.）
金斯堡笔下的“超级市场”是本世纪中叶美国的缩影，凸显了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人的精神萎顿，“充满爱的美国”已经消亡了。一种世纪末的困惑心理促使金斯堡求助于他的“父亲”和“导师”。但是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讴歌的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境界。因此，“我”所青睐的意象“草叶”是“上帝的手帕”，是由“充满希望的物质编织成”，“我”也可以在“世界的屋脊发出粗野的吼叫”。（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而对于金斯堡而言，时过境迁，他所面对并感到难以忍受的世界则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重重羁绊使他无法像惠特曼那样超逸。在诗人的视野内，除了“超级市场”内外类似的意象之外，别无选择。金斯堡既意识到在自身的诗魂中惠特曼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又清楚二人之间的差异，于是一方面渴望与惠特曼“一道在超级市场中漫游”，旋即又意识到这种想法“荒唐可笑”。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与他与惠特曼之间的这种矛盾情绪，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金斯堡虽然已于1997年4月5日作古，但他如同惠特曼一样，并非生命亡故即可盖棺定论的诗人。对于他的诗歌创作，学术界与普通的读者素有争议，褒扬者盛举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贬低者则斥骂其为平庸堕落的文人，殷誉参半者也大有人在。大体而言，以往对于金斯堡的研究倾向于将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力量，侧重探讨他乃至其诗歌超溢出艺术范围之外的价值和影响。笔者拟从历史语境、创作思想以及诗歌话语的特征等方面入手，对惠特曼与金斯堡进行比较研究，希冀由此加深对于作为诗人的金斯堡乃至关于美国诗歌流变的认识。
一
作为诗人，惠特曼与金斯堡都可谓大器晚成。1855年《草叶集》初版问世时，惠特曼年及36岁。此前，他的文墨生涯已经长达17年，在布鲁克林是小有名气的报刊编辑，著述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只是无一具有堪与《草叶集》相比拟的价值及影响。1956年，30岁的金斯堡因出版诗集《嚎叫及其它诗选》而一举成名，而他的诗歌创作生溽则可以追溯到4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时代。就主题、题材与格律形式而论，金斯堡的早期诗歌创作尚未显露锋芒，常以包括十四行诗与民谣在内的传统诗体叙写浮泛或空幻的个人情怀与思绪，明显有别于后来以《嚎叫》和《祈祷》为代表的诗作。在《诗选：1947～1980》中，金斯堡将1956年前创作的绝大部分诗歌汇入组诗《空镜：愤怒之门》，以组诗的标题画龙点眼，形象地概括了其创作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
T·S·艾略特认为，25岁开外的人仍要写诗，就无法再以个人天赋作为创作基础，而必须依傍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内涵指涉历史与现实两个范畴，可以使诗人在创作中“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3页。）对于惠特曼与金斯堡而言，情况的确如此。惠特曼之所以成为诗人，主要有赖于时代的陶冶以及个人的抱负与努力。祖辈没有遗传给他诗人的禀赋，父母也没有为他提供读书早慧的机遇。他仅读过5年小学，11岁开始务工，同时坚持自学，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书籍。约略从1838年开始，他成为家乡亨延顿一家名为《长岛人》的周刊的编辑，此后十几年也主要在布鲁克林等地充当多种报刊的编辑谋生。这一行当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深入地认识社会，在阅历、文化水平、思维能力等方面都不断得以充实。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编辑，他有机会使自己的见识和见解见诸于报刊，以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导引读者的视野、情趣与思想，进而干预舆情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与模式。
……价格低廉的报刊如同各类教育机构中的普通学校一样。它们可以驱散无知的乌云，使大批的人们变得聪明，能干，能够胜任共和国自由民的责任。（注：转引自Betsy Erkkila,Walt Whitman the Political Poet,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7页。）
上述引文出自惠特曼1842年撰写的一篇社论，典型地反映了他之所以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动机。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于惠特曼后来步入诗坛并成功地创建犹如空谷足音的民族诗歌话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美国人的先辈在国家独立之后便呼吁创作自己的民族文学，但是这种呼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声音，历史已经进入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伴随着地域扩张以及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美国呈现出勃勃的发展生机，爱默生等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审时度势，奋力鼓吹创作美国的民族文学，培育与其物质文明相称的民族文化人格，促使美国人从欧洲传统思想文化的无形禁锢中解脱出来，以便真正在精神上独立于世，实现美国社会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平衡发展。与社会物化形态文明的发展不同，文学的发展需要比较复杂和长期的孕育期。