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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4)03-0371-09
一、古代散文的总体特征
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总体特征或曰民族特色，近二十年来，有许多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概括，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位。
武汉的谢楚发教授所著《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在“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小标题之下，提出四点。
第一、“功能上的实用性”。谢氏认为，古代散文家“大部分文章都是出于办理公事、交际应酬，或谋取生活之资而写的。所以古代的散文家一般不怎么写虚的东西，因为作者们不喜欢把齐家治国拯救人心的愿望寄托在空想中。他们认为只有被感觉的能把握的实体，才是最可靠的，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最有说服力，因而视怪力乱神之事为邪魔之道，耻于谈论”。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实用性促进了题材的广泛性，增强了散文反映生活和干预生活的效用。”但又“总是质胜于文，事理胜于文采的，其艺术性或多或少要受到损害”。
第二、文字上的特殊性”。汉字是方块字，单音节，一词多义，形义结合牢固，“促使作者讲究用语的简洁精炼，以少胜多”。“又促进对偶的运用和骈义的产生，使散文具有声音节奏之美。”“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散文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不管方言多么复杂，不管古今音变化多么明显，只要认得汉字，没有不晓其义的。这就易于流传，便于揣摩，利于提高。”不过也“使它逐渐与口语脱节，愈来愈脱离人民大众，使得古代散文上的学习、创作与鉴赏，限制在少数人中，最终不能不被语体文挤出历史舞台”。
第三、“内容上的复杂性”。古代诗歌、小说、戏剧都来源于民间，“古代散文却是清一色的文人作品，而且作者大都是封建王朝大大小小的官吏，纯布衣之士是很少的”。这就使得“强烈的政治性是古代散文的一大特点，也是一种传统”。“所以在古代作品中，可以看到敢言直谏、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勤劳与反抗，还可以看到祖国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雄伟的山川等等。但无可否认，作家的陈腐的封建意识，消极的人生态度，甚至反动的官僚立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是精华与糟粕同在，腐朽与神奇并存。”
第四、“理论上的稳定性”。支配古代散文写作的理论是“儒家的文学功利观念所产生的载道理论”。“散文家一直以发扬六经之旨，维系世道人心为创作最高境界，很重视重大题材的写作，这就促成了古代散文主题的严肃性。”“对于一己之私，七情六欲，总不敢大胆表露。以致纯粹抒发情志心态的作品不多，尤其是表现自我的细致的心理描写更少。”“这种稳定的理论，有它的功劳，也有它的过错。”“有它的保守性，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历代都有人以复古为时尚，以拟古为最大本领，以致作品的时代感不强。”“文体与内容变化缓慢。”
谢氏的前三条我大致赞同，第四条有所保留，下面还将进一步讨论。
台北冯永敏女士在其《散文鉴赏艺术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8）中设“散文的艺术特征”一节，归纳为四点：
第一、“崇实尚真。”“古今流芳的散文艺术精品，不管体裁大小，内容宏寡，首先都传达出一个‘真’字。这是因为真情切意是作品传世的前提。”“古代优秀散文，运用的材料，反映的事实，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真实而不诬。”“作者敢于反映真情，表达出生活的真理、真义和真谛。”然而，“崇真尚实，并不等于素材的排列和生活事实的机械摹写”。其“艺术魅力就在于客观真实与艺术提炼的水乳交融”。
第二、“袒露个性”。“散文是众多文学体裁中与读者最接近的一种。”许多散文名篇，“平易亲切，似与老友叙旧，娓娓而谈，肆口而成，思想感受在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无不染上作者个人色彩，使人直接感受到作者的脉搏跳动，感情的起伏。可以说散文是作者个人灵魂之歌，是一种内在心灵发现与开掘的艺术。……透过作者的自我袒露，帮助读者望得更高更远，看到更多更广的东西，引起读者的共鸣或沉思”。
