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矿石进口风险的量化评估——兼评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成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铁矿石论文,中国论文,成效论文,策略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矿产等战略资源，其中，作为“工业血液”的铁矿石资源消耗尤为突出。工业化狂飙突进所衍生出的铁矿石需求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得不大量依赖外部进口来满足。1992～2011年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年均增速接近20%，进口额增速更是高达35%，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然而，受制于国际铁矿石交易的特定市场结构，中国并没有获得与其买方地位相对称的话语权，很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卖方制定的垄断价格，高企的外部依存度使得中国的铁矿石贸易面临巨大的进口风险，甚至威胁到整个工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也有意识地试图以进口多元化策略来分散风险，但其实际效果仍不得而知。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铁矿石的进口风险和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成效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制定可行的风险缓冲策略，本文正是为此做了研究尝试。
已有文献多是以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品作为研究对象，就能源进口风险和能源安全问题进行量化评估。Lesbirel（2004）根据资产组合理论的基本原理，设计出一种能够衡量能源进口风险的数理模型，并以此评估日本能源进口的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s）和特定风险（specific risks），发现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策略显著降低了能源进口的特定风险。Li（2005）也认为多元化策略是确保能源安全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Wu et al.（2005）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进口多元化策略与原油进口风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基于风险指数模型，Wu et al.（2007）实证研究了1996～2004年间中国的原油进口风险，发现观察期内的进口风险指数呈上升态势，进口多元化策略并未起到应有的风险缓冲作用。Amusa et al.（2008）对于南非原油进口风险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此外，Gupta（2008）、Cohen et al.（2011）等学者也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能源进口风险，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相比之下，研究铁矿石进口风险的文献则要少得多，采用严谨、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来评估铁矿石进口风险的学术文献更是寥寥无几。Hou和Yang（2010）利用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了铁矿石进口风险的预警指标，但该方法只能用于预测风险水平，却难以找出具体的风险点，也无法提出针对性的风险缓冲方案，政策意义相对欠缺。杨娟（2010）从供需安全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风险，将进口风险细分为进口来源地风险、进口价格风险、进口运输风险等七种类型，并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源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风险进行量化评估和分解。该方法虽然能够对铁矿石进口风险及其构成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但只适用于特定来源地的进口风险评估，难以衡量中国铁矿石进口风险的整体水平，其静态分析思路也不能满足动态角度的研究需要，无法对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
本文力求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给出铁矿石进口风险及风险缓冲策略的量化评估结果，为我国的铁矿石进口贸易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第二部分从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两方面直观反映中国铁矿石进口贸易的潜在风险；第三部分基于改进后的资产组合模型，测算铁矿石进口的系统风险指数和特定风险指数，揭示潜在的进口风险及其动态演变轨迹，并就进口多元化策略与进口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第四部分列举化解铁矿石进口风险的备选策略，并对各种风险缓冲策略的效果进行模拟；第五部分在量化评估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铁矿石进口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潜在风险
我们考察了1992年以来中国的进口数据，从数量和价格两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铁矿石进口贸易的潜在风险，为下文进口风险的量化评估提供依据。
（一）工业化拉动进口高速增长，占世界进口总量的比重和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
比较下页图1中历年进口数量同比增速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贸易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92～1999年间，受紧缩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铁矿石进口增速从1992年的36%降至1999年的6.8%，这一时期的年均进口增速只有15.4%。随着中国在2000年进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部门迅猛扩张的新阶段，铁矿石进口贸易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的进口增速跳升了20个百分点，并且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04年的最高点曾达到40.5%，2000～2009年间的年均进口增速升至27.8%。