十几年之后，《红字》(1850)、《白鲸》(1851)和《汤姆大叔的小屋》(1852)相继面世，标志着负载美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小说终于应运诞生了。作为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诗歌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氛围中仍旧是最有影响的文学形式。布莱恩特、爱默生、朗费罗甚至爱伦·坡等才华横溢的诗人都曾竭力为创作民族诗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创作虽然不乏力作，某些作品甚至名噪一时，但毕竟没有突破性的建树，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并非美国人翘首企盼的民族诗歌。换言之，美国诗坛虽然并非沉寂，但大多为浮华模仿之作，浸润民族文化与个性、宣泄民族精神的诗歌似乎还仍然是遥远的理想。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惠特曼注意到了美国民族文化结构中的空白地带，开始思考自己能否致力于创作民族诗歌。并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经过19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准备，惠特曼于1855年7月4日出版了第一版《草叶集》。选择在美国独立纪念日推出《草叶集》，显然旨在凸现该诗集作为民族史诗的价值与意义。惠特曼自豪地将自己称为“美国诗人”(the American Bard)，（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在他看来，“谁若是想成为最伟大的诗人，直接的考验就在今天。”（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此外，他与古往今来的诗人不同，不再将其视野定位于历史或者现实社会中的局部，也不再缠绵于个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的现实，塑造一种理想的人格形象，描摹有关整个民族发展前景的想象。
把握生命中难得展现的脉博，（即人自身伟大的自豪感，）
歌唱个性，勾勒未来的事物，
我设计未来的历史，（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
上述创作策略贯穿惠特曼的整个创作生涯。惠特曼还直言不讳地宣布，他所承担的职责是时代赋予的大任，即作为整个民族的发言人歌唱美国人民乃至全人类，以别具一格的诗歌话语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首伟大的诗歌同样属于世世代代，属于所有的阶层和肤色以及所有的部门和派别，属于一个女人有如一个男人，属于一个男人有如一个女人。一首伟大的诗歌对于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来说，绝非终结，而是一个开端。（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
金斯堡与惠特曼都是由社会现实激活而诞生的诗人，他们的诗歌都具有地地道道的美国民族特色，但又有差异，无论是在美国诗坛还是世界诗歌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丰碑。如果说惠特曼是时代呼唤出来的赞美诗人，那么金斯堡则是现实压抑出来的批判诗人。与惠特曼自学成才的情况不同，金斯堡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于享有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父兄均能作诗，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启蒙和影响显而易见。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金斯堡从家庭与社会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他的诗歌创作生涯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的父母均为饿裔犹太移民，作为少数民族始终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母亲内奥米政治上激进，因担心遭受美国政府迫害而导致严重的幻想狂，每每发作便歇斯底里，夫妻关系失和。金斯堡自幼同情母亲，时常去医院陪伴她。恐惧、孤独和绝望的心情始终与他相随，少年时代开始染指同性恋。他变得越来越内向，敏感与胆怯在他的内心造成不断膨胀的张力，致使他过早地告别了孩提的天真，小心翼翼在异化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金斯堡后来在回忆儿时的生活时写道：
我害怕同任何人说话，
那时还在帕特森，唯恐黑人男孩们
发现我对性，音乐与整个宇宙都很敏感，
会嘲笑和殴打我。（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718.）
1945年，19岁的金斯堡萌生了写诗的念头，并得到了父亲路易斯·金斯堡的鼓励。父子平常少有沟通，儿子因父亲疏远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而心存嫌隙，彼此缺乏理解。父亲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尖，写作四平八稳的传统诗歌，并戏谑儿子说：在金斯堡家的父子三人中，父亲与长子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唯有艾伦还尚未出道。（注：MicharlSchumacher,Dharma Lion,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p.51.）父亲理解不了儿子写诗的欲望是因为需要一个宣泄内心压抑与苦闷的途径。
