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近十年改革转型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西欧论文,近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6
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苏东剧变的冲击，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陷入持久的危机。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到90年代中期，它已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转型期。第三条道路是这种转型的一次重大尝试，但历史的惰性使党内左翼和社会下层十分不满，该道路受到严重质疑，转型也因此在彷徨中时断时续。然而总体来看，变革始终是社会民主主义回避不了的选择。
一、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大背景
社会民主主义近十年以来实行改革转型，并非它心血来潮或理想主义的指引之作，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变迁原因。
1.社会民主主义具有转型求变的历史传统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百年风雨造就了它根据时代变化不断修正和变革自我的深厚传统。回顾其走过的路，可见变革轨迹清晰可见。
(1)从暴力革命到议会道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员超过了农业部门。① 这导致工人阶级力量增强和国家明火执仗的暴力统治收敛，普选的实行更让社民党依靠合法斗争赢得的选票直线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北欧大多数党的得票都在30％以上，在芬兰甚至高达47％。②
这种形势渐渐使社民党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转向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认定议会制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恰当手段，从而完成了政治道路的转型。
(2)从制度变革的阶级党到价值追求的人民党
尽管伯恩施坦早就对生产资料国有化提出异议，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一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主流派都坚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制度变革信念。然而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在50年代开始显露出与预期相反的下降趋势，社民党成为执政党的企盼遇到阶级发展的屏障，为此它开始寻求进行突破选民政治资源限制的变革。
1959年，德国社民党通过了在整个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中都极具影响力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放弃了国有化目标，把自由、公正、团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成为国家和生活的普遍制度”的民主，宣布“社民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③ 这种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是当代社民党最重大、最本质的一次转型，它不仅构建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还为许多党带来得以成为执政党的实惠。
(3)从追求工业文明到兼顾生态文明
信仰理想主义的社民党一向坚持工业文明的进步观，认为只要“把日益增长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人们就能生活得闲适自得”。④ 然而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给这一理念以当头棒喝，绿色政治的崛起不仅挑战“工业化是进步的根本标志”这一命题，而且分裂了社民党，使其得票率纷纷跌回到30％左右，政权旁落。社民党被迫进行新的转型。
这次转型以1989年德国社民党的《柏林纲领》为标志，该纲领第一句话就写道：“我们社民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适合于生存的自然界，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公正的社会而斗争”，强调“我们想要的进步不以数量为目的，而以人们的生存质量——更高的质量为目的”。⑤ 值得注意的是，社民党不仅在思想和价值观上，而且在实践上接受生态内容。最突出的是它结束了自己同绿色运动的10年对抗关系，转向积极的对话与合作。一些社民党因此重新上台执政。
社民党这一系列的改革转型给我们的提示是：第一，转型求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用布莱尔的话说叫“永恒的修正主义”⑥；第二，转型求变总是与时代变化、社会变化相联系；第三，转型求变的目的是争取更多的选票；第四，转型求变的总方向是日益中间化和实用主义化。社会民主主义世纪之交的新转型延续了这些特点。
2.社会民主主义在后冷战时期面临的新危机
由于出现了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社会民主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危机直接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转型因此又提到最紧迫的日程上来。
(1)苏东剧变的政治冲击
苏东剧变形成了远远超出其地域的政治冲击波。在西欧，甚至一度以胜利者自居的社会民主主义也被掷入灾难深渊。在“历史终结论”和“‘社会民主’任务完成论”的诅咒下，虽然社民党再三声明“民主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并用“社会(的)民主主义”一词替代“民主社会主义”概念，⑦ 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并非换个称谓就能化解的。