与进口增速的走势相类似，中国占世界铁矿石进口总量的比重在2000年前后也经历了两个迥异的演变阶段。1992～1999年间，中国占世界铁矿石进口份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的水平。2000年以后，在高速增长的进口贸易带动下，中国占世界铁矿石进口份额的比重持续攀升，不仅在200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而且自2007年至今，中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数量都超过世界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2009年这一比重甚至达到68.2%。与此同时，中国所需的铁矿石资源越来越多地依靠外部供应，2000～2009年间中国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从不到40%持续升至70%以上①。中国占世界铁矿石进口的过高比重，以及铁矿石供应上过高的进口依存度，意味着国际铁矿石市场的波动很容易传导至国内经济体系中，不仅潜藏巨大的进口价格风险，而且难以保证稳定的进口供应能力。
（二）进口来源地的集中程度趋于下降，但对于主要供应方的依赖性却有所强化
早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并不高，仅靠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秘鲁等少数地区的供应便能满足需求，进口集中度相对较高。随着中国铁矿石需求的快速膨胀，为尽可能地获取更多、更合意的货源，以及防范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所隐藏的各种风险，国内企业加快了进口多元化的步伐，外部供应方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进口来源地数量从1992年的19个拓展到2004年的40个，之后又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的68个。为更准确地刻画铁矿石进口集中度的演变情况，我们以文献中常用的指标——HHI指数来衡量中国铁矿石进口来源地的集中程度②，图2中的HHI指数由1997年的最高值0.359稳步降至2011年的0.247，反映出铁矿石的进口集中度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进口多元化策略取得初步成效。
无论是从进口来源地的覆盖范围，还是从HHI指数的统计结果来看，似乎铁矿石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的风险明显降低。然而，中国对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个最主要供应方的进口依赖性却有所强化，进口风险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图2中澳、巴两国在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自2004年的59.7%升至2011年的64%。由于澳大利亚和巴西垄断了全球大部分的铁矿石供应③，三大矿业巨头（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铁矿石贸易的国际价格。因此，尽管表面上中国企业的多元化举措降低了进口集中度，但国际垄断势力对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控制力反而趋于强化，进口贸易的潜在风险不降反增。
（三）进口价格的平均水平趋于上升，且价格波动性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增强态势
由于缺少不同品质的铁矿石进口数据，此处只能以进口金额与进口数量的比值作为进口价格平均水平的替代指标，由图3中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历史走势可以看出，1992～2002年间，铁矿石进口的平均价格为27.9美元/吨。自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刺激铁矿石需求扩张，特别是在“中国需求”的带动下，铁矿石进口价格呈现出高速上涨的态势，从2003年的32.8美元/吨快速上涨至2011年的164美元/吨，在此期间内的平均价格升至91.4美元/吨，年均涨幅高达29.3%。即便是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仅仅暂时性地缓和了铁矿石价格的涨势，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为高企的铁矿石价格提供了有力支持。进口价格的持续攀升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进口成本，这也成为铁矿石进口风险的主要诱因。
与铁矿石进口价格阶段性上涨相伴而生的是价格波动性的阶段性增强，同样是以2003年为分界点，1992～2002年间中国的进口价格基本稳定在24～31美元/吨的狭窄区间内，而2003～2011年间，受国内宏观调控、国际金融危机、定价机制调整等因素的影响，铁矿石进口价格虽然总体处于上涨通道，但在特殊时期内的价格起伏较大，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衡量价格波动性的变异系数（即数据序列的标准偏差与算术平均值的比值）计算结果表明，2003年前后的变异系数值分别为0.069和0.467，后一阶段进口价格的波动性要高的多。我们进一步比较了2002～2006年与2007～2011年间月度进口价格的变异系数，发现2007年以来年内价格的平均波动性增加了将近一倍。由于价格大幅波动不仅会增加额外的进口成本，还会威胁到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引发进口风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进口价格的波动性增强反映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风险可能趋于上升。
三、中国铁矿石进口风险的测算
基于前文有关潜在风险的分析，我们借助风险指数模型，测算中国铁矿石进口的系统风险指数和特定风险指数，并据此评价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成效。
（一）风险指数模型和数据说明
通过改进传统的资产组合模型，Wu et al.（2007）开发出原理清晰、计算简便、且更符合经济实际的风险指数模型，该模型将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析思路应用于商品市场的进口贸易，能够对一国在某种商品上的进口风险进行较为全面的动态评估。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沿循资产组合理论对投资风险的区分标准，将商品进口风险分解为系统性风险和特定风险两种类型，在资产组合风险的研究框架下，计算出各个时期的系统风险指数和特定风险指数。
