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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1；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6-0034-06
一、信息时代崇拜的新形式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信息崇拜(Information Cult)是指过分夸大信息以及计算机和网络的价值，甚至将其神化或魔化，并以过高的期望值赋予其自身承担不了的功能。这种类似宗教的感情、心态和期望在现实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第一，信息概念的泛化。无论是作为日常术语，还是作为科学概念或哲学范畴，信息一词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使用场合。但现在，这个概念却日益呈现出滥用的趋势。
第二，信息作用的夸大。“信息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资本”，“信息就是知识”，“信息就是权力”……总之，“信息就是一切”。
第三，计算机功能的神化。人们把高科技的核心简化为计算机科技，把计算机处理信息的功能视为智能和思维，甚至认为计算机终将超越人类而把人变成玩物。
第四，网络空间的依恋。网络空间本是人之功能的延伸，但反过来变成了人为之崇拜和依恋的对象。人们宁要网对网的幸福，不要面对面的痛苦！
第五，信息经济地位的抬高。信息产业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成为第四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但是，若过分抬高信息经济的地位，并据此得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信息经济”，[1] (P35)甚至认为，“不久我们就可以以塑料软盘为食，行走在铺满集成电路片的马路上”，[2] (P17)那就必然演化为信息崇拜。
第六，社会信息化的魔化。社会信息化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而赋予其无穷的魔力，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我们的经济社会首次建立在一种可再生和自生的重要资源上，再也不会发生资源枯竭问题”。[3] (P22)阿尔温·托夫勒甚至认为，社会信息化导致智能环境的信息化，而“智能环境能使我们发展新的神经元和大脑皮层，这也不是不可能的。”[4] (P237)
第七，人—机共生的幻想。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学术界开始讨论“人工认识主体”和“人—机认识主体”，而随着网络的快速推进，又有人鼓吹“人—机共生”。
二、信息崇拜的转化形式
信息崇拜的产生并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与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快速推进、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日益信息化密切相关。这些，是信息崇拜演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从科学崇拜到信息崇拜。一方面，信息科学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横断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大大提高了信息在科学中的地位。在二战之前，信息只是一个日常生活术语，没有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1948年，申农的《通讯中的数学理论》一书出版，使信息从泛指某个具体的陈述(事实)转变为通讯交换的纯数量单位这一特指的技术术语。随着信息理论被广泛应用于高科技之中，信息这一术语脱离了其固有的意义，取得了广泛的通用性，它的“内涵广泛，模棱两可”最终抹杀了其与知识之间的差异。1948年，维纳的经典著作《控制论》以及其后的富有开拓性并拥有众多读者的《人有人的用处》一书的出版，表明“任何组织所能保持自身的内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5] (P160)同时也使人们相信“信息是生命的基础”，“通讯和控制属于人的内在生命的本质”，“为了有效地生活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2] (P7)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性突破，使信息与生命的本质联系了起来。随着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中心法则的提出和遗传密码的破译，分子生物学借助于信息概念在认识生命本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信息成为生命的秘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奇妙复杂现象都起源于微小如DNA分子的数据计算机制。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不仅自己的基因，而且自己的意识和个人的心理都是‘程序化的’”。[2] (P14)这样，在信息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在经历了信仰时代、理性时代和发现时代之后，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于是，人们由对信息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朝气蓬勃的新兴学科的科学崇拜转化为对信息的崇拜。
第二，从技术崇拜到信息崇拜。一是对计算机技术的崇拜。可以说，没有计算机，信息崇拜也就不可能真正演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计算机作为人脑在体外的延伸，是人的体外进化的一个重大发展，它放大和部分代替了人脑的功能。这种人造的外脑已愈来愈成为人脑在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思维器官的延伸并不等于思维器官本身，而计算机崇拜者们却混淆了二者的界限，并进一步混淆思维与机器的界限，认为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功能等同于人的思维过程，计算机具有了以往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智能，甚至会超过人类的智能。实际上，对计算机的崇拜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到教育领域，把学习和思维的过程看成是像计算机一样的信息输入和信息处理的机械过程，而忽视了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个性化的思维特点。二是对网络技术的崇拜。由计算机与计算机相连而构成的网络，又使人的进化由向外的体外进化过渡到向内的情感进化，使人性得到张扬，使人的情感得以延伸。但是，“网络不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一尘不染的数字化乐园；这种媒体会帮助我们从智力上和情感上延伸自我，但它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特性”。