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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5-0081-06
一、美丽与真相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提出：“美是生活”，“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1]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拿这个理论来判断如今女性的现代美，似乎就不大准确了。
现代女性犹如一盆精致的花，培育它的是以男性意识为主流的社会，栽花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捆或扎，将好好的枝桠弄得扭曲盘亘，却谓之曰“艺术和美”，因而这些花只有日日夜夜隐藏着内心痛苦的呻吟，按照主人的意愿，为给主人带来视觉上或精神上的享受而生活，完全忽略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它们心里明白，一旦自由伸展，自己就不美了，就不是艺术了，人们也就不会去注意它，主人也就不会去精心地照料它了，于是它们学会了咬着牙作出妩媚的笑，迎接各种眼光，并称之为“享受大家的爱”。
这是个折磨人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接受束缚和压抑，成为人们欣赏、爱慕的对象；一方面自由地伸展，身心得以充分解放和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她们的身体想自由，而她们的理智却不允许那样做，这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呢？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人的一切行为、语言都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才不至被排斥于社会群体之外。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要获取大众的认可，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又往往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点为导向。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男性无疑可视为掌握社会经济命脉的主要群体，整个社会的审美价值趋向，基本上是随男性审美观点的变化而变化，而他们的审美定向，又往往是从纯男性化的视角出发的。这样的审美定向，难免有失偏颇。
综观绵延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缠足”、“束腰”到现在的“减肥”、“隆胸”之风，实质上是男性社会无形中赋予女性的身心枷锁，足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过去那些明目张胆压抑女性的手段遭到社会的一致唾弃，代之以更“文明”、更隐晦的手段罢了。以高跟鞋为例，分析它所起的作用，不难发现其双重性：一方面，增加女性的性感度，以满足和激发男性的性幻想，达到精神上的愉悦；另一方面，使女性增加一种高雅气质（或曰风韵），以满足男性的虚荣心。这正好符合男性对女性形象的要求：性感与高贵的结合——实际上，这种标准是不符合现实的，与过去裹足的实际作用是差不多的，贯穿它的同样是男性对女性的理想化建构，只不过因为古今的审美标准变化和女性意识觉醒的情况下，在其表面罩上了一层具有现代色彩的面纱，尽管显得更加含蓄、朦胧而优美，但却改变不了贬低女性地位、压抑女性个性发展及否定女性意识的本质。
露丝·本尼迪格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两性不同的含义，社会文化操纵着两性的意识形态。自母系氏族社会结束后，在数千年的男性语境中，男性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男性群体审美观念的每一次变化，女性都只能诚惶诚恐地接受，毫无选择的余地。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女性权利的无形剥夺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头换面，使其更符合“现代”的概念和标准。当这种审美观念成为定势后，凡不遵循这个“规则”的，便会被视为“异类”，被大众排斥和冷落，她们只有被迫改变自己，以符合社会对“美”的要求。因此人们看到的女性，在矜持和优雅的外表下，始终摆脱不了身体的痛楚和心灵的桎梏，而女性则在这种对自身束缚与“自得其乐”的反复折磨中扭曲着内心。当她终于以一种符合大众观念的标准形象（也就是美的形象）再次出现时，虽然获得了暂时虚荣心的满足，但是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的身心已经千疮百孔，疲惫不堪；而如果不能达到这种目标，则又自卑自怜，郁郁寡欢，甚至是嫉妒和自我敌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好的心境从何而来？离美的真谛又何止千里？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自恋、自虐和奴性化的人格扭曲中，成为一种单纯的性别符号，彻底远离了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实现自我价值的初衷，无论是否成为被社会承认的形象，她们都失去了自然健康的肌体与平和宁静的心境，被恐慌和焦虑所包裹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近百年来女性运动的兴起，使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女性不再被动地接受男性的审美价值观，但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父系霸权仍是社会的主流，女性只能采取折中和妥协方法进行有限的改造，却无法彻底改变男权思想对社会的控制地位，因为几乎没有人可以脱离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进行独立而自由的思考，这也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而父亲制无法通过自身来理解妇女，更谈不上解放妇女，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然是受压抑的对象，不得不接受社会对她的种种要求。在无力抵抗社会压抑、内心苦闷无法释放的情况下，这种压抑就会转向内部，在对自身的敌视乃至折磨中寻求发泄和平衡。女性就在这样的社会、自身的双重压抑之下，进行着无奈的选择、无望的轮回。