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早在十月革命后就在政治上与苏联模式划清了界限，但从经济管理方面看，由于崇尚国家意志的苏联模式避开了30年代的大危机，不仅对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有一定影响，也强化了社民党的国家干预思想。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北欧的社民党虽然抛弃了国有化主张，但依然坚守计划经济。因此，苏东国家干预模式的失火难免不殃及社会民主主义，并迫使它重新评估市场经济模式。
(2)经济全球化的挤压
冷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划分势力范围的格局被打破，世界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缘政治的限制，信息通信、跨国公司生产、商品交易、金融资本运营等形成了全球性网络和规模，这种经济全球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快速地向劳动成本低、税收政策优惠多的地区转移，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现象不仅导致欧盟失业率连续数年保持在10％以上，⑧ 还使资本获得了对工会的优势，同时制约了民族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⑨
这种情况使社会民主主义者意识到，靠推行凯恩斯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已难上加难，全球化呼唤小而精的政府，社民党人崇尚的大政府必须瘦身、放权、创新、提效。没有新的执政理念，政府的合法性和参与全球竞争都成为问题。
(3)传统社会基础的萎缩
西欧社会结构的变化明显破坏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降低了其固有的政治支持率。这主要表现在产业工人力量急剧弱化，中间阶层快速膨胀。
就前者而言，最明显的是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组织化程度因工会的衰落降低，整体阶级意识由于个人主义倾向的加强而减退，社会地位也随着对工人高福利的认识转变——从刺激需求的手段转变为增加成本的累赘——而降低。
就后者而言，战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各有特点的发展：一是30年黄金发展期造就了大量的企业白领雇员、政府公务员和在文教卫生、法律等领域服务的人员。这些人不少出自工人家庭，但与父辈政治上追随社民党相比，他们更愿“摆脱战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体系，转而信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⑩ 并在左翼中掀起“弃红投绿”的浪潮。
二是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在90年代急剧向科技信息产业转型，互联网、金融市场和知识的结合造就了新的中间阶层——号称“全球阶级”的“知本家”。他们把后物质主义与在创新中使财富激增整合成新的社会价值观，热衷于以全球性排斥民族性，反对国家从行政疆界到经济政策的限制。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对社会发展趋向的影响巨大。
这些情况使社民党“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从而转向中间阶层。(11)
以上种种社会变化引发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危机，动摇了它过去坚信的一些东西，同时开始了它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
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世纪之交的转型尝试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刮起了一阵强劲的变革之风，其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屈指可数。这就是第三条道路。
1.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准备
社会民主主义大规模尝试走第三条道路，除了时代变化的客观压力外，西方若干重要理论的铺垫和美英国家变革提供的经验也很重要。
(1)对西方若干现代理论的借鉴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极其善于“兼收并蓄”的社会运动和思潮。为了应对时代的变化，它不仅积极向自由主义回归，而且从新保守主义、生态主义和社群主义等西方现代理论那里吸收了不少养份。
1944年，发表了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宪章《奴役之路》的哈耶克断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是坏事，而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事。但是当国家以追求平等为借口插手分配、控制市场和干预经济时，公民的自由和主动精神就会遭到扼杀。依据这种理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进行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新保守主义革命，大规模实行私有化，鼓励市场自由竞争，打压工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因此也受到打击，但当它看到“英国病”在撒切尔夫人的手术刀下得到缓解且经济出现转机后，开始对照和反思效率与公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以及经济发展和福利政策等问题。
20世纪科技的飞速发展，前所未有地推进了文明，但也带来了生态破坏。1976年，“罗马俱乐部”发出了“增长”能使人类“自己受伤”的严厉警告。生态主义运动秉承“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抛弃传统的阶级政治倾向，声称“我们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站在正前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它既批判资本主义利润第一的原则，也指责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观。社民党在与绿党争论数年后，终于放弃了工业化是进步的根本标志的看法，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加强了与绿色运动的联合，并从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中学会了新的思想方法，培养了自己的改革意识、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新中间意识和建立公民社会意识等等。(12)