[6] (前言，P15)网络崇拜者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从对网络的崇拜变成了对网络的迷恋。美国金伯利·S·扬博士在大量问卷调查和临床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我发现所有的问卷表答复者中有25％的人报告说他们在上网的最初6个月里就着了迷。另外有58％的人在他们接触因特网的最初6个月到1年时间里已经达到了我对上瘾所定的标准。剩下17％的人在他们上网的第一年时间里没有上瘾。既然有这么多使用者在他们最初联网以后就这么快地上了瘾，那么那些已经成为因特网上瘾者的实际人数可能还要更高——而且每天都在猛增。”[7] (P29)三是对生物技术的崇拜。建立在基因科学基础上的基因工程技术及相关生物技术，导致科学家进一步探索、改造和干预生命体和生命活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控制技术、遗传服务技术、基因治疗技术、胚胎干细胞技术、生殖性克隆技术和脑死亡诊断技术等新技术，在控制人的生命过程或改变人的生命性状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威力。技术指向不再局限于自然，而是更多地指向人类自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和克隆技术的成功甚至使“人造人”成为逻辑的必然，人类自己变成了真正的“上帝”，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于是，人们由对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技术崇拜转化为对信息的崇拜。
第三，从金钱崇拜到信息崇拜。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了“信息经济”，信息成了商品甚至成为高于商品的东西，信息崇拜与金钱联系在了一起，从科学技术领域进入了经济生活领域。一方面，信息成为连接计算机和网络商人、财团利益、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的纽带。人们为了金钱、权力和利益加入到信息崇拜的行列，宣称：“信息将压倒一切物质商品成为我们的基本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依靠创造性使用和传递信息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信息社会”。[2] (P19)另一方面，IT业及相关产业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和从业人员暴富的传奇经历，尤其是微软公司的开创人比尔·盖茨的奇迹，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和网络商人、IT业界、网络作家和大众传媒借助于公众的盲目心理和从众心理所进行的广泛的、长期的和夸张的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数字鸿沟的存在，信息社会分化的加剧，也使“信息穷人”由于经济的原因而崇拜“信息富人”。于是，人们由对金钱和经济的崇拜转化为对信息的崇拜。
第四，从黑客崇拜到信息崇拜。今天，尽管黑客已经从“少年英雄”演变成了“电子流氓”，但在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史上，黑客可以说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三代年轻的电脑人使电脑脱离集权化，走向平民，而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黑客。如今，黑客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形成与其信奉的伦理行为准则不无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进入计算机的权力应当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所有信息应是免费的；不相信权威当局——提倡分权；你可以使用计算机创造艺术与美；计算机可以使你的生活更美好。不难看出，这些颇有点儿“江湖规矩”特点的黑客伦理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多数黑客们的价值观和“黑客亚文化”的特征——自由主义、反权威意识和英雄主义。在反传统的青少年眼里，黑客就是信息时代的“牛仔”和网络时代的“英雄”。于是，人们就由英雄崇拜转化为黑客崇拜，再由黑客崇拜转化为信息崇拜。
三、社会“合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信息崇拜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的创造过程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8] (P69)实际上，信息崇拜的产生虽有其科学技术上的和思想认识上的根源，但其之所以能演化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更重要的是社会根源。
第一，社会转型。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它们对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社会，其各自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今天，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几百年的工业社会之后，正处在向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信息代替物质和能源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强大动力。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自然由对商品和资本的崇拜转化为对信息的崇拜。这可以说是信息崇拜演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根本的社会根源。
第二，政府拉动。从世界上一个又一个推进信息化的高科技计划中，不难看出，各国政府始终都把发展信息科学技术作为抢占世界科技、经济和军事的制高点。发达国家依靠信息科技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和领先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希图通过发展信息科技和推进信息化战略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发展；我国则明确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地位。早在1986年邓小平亲自批示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的100亿投资额中，有2/3用于信息技术相关项目；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政府对信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的强调是产生信息崇拜的社会根源之一。