于此，我们似乎能够解释所有女性的行为和心理，甚或是病态的缘由，谁也不能否认父亲霸权对社会男性意识的不断强化和对女性附属地位的强调，是造成女性普遍缺乏自信、被动消极以及软弱依赖的根本原因。大多数女性只有以得到更多的认同作为生活的源泉或动力，其主要表现在于对“美”的追求。这种行为分两种：一种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美的追寻，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说的就是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另一种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与前一种有所区别，表现为涵义和过程的不同，此时“美”的涵义是由男性思想界定的，而不是通过女性本身感知和认可的，有很强的社会性；在追寻过程中，也由一般的自觉意识行为，到带有强制性甚至是违背自己意愿和自然规律的行为。导致第二种现象的根源错综复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物质方面，二是精神方面，两方面又相互交错，构成复杂的社会意识基础。
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男权社会，经济基础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是她们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种现象，从古至今，女性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中，都是以外貌作为一种获取某种利益的手段。而到了现当代，受到浓烈商业气息的熏染，这种倾向愈加突出，在极端情况下，外貌甚至成为某种商品（譬如财色交易）或是商业运作（譬如选美活动、明星炒作），为了得到利益，女性就只有使自身符合男性的审美价值标准。因为这种商品的消费群体是男性社会，它有无价值是以男性的思想观点为指导的，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女性都只能按照男性观点来约束、美化自己，而她们的尊严在对自身形象的否定和对自身需求的忽略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说，女性具有易受暗示的特点，因此容易受到某种思想意识（特别是男性观点）的影响。同时女性对情感的重视和依赖程度是远远高于男性的，能得到异性的认同、爱慕，几乎是所有女性的幸福和快乐的来源，“女为悦己者容”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性同样也只有以男性的观念来规范自己，否则就没有被肯定和被爱的可能。在她们看来，爱与尊重似乎是一个概念，因此女性对社会承认的追求和对爱的追求，同样是义无反顾的。
古代皇宫里的宫女、嫔妃，为了得到婀娜的身姿以换取皇帝的青睐，不惜节食致死，而那些平民女子，忍受缠足的痛苦，也是为了达到“三寸金莲”、碎步轻盈的美态。虽然这些风尚现在看来都相当残忍、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却是每个女性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则。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满足了从生理到社交需要的基础上，人们对社会认同（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就会更加凸显出来。现当代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女性，受传媒和时尚的挑拨及唯美理念的诱导，愈加狂热于对非自然化的“美”的追求中，为了达到“美”的效果，女性不惜忍受身体的痛苦和金钱的耗费。对她们来说，容貌和身材才是第一生命，它不仅是获得利益的筹码，也是获得男性关注和爱慕的重要条件，而这些使自己“美”的手段又何尝不残忍呢？发展到极致，便是视自身为假想的敌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同（在她们自身表现为虚荣心）的满足，不惜否定自身的生理需要，甚或戕害自己的身心。
流行歌后玛丽娅·凯丽曾说，我真希望自己像那些索马里难民一样的瘦，只是不要像他们那么脏。其实，跟她有类似想法的何止寥寥，要不然就不会有保持身段而切掉一段小肠的新闻事件，也不会有如今越来越多的厌食症和抑郁症患者。1982年，美国歌星卡本特因瘦身而陨灭的消息，给大家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我们应该怎样善待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为了什么而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种极端唯美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或者说会导致社会女性生活走向病态。它使本来就被时尚和潮流弄得疲惫不堪和神经质的女性，更被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心灵破碎、人格缺失。她们在对自身的敌视、折磨和扩大到对其他女性的敌视和防备（非人道的竞争）中，渐渐失去正常的生活状态，陷入混乱和困扰中。这是现当代女性最大的悲哀，也是如今隐藏在社会文明表面下的大多数女性的生存现状。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自身的行为和意识进行反思，有一部名为《美丽的真相》的日剧，就用相当尖刻的艺术手法对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状态提出了质疑，可见人们并非都对此视而不见。如今，“健康才是美”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更多的女性渐渐意识到，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才是她们应该追求的人生目标，连芭比娃娃的生产厂商都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对芭比娃娃的身体比例进行调整，以更接近真实状况。