其中，系统性风险是商品市场中所有进口方共同面对的风险，例如世界需求急速增加导致短期内国际铁矿石市场出现供求失衡，或者主要矿产国垄断定价等原因，引发全球性的进口价格上涨风险，进口国很难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此类风险。特定风险是商品市场中个别进口方所要面对的局部风险，例如某个矿产国由于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该国铁矿石出口价格大幅上涨，而其他矿产国乃至整个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并未受到影响，其结果只是引发与之有供求关系的进口商的局部风险，合理分散铁矿石进口来源地的进口多元化策略是缓解此类风险的主要措施。以下简要介绍进口风险指数的计算方法。
首先，利用单指数模型（single index model）估算系统性风险系数和特定风险系数，即通过拟合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回归方程，明确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回归方程为：
（1）式中的
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价格，
为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α为截距项，参数β反映国际铁矿石价格走势对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影响程度，也就是有待估计的系统性风险系数，ε为误差项，反映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变动中未被国际价格所解释的部分，可将其称之为特定风险参数。
然后，根据资产组合风险模型（portfolio risk model）估算历年中国铁矿石进口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和特定风险
，两类进口风险的表达式分别为：
其中，
为第t年国际铁矿石月度价格的方差，
为（1）式误差项ε的方差，X为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下标i和j分别表示月份和进口来源地，n和m分别表示第t年有进口记录的月份个数和进口来源地的个数，
即为中国在第t年的第i月从j国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很明显，第t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风险总水平
。
（3）式隐含了进口来源地具有同质性的假定条件，而这一假定明显与事实不吻合。Wu et al.（2005）和Amusa et al.（2008）根据进口来源地的区域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估算了各个区域的风险系数，以此校正特定风险的计算结果，但这种静态的风险系数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很难想象，在一个较长的时段范围内，所有来源地的风险状况均保持不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根据欧洲货币（Euromoney）发布的国家风险指数设计风险调整系数k④，对（3）式的结果予以修正，其优点在于，不仅将风险特征的观察范围从区域层面深入到国家层面，而且能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动态更新，准确反映各国风险状况的演变情况。
最后，将进口数量指标调整为进口份额指标，建立风险指数模型并计算系统风险指数
和特定风险指数
，两个风险指数的表达式分别为：
其中，S为不同来源地在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中所占的份额，k为国家风险指数。做出这种调整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自2000年以来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进口数量的快速增加会导致和的计算结果明显偏大，难以反映、、β等价格因素对进口风险的影响。以进口份额来替代进口数量较好地克服了这一难题，使得和能够综合反映进口结构、国际价格波动、特定来源地风险等因素对于进口风险的影响，计算结果也更具动态可比性。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中国每月的铁矿石进口价格以当月进口金额与进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单位为美元/吨，样本期间内中国铁矿石的进口总数以及从各个来源地的进口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国研网、CEIC。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铁矿石国际价格指标的计算方法，由于国际铁矿石市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现货价格指标，此处仅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铁矿石月度出口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国际价格指标，这种处理的依据在于，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是全球铁矿石的主要供应方，三大矿业巨头更是主导了铁矿石市场的定价机制，其出口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际市场价格，是全球铁矿石交易的定价基准，两国出口价格的加权平均指标基本上能够反映国际市场的现货价格水平，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出口数据来源于Datastream。
（二）进口风险指标的测算结果
由于价格波动通常具有滞后性，导致（1）式中的误差项存在自相关问题，影响方程参数计量结果的准确性。Wu et al.（2007）将（1）式调整为一阶自回归方程（6），并利用Cochrane-Orcutt方法来消除误差自相关因素的扰动。
（6）式中