第三，利益驱动。从信息网络的产生和发展上看，最早的驱动力是军事，接着是科研和学术，而今天商业则是主要的驱动力。随着信息网络的扩张，商业性组织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建设者。网络作为一种商业化了的媒体，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业利益问题。信息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演化成为甚至比商品更重要的东西，是“各行各业中最有价值的商品”。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等社会集团，为了各自利益和权力竞相推崇信息，并使这一观念潜移默化地进入教育领域，从而在更深远的未来影响人们的意识乃至生活。
第四，媒体宣传。一些信息社会的鼓吹者，包括一些IT业界的著名人物，为了商业利益，利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空间，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宣传。一些宣传信息社会的未来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而被广泛传播。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IT业界的精英被当作神话来宣传，甚至网络黑客也被作为信息时代的英雄和网络时代的牛仔而受到青少年的追逐。有关计算机和网络的广告铺天盖地，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此外，有关计算机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科幻小说和网恋小说，对信息、计算机和网络也进行了大肆渲染，对信息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信息崇拜的社会负面效应
过度的信息崇拜必然导致盲目性和狂热性，并进而导致信息异化，使人过度依赖计算机和网络而丧失主体性，使网络生态系统失衡而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和网络社会问题，其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信息和符号异化。过度的信息崇拜会使信息反过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并进而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手段和符号形式来控制人，从而导致信息异化和符号异化。符号本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一种工具，是人借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但盲目的信息崇拜却使符号反过来成为控制人的力量。在网络世界中，现实交往被虚拟的符号交往所取代，使网络主体虚实不辨和真假易位。各种各样的信息疾病，尤其是网瘾或网络综合症(IAD)，都是信息异化和符号异化在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综合反映。计算机病毒和网络病毒也就是最典型的符号异化。
第二，人的主体性丧失。过度的信息崇拜必然导致“技术至上主义”，希冀通过计算机和网络重塑我们的生活，从而创造出一幅动人的理想场景：“电子村村民傍着计算机而坐，犹如旧时的乡民傍着壁炉或篝火而坐，凭借着数据转换器和卫星的传送，村民们可以和地球另一边的伙伴聊天、通信。对未来社会的这种想象洋溢着浓郁的田园色彩，以致于人们几乎要把计算机比作未来电子村里的一种新式犁具。”[2] (P134)这种对技术、机器和网络的过度依赖和憧憬，对各种各样信息的饥渴和焦虑，以及不能在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两个空间中成功实现角色的转换和行动的协调，使主体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导致行动变异、心理错位或者生理失调。如果过分沉溺于网络空间，人就有脱离现实社会而成为网络奴隶的危险。在网络空间中，数字化的技术造就了一群异化了的、迷失了方向的“e代人”或“网络人”。他们长期在网上冲浪，会逐渐失去自我，改变个性。在性方面，网络爱情的虚拟性和诱惑力，会使上网者不知不觉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在这种错位的世界里，被异化的“e代人”感情麻木，正义感和道德感缺失，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和道德判断能力也可能丧失。
第三，黑客亚文化泛滥。信息崇拜和黑客崇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黑客认为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共享的、公开的和自由的，使用计算机不仅可以创造艺术与美，而且可以使生活更美好，接近计算机就等于接近金钱。正因为这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不少黑客放弃了“非敌意的目的”之类的信条，在利益的驱动下，在网络空间“乱砍滥伐”，任意“劈(hacking)”、“飞(phreaking)”，制作、传播破坏性程序，涂改计算机结算单，删除计算机数据库中储户姓名和金额、伪造存户底卡、冒领存款，窃取大公司的商业秘密或渗入军方的绝密计算机网络系统等等。黑客的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反传统的青少年加入到信息崇拜和黑客崇拜的行列中，从而导致黑客群体的扩大和黑客亚文化的泛滥。
第四，信息生态失衡。污染信息尤其是色情信息的泛滥，信息侵权与信息垄断的存在，信息爆炸与信息短缺的并存，信息殖民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以及信息网络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是信息生态失衡的几个主要方面。所有这些，均与过度的信息崇拜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信息崇拜容易导致信息自由主义，造成对信息的滥用、误用、破坏，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导致信息膨胀、信息高速公路的拥挤和阻塞。[9] (P320)在这种观念下，对网络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大，人们越认为他对信息的操纵能力强、技术水平高，信息崇拜者使这些行为反而成了英雄壮举，从而更加剧了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恶化。
五、打破盲目的信息崇拜
第一，正确认识信息与知识的关系。与其他崇拜形式一样，信息崇拜也有其认识的根源。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2] (前言，PⅥ)由于没有正确认识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把事实、数据与信息相混淆，把知识、观念与信息相混淆，并进而把人类思维与机器信息处理相混淆，把网络空间生存与物理空间生存相混淆，认为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都可以用信息处理的模式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人类所有的生存活动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完成，从而导致信息崇拜的产生。正因为这样，诗人艾略特(T.S.Eliot)在《磐石》中感叹和发问道：
生活啊！我们消逝的生命在哪里？
知识啊！我们失去的智慧在哪里？
信息啊！我们遗漏的知识在哪里？
