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说的现代叙事伦理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柔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2)06-0007-04
1931年，当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集体屠杀后，鲁迅在《前哨》“纪念战死者 专号”中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 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1](P282)此后，鲁 迅又作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小传》等。柔石惨烈的死亡形式和鲁迅左翼意识 的权威话语，使我们在对柔石作历史想象和理解时，几乎是预设地把柔石以及柔石的创 作纳入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视野，而忽略了其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一面，即强调了柔石 作为革命作家的政治身份和左翼话语，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存在 。应该说，这是目前柔石研究中的一大盲区。
一
柔石自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一直未能引人注目。1928年9月柔石与鲁迅相遇，这是其 生命中一次极重要的“偶然”。在鲁迅的帮助下，他的小说得以出版，作品也被报刊陆 续采用，并参加筹建“左联”。柔石不但结束了颠沛困厄的生活，也从无所作为的精神 困境中得以解脱，开始了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活动，并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但是， 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活动是否完全左右了柔石的叙事方式，是否一定使柔石在叙事过程中 “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呢?也就是说，柔石是否进行着 纯粹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2](P7)?
20世纪20年代末，受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和苏俄革命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 投身革命的同时，也迅速转换了小说叙事的立场。比如胡也频于1929年写就的标志其创 作转变“预兆”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就是一部充满浪漫热情的革命传奇。作家 把一个革命青年和一个贵族怨妇的爱情置于“革命”的名义下叙述，从而显现出悲壮的 历史感。1930年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进一步把爱情和信仰的纠葛引出富丽堂皇的 客厅和风光旖旎的的公园，走进了“五卅”运动的激昂而火热的群众行列中。胡也频明 确宣称：“如果我们不着实地抓住这斗争的时代的现实，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深入于无产 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那我们的新文学是无从产生的。”[3 ](P2)显然，在强烈的革命意识和信仰的驱使下，胡也频自觉地把“私人的生命热情和 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 去”。[2](P251)这一叙事方式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却是让个人生命的叹息淹 没于现实的历史的脚步声中，体现出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倾向。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柔石的小说叙事中，“革命”始终处于一种隐形状态。1928年前 的创作(如《疯人》)纯粹是感于个人生存艰难的叹息。即使是参与左翼活动，甚至说要 “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1](P483)之后所作的《三姊妹》、《二月》、《为奴隶的 母亲》等，“革命”仍未成为其小说叙事中的关键词。这与当时其他左翼作家有很大的 不同。“革命”印痕的淡化，说明柔石并未用一种先在的“左翼”意识形态来笼罩对生 活的认识，也没有将对生活的思考完全置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理论之下。他在叙事 伦理策略上，选择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 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2](P7)。
虽然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都是现代叙事伦理，都“依据个人的心 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 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2](P7)人民伦 理的大叙事总是让革命、政治、社会凌驾于个人的生活，似乎个体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 普遍的历史规律之中，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则关注个体生命中细微的伦理处境，正视个 人生活的悖论与困惑，深入这“一个”人的生命想象和深度情感。
为什么柔石没有与他的左翼同志一样，选择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方式，而是选择自由 伦理的个体叙事?难道他对“革命”没有叙述的兴趣吗?
柔石早年的生命处境十分压抑，北京缀学，谋职不成，生活无着，疾病缠身，经济上 依附父兄，精神上难以独立。在家庭伦理观上，虽然反感父权威严，但又是有着浓厚亲 情的孝子。婚姻上，不得已接受父母的安排，陷于无爱无欢却只能“陪着做一世牺牲” (鲁迅语)的困境[4]。这样的生活感觉，使柔石的目光更多地关注生活伦理问题。其性 格，也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如鲁迅所言，他有“台州式的硬气”，坚韧、执 著；另一方面，忧郁、软弱、情绪化。虽然人的性情具有偶然性，却常常可以决定生命 以何种方式进行。柔石既无法改变现状，又不能自我麻木，无动于衷。他的愤世嫉俗， 他的自伤身世，只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或转向自我忏悔：“我真太柔弱了!运命 判定我一生，莫非禁锢我在‘多顾虑的’，‘易感动的’牢狱中终世么?”[5](P117)或 面对人的道德处境：“人，自私的异想的动物，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而肉体的脊梁上刺 着‘罪’字的囚犯。——他们何日自己觉悟到?”[5](P116)这两段写于1929年9月的日 记，说明了“革命”不能、也无法使他忘记个人伦理的困境，孤独生命的在世性情，以 及个体生命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相悖。这一切显然对柔石的叙事态度和叙事 策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的最后一篇小说。1930年3月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 时，《编辑后记》特别提醒读者，它“作为农村社会研究资料，有着大的社会意义”。 这是有意要牵引读者循着左翼意识形态的路径，把它作为社会伦理叙事来阅读。如果这 个故事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社会研究的资料，那么它其实是一次相当陈旧的叙述，因为诸 如此类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许多次(如许杰《赌徒吉顺》、罗淑《生人妻》等)，而法国 的叙事思想家罗曼·罗兰也不会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罗曼·罗兰为什么 被深深地“感动”?并非是“典妻”的丑陋习俗满足了猎奇心理，而是因为柔石把他的 叙事触角伸展到个人命运的内核，触摸到生命内质中最脆弱的部位。