。然而，Judge et al.（1985）认为，在一阶自回归方程中，CochraneOrcutt迭代算法损失了观察值，而基于广义最小二乘算法的Prais-Winsten方法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对于小样本数据具有显著优势，因此，我们采用Prais-Winsten方法估计（6）式中的参数，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7）式的检验指标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当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误差自相关问题，参数估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将这些参数值代入（2）、（3）、（4）、（5）各式，便可得出样本期内中国铁矿石进口的风险指标，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中系统性风险和特定风险的测算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风险起伏较大，但随着铁矿石进口量的快速增长，总体而言呈现出上行态势，进口风险总水平从2002年的26.8大幅升至2011年的1323.6，其中，系统性风险在2008年出现跃升，从26骤然升至658，而特定风险则是在2007年出现跃升，从112升至311，此后两类风险均维持在较高水平（2009年除外），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贸易进入一个风险高企的新阶段。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受进口规模的影响，和的历史可比性较差，我们主要根据系统风险指数和特定风险指数来评估中国铁矿石进口风险的动态演变情况。
从表1中最后两列的数据来看，系统风险指数和特定风险指数均趋于上行，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风险在不断积累，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快速上升尤为突出，短短十年间系统风险指数便增加了10倍，其中，2008年和2010年铁矿石国际价格大幅波动所引致的系统风险指数急速上升值得关注。由于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2007年的95.07降至2008年的91.46，同时世界铁矿石进口增速从2007年的-10.2%骤然升至2008年的27.2%，美元贬值和世界需求扩张两大因素共同导致当年铁矿石的国际价格大幅上涨，从2008年初的39.24美元/吨快速涨至年末的71.52美元/吨，带动系统风险指数从0.812飙升至17.784。2010年的系统风险上升则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定价机制改变所引起的，国际铁矿石价格看涨的行情诱使三大矿业巨头在2010年推动定价机制的调整，从以往年度协议价格的长期定价模式转向现货价格、指数定价或季度定价的短期定价模式，价格波动的空间随之迅速扩大，当年国际价格便从年初的45.64美元/吨快速涨至年末的110美元/吨，导致系统风险指数从6.798急速升至29.739。
（三）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效果评价
为验证进口多元化策略的成效，即分散进口来源地的策略是否降低了铁矿石进口的特定风险，我们在图4中比较了进口集中度指数HHI与特定风险指数的演变情况。不难看出，两个指数呈现出反向走势，在进口多元化稳步推进的过程中，特定风险指数却趋于上升。统计结果表明，HHI与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81，但不具有显著性，说明进口多元化策略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风险缓冲效果，反而有可能加重了进口风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进口来源地的选择或多元化的拓展方向出现问题，要么增加了来自高风险地区的进口，要么增加了来自高价格水平或高价格波动性的地区的进口，此处以2009～2011年间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前一个问题的典型代表是伊朗。作为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选项，近几年中国明显加大了从伊朗进口铁矿石的力度，伊朗的进口份额从2009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3%，2011年进一步上升到2.4%，然而，处于国际政治争端、经济制裁、战争威胁漩涡中的伊朗，国家风险水平始终居高不下，以国家风险指数衡量的风险程度较国际平均水平高出70%。与之相类似，巴基斯坦、阿根廷等高风险国家的铁矿石进口份额也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由于风险调整系数的作用，“偏向风险”的多元化路径导致特定风险指数趋于上行。
后一个问题的典型代表是巴林和澳大利亚。2010年和2011年，中国从巴林进口铁矿石的增速分别为130%和119%，同期中国进口总量的增速仅为-1.5%和10.8%，巴林的进口份额很快便从2009年的万分之二升至2011年的万分之十二。然而，该国的铁矿石价格却明显高于国际水平，2009～2011年间中国从巴林进口的铁矿石价格比平均进口价格高出将近50%，中国与加拿大、智利、挪威等国的进口贸易也存在类似问题。相比之下，进口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虽然不算太高，但价格波动性过强，2010年澳大利亚的进口份额较2009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以方差衡量的进口价格波动性却骤然增加16倍。“漠视价格”的多元化路径提高了进口价格的绝对水平与波动性，不仅增加了进口成本，也不利于对冲特定风险。
四、铁矿石进口风险的缓冲策略模拟
由风险指数的表达式（4）和（5）可知，缓冲铁矿石进口风险的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系数β的数值，即减少国际市场价格对中国进口价格的影响；二是降低国际市场价格的方差，即减少铁矿石国际价格的波动性；三是降低风险调整系数k、进口份额S以及误差波动指标的乘积，即通过进口来源地的结构优化来减少特定风险。然而，从中国企业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弱势地位来看，前两种旨在缓冲系统风险的策略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重心宜落脚于第三种策略。为此，我们根据价格、风险等标准选择潜在的多元化对象，通过模拟和比较多元化策略的政策效果，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贸易提供多元化路径的可行方案。
具体的研究思路为：基于2011年的进口数据，根据进口价格、国家风险、价格波动性筛选多元化的潜在对象。首先，以2011年的进口平均价格作为分界线，选择进口价格低于分界线的国家作为考察对象；然后，以2011年各个考察对象国家风险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分界线，从中选择风险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作为潜在的进口来源地；最后，再以2011年月度进口价格波动性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线，将波动性低于分界线的潜在来源地作为主要突破口，其余的潜在来源地作为备选对象。