这似乎在预示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要完全改变这种已经被内化为女性意识的男性思想的巨大控制作用，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要摆脱几千年形成的女性形象障碍，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二、抗争与反叛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当一种欲望不能满足时，就会导致病态的产生”，“而且他们的症候乃是对失去的满足的替代。”[2]男权社会是由男性思想意识建构的，它只能从自身的需要对女性思想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它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理解女性身心需求的。其客观表现在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仅表现在思想意识、身体意识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性意识上。思想、身体意识上的压抑造成了前面所述的身心症状，而性意识上的压抑所造成的后果和现象就更加复杂。
女性从一出生开始，都无一例外被灌输了被动的性身份意识，此种现象源于男性对女性的曲解，男权社会以它的思维方式将女性简单地区分为对立的两极：贞女（天使）和荡妇（魔鬼）。只有“贞女”才能得到爱和尊重，而“荡妇”则应当遭到社会的鄙弃。分辨两者的标准，则是随着各个时期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和期望的不同而变化的，不过总体说来变化不大，并且无论在世界何种地方，只要是属于父系社会形态，其对女性性意识的限定都出奇的一致，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强大的社会基础。男权社会普遍以男性的主动性地位打击女性的尊严感，并以此巩固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当被动的性地位意识内化为女性自身的性意识时，她们就会不自觉地自我压抑身心需求，甚至抑制了正常的生理活动，最极端的表现为心因性的性冷淡，这是造成家庭不睦、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因为假如过多表现出身体的欲望就会被视为放荡，理应被社会鄙弃，于是大多数女性都在这种意识所造成的冷漠或是伪装的冷漠中生活，而社会给予她们的补偿就是婚姻。婚姻对女性来说是如此重要，它体现了社会的承认。
西蒙·波娃说过，对于女孩子们，婚姻是她们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若是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在如此社会现实的驱使下，女性失去了自我定义的能力和主动的权利，这种丧失随被动的性身份意识的不断强化，已经成为自愿的社会化行为。现代女性对自我行为的定义只是片面化的、局部的，她们对自身生活质量提高所做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社会要求，几乎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完全从无论是前意识还是潜意识中接受和确定“为自己而生活”的观念，可见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她们的深刻影响。由于思想上的依附性仍然没有减弱，所以女性接受的男性社会压抑和对自身的压抑现象依然存在。
既然有压抑存在，女性除了被动接受而产生病态外，还必然造成另一种现象——抗争。出现在当代东西方文化领域中的两种现象，就是这种抗争的典型例证。
其一是美国的“麦当娜”现象。麦当娜是近20年来一个重要的流行文化现象，从表面上看，她的成功在于她有能力体现男性幻想。麦当娜有大量音乐录像展示、夸大和利用其容貌和身体的性征，并反复播放她迎合、俯就男性的姿态，这些都说明她正在教会她的崇拜者，特别是女性崇拜者要以男性的视点去观看她们自己。也就是说，她极力怂勇她们作为男权制内的女性主体，她也就此成为父系霸权的一个代言人。但是，如果她的崇拜者不是“文化复制品”——被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被动的文化产品的接受者，相反，如果她们是主动而有选择地去看、去听、去模仿麦当娜而非别人的话，那么，在麦当娜形象中肯定有某些间隙或空当逃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且使她的听众产生出同她们的社会经验相关的意义。
对麦当娜的许多观众和听众来说，她们的经验是软弱和低贱的，如果麦当娜所体现的意义不是使这种社会经济自然而然化，她就应当提供对此进行抗拒的机遇。于是，她的形象对父权制中的女性来说，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角色模型，而是一些力量的斗争场所，主要是针对男权控制下的女性抵抗。对受到压抑和伤害的女性来说，她放荡的形象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发泄和斗争的场所。女性从来就没有自由自在地建构她们的身份意识，因为只有同男权制所要求的身份做抗争才能取得这种意识。这种抗争，这种反击，也会令人感到惬意，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女性拥护者占绝大多数的原因。麦当娜的年轻歌迷们从她身上发现了女性的意义，即打破贞女、荡妇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她们在她的形象中发现了女性中心的性表征，这些性表征在涉及到女性独立和自主时，被反复地表述出来，它是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内部，并针对着这种男权制而发挥作用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麦当娜将自己表现为这样一个人：她不仅控制了自己的形象，而且还控制了这种形象的制作过程。她或是通过不断戏仿女人的惯常特征作为质疑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或是运用双关语，使经济成果和性成果等同起来的这一父系社会流行文化的普遍策略，发挥其典型的意识形态作用，最终达到拒绝或至少是抵制女人的性和经济的臣属性之目的。麦当娜试图让女人明白，女性的意义能够为她们自己所控制，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来生产，同时她们的主体性并不一定笼而统之地被主导的男权制所决定。如果某些女性认为男权制促成了他们有关性征的“错误看法”并导致她们“滥用其性征”，那么，麦当娜呼吁她们关注其性征，依自己的兴趣建构性别身份，就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吁请。