对于《为奴隶的母亲》来说，“典妻”行为本身只是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的 一面。故事其实很简单：在令人绝望的贫穷下，一个男人无奈地把妻子以一百元的身份 抵押给秀才，生儿养子承续香火。这个被典的女人痛苦地离家别子而去。她在秀才家的 地位介于小妾与佣人之间，承受着秀才的期待和大妻的妒恨，怀孕和生养也不能改变她 的处境。这个女人生命中最绝望的痛苦是不能同时拥有自己的两个儿子。最终，她不得 不离弃新生的儿子，回到旧家，而那另一个儿子已不认得她了。生活依然一贫如洗。
如果由社会伦理来解释，“典妻”是重血缘承续的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物化或异化的处 置，是贫富悬殊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人的不平等，是对阶级压迫下的罪恶的暴露。但柔 石的叙事视角超越了这一生活的表征层面，深入到对生活的隐喻层面的感受、思想。于 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就有了复杂的伦理内涵。
那个既没有力量活又没有勇气死的男人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每一次出现，都给他的 妻带来痛苦和屈辱。故事开始时，他已经由贫穷而堕落，吸烟、喝酒、赌钱，变得凶狠 而暴躁，用沸水虐杀女儿，典妻。他在秀才家意外出现时，带来的是春宝病重的消息， 要走的是钱，此后便杳无音讯。对儿子终日的牵挂和无尽的思念使女人形销骨立。而回 到旧家的女人，不曾得到他的安慰和歉意，反而是冷冷的嘲讽。在这个男人身上，我们 看到了个人道德承负力的软弱无力，当一个人没有能力行善时，邪恶就会滋生。这个男 人在贫穷中放纵自己的堕落，他在堕落中获取快感，转嫁生活的负担，忘却人生的苦难 。“典妻”是为了拯救谁?“典妻”是自愿的还是被强制的?他为自己对妻子的冷漠和绝 情有过负疚吗?人性的脆弱实在无法为个人的伦理抉择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撑。
有论者指出：这篇小说有两层结构。在显层结构里，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悲 剧故事，是阶级的压迫与掠夺；而在潜在结构里，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长期 受到丈夫奴隶主一样压迫的少妇，与长期受到老婆压抑的秀才，同病相怜，互相安抚。 显在结构在表现故事的阶级性，潜在结构在叙述人性。[6](P147)在我看来，这一结论 注意到了小说叙事中的个人自由伦理的质素，却误解了女主人公的伦理选择。
春宝娘的情感归属何在?在小说的题目中，作者强调了“母亲”。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引发女人痛苦的不是“性爱”，而是“母爱”：
在孩子的母亲的心呢，却正矛盾着这两种的冲突了：一边，她的脑里老是有“三年” 这两个字，三年是容易过去的，于是她的生活便变做在秀才的家里的用人似的了。而且 想象中的春宝，也同眼前的秋宝一样活泼可爱，她既舍不得秋宝，怎么就能舍得掉春宝 呢?可是另一边，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 寿的人，他的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 求她的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的眼前。[7](P575)
这里，女人想留在秀才家的情感前提，既非生存的需要，也非性爱的渴求，而是对两 个儿子难以舍弃的母爱。但是，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愿望，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愿 望(作者也没有让她把这种生命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生命愿望中)，于是，个体生命就在 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愿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观、绝望。
实际上，“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 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 —伦理的在体性基础。”[2](P229)这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是由个人的性 情这一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所决定的。对于春宝娘来说，“被典”只是偶然性事件 ，而在这一偶然性事件中表现出的无奈和绝望则是个人性情的必然。在生存和自尊，顺 从和拒绝之间，这个软弱的女人接受了前者，放弃了后者，因而落入生命的漂浮之地， 不知自己该置身何处。在生命的挣扎中，身体的沉落似乎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灵魂浑浑 噩噩地彷徨于这一个和那一个儿子之间。生命成为残缺而不可修复的碎片。
三
对《为奴隶的母亲》的现代叙事伦理的分析只是为我们清晰认识柔石的小说提供了一 个窗口。对于中国左翼文学而言，柔石创作的意义在于：当“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叙事 成为时尚时，革命的主题实际上遮蔽了对人本体的关注。绝大多数的早期左翼作家都被 革命的热情裹挟着，身不由己地掉入“光赤式陷阱”。柔石小说叙事的难能可贵就在于 当现实的历史的脚步夹带着个人的命运行色匆匆时，柔石更深切注目着的是个人命运的 处境、个体在现实重重围击下的伦理困境。他听从了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关注人的生 命深处的呼唤，使得作为一种诗性活动的小说叙事，成为作家内在生命体验的提取。
除了《为奴隶的母亲》、《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等乡村底层生活叙述外，柔石在他 的那些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更加强烈地表达着偶在的个体命运在生活的进程中，就 像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的感受。这些小说中 的主人公都是漂泊者、寻梦者、幻灭者三者兼之的身份。比如，《二月》中的萧涧秋厌 倦了都市的喧嚣，期待着在芙蓉镇这个江南小镇获得心灵的宁静和情感的安慰。但芙蓉 镇并非世外桃源，对文嫂的同情，对采莲的关爱，对陶岚的情感，都在流俗的生活中被 一一击碎，他只有失望、苦恼地离去。这让我们看到来源于人自身的在体性欠缺与美好 的愿望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 有限的。《旧时代之死》中的朱胜禹在生的压抑中破坏，在破坏的疯狂中毁灭。软弱的 个体生命在与社会的对抗中，必然地成为牺牲品。
面对生存的艰难和疑惑，柔石用言语编织着属己的生命经纬，关注着个体生命在生存 过程中的种种悖论，抱慰生命的累累创伤，不轻视每一颗处于生命挣扎中的破碎的心， 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体谅人性的脆弱和无奈。
当左翼文学在整体上表现出意识形态化的创作倾向时，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就成为公共 性的创作追求。但柔石小说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是个特例，它在使柔石保全了个人话 语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使左翼文学显现出别一风景。
收稿日期：2002-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