在金斯堡发展成为诗人的过程中，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尤为关键。本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战争中的态度和地位，社会得以膨胀发展，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在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战争给所谓文明社会以及人的精神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使人们对于自柏拉图以来历代贤哲探索和建构的理想的理性世界失去了信仰，对人性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如果说，19世纪之前国家之间抑或民族之间许多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因素，而对于20世纪的世界大战而言，则很难将其原动力归结于宗教根源。因此，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中，西方传统宗教似乎再也无济于事，无法平复人们身心两个方面的创伤。加之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颠覆性的相互渗透，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威胁等方面的因素，国家机器变本加厉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诸如利用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迫害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或持有政治异见的人士，剥夺或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力。1855年，惠特曼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道：“在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所有民族中，美国人可能具有最丰富的诗人气质。合众国本身实质上就是一首伟大的诗歌。”（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这一信念是惠特曼投身诗歌创作、“设计未来的历史”的根本基础，然而他并没有料到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却与他挚爱与憧憬的理想的祖国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
历史向来如此：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青年往往都是社会的睛雨表。在二战后的社会环境中，青年一代首先表现出躁动不安。但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及异己的社会的高压氛围，他们表述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自然容易求助于吸毒、性等反道德乃至于近乎自虐的行为方式排遣内心的愤懑和反叛情绪。金斯堡自然也无法超脱，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他耳濡目染的都是一派病态、荒诞、失去理性的景象。他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又使他比同龄人平添了许多苦闷和忧愁，也使他有可能更深刻地感悟人生和认识其所处社会的本质。他21岁时写下一首题为《在社交界》("InSociety")的诗，该诗英文标题中的“社会界”一语双关，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因此诗中描写的情景也可以说是诗人刚刚开始见识的社会的缩影。
我走进鸡尾酒会
大厅，看见三四个男性同性恋
一同用同性恋言语交谈。
我想表示友好，但是听到
自己用屁股言语向一个人打招呼。
“我见到你很高兴，”他说到，于是
转过脸去。“嗯，”我陷入了沉思。
……
我吃了一个纯肉的三明治；一个硕大的人肉三明治，
我注意到，当时我正在咀嚼它，
它还包着一个肮脏的屁眼。（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3.）
在金斯堡的眼中，人与人之间要么依靠性关系来维系密切的联系，要么隔阂，冷淡，疏远。整个社会犹如“硕大的人肉三明治”，繁华的外表之下掩饰着肮脏、丑恶的东西，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现实中的人们，如同“咀嚼”“人肉三明治”的“我”一样，虽然身处异化、充满敌意的的世界，却仍旧麻木不忍，虽生犹死。金斯堡后来将这首诗作为其一生创作的作品集大成者《诗选：1947-1980》的开篇之作，足见它在诗人创作生涯之初的地位。
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生涯，对他属意诗歌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也基本上决定了他日后的创作基调。就学期间，他主修经济学，但先后结识了崇尚文学的学生杰克·克鲁雅克和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威廉·巴洛斯。后者比金斯堡更为成熟，生活也更为放荡不羁，既是同性恋又吸毒，对他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情感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斯堡后来声称，巴洛斯和克鲁雅克“教给我的东西确实比哥伦比亚大学还多。”（注：转引自Thomas F.Merrill,Allen Ginsberg,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8,9页。）巴洛斯年长克鲁雅克和金斯堡十余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语言学、文学和人类学方面受到过良好的训练，在研究工作之余根据自身吸毒和同性恋的经历尝试小说创作。他的《瘾君子：一个没有得到拯救的吸毒者的自白》和《裸体午餐》等小说50年代出版后，以坦诚的态度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充满政治迫害、同性恋、吸毒、绝望和放荡生活的真实世界。尽管克鲁雅克后来成为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和发言人，金斯堡也以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闻名，他们的成就和生誉都在巴洛斯之上，但当时却都对文学所知甚少，自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巴洛斯的启蒙和指教，开始相信对于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处于社会政治与文化边缘的人们来说，唯有文学可以作为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强有力的方式，也可以由此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最大限度地辐射其影响。