社群主义是80～9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既反对左翼自由主义，也反对右翼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它认为，无论强调得到再分配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权利的左派思想，还是强调财产只要来路正当，别人无权干涉的右派思想，都是置社会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然而任何个人都归属于国家、阶级、民族、地区、社区、家庭等社群，个人的自主性受到社群的制约，任何个人权利都伴随着一定的义务。在社群主义影响下，西方出现了提倡“社区共建”、“邻里友爱”的社群运动，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发展，分担了政府的部分责任。这种现象特别引起了渴望找到新道路的社民党的关注。
(2)克林顿变革与“布莱尔革命”
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经济创下持续增长的最高记录，并产生“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和低财政赤字”的“新经济”现象。而这一业绩的取得，与克林顿的三大变革密不可分。
这些变革之一是变革福利制度。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民主党政府扩大和共和党政府紧缩中度过了50多个春秋。它作为美国现代化进程中防范社会动荡的安全网虽然功不可没，但在90年代陷入了赤字猛增等严重危机，为此克林顿签署了《社会福利改革法案》，力促福利政策成为工作的“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13)
变革之二是抓住中间阶层。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衰退并进行结构转型，使许多中间阶层雇员的优越生活受到威胁。克林顿抓住这种态势，把“恢复被遗忘的中产阶级的希望”作为他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目标。1992年他发表《新的誓约》，强调“我就是中产阶级的产儿。我若当选为总统，你们就不再会被人遗忘了”。(14) 结果他于1993年顺利入主白宫。
变革之三是摆脱左右观念的束缚。在20世纪的美国，形成过两次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左翼运动，一次是罗斯福新政，另一次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它们的国家管理模式特征是：大政府、小市场、高税收和高福利。里根保守主义属美国右翼，其治国特征是：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有限福利。克林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未能适应新的现实”(15)，必须代之以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的新模式，兼顾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走“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6)
克林顿走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无论是福利政策、选民动员战略、超越左右的观念更新，还是“新经济”，对西欧社民党都极具吸引力，其领导人盛赞美国是“经济发展的典范”，一度纷纷跨洋取经。
学习美国最快的无疑是英国工党。经过18年在野的卧薪尝胆，工党终于有机会发动一场反老工党保守形象的“权力意识形态政变”——“布莱尔革命”。具体而言，布莱尔走了三步棋：一是废除多年改不动的、关于建立公有制的党章第四条；二是强调工党“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拉开与工会的距离，向工商界示好；三是“克林顿化”，即强调经济发展、超越左右、机会平等、责任意识、社区观念和中产阶级情结，以及媒体炒作技能。正是这三招之后，布莱尔在党内、国内取得了胜利。众多其他社民党也受工党成功的鼓舞赢得大选，并将目光聚焦在如何走第三条道路上。
2.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特征
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一次声势浩大的变革转型尝试，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基本特征，最主要的就是控制全球化、新的公正观和责任观，以及超越左右的新中派政治定位。
(1)控制全球化
全球化是第三条道路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这不仅因为它加深了社民党的生存危机，而且因为它为社民党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演绎舞台。第三条道路将控制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政治总目标，反映了它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构想。
面对全球化的汹涌波涛，存在三种基本的立场：支持、反对和控制。支持派主要是代表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利益的新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市场全球自由运作能自发实现世界最佳状态；反对派主要是西方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蓝领工会和部分社民党左派，他们提出“世界不是一件商品”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等口号，反对市场决定一切；积极控制派即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现代派，第三条道路是其主要理念。它认为，对全球化采取宿命恐惧、无所作为、无度怂恿或单纯抵制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应以“有活力的政府”去控制它，变挑战为机遇。