第三、“意随笔活”。“散文是最少约束、最为自由的一种文体。”“意随，就是指作者的思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任性率真，冲口而出，尽情展示作者意随的真率，与联想的瑰奇。散文可以说是作者驰骋才情风华的广阔天空，是以偶有感皆涉笔成趣，随情所至哭笑也成文。笔活，是指笔法灵活，散文不受任何音韵格律的限制，作者因物赋形，依感情的起伏，以自然思路表现文章结构，可以纵横开合，舒卷自如，波澜变化，散而有致。”
第四、“辞采翩然。”“好的散文总是文采斑斓，令人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如观鲜花，赏心悦目。如品香茗，香远益清。”作家“自铸伟词”，“下笔简洁而精炼，绚丽而不浓艳，疏淡而不枯涩，功力深厚，匠心独运”。“不仅立意高远，在遣词造语上无不跌宕有致，珠波紧密连贯，几乎找不到哪一环略有松弛，甚至达到随意抽换一段则错节，更易一字则松动的地步。”
冯著的书名已表明其侧重点在艺术鉴赏，而不在思想内容。且多描述其优长，忽略其局限。难免给人以理论深度似乎不够之感。
如果说冯永敏对古代散文的总体评价是全面赞扬，谢楚发是在适当肯定之后有所批判，那么万陆则相反，在批判前提下有所肯定。万陆著《中国散文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一章“中国古代散文概观”，其中第二节“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副标题是：“理论的封闭系统，创作的开放系统，作品对理论的乖离。”作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基点或核心便是孔子的文质观及由此展开并由他的弟子们不断丰富而形成的体系”。它“禁锢和约束散文文体意识，对散文文体内部来说，强化其‘纯正’机制，使其不越轨；对散文文体外部来说，则发展其排他性，顽固地抵制儒家之外思想的合理因素，乃至散文之外的艺术各类、文学各体的渗透，以保其纯正”。在这一总判断之下，该书把古代散文特征归纳为五点：
第一、实用性。要点有二：1、“重视实用，转而强调社会功利，又由于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控制的史官之手，开始时即具有‘御用’性质，因而它始终把对生活的社会伦理观照放在第一位，蒙上政教色彩”；2、“强调实用，除表现为急功近利，对艺术的美学之质的妨害外，还忽视对散文艺术规律本体的探索”。万陆对古代散文的实用性虽不乏某些肯定之辞，但基本倾向于批判。这是他与谢楚发不同之处。谢著后出，似乎对万著有所纠正。
第二、真实性。“古代散文所指之真实，首先是指所写人事，所记言论，所抒情怀，所论义理的确凿可信，所用材料的有根有据。因而，重真忌伪是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突出特点。”万陆认为，“真实性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是应该完全肯定的”，但又强调，“因为拘于事实的真实，也就难免束缚艺术思维的驰骋，妨害着散文家想像力的翱翔。尤其是那些感怀性的作品，往往未能放开感情之缰”。
第三、抒情性。“抒情性特征表现的对于主体意识的高扬，使它具有独特的大文化意义。”它使“我国古代散文在世界散文的艺术天地里，便成为独具美学意韵的奇葩异卉，既有着古意盎然的文化美，又有着赏心悦目的笔调美，清丽洒脱的情致美，以及汉语质朴玲珑，韵谐音调的语感美”。“但是，这种主体抒情性作为对我国古代散文的独特要求，它又明显的有着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的局限。”“它一方面要求充分表现主体性情，让主体内在的精神个性尽情倾情于作品之中；但另一方面又要求对这种性情，这种精神个性加以种种约束与限制。”万陆把抒情作为古代散文五大特征之一，与前述熊礼汇的“文以明理”正好相反。他们二人实乃各执一端，都有片面性。
第四、意象性。要义有三：1、“古代散文的立意成象，虽然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物或者事，但作者写入作品中的人、物、事，已不是着重其本身的喻意，而是交织着理性与情感，潜含着自己内在心理祈向的一种表象。”2、“我国古代散文品种繁多，成象情况也就极其复杂。有的一篇多象，有的全第一象甚至无象，但或多或少或无，均由意相统。因而散文中的象，不像小说之‘形象’具有独立意义。它是一种整体的境界，不仅表现为时间的断续，空间的不连贯，而且内涵亦更为空泛。”3、“散文家将内心潜含的交织着自己理性与感情的心理祈向表现出来是靠古汉语作工具的，他不仅要求外化并稳定在相应的显象词中，而且要按古代汉语及散文文体的要求，有机地组合于特别的汉语之中。”目前文学评论界常把“意象”概念运用于古代诗歌评析之中。万陆把它作为古代散文的重要特征，很有启发性。不过有些地方讲得比较笼统、抽象，颇费解，而且与诗歌之意象难以区别。
第五、灵活性。“我国古代散文家正是把握了散文灵活多变的特点，于和谐、有序、统一的整体美中，总结出‘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纯熟后，纵笔自如，无无法者。’”（吴德璇《初月楼古文绪论》）“灵活性直接影响散文品种、风格的多样，表现方法的多变，结构布局的自由。”“表现出圆活流转之美。”