克鲁雅克很快热衷于创作小说；他的两部作品《小镇与城市》和《在大路上》后来成为“垮掉派”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作。金斯堡则选择了诗歌创作。一则因为他自知缺少小说家谋篇布局的心计与铺陈叙事的耐心，无意盲从巴洛斯和克鲁雅克而执著于同一种文学体裁；再则因为他原本就具有诗人的气质，后来又在阅读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病玫瑰》一诗时聆听到诗人亲自朗读此诗的声音，于是从“精神之玫瑰，光之玫瑰”中领受了诗魂的灵性的启迪。（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Row,Publishers,1984,pp.6.）而有志于师法惠特曼，自觉努力使自己的诗歌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与文化中的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则是他开始诗歌创作以后的事情，因为逐步深化了对于自己作为诗人的历史使命的认识。
二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注：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上编，254页。）对于惠特曼而言，他的诗歌与19世纪中叶美国民族精神及理想之间也典型地呈现出上述互动关系。在与惠特曼大致同一时代的诗人中，布莱恩特、爱伦·坡和朗费罗等代表人物都是创作理论与实践兼备，但由于创作思想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英国诗歌传统的影响，因而其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主要都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没有能够直接而充分体现当时美国的民族个性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流精神。作为民族诗人，惠特曼的创作思想集中表现于1855年《草叶集》的长篇“序言”，以后又陆续在诗歌、序言和散文中予以补充，形成较为完整的结构。其核心内容包括：美国诗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描写美国人的生活，性格和理想，宣扬美国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同时他公开申明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要使他的诗歌成为美国人的“《新圣经》”，（注：Edward F.Crier,ed.Walt Whitman:Notebooks and Unpublished Prose Manuscripts,6 vol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Vol.1.p.353.）即希望《草叶集》的价值与意义超越文学艺术的领域，进入美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意识形态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基本信念之一是：“对于一个民族最高的检验是它自己孕育出来的诗歌。”（注：Louis Untermeyer,ed.,The Poetry and Prose of Walt Whitman,New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9,p.548.）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力垄断，腐败，贫富悬殊，治安恶化等阴暗面，惠特曼并非视若无睹，而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主流脉搏，在诗歌中将社会现实中的污泥浊水淡化处理，以便使《草叶集》成为一种以讴歌民族精神与前景想象为主体的政治话语。因此，惠特曼及其诗歌为美国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接纳之后，便汇入“美国梦”的主要精神源泉。
金斯堡与惠特曼有所不同，是一个以创作见长的诗人，虽然也有自己的创作思想，但远不如惠特曼的诗歌创作理论那样完整和系统化。他最初写诗，主要是出于排泄心中郁闷和压抑的个人动机，大学毕业以后逐步将关注的焦点对外转向社会，随后开始反思自己创作的历史使命。历史与现实使他认识到，《草叶集》问世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的社会现实与惠特曼勾画的终极理想之间的差距有增无减，整个民族又到了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天生的先知，金斯堡认为自己和极少数的智者如巴洛斯以及克鲁雅克，先于他人看到了这一切，而在整个国家的非权势阶层中，人们有的习以为常，麻木不仁，有的在精神上为宣传粉饰所麻醉，对于岌岌可危的民族命运视而不见，甚至对社会的堕落负有责任。因此，历史将要托付给他的重任，就是作为美国民族的先知和代言人唤醒昏昏欲睡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身处的险恶的社会状况以及美国面临厄运的危险，扭转集体无意识的堕落。
我是早期防御预警雷达系统
我看到的只有炸弹
……
现在是发布预言以避免死亡后果的时候了（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168.）
惠特曼与金斯堡都自命为先知，但是金斯堡的创作主旨不同于惠特曼的赞美诗学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他认定必须不遗余力地揭示惠特曼在诗歌中淡化处理的社会问题。19世纪中叶，惠特曼是在一块正在开垦的沃土上描绘未来的图画，而金斯堡却无法在20世纪的精神废墟上象惠特曼那样鼓吹遥远的理想，当务之急是要使人们首先认识“美国的堕落”，（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367.）而后才能另寻出路。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由于金斯堡对于惠特曼的继承与突破，才使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建树的诗人。后来在论及“垮掉派”诗人的创作时，金斯堡写道：