现在的人们只能用男权词语来描绘麦当娜的性征——“放荡”，但她又竭力反对铭刻于自己主体内的男权制。“可接受的”和“十足无耻”间的对立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对女性性征的表征，而且也指涉着一种外在化了的能力，且这种能力被女性所知觉。她们试图调和两种矛盾：对于她们自身性征的明确女性观以及格格不入的男性观点，麦当娜有意地同时也充满悖论地探究这些矛盾。她的所有表现，通常代表妇女反叛或嘲笑男权制的习惯，而她的性征可对女性化或女子气的主导界定构成威胁或挑战，并且通过使自己的戏仿变得更加有力、明确和具有性的挑战性，以替代与颠覆过去女性形象的乞求和召唤的惯技。可以看出，其旨不在引诱，而在控制，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像她那样能够控制自己性征的女性对女孩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对男孩的吸引力——按照《时代》的说法：“很多男孩发现她的性感难以应付，并且‘怀疑他们被戏弄了’。”[3]
麦当娜或受到过度宠爱或受到过度敌视，都是因为她处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占据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位置上，她的自恋不应视为女性的自恋和自我中心，相反，这是她的根本吁求。对她“勇于塑造自己”的褒扬是那些坚强女孩寻求性身份的进一步证实，这种性身份是依据她们自己的兴趣而并非男性的主导兴趣所构成的。麦当娜质疑了将女人进行二元对立的概念化方式的有效性，有意将女性意识从意识形态对立中解放出来，具有了以往女性思想所没有的深广涵义。
其二就是与麦当娜现象类似的中国的“宝贝”现象。这是以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为先导所代表的一场女性文化现象。它们的拥护者也是以年轻女性居我，究其原因，是由于她们的作品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形象的界定，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精神冒险、自我张扬以及情欲放纵的幻想空间。她们打着前卫和自由的旗号，沉溺于唯美而疯狂的文字游戏中，抒发着玩世不恭、颓废迷茫的情绪，这正应和了当代部分女性空虚、矛盾、压抑的心理现状和渴望释放的精神需求。
从卫慧的《上海宝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部充满自恋情绪和性幻想的作品里，始终贯穿、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交融的意项：试探性的性角色替换；对自身行为的迷茫、矛盾和由此产生的负罪感；对被男性社会意识的认同和对被男性社会接受的渴望。这三个意项，又通过三种情节的设置来表述。
性角色的试探性替换，是作品中最引人注日的一个意项。与麦当娜不约而同的是，她们都意识到，在决定她们所进入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是她们所历经的社会经验之时，其性身份的重要性：“人们的性征以及他们同世界的关联方式非常重要……你的性身份是如此地重要，你对它越是关注，你就越是能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围绕着性权利和性引力。”[4]那么她是怎样实现性角色替换的呢？分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我们不难发现，她是通过对男主人公天天的男性性征的极端弱化和对自身女性性征的不断强化甚至夸张（渲染自身的性吸引力），来实现对性角色的控制和试探性的替换。她无疑已经意识到证明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最有力的依据便是操纵性关系的主动权。我们看到的男主角天天，是一个柔弱、依赖、自闭、“像一个婴孩”式的女性化了的男性角色。在他面前，她似乎转变为男性，而天天则成为女性，时时刻刻需要她的帮助、关怀，她俨然已经拥有了支配的地位。同时文中不断强调她对天天的爱和对过去男朋友过强男性性征的厌恶，实际上体现了对控制性角色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只有在虚弱的天天那里才能找到。在她的潜意识里，与其说她爱的是天天，不如说她是爱上了自己在这种性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她也意识到这种对性角色的控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与马克的交往就说明了这一点。马克具有充分的男性性征，他不依赖于她，却处处让她感到无法逃避的本能眷恋，这又使她感到矛盾和沮丧。
传统观念和自身需求的矛盾，也是她对自身行为产生负罪感的原因。她将天天设置为一个性无能，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放纵行为找到一个逃避负罪感的借口，这说明她仍然无法摆脱，也无力摆脱男性社会的意识控制，不能坦然地面对自身的种种欲望和需求。“对母亲怀有的赎罪感将是我一生的情感主题之一”，就充分表露了她内心对放纵行为的负疚。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母亲”影射着传统观念，也就是男权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她的放荡行为在这里代表了对父权期望的一种背叛和嘲讽，是被压抑后的释放。卫慧就是用这种放纵自我的外在表现形式表达女性内心的矛盾和抗争的，然而内在却始终没有跳出男性观念对女性的界定，所以思想上的极端矛盾引发出的负罪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她的这种质疑和反叛也未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即一种新的对女性自身行为的评判标准，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中。