万陆在该节最后总结说：“上述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特征的实用性、真实性、抒情性、意象性、灵活性，都是我国古代散文家文体意识总体系中的子系统，它们无疑都从各自代表的层面反映着我国古代散文这一载体的长与短，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但这些子系统联成一体的贯穿线，或说从这些层面反映的折射点，则始终是理论的封闭性和创作对理论的乖离与突破这一总体特征。”
在上述三种著作中，万陆的理论性最强，提出的问题成系统，不少见解相当深刻，但是也有明显的偏颇。这里只讨论所谓“封闭性”问题。除万陆之外，还有其他人谈到。有的说，由于孔子的文艺观对功利原则的过分强调，必然淡化文章的艺术美感，限制作品内容的广泛性，影响文章艺术形式的独创性与多样性。有人说，在整个古典散文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对审美价值的强调追求，一直未能居于主导地位。古代散文的排他性，是指它不像诗歌那样与音乐相亲，也不像小说、戏剧那样开放。……关于“封闭性”的外延有人主要指古代散文理论，有人也指古代散文创作，有时就内容而言，有时也涉及形式，总之不十分确定。不管怎样说，我认为用“封闭性”来概括古代散文总体特征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散文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常丰富，几乎无所不包。形式极其自由，几乎无所不适。比古典诗歌之受严格格律约束，要开放得多，也不像戏剧那样只能活动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之中，而小说则离不开人物和故事情节。散文并不存在“对其他文体的排他性”，它可以吸收诗歌的韵律，可以采用小说中某些幻想和夸张手法，甚至可以有戏剧式的对话和动作表情描写。散文还可以灵活使用书信体、日记体、公牍体、哀祭体、论说体、戏谑体等体裁，并没有任何一种散文体裁被“强化为纯正的体制”（只有八股文例外，它根本就不属于散文）。三千年来的古代散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风格，文体也随时代而变化，其与时俱进，较之诗歌更为突出，不能说散文“时代感不强”；至于说“顽固地抵制儒家之外思想的合理因素”，那只是少数保守派而已，并不代表主流。在整个散文史上，杰出的散文家，几乎都是既继承儒家，也吸取道家、法家甚至参用佛理，杂取百家。从汉代的司马迁，三国的曹氏父子，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龚自珍、梁启超，哪一位不是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种思想文化营养而后卓然成家的呢？即使就儒家文艺理论而言，也不能用“封闭性”来概括。孔子讲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正是历代作家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有人说儒家的文学服务于政教说压抑了作家主体性的张扬，“有血有肉的主体的个性闸门被关闭了”。这也不太符合实际。晚周诸子的聘词竞说，个性何等鲜明，嵇康、阮籍、陶渊明的文章，哪个不是有血有肉，至于晚明小品的嬉笑怒骂，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谁能关闭他们表现性灵的闸门呢，如果要说被压抑的话，恐怕只是类似西方社会所提倡的无节制发泄个人主义情绪而已。
在综合当代各家之说以后，我也想对古代散文总体特征作初步的概括，大致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性散、实用、求简、法古。下面分别说明，并试与古代诗歌小说及现代散文稍作比较。
第一、散文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散”，即自由活泼，没有严格的文体规则。
从形式看，如果与古典诗歌、小说、戏剧相比，散文的文体差别，很容易辨认。它不像诗歌那样，要求句式整齐，有规则的押韵。近体诗和词、曲还要求固定的字数，讲究平仄，在一定位置必须使用对仗，等等。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而且必须出于虚构。更不像戏剧那样，要说明人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要有动作，对话，唱词，还必须符合音乐方面的种种规格。散文的文体形式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句子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可骈可散，可韵可白，可雅可俗。其体裁既可以是应用型的，如书启、奏议、檄移、诏令、碑铭、吊祭，等等；也可以自由创新，如笔记小品、杂感散论、杂记杂传、书画品题、日记、寓言，等等。不过，散文的形式也不是杂乱无序。古人写文章讲究章法，即结构布局，不论应用文体，还是自由文体，都有章可循。如开门见山，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前呼后应，起承转合，正反对比，疏密相间，铺垫蓄势，曲折开合，腾挪跌宕，摇曳多姿，一唱三叹，自设问答，及至所谓金针暗渡，草蛇灰线，关锁擒拿……不一而足。古人编有《古人笔法百篇》之类书专讲章法。实即在散中求整，散中求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和公式化。