从1998年起，欧美中左派政党领导人数次聚会，探讨第三条道路主旨思想。德国社民党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涡轮资本主义使其加速，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制约它。布莱尔也指出，面对全球秩序变迁，“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到社会的团结与繁荣”。(17)
但应该指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只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口号，所谓“控制”并没有真正到过位。所以，第三条道路“控制全球化”这个总政治目标是打了折扣的。
(2)新的公正观和责任观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座右铭，也是继生态保护观念后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又一重大补充，所以布莱尔把“为所有人提供公正，所有人都要承担责任”称为“我们永恒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责任的理解主要指国家保护弱者的义务。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国家福利的呵护无微不至，以至于生成一种尽享社会权益理所当然，为国尽责额外和多余的“左派个人主义”或曰“社会个人主义”。(18) 第三条道路决意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了新的公正观和责任观。
它认为，社会个人主义的滋生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在追求社会公正这个核心目标方面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新的不公正，即奖懒罚勤。为此，新公正观“应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以促进个人的努力。(19) 在此基础上它进一步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个人不能把“互助”当做索取的权利，要注重对社会的回报。总之，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是“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
(3)新中派的政治定位
在西方政治图谱中，社会民主主义从其问世起就属于左翼范畴，但它一直在向中间游走，在第三条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派变为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老左翼与新自由主义右翼两种思想和体制之间的新中间派。
这种“超越左右”的政治定位比较模糊，既有折衷左右之嫌，又有摆脱左右之意。按吉登斯的意思，它非左非右亦非中间，表示的是一条独树一帜的新的激进政治道路。其重要依据是在传统的左右两极对立框架之外，出现了诸如生态平衡、人口爆炸、难民狂潮和恐怖主义等一些超出传统“解放政治”问题的新的“生活政治”问题。人类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超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同舟共济，进行全球协作。
3.第三条道路的执政方略与政策导向
从1997年起，社民党先后在英、法、德等国赢得大选胜利，使第三条道路开始从理论家的坐而论道和政治家的虚张声势，发展到具体制定如下一些执政方略和政策。
(1)创造新经济
新经济即知识经济。在这一经济中，与风险相伴的持续变革不是例外，而是通行的法则，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思想和科技创新。布莱尔和施罗德在一份号召走第三条道路的共同声明中就指出：第三条道路“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能力”。(20)
从具体政策看，它主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扶持具有冒险精神、创新能力、知识含量、服务意识和灵活体制的中小企业，在劳动市场上使工作时间和就业收入灵活化，强调减税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等等。(21)
(2)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这是在社会福利制度变革和发展新经济而对知识人才急切需求的压力下提出，又与“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原则相一致的方针。
该方针的核心是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使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成为能提高个人和国家在知识经济中竞争力的教育性“社会投资”，实现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例如对失业者的救助重点就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通过职业再培训，促使当事人承担新工作或进行风险创业。
(3)建立公民社会
建立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是对政府、市场和公民三种“资源”重新整合，使社会承担更多政治责任，实现“民主制度民主化”的一种新政治治理方式。
支持第三条道路的学者认为，时代变化要求重新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调整的基本思路是，超越右派“政府是一个问题”和传统左派“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偏激观念，建立一种每个人都能围绕公益目的，公正和主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制，即“公民社会”。