在小说中，她对被男权制作为传统女性形象典范的表姐朱砂所抱有的好感和向往，表现出对被男性社会意识的认同和对被男性社会接受的渴望，同时在对表姐的轻微妒忌和不屑中，传达出反叛的讯息。但总的来说，她的这种反叛是很微弱的，决没有麦当娜那样的彻底性、个性化，更没有麦当娜所具有的自主性，因此她对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也只能是浅尝辙止的。
卫慧将自恋与自我中心作为矛盾、反叛的表达，并把性自由片面地理解为抗争的一种形式。而麦当娜更将自我形象控制及其对男性传统观念的嘲讽作为反叛和斗争的指向，并进一步质疑对女性进行二元对立的概念化方式的有效性。卫慧的作品始终在孩童式的狂想和张扬与铭刻于她思想中的父权制控制下的道德评判之间徘徊，并且，她的反叛思想也是游移不定、充满矛盾的，也就是说，她始终还是没有作到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观点代替传统的男性观点，所以她无力面对现实和矛盾，因为在背弃传统的同时，她感到的是深深的不安，在放纵无忌的背后却隐藏着虚弱、恐惧和疑虑。同时，作为商业产品，她的作品也不免对父系霸权的社会现实有所妥协，尽量削弱反叛的实质，突出标新立异的“前卫”性观念，却始终逃不过成为男性精神玩物的樊篱。
客观地讲，无论是麦当娜现象还是“宝贝现象”，都是男性社会意识对女性思想的压抑与矛盾激化的产物，她们都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压抑，并用极端的形式表现出了女性的不满和反抗。她们正体验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个抵抗性的意识形态内部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性身份。不同的是，由于封建男权思想在中国人意识领域的强大势力和她本身的局限，卫慧最终只能通过对女性自身性征的表现达到诱惑和征服，她只是让人们注意到她在男性霸权中的角色：女人既可受到男人的尊重和爱慕，也可以被他们利用或鄙视，然而，只有从男性主体立场看，她才具有意义。而麦当娜不仅仅是表现这些性征，更多的是通过对女性性征表现的控制，实现自身性身份的确立。当女性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女性的潜能之际，父权制就猛扑过来确立它对她们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也正是在此时，麦当娜的出现打断了这样的控制，正如朱迪斯·威廉姆逊所指出的，因为“她保留了大多数女孩初始时的夸饰性和展示性，直到‘成年女性’——被男性意识同化的女性群体的攻击将其耗尽为止。”[5]应该说，她们对女性生活空间的探索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卫慧显然不具有麦当娜的对传统女性形象、性身份的质疑、颠覆和自主的控制能力。从这点上看，麦当娜比卫慧走得更远，更加彻底。
三、自由与发展
人类社会由无数男女所组成，两性不仅是人类繁衍生殖所必须的生物实体，而且也是精神、人格的社会实体，他们是互为基础、互相依存的关系。从理论上讲，男女两性同为高等动物，同处一个社会，两者必有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受生物学基础和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交互影响作用，所以男女两性之间必然也会存在一些差异。当今社会男女地位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可以消除两者的差别，完全实现两性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平等，这正是由于两性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从情感、意志活动的差异方面来说，两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无数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如女子应该温顺、体贴，男子须自主、好胜。这些固定观念不仅成为社会对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也逐渐内化为两性的自我期待。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男性与女性的价值被绝对地划分开来，男性具有优越性与支配性，而在社会生活中，支配权就是个体地位与身份的重要反映，很明显，受支配者的地位低于支配者。在当今世界范围的女权运动背后，本身就隐藏了女性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这样一个事实，而在支配行为倾向上的两性差异正好反映了他们社会地位的差异。
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方面看，按照米德等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观点，社会文化在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上，对男女形成不同的性别角色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着男女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地位规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传统文化期待女性温顺安分，不论受到怎样的压力，有什么欲望，都必须接受社会的安排，逆来顺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十分淡薄，它决定了女性生活天地的狭小，只能充当附属品的角色。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男性的重要地位仍然存在，女性依然习惯性地继续着她们的从属地位。女性由于受到性别角色期待的影响，在形成自己容忍力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作为弱者的形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女性在经济方面依赖着男性，虽然随着大工业生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在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中女性依然是弱者。同时，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从各种信息传播媒介中接受了大量关于女性是弱者的信息，从而产生了自卑心理，使女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寻求依赖。可以说，女性的依赖感与男性的支配欲一样，它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得到了社会的强化。