诗歌的作用，当时我们认为，现在我个人仍然这样认为，是一种表现预言的东西：我们将我们的洞见为局外人表达出来，因为他们还没有大彻大悟，认识不到：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美国形态无非是区区地方电影有限的形态；外边的世界广袤无边；美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上，它正在临近猛然觉醒的边缘，就要认识到死亡的事实，即40、50年代所标榜的“美国世纪”的长期死亡；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诗人甚至还可以努力，为美国预言另一种生活方式。（注：Micharl Schumacher,Dharma Lion,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p.582.）
就表现20世纪西方社会面临的危机而言，T·S·艾略特的《荒原》当推为先驱之作；金斯堡受其启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艾略特的诗歌话语至少在风格方面是对惠特曼之后勃兴的美国新诗的一种反动，他推崇非个性化的诗风，抒情与叙事都摒弃了清澈明快的模式，通过将人类学，历史，神话传说，典故，世界范围内文学经典中的人物、意象和内容融入其诗歌之中，丰富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致使诗歌深奥，语言晦涩。他为自己的诗歌设想的读者并非芸芸众生，而是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或者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正是他们才是维持社会运转与发展的力量。金斯堡认为，二战后美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危机感远非《荒原》的时代可比，必须以比艾略特更富有穿透力和影响力的声音才可以产生“预警”的社会反响，读者面也不能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因此，他没有追随艾略特那种带有学究气派的诗歌风格，尽管他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诗人。在风格上，他自觉地借鉴惠特曼以及后来的庞德、罗厄尔等意象派诗人，直截了当地表现思想，感情和事物，成功地构建了一种以直白的口头语言为基础并将深刻的社会观照与强烈的个人情感融为一炉的诗歌话语。迄今为止，或许还没有任何美国诗人能够象金斯堡那样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向世人展示残酷的社会现状。
我看见我这一代最富有才智的人们毁于疯狂，充满欲望，歇斯底里，赤身露体，
拂晓时步履蹒跚地穿过黑人街道，寻找过瘾的毒品，
拥有天使般头脑的嬉皮士们渴望古老的天空与黑夜机器中明亮的发电机相连接，……（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126.）
依照惠特曼提出的诗歌理论，诗人若是创作民族诗歌，除了必须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挚热的爱，还必须能够以坦诚的胸怀将自己的一切呈现出来，而不能采取旁观者的创作姿态，“人们还将看到，伟大的诗人心中没有任何花招诡计……坦率可以赢得内在与外在的世界。”（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因此，在创作《草叶集》的过程中，他和盘托出自己，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美国人的形象，破天荒以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作为史诗的主人公。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好动，肥硕，有七情六欲，能吃，能喝，能生殖，
不多愁善感，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或者脱离他们，
既不差怯也不卤莽。（注：Walt Whitman,Leaves of Grass: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Edited by Harold W.Blodgett&Sculley Bradle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68,pp.33,89,718,726,4,727,709,722,52.）
在人物塑造方面，金斯堡与惠特曼的思想基本一致，但是强调乱世中的诗人并非一尘不染的圣人，所以更应当昭示自身为社会道德伦理所不容的隐私，以便与读者或者听众在触目惊心的痛苦经历中交流，最终达到催人觉醒的目的。在创作手法上，惠特曼涉及隐私时大多将其置于从属的地位，一般是采用托梦或虚悬的笔法，点到为止，而金斯堡则是以其作为主体，笔墨铺张。《嚎叫》与《祈祷》等代表作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或许是为了在创作中能够具有足够的勇气，以淋漓尽致地昭示难以启齿的经历，金斯堡往往是在吸毒进入亢奋状态之后才着手创作。在惠特曼的诗歌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诗人情绪激昂地赞美他自己以及美好的理想，于是随之油然产生认同感；而在金斯堡的诗歌中，人们过目不忘的侧是他在痛苦的深渊中的自白以及对自己和时代的诅咒，并且也会不由自主地生发出切肤之痛。
逼疯了我吧，上帝啊，我情感让我的大脑四分五裂，按照凡人的眼光羞辱我吧，
痛击我令人恐惧和厌恶的心吧，吃掉我的阳物吧，死蛙无形的的呱呱叫声，向我扑过来吧，成群的凶残、垂涎、灵巧的狗，
吞食我的大脑吧，无休止的意识中泛出的一个支流，我恐怕你的承诺肯定要让我恐惧地尖叫着祈祷——（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256.）