2011年中国铁矿石进口的平均价格为164美元/吨，低于这一分界线的包括伊朗、缅甸、巴基斯坦等共计19个国家，这些考察对象的国家风险指数平均值为47.65，据此分界线进一步筛选出印度、印尼、秘鲁等12个低风险国家作为潜在的进口来源地，具体指标详见表2。最后以这12个潜在来源地进口价格波动性的中位数为界，从中确定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墨西哥、葡萄牙这6个价格波动性相对较低的国家作为铁矿石进口多元化的主要突破口，其余6个国家作为备选对象，受篇幅和数据所限，此处对潜在进口来源地的筛选过程还比较粗略，更严格的筛选方法还应考虑各国铁矿石产能、铁矿石品质、出口管制政策等因素，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来确定进口多元化的拓展对象。
前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铁矿石进口的主要问题在于对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的依赖性过高，以至于进口多元化策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合理的多元化路径应当逐步减少澳、巴两国的进口份额，增加低价格、低风险地区的进口。根据表2的筛选结果，我们设计了铁矿石进口的三种多元化策略，策略1：澳、巴两国进口份额各自减少5%，平均分配给其他进口来源地；策略2：澳、巴两国进口份额各自减少5%，平均分配给12个潜在来源地；策略3：澳、巴两国进口份额各自减少5%，平均分配给6个主要突破口。基于第三部分的计量结果和2011年的样本数据，模拟各种策略下的特定风险指数，通过与2011年实际特定风险指数的比较，评价三种多元化策略的风险缓冲效果。我们还比较了多元化策略的价格效应，假定各进口来源地的价格保持不变，按照三种多元化策略完成数量份额的跨国转移之后，铁矿石的平均进口价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表3列出了2011年实际的特定风险指数和进口平均价格，以及模拟结果相对于实际数据的变动幅度。
表3中的风险指数对比显示，三种多元化策略均有效降低了铁矿石进口的特定风险，在假定多元化操作不影响国际价格的情况下，特定风险指数分别降低了4.6%、5.8%、7.1%，说明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来源地构成还有进一步优化的潜力，只要措施得当，进口风险有望明显缓解。从价格模拟结果来看，策略1的进口价格将比实际价格上升6.5%，而策略2和策略3的进口价格则分别下降2.8%和4.1%。比较三种策略的风险和价格模拟结果可以发现，综合考虑价格水平、国家风险以及价格波动性的策略3的风险缓冲效果最优，且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策略2次之，单纯平均化的策略1因为忽视了价格风险和国家风险，不仅弱化了风险缓冲效果，反而增加了进口成本，这也证实了本文对于进口来源地的筛选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可以作为中国开展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决策依据。
五、政策建议
（一）着力推动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与合理化实证研究表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墨西哥、葡萄牙可以作为优化进口来源地结构的主要突破口，中国企业应当注意收集这些国家的矿企信息并与之建立稳定的业务联系，将其作为铁矿石进口贸易的优先选择。考虑到一些东道国矿企的产能或许不能满足中国企业的进口需求，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方式提供资金，帮助其扩大产能。中国的贸易管理部门应当大力开展经济外交，与东道国矿业、贸易等管理部门合作，定期组织国内进口企业与国外矿业企业进行商贸洽谈会之类的活动，促进铁矿石双边贸易的便利化，为国内企业拓展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充分利用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矿业资源由于铁矿石的品质不具有替代性，进口多元化也远非短期内所能实现，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的进口来源地构成中，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大供应方仍然要占据相当高的份额，充分利用澳、巴两国的矿业资源，有效降低双边进口风险也应当值得重视。一方面是以直接投资替代外部进口，通过合资或独资方式加大对当地矿业资源的投资和控制，增强中国企业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或者以股东分红的收益冲抵进口价格上涨的成本，甚至将双边贸易变为中国企业的公司内贸易，完全锁定进口价格；另一方面是在当地建立钢厂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的高品位矿石资源生产钢材就地销售，或者对其他地区出口，日本的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规避价格风险和节约运输成本，这一思路对于距离相对较远、运费相对较高的巴西尤为适用。
（三）努力降低国际市场波动的外部影响尽管中国的单方面行动不足以规避国际市场波动的系统性风险，但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尽量降低其负面影响，例如建立健全中国的铁矿石期货市场，争夺铁矿石市场的定价话语权，并为企业对冲价格风险提供有效工具；合理利用海运运费衍生工具——远期货运协议（FFA），对冲海运运费波动对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影响，2011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运费成本占进口价格的比重接近15%，且运费波动性是进口价格波动性的三倍，防范运费价格波动的系统性风险已经非常迫切；加快铁矿石战略资源储备的建设，渠道之一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处于低位时大量购入，渠道之二是加大国内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和国外矿产基地的投资力度，通过战略资源的储备积累，应对国际市场供求的异常变动，确保国内铁矿石的价格稳定与供应安全。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②HHI是Hirschman Herfindahl Index的简写，计算公式为：
，式中TP为中国自该国或地区进口的铁矿石数量，TOTAL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总量，i代表贸易伙伴国或地区，N为贸易伙伴的数量，t为年份。HHI数值越大，说明进口来源地的集中度越高，反之则表明集中度越低。
③2010年两国占全球铁矿石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64.2%。
④风险调整系数
，其中，R为国家风险指数，指数值在0～100之间，指数值越大表明该国风险越低，j为进口来源地，m为第t年进口来源地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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