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第一”应该是图书馆的永恒信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条论文,应该是论文,图书馆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图书馆杂志》1999(2)刊登了王世伟老师的“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一文[1]（以下简称《王文》），该文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当今的图书馆管理中，我们在观念与实践中，应当实现从‘读者第一’到‘图书馆员第一’的转变，这是知识经济对我们的呼唤和要求”，[2]“只有实现这一转变，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员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才能在图书馆界进一步唤起人们对人才资源的更大的重视，才能在图书馆的管理和各个业务环节中更充分地体现出图书馆员的主体作用……”[3]。《王文》似乎认为在以前（非知识经济时代）提“读者第一”是可以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读者第一”的理念已不适应了、过时了，因而“呼唤和要求”图书馆必须从“读者第一”的理念转变到“图书馆员第一”的理念。对此观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下面就此问题谈点我们粗浅的看法。
1 “读者第一”并不是与什么比较而得出的排序，只是用于表明图书馆总体工作的宗旨。
“读者第一”的概念，何时提出不得而知，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通常人们只有“读者是上帝”、“读者利益至上”或“把读者利益排在第一位”等提法，抑或有人也提“读者第一”，也应该是指这个意思，诸种提法其意义是一样的，都表明了图书馆总体工作的宗旨（信条），即同一宗旨不同的表述。《王文》所提“读者第一”是否是上述意义上的“读者第一”，如果是，则按《王文》观点，我们试由“读者第一”还原为“读者是上帝”的提法，就成了“从‘读者是上帝’到‘图书馆员是上帝’”了，如果还原为“读者利益至上”的提法，就成了“从‘读者利益至上’到‘图书馆员利益至上’”了。
《王文》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员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因而需要转变为“第一”，其实在《王文》所说的“读者第一”理念的时代，人们都一直强调（重视）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早在三十年代初杜定友先生提出的“三要素”，随着刘国钧先生提出的图书馆学“五要素”都强调了这一观念，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也是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图书馆学“五法则”[4]，可以认为阮氏五法则既最充分地体现了图书馆工作的“读者是上帝”（读者第一）的宗旨，又最充分地强调了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五法则”中，图书馆员的作用要说怎样重要也不过份，图书馆员的素质怎样要求也不会过高，即便如此人们并没有提“图书馆员第一”。其实该法则正是表明：要实现“读者第一”必须要有高素质（无论多高）的图书馆员，“高素质”正是为了实现“读者第一”理论对图书馆员的要求。
《王文》基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提出需要从“读者第一”转变到“图书馆员第一”，这好像是将读者与图书馆员比“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谁大谁小、谁重谁轻（谁第一谁第二），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员的作用越来越大就需要提“图书馆员第一”的理念，这是否意味着以前提“读者第一”的时代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不如读者重要呢？
我们认为：在我们图书馆界提“读者是上帝”（读者第一），只是提醒我们自身在图书馆的具体工作及管理过程（布局、制度等）的各个环节中，不要忘却了自身是为了读者而存在，工作中不要从图书馆自身利益（方面）来考虑，而应着眼于读者，着眼于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并不是与图书馆员比“作用”而得出的排序，“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不是对读者的要求，只是对图书馆员的要求，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无论多么重要，对其素质的要求无论多么高，都是因“读者第一”这一图书馆总体工作的宗旨而提出来的。
2 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无论多么重要都不应以“第一”称之。
通常人们所谓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如何如何重要，意在提醒（强调）人们在图书馆工作中不要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因素：(1)提醒主管部门（领导）不要把图书馆工作误为借借还还的简单工作，在配备馆员时不要把图书馆当作“老弱病残”的“安乐窝”；(2)提醒图书馆员自身既要有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又要注意自身知识的更新与提高；(3)提醒图书馆的管理者不要以管“物”的方式来管“人”，在制订管理条例时，要以人为本，注意发挥馆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不是要在图书馆诸要素中分出等次，更不是将其与读者比较而分辨出谁属“第一”。
读者与图书馆员之行为关系似可用下图表示（以高校图书馆为例）：