金斯堡也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且如同惠特曼一样，他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效果也逐渐得到了读者与批评界的认同。资深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曾以《祈祷》一诗为例分析金斯堡的这一创作特征，指出：“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祈祷》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真正的痛苦，并非一种想象出来的痛苦，而是酷似我们在被迫注视陌生人的歇斯底里的时候所承受的痛楚。”（注：Harold Bloom,"The Sorrows of American jewish Pootry",Figures of Capable Imagination,NewYork:Seabury Press,1976,p.260.）
惠特曼的创作思想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掩盖了某些潜在的矛盾。例如，他一方面强调诗歌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诸如惊世骇俗的内容与反传统的风格，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这种全新的诗歌一俟问世便旋即产生席卷整个社会的影响，拥有众多心悦诚服的读者，并为正统的文化氛围所接纳。他忽视了现实社会中既定政治、文化化秩序乃至于审美传统对于新生事物的拒斥。为了实现其预期的理想目标，他在创作之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和手段，包括为自己的诗歌撰写匿名书评，未经爱默生许可便发表其赞许《草叶集》的私函，在1855年以后的创作中逐渐贴近传统的诗歌形式，更换出版社等等，但都未奏效。（注：有关惠特曼为推广《草叶集》的前三版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可参见拙作《〈草叶集〉》的前三个版本与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嬗变》，载《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7，30-41页。）惠特曼晚年曾叹惜，他当初没有走到社会上直接面向读者朗读自己诗歌，实在是失策。金斯堡吸取了惠特曼的教训，知道无论是自己的“嚎叫”还是“祈祷”，都与主宰现实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大相径庭，不能希望通过正统的媒介使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因此，他象“垮掉派”的其他诗人一样，更多地是选择在大学和社会集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首先向青年学生然后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灌输与渗透他的情感与思想。毋庸置疑，金斯堡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可以说，他的影响是自己朗诵出来的。
金斯堡的创作始于1947年，几乎一直持续到1997年去世为止，历时半个世纪。一般认为，他的创作高潮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创作了《嚎叫》和《祈祷》之后，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感到迷惘，似乎再也无话可说。他在欧洲旅游的途中写道：
我自己意识到，已经走投无路了。也许就应当到此为止，继续旅游，到死的时候就这样死去。（注：Micharl Schumacher,Dharma Lion,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p.374.）
这大概与他的创作思想的局限性不无关系。他致力于以痛苦和绝望来唤醒精神麻木的世人，而没有象惠特曼那样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地维持精神平衡的前景想象。实际上，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薄弱的环节，并试图予以补救，但似乎收效甚微。例如，《嚎叫》增补的“脚注”描摹了一幅福音弥漫但与正文中的“嚎叫”并不协调的图画。
世界是神圣的！灵魂是神圣的！皮肤是神圣的！
……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圣的！每个人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天都存在于永恒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注：Allen Ginsburg,Collected Poems,1947～19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4,pp.134.）
作为卓有建树的诗人，惠特曼与金斯堡在各自时代的命运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惠特曼倾其毕生的心血讴歌祖国的民主前景，但在世时却不为社会所容，或许这并非他个人独特的遭遇：“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如此。”（注：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上编，382页。）然而金斯堡虽然执著地站在美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却于1969年获得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学院奖，1974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同年被接纳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诗人。对此，人们的解读可能不尽相同。在金斯堡个人看来，检验诗人成功的标志并非只是上述荣誉，而更重要的是独特的民族诗歌话语，世人的觉悟和这样的社会现实：“世界是神圣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使！”
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诗歌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草叶集论文; 社会论文; 父亲论文; york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