这要求重新定位国家作用和政府适当分权、放权，改变过分干预社会事务的“责任帝国主义”行为，成为透明、高效，给社会和公民创造出自我管理及发展空间的“好政府”。这里的要害是摆正国家和公民的位置，认清那些事关切身利益的公民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行动者、第一责任人，是政治生活的第一行动主体和参与主体，国家只是辅助者，只是在公民无力自行解决有关问题时才公正、公开和有限地介入。为此要鼓励各种公民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建立方便快捷的直接民主机制和发挥家庭相关启蒙作用等等。
(4)全球治理战略
全球治理战略是第三条道路实现控制全球化这一总目标的全球政策。它的主线是以世界主义理念为指导，建立民主、法制的全球秩序框架，革新欧盟，协调新形势下的欧美关系，运用人权武器使全球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国内问题得到治理和解决。(22)
第三条道路的世界主义理念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不同，着眼点不是从国家安全与和平主义出发处理党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而是以世界主义眼光解决国内问题和全球问题，促进所谓世界大同主义民族观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建立公民社会是政府向下分权的话，在这里则是要向外分权，分权给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比如“申根协定”和欧元的启用，就需要相关国家开放边界和让渡其货币主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人士认为，人类面临的威胁不再来自超级大国，而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民主缺乏和人权保障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战略思想下，维护西方利益的所谓“民主和平原则”和“人权高于主权原则”便登堂入室。
(5)新选举思路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民主主义一度陷入严重的政治支持率下降的危机。为此第三条道路想方设法在新中间阶层中扩展自己。
为了在思想上与其接轨，第三条道路积极遮掩传统阶级政治的色彩。布莱尔就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新工党要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停止长期以来使政治走向两极分化的无谓争辩，以超越阶级的共同“价值观”，在全社会——政企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
为了提高对新中间阶层的组织吸引力，第三条道路主张采取灵活和开放的组织路线。比如允许非党员参加党代会；发展不必承认党纲，只对党的某个项目感兴趣的“项目党员”；号召党员走向社会展开积极的公民对话等等。
积极打媒体牌是第三条道路提高政治支持率的又一个特点。它认为，在现时代，人们的生活目标和看问题的方式变化很大，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与他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已没有必然的相关性，选民在大选中越来越显露出不是依据政纲选择政党，而是依据眼球吸引力选择个人的倾向。因此社民党不能“低估了‘说服艺术’的革命，特别是视听媒体的决定性影响”。(23) 第三条道路的领袖们也确实都是博取媒体青睐，以“媒体逻辑打败政党逻辑”并赢得权力的高手。
三、第三条道路的衰落和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惑
以1999年布莱尔和施罗德联袂发表声明为标志，第三条道路到达巅峰，由此也开始走向滑落，到2002年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现阶段面临着怎样的问题？还会延续吗？
1.第三条道路为何衰落
第三条道路由大张旗鼓到偃旗息鼓，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经济滑坡和左、右翼的挑战问题比较突出，此外与第三条道路的自身做法也有关系。
(1)经济滑坡
第三条道路是随着新经济的腾飞叱咤风云的，也是随着新经济的跌落一蹶不振的。以德国为例，当时的施罗德政府曾预期“新中间”政策能使新经济发展走上高速路，并把这种发展作为他执政的第一要旨，坚信所有问题都会由此迎刃而解。然而经济的由盛而衰，使他的将科尔政府时期的失业人数从600万降至350万的承诺落空，失业人数连续多年高位徘徊，社会问题严重，社民党政府的执政能力连同它所鼓吹的新中间道路自然也因此受到广泛批评。
(2)右翼的挑战
西欧今天的右翼大致可以分为温和的保守主义派、新兴的右翼平民主义和极右翼新纳粹。它们对第三条道路挑战的方式不尽相同。新纳粹的挑战是街头暴力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右翼平民主义的挑战是时而在体制内与温和派联手形成多数，时而在体制外以排外的准纳粹言论蛊惑人心；保守派的挑战则是在民主制度内的竞争性挑战。
西欧的保守派是右翼力量主流派，包括英国的保守党、德国基民盟和西班牙人民党等等。它们对第三条道路的威胁是通过争夺中间力量实现的。比如一度被称为“欧洲右翼最后一个堡垒”的西班牙人民党，面对第三条道路的风起云涌，在1999年党代会上确定了淡化传统意识形态的路线，将该党的性质由“中右”变为“改良的中间主义”，并采取“同所有西班牙人对话”的方针，缓解了劳资矛盾，由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2000年的大选。(24) 德国的基民盟也始终在打这张牌，不仅称“中间派是左边的右边”，极力把中间派归于右派阵营，而且反过来嘲讽社会民主主义“丢掉了公正”，强调自己才是原汁原味的第三条道路。
(3)左翼的掣肘
从整个社会范围和历史隶属关系看，第三条道路来自左翼，原则上属于左翼，但左翼又始终在抱怨它的所作所为。姑且不论来自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谴责，也不论来自联合执政伙伴——绿党对于搞经济不能丢掉公正和环保的强调，仅只是社民党内左翼的批评就始终不断。