从内容看，散文也不同于其它文体。诗歌长于抒情写景，而不宜于议论和叙事。小说擅长讲故事，不适于说理写景。戏剧长于再现活动、场景和情绪，不宜于发议论，也不可能表现无法见诸视觉和听觉的东西。而散文则不然，只要心之所思，口之所言，即可笔之于文。甚至某些与艺术相距甚远的内容，在高手笔下也能成为妙文。有人仿《本草纲目》，借介绍药物来写杂文，有人为病者开处方，竟是极妙小品；有的商品说明书乃是生动的器物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目前，文学理论界有人把散文特征概括为形散神不散，也有人不赞成。我的看法是，散文的形神都是既散而又不散。所谓“既散”指自由活泼，无所不可。所谓“不散”，指有方法可依，有规律可循。即古人所谓无法而有法，寓法于无法之中。
第二、立足实用，在实用基础上求审美，以审美促进实用。
如果说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最初产生于愉悦耳目、快意情志的话，古代散文乃起源于社会交流的实际需要。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到《尚书》《左传》、诸子百家，它们首先是记叙事件、人物，总结经验教训，沟通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有着具体的社会功利目的，而不单纯为了审美的享受。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美的文辞可以达到更佳的社会效果，于是逐渐讲究并追求审美。这条经验就是孔子总结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为了“行远”——即扩大影响，必须“辞达”有文。这样就把实用和审美结合起来了。当然，在两千多年的散文史上，实用和审美的关系也是不断磨合发展变化的。先秦西汉，可以说是为实用求审美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坛，比较忽视内容，偏重于形式。到了唐宋，经过两次古文运动，达到了实用与审美并重。明清时期，出现了打破处处实用的束缚，向内袒露自我性灵，向外窥视大千世界的新潮。五四以后的白话散文，更进一步冲出实用的樊篱，产生了与直接功利疏离的“美文”。从此以后，用白话写作的政府公文、工作报告、书牍、哀祭、时事评论和学术论文，绝大多数不再列于文学作品之列。这就使得现代散文和古代散文在功能上呈现截然不同的区别。
重视散文的实用价值，其正面意义不言而喻，但同时确也给散文家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在诗歌、小说、戏剧中几乎成为永恒主题的爱情题材，在古代散文中就十分罕见（只有清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算是聊备一格）。古代散文虽然也写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却远不如诗歌那样曲折、细致、坦率。古代小说戏剧常用的夸张和想像，在古代散文中则颇为逊色，未免过分拘泥于生活真实。这些都是古代散文的胎里病，与儒家文艺观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在语言运用上求简，力图用最少的文字达致最大的艺术密度。
由于汉语的种种特点和早期书写工具的限制，古代散文总是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尽可能容纳丰富充实的内容。言简意赅，以简驭繁，是古代散文家的普遍追求。孔子的《春秋》是这方面的典范，后世文论家也常常在理论上反复强调。如西晋陆机《文赋》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说：“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北宋欧阳修提倡“文简而意深”。南宋陈骙《文则》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裁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古代散文不但在用词造句方面力求精简，文章篇幅也尽量短小。除了大部头成系统的专书之外，单篇的文章通常只有几百字、千把字。三五千字算是长篇，万言书极为罕见，人物传记也是如此（注：也有个别例外，如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近两万字，朱熹《张魏公行状》，43000字。）。同样一个题目，假如让现代散文家来写，字数肯定会多得多。其中固然有古今语法和词汇不同的因素（古代多单音节词，现代多双音节词），但更主要是写作规范问题，现代散文家的尚简意识比起古人显然淡薄得多。