约翰·奈斯比特也指出：“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3] (P23)因此，始终把知识、观念、思想放在第一位，不断提高人的信息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从信息海洋中找回“遗漏的知识”，这是适用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第二，恰当定位信息的功能。应该看到信息的无限性与人对信息吸收和利用能力之间的矛盾。适量的信息是必要的，过量的信息是多余的。“更多的信息可能导致更少的理解，更多的信息可能导致更低的信任度，更多的信息可能导致社会更加难以进行理性的治理。”[10] (P827)实际上，信息爆炸对现代人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仅包括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且也包括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恰当定位信息的功能，有助于减少盲目的信息崇拜，从而降低“信息饥渴症”和“网络综合症”等“信息疾病”的发病率，造就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单面人”或“机器人”。
第三，培养人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是信息时代人的生存技能，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的，从而能够较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生存和发展的人。[11] 要最大限度地预防盲目信息崇拜负面效应的发生，就要培养和提高人的信息素养，提高人的信息技能。“今天的信息社会改变了所有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界限。人类联系的全球性使接近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信息技能，即确定、处理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可以使个人成分利用全球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机会。”[12] (P199)通过信息教育，使人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素养，掌握必要的信息科学技术知识，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信息、计算机和网络，从而处理好信息与注意力和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减少对信息的滥用、误用和依赖，降低不良信息的影响程度，成为合格的“信息人”和网络主体。
第四，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任何崇拜都以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为条件，而要打破盲目崇拜，就必须复归和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信息崇拜也不例外。从深层上看，信息崇拜涉及到的是人与信息，人与机器，人与科技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可能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信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弊端表现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漠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偏离，从而造成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困扰和人的发展的片面性乃至人性的异化。因此，打破盲目的信息崇拜，必须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在发展信息科技与推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过程中始终以人为本。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都有其自身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超越技术层面，把人文关怀注入包括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在内的所有技术的发展之中，尤其是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3] (P39)自觉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同时自觉发展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生存和发展。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信息崇拜所作的分析，丝毫没有贬低信息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已经带来的和将要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不是僵化的技术恐惧论者，更不是当代的卢得分子(Luddite)，像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因害怕失业而到处捣毁机器的人们那样，对计算机和网络这样的“信息机器”充满敌意。实际上，我们早已深切地感受到信息化和网络化给当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便利。实际上，就连这篇拙文不也是在Internet上用google搜索，用PC书写，用QQ交流，并用E-mail发送给编辑的吗？！然而，正如在工业化的初期人们对大机器装配线、高炉和林立的烟囱充满渴望和欢呼，而如今环境和社会都不得不承受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一样，在信息化的初期对信息、计算机和网络的过度的、非理性的盲目崇拜也必然会对社会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一系列“后遗症”。“适度”是从事物发展的永恒辩证法中得出的方法论原则，用“适度原则”理性对待和处理人与信息、人与机器、人与科技以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可能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推进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便是本文写作的目的。还是让我们深刻领悟西奥多·罗斯扎克的话吧：信息技术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产物，它始终依赖为发明、管理和商品销售提供基础的“知识”。与先之发展的电力、汽车和化学技术一样，信息技术的兴起只是连续的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阶段而已。这些技术并没有取代另一种技术，它们只是交融、综合，而且一定要协调。在高科技的美国，这些计算机狂为了生存仍然更多地依赖收割庄稼的农业工人和建造房屋的建筑工人，而不是计算机软件人员和与电子数据表为伴的投资咨询专家。[2]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