就拿英国工党看，尽管堪称第三条道路领头羊的布莱尔取得大选三连胜，但由于许多社会问题解决不利和参加倒萨战争，其威信在党内快速下降，左翼的不满急剧扩大，不少人干脆退党。据《明镜》周刊报道，1997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时党员人数超过40万，到2002年时已不足25万。因此造成的党费锐减已使工党入不敷出，欠下1000万英镑的债务，引发了自建党起102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使党的左翼与布莱尔的矛盾更加激化，媒体甚至发出“工党左翼倒阁密谋”的警告，称“布莱尔脚下的土地已经松动”，“政变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2005年，就在布莱尔大选胜利的一刻，《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的100名工党议员已至少有30人希望他越早下台越好。在这种压力下，布莱尔不得不对第三条道路三缄其口。
(4)第三条道路自身政策的原因
也许由于对左翼传统的矫枉过正，第三条道路明显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比如大肆推动股市神话，比如过度看重经济增长而给予资本超常优惠，比如说控制全球化却放松了其缰绳等等。这些做法不仅没能阻止经济下滑，还使贫富分化加剧。(25) 对此连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设计师吉登斯也批评说：布莱尔政府虽然勇敢地干预了劳动市场，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它同样宣传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存在一种对不受阻碍、不受调控的企业活动多少有些不加批判的态度……新工党与经济界领袖的‘谈情说爱’搞得过火了”。(26)
当然，这使第三条道路付出了代价。最主要的是其追随者的失望和分化，中间阶层的一部分重又寄希望于新保守主义，而社会下层中有些人向左跑，进入托派和反全球化新社会运动阵营，有些人向右跑，成为右翼平民主义的拥护者。
2.社会民主主义当前的困惑与转型的延续
第三条道路遭到冷遇，回到过去又不可能。这使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陷入迷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改革。
(1)社会民主主义当前面临的两难境地
老左翼走不下去要变革，第三条道路高调变革却又退潮了，下面的路该怎么走？理论如何突破？政策如何选择？组织如何革新？社会民主主义目前被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新老问题缠绕着。(27) 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经济全球化使曾行之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受到重大挑战，而当第三条道路向哈耶克靠拢后，却爆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协调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福利国家改革的底线在哪里？老左翼从建立福利国家的辉煌走到不堪其重负，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又引起社会下层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关系？哪种不平等因其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对全社会有益而可以被社会民主主义接受？
公民社会如何与政府、市场协调治理？在一个极为复杂和变化迅速的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老左翼大政府已经没有生存余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原则暴露出在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新个人主义促进的公民社会发展也有一个避免无政府倾向的问题。那么该如何恰如其分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并与其合力促进社会发展？
应该代表谁？社会结构的变动使社民党的固定选民队伍急剧萎缩，第三条道路有意代表新中间阶层。然而这使社民党既受到共产党、托派、新社会运动等左翼派别的分割，又受到右翼平民主义的分割，社会基础被侵蚀且变得飘忽不定。为此应该重新明确“代表雇员和退休者利益”的左翼身份特征，(28) 还是承认在目标上与工会已经有明显区别，只能以全民利益为重？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政治支持率？
党性还是传媒规律性？社民党动员选民的传统方式主要是依靠党纲号召力和党组织的宣传教育。然而第三条道路的领袖们选择了传媒民主的动员方式。现在的难题是：屈从传媒规律可能损害政治原则，坚持原则则可能受媒体冷落并丧失大量跟着媒体跑的选票；党的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式转换成延伸到党外的扁平式，似乎增加了民主的成分，但党的作用空前减弱，党内民主受到党的领袖——媒体宠儿独裁化的威胁；长此以往，党将不党。
主权让渡该走多远？全球治理替代传统社民党的“国际民主”成为第三条道路关注的新重点。但是，其关于更多让渡国家主权，增强欧洲一体化和联合国作用的主张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民族国家的政策调控余地缩小，比如若斯潘和施罗德都曾受到欧盟关于通货膨胀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限制的束缚；二是打开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子，“反恐无国界”的倒萨战争更使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该加强主权让渡还是加强主权呢？该以什么样的手段建立怎样的全球秩序呢？
放任、同化还是融合外来文化？社民党对待移民和政治避难的政策一向比较宽松，但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移民对就业造成的压力和文化上的隔膜，排外势力乘势而起。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如既往地强调外来移民的权利、贡献，还是严格移民政策，以本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或者谋求所有居民在共同的民主政治文化基础上协调发展文化多元化？
面对如此等等两难问题，社民党很难作出抉择，而造成更大麻烦的是社会盼望改革又害怕改革的矛盾心理。
(2)转型仍在延续