从成就动机方面讲，女性与男性一样在乎成就表现，只是追求的领域不同。男性成功的着眼点在于事业本身，女性则多侧重于人际取向，以取得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大众的认可，也就是说，女性的成就动机中融入了亲和需求。换言之，社会赞许对女性成就努力的影响大于男性。对成就动机的深入研究还发现，女性成功的另一重大障碍是回避性成就动机。美国心理学家霍纳指出，成功给男性带来满意感，但却给女性带来焦虑。由于成就高的女性常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因而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吸引力。另外从男性角度说，一旦居高临下的阵势与支配欲受到威胁，男性便会失去心理平衡，所以男性不愿意接近有成就的女性。对女性本身来说，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便要忍受与成功相伴的焦虑，甚至是非议。这种对成就的恐惧性动机，使相当多的女性回避成功，压抑自己的成就表现，从而失去了自己能够得到的社会地位，也失去了实现平等的机会。但这一切有失女性人力资源的现象，并不是女性自己的过错，根源在于社会文化因素中存在的错误影响。
女性在默默接受社会角色定位、充当社会意识形态牺牲品的同时，她们内心深处无时不在寻找着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以充实自己的情感生活，实现自我完善和提升。这同社会现状无疑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依赖于女性自强、自信性格的强化和社会对男女性别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只有在社会不断增加对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并且女性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观点、道德评价标准和行为指导的情况下，女性才能真实地获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独立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出：作为自觉的能动的创造价值的社会主体，人在本质上是追求自由的存在物，自由是人类整个价值体系的最高价值。人的活动受到三个方面的束缚：一是受自然条件束缚，二是受社会条件束缚，三是受自身条件束缚。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解除束缚，克服限制。人在社会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就是突破旧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历史进步中获得自由；人从自身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就是从束缚自己才能发展的自身条件，特别是人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6]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所以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一运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类追求自由和争取解放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本身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今社会要取得全面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形态，这就包括建立两性间的和谐发展，而和谐发展只能在社会个体充分自由的发展基础上实现。当代社会生产要求充分发展个人能力，因此，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改变因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女性人力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男性与女性不应是社会中对立的两面，而应是相互融合的社会有机整体中的两个部分。消除两性间的错误意识，实现平等和自由，是促进两性关系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应该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寻求个性的解放和思想意识的自由，这不仅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女性即使拥有了物质生活上的自由和独立，如果她的精神世界无法摆脱植根于思想内部的自卑、依赖情绪和种种男性意识形态的桎梏，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受传统观念压抑与控制的生活现状，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发展。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独立都是片面的独立，只是达到精神上独立的手段而不是最后的目的，而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应该是建立在属于精神领域的意识和观念上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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