此图显示：图书馆员只是处于图书馆系统内部，只能相对于其系统内部各要素而言，根本不存在与读者比“第一”的可能。尽管图书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操作者，但读者利用图书馆实际上是与图书馆发生关系，如人们要购买商品，通常只讲到商店去购买，而不说去找售货员购买；人们要外出旅行，通常只讲去车站买票（坐车），而不说去找司乘人员乘车，读者对文献的需求，通常也只讲到图书馆去借书，而不说去找图书馆员借书。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比较也不应用“第一”称之，人们在论述问题时通常是选其不足之要点而论之，即论述的是没有被人们引起重视的薄弱环节，故人们在论述问题时，一般是在论述某要素时就强调某要素重要。论述“文献”时，就说文献重要：文献是图书馆存在的基础，没有文献图书馆就无从谈起；论述“馆舍”时，就说馆舍重要：没有馆舍，文献和设备就要放到露天广场上去日晒夜露、风吹雨打；论述“设备”时，就说设备重要：没有设备，文献置于空空馆舍之中，堆于地下，则无异于废纸一堆，没有馆舍、设备、文献等，再优秀的图书馆员也无用武之地。故重要不等于“第一”，在上述要素中分辨谁为“第一”，难排，也不能排。退一步讲，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各要素中即便处于最最重要的位置，也不应以“第一”称之，这样一则会引起人们对其它要素的忽视，二则会与“读者第一”的图书馆理念相混淆。所以图书馆员既不能与读者比较而称“第一”，也不能与图书馆内部各要素比较而称“第一”，否则将会给图书馆事业造成不良的影响。
3 是提出了一种新理念还是提出了三种新理念。
《王文》在对当前图书馆由传统的以“读者第一”的理念应转变到以“图书馆员第一”的理念进行了论证后，在结尾又指出：“实际上我们现在提出‘图书馆员第一’的管理理念与以往我们所提倡的‘读者第一’的管理理念并不矛盾，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否定，两者是辨证的统一，只是有主次和侧重之分”。
看到此结论，真不知晓《王文》所主张的是何种“新”的理念，上述好像是提出了三种“新”理念：(1)“图书馆员第一”的理念；(2)二个“第一”并存的理念；(3)二个“有主次和侧重之分的第一”的理念，我们认为这三种理念似乎有逐级否定的作用，首先是“图书馆员第一”是对“读者第一”理念的否定，其题名就开门见山主张从“读者第一”转变到“图书馆员第一”，这显然是主张以“图书馆员第一”替代“读者第一”；其次，二个“第一”并存的理念实际上又是对“图书馆员第一”理念的否定，从其关于“图书馆员第一”与“读者第一”并不矛盾，“图书馆员第一”并不是对“读者第一”的否定的论述，显然这又是主张二个“第一”并存，并不是题名所主张的要从“读者第一”转变到“图书馆员第一”；再次，二个有主次和侧重之分的“第一”的理念实际上又是对二个“第一”并存理念的否定，二个“第一”并存，应该是二个并列“第一”，象体育比赛时有二个并列第一，即应该是不分上下、不分先后、不分主次，而既然有“主次和侧重”之分不就是分出了“第一”和“第二”吗？为何还要以“第一”称之？这显然又是对二个“第一”并存理念的否定。
4 “读者第一”永远是图书馆不可动摇的信条。
我们说，“读者第一”或“读者是上帝”应该是图书馆工作的宗旨，而图书馆员只是图书馆系统内的要素之一，图书馆员的素质高，就能提高图书馆工作的效益，而这种效益正是要体现在为读者服务的质量上，图书馆员的素质要求再高，都是因“读者是上帝”这一图书馆工作宗旨之要求而提出来的，都正是为了体现“读者第一”的宗旨。
正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即为人民而存在，要求自始至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违背了自身存在之目的，也可说党的宗旨就是“视人民为上帝”。同理，我们图书馆本来就是为读者而存在，图书馆的宗旨就是为读者服务，为满足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党的宗旨需要党员的努力去实现（实践），但无论党员在实现党的宗旨中的作用如何重要，在“人民”与“共产党员”之间显然不能提“共产党员第一”，尽管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理，图书馆的工作固然也需要图书馆员去操作，图书馆的宗旨需要图书馆员的努力去实现，但不管其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多么重要，也决不能在读者与馆员之间提“图书馆员第一”，尽管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社会上将自己的服务对象比作“上帝”（或第一）的也不只我们图书馆界一家，如交通（运输）服务业称“旅客是上帝”，商店服务业称“顾客是上帝”，正是由于旅客、顾客是这二个行业的生存基础，没有旅客、交通服务业就没有存在之必要，在商业中，售货员的作用重要不重要？在交通服务业中，司乘人员的作用重要不重要？旅途中旅客的生命都掌握在其手上了，其重要性怎样形容（描述）也不过分。尽管各行业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其存在之基础来说，图书馆无异于上述二个行业，都是由自己的服务对象而存在，但这二个行业都没有提过什么“司乘人员第一”“售货员第一”或“服务员第一”，图书馆“为了唤起图书馆界对人才资源的更大重视，更充分地调动图书馆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提高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水平”（《王文》语）而主张提出“图书馆员第一”的理念，那么，我们党不也需要“更充分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提高党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吗？是否也需要提出一个“共产党员第一”的理念呢？以上所举二个行业中不也需要“更充分地调动司乘人员、售货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提高为旅客、顾客服务的水平”吗？是否也需要提出一个“司乘人员第一”、“售货员第一”的新理念呢？果真如此，人们（包括我们图书馆界在内）会对其“理念”有何看法呢？
图书馆员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服务，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再重要，对其素质需求再高，其职责还是为读者服务，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员的天职，无论社会进入到何种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罢），这种职责都不会改变，否则就不称其为“图书馆员”了。尽管《王文》提出“图书馆员第一”新理念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提出的此理念是不可取的，尽管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不必用冠于“第一”的理念去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力”，无论是“图书馆员第一”还是“二个第一并存”抑或是“有主次和侧重之分”的二个第一都是不可取的，否则，将会混淆视听，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结果可能事与愿违，给图书馆事业带来不良的后果。
我们认为：图书馆工作的宗旨不能变，理论不能乱，方向不能偏，“读者是上帝”（读者第一）永远是我们图书馆赖于生存的信条。
（收稿日期：200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