第三条道路偃旗息鼓了，面对诸多两难问题，社民党人尚难以达成共识。由此是不是可以断言，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放弃了转型，或者说转型已经夭折了呢？回答是否定的。社民党的困惑、犹豫、彷徨是事实，但它们的转型，或者说“没有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依然在走也是事实。
下面以德国社民党为例来说明。这不仅因为该党是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曾积极走第三条道路的最有影响的大党之一，不仅因为上述难题在它那里都十分突出，而且因为它近两年来遭遇一系列的重大变故，危机深重。这包括党的得票率屡创新低；党内左派拉方丹另立新党；施罗德和明特费林先后辞去党主席职务，由普拉泽克接替；红绿联盟及其政府解体，施罗德下台；黑红大联合政府成立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该党却始终没有放弃社会转型和自身转型的努力。这表现在：第一，始终强调改革和创新。2003年，面对党内外极大的压力，施罗德推出了政府的一揽子改革计划——“2010议程”，并反复指出：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国家需要一个心态与思维上的转变，这非常紧急，也非常必要”。(29) 2004年，他再次使用“创新年”概念，号召政界、经济界和科学界共同发动创新攻势，营造创新文化。(30) 在迫于左翼压力不得不辞去党主席时，他尽管承认自己对党的连遭败选有一定责任，承认他的改革造成了自由主义政党叫好，工会和党内工会派坚决抵制的局面，却仍声明要以总理身份继续进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德国福利改革”。2005年年底，新任党主席普拉泽克上台伊始就表明了他不逊于施罗德的改革决心：“我认为施罗德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根本不是秘密。我只是希望，我们在1999年就已经做了这一切，而不是到2003年才做。”(31)
第二，始终坚持不同于老左翼的执政方略。就拿包括30项具体措施的“2010议程”来说，主基调和政策取向都与第三条道路一脉相承。比如大幅度减税，放宽解雇保护，减少失业保险金，促进职业介绍私人化，增加“自创小型企业”补贴，降低工资附加成本，加大教育投入，削减国家津贴，实行“法定医疗保险改革法”等。总的来讲，目标还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思路还是认定减少失业和实现福利社会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32)
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黑红大联合后，新政府的政策方略秉承的仍然是施罗德的一套思路。《为了德国，拿出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共同执政纲领所阐述的实施改革政策的理由，甚至论述的口吻都与施罗德如出一辙。
第三，始终维护中间阶层利益。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进行改革，既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是为了适应中间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要求，以提高这个阶层的政治支持率。施罗德的政策不断向中间阶层倾斜，比如放弃了政府对自由职业者收取行业税的权力。(33) 另外，社民党对中间阶层的支持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指望和相信它能承担起发展社群主义公民社会的责任。这种公民社会将在强调个人独立制约国家，强调责任和互助制约市场，强调塑造集体意愿并制约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下促进社会发展。(34)
第四，坚持变革党的纲领和价值观。施罗德时期如此，换代后的德国社民党依然如此。普拉泽克认为，新纲领对社会的变化必须给出新的答案；必须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必须实现社会福利国家现代化；纲领制定必须透明、公开，使每个党员和党外人士都能真正参与。(35) 关于价值观他也有类似的看法：“毋庸置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团结、公正，还有自由，得到人民的高度赞赏，选举结果表明了这一点。但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道路不再与以往数十年所描述的道路相同，我们必须重新去寻找。”(36) 其中的关键他认为是“彻底革新社会公正思想”，明确“社会公正不放弃经济发展的责任”。(37)
(3)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转型的几点看法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转型是大势所趋。这既是全球化、苏东剧变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要求，也符合西欧福利国家体制积弊太多，必须变革的社会共识。就拿德国来说，当今社会的福利支出是1960年的20余倍，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则不到10倍。结果是导致企业竞争力大大减弱，国家也由欧洲经济发动机跌到欧盟各国发展排名倒数第一。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思变，代表近90％选民的多数政党思变。比如联盟党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认为，对于欧洲来讲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堪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并期待通过变革，10年之后德国重新成为领导欧洲的国家。(38) 自由民主党在《经济开路，就业先行》的选举纲领中也指出：“德国现在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只有通过一场实质性的变革才能走出死胡同。”(39) 德国社民党以往的执政伙伴绿党也有类似的看法，其议会党团主席屈娜斯特就指出：“我们必须对社会的大变动和全球化作出回答……对福利国家必须有危机感，但要公正地加以塑造。”(40) 又比如，2003年6月，拥有280万名会员的五金工会在德国东部为争取与西部同样的35小时工作制进行罢工，但坚持4周后不得不宣布失败。据分析，过去几乎从未在罢工中空手而归的该工会这次破天荒地失手，不是因为雇主的强大，而是社会各界，包括政治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直接、间接地向工会施压，认为罢工阻碍了经济发展。(41) 面对此情此景，善辨风向的社民党自然要顺势而为，跟上社会主流的求变取向。也正因为如此，施罗德面对抗议“2010议程”的浪潮，仍强调“我只能坚持这个政策，我也只想坚持这个政策”；社民党面对2005年大选结果，宁肯和老对手组成“黑红大联合”，也不同左翼党组成占多数的“红红绿大左翼联盟”，因为它认为左翼党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其次，变革伴随彷徨是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中的突出特点。尽管改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基调，尽管它的转型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始终受着一系列两难问题的困扰，找不到鱼和熊掌兼得的转型方式，这也是回避不了的事实。正如普拉泽克所承认，包括奋斗的远大目标在内，“对我来说，许多社会问题的解答都还是谜”，但“对制定一个怎样的基本纲领存在争论是值得高兴的”。(42) 因此，对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也许可以说，没有确切答案地不断摸索本身就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摇摆性就是它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的特征。
第三，目前变革的特点是政策推行多于理论探讨。第三条道路最初推行时声势很大，充斥着最高级别的政治讨论和汗牛充栋的理论研究，但当时的变革总体而言是务虚多于务实，造势多于行动。然而后第三条道路的变革已有更多的具体政策色彩，尽管变革的逻辑还是第三条道路的逻辑，即情况变了我们就要变，但已很少夸夸其谈。无论施罗德红绿政府还是社民党人在其中占有8个部长席位的黑红政府都认为，当前社会缺乏的不是变革的理论，而是变革的勇气和实践。
最后看一下改革转型的前景。社民党的转型是与变革社会同时进行的，因此，社会变革不顺利，社民党的转型也不会顺利，这在第三条道路上已得到验证。下一步会怎样发展？从德国看，现在社民党选择了联盟党这个伙伴，从法律制定到政策实施，改革决断几乎可以从容获得议会多数的强大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照样上不去，失业率依旧下不来，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动荡就会加剧，激进左、右翼就会发展活跃，社民党内抵制变革的力量就会急剧膨胀，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也难说就不会不开倒车。不过，改革的既定前景也许更大些，即在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社会转型渐入佳境，社民党转型相得益彰，并在与联盟党的合作中使两党的理念更加趋同，从长远看甚至朝着合二为一的方向发展也不无可能。但到那时，不仅社民党和联盟党已失去自我，西欧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也都将改变运作的方式。
注释：
①张世鹏，2001，第56～57页。
②迈尔，2001，第12～13页。
③中央党校科社室编，1985，第149、150、155、165页。
④同上，第148页。
⑤Vorstand der SPD,1989，第5、7页。
⑥布莱尔，2000，第10页。
⑦德国社民党执委会基本价值委员会，1998，第228～237页。
⑧周弘主编，2000，第233页。
⑨皮尔森，1999，第45～46页；迈尔，2001，第72～78页。
⑩迈尔，2001，第101～102页。
(11)吉登斯，2000，第24、25页。
(12)同上，2000，第57、63、64页。
(13)克林顿，1997，第47页；黄安年，1998，第267～290页。
(14)王建华主编，1995，第288～292页。
(15)马歇尔，1993，第6页。
(16)转引自傅殷才、文建东，1994，第26页。
(17)转引自吉登斯，2000，第1页。
(18)布莱尔，1998，第24节“我们享有权利，我们担负责任”。
(19)迈尔，2000，第64页。
(20)布莱尔、施罗德，2000，第38页。
(21)路透社波恩1998年10月27日电。
(22)吉登斯，2000，第5章“迈向全球化时代”和附录“世界政治”。
(23)库泼鲁斯、康德尔，1999，第25页。
(24)谚为民，1999。
(25)见www.dw-world.de/chinese,2005.3.11和5.3。
(26)吉登斯，2002，第9页。
(27)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迈尔曾与笔者谈到过一些相关的问题。另可参见迈尔，2001，第157～165页。
(28)Lafontaine,Oskar,2002，第10、11页。
(29)见www.spd.de,2003.1.2。
(30)欣特雷德，2004，第3、24页。
(31)Platzeck:Die Partei soll arbeiten,in www.fr-aktuell.de,2005.12.4.
(32)www.spd.de/servlet/PB/menu/1025385.
(33)www.dw-world.de/chinese,2003.12.15.
(34)于尔根·柯卡，2005，第1期，第154页。
(35)Matthias Platzeck:Neue Antworten finden,in www.vorwaerts.de,2006.1.3.
(36)Platzeck:Die Partei soll arbeiten,in www.fr-aktuell.de,2005.12.4.
(37)Die SPD in den F
ngen der Jakobinischen Ideologie,in www.sozialismus.de,2006.1.18.
(38)in www.dw-world.de/chinese,2005.12.31.
(39)in http://wahlkampf.fpd.de,2005.9.5.
(40)Renate Künast:Das ist moderne,linke Politik,in www.gruene.de,2005.10.14.
(41)in www.dw-world.de/chinese,2003.6.29.
(42)Platzeck:Die Partei soll arbeiten,in www.fr-aktuell.de,200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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