古代散文特别讲究字法、句法，主要不是从语法着眼，而是为了加强艺术感染力。用字选词要求最准确、最具有感情色彩和思想密度。古文喜欢用典故，就是把历史事件或古代名句浓缩为短语甚至单词（不是指单音节词）代替直接的抽象的阐述，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再创作。而现代散文为了通俗化已经没有典故了。古文虽不是诗，却要求节奏感、音韵美，讲究抑扬顿挫，便于吟诵。骈文固然，散文亦如此。在古文语句中虚字和实词一样重要，有些场合，关键性虚字用与不用，效果大不一样（注：例如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中的“仕宦而致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两个“而”字是别人建议加的，欧阳修深为感激，因为有“而”与无“而”其意义深度迥然不同。）。古文讲究语序，有时只颠倒语句的先后，意义竟然相反，例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
第四、以法古为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图创新。
从语言工具看，两三千年来的古代散文，一直使用以春秋战国时期经典著作为典范的文言文（即后世所谓古文）。20世纪初人们写的文章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在用词、造句、语法等方面几乎没有区别。实际上，这种文言文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脱离口语，大别于当时所谓“通俗文”，以及唐宋语录、宋元白话。而且，至迟从元代开始，话本小说已经纯用白话，戏剧也杂用“俚语”。可是历代散文家仍然以秦汉古文为工具，有意排斥口语。不过，杰出古文家（如韩愈等）也常常从当时流行的语言中吸收某些词汇，“务去陈言，戛戛独造”。然而从总体来看，法古的倾向并没有动摇。直到五四以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才发生质的飞跃。
从内容看，古代散文家在反映社会，议论政治，考察历史，评价人物和事件，宣扬人生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时，所使用的标准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坚持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几乎是从两汉到清末绝大多数散文家的一贯原则。不少散文家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却总是打着复古的旗号。他们力图去故纳新，破旧立新，却总是在维护传统的旗帜下偷偷摸摸地以旧瓶装新酒。明明是吸取道家、法家甚至佛理，却羞羞答答地与儒家牵强地揉和起来，以取得社会的认可。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一直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古代散文家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统治的控制。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统治，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以后才实现。
从文章体裁范式看，古代散文也存在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法古崇古倾向。元代有尊唐、宗宋之别，明代有秦汉派、唐宋派，清代有桐城派、湘乡派、侯官派，几乎都以古代作家作品为学习的标本。他们主要不是从思想内容，而是从风格到手法，从题材到气度，有的人甚至字模句拟。他们当中也有争论，那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也有一批散文家师心自用，试图不拘成法自创流派。如明代的公文派、竟陵派以及与之相先后的晚明小品作家，清人的一批笔记杂体文作家。然而却得不到文坛主流的承认，被讥笑为邪门歪道。散文的历史因袭包袱实在是太重了。有人批评古代散文文体变化缓慢，是不为过分的。
我把古代散文总体特征归纳为上述四点，显然不够全面，分析得也不够细致（其中有些意见与别人相近，为了避免重复，从略而未评论）。但是，我认为这四条已经可以和古代诗歌、小说、戏剧相区别，和现代散文相区别。有的学者还提出其它特征，例如“尚文”，那是所有文学作品的特征，并非散文所独具。又如“意象性”，那是诗歌的特征，许多散文并不一定有意象。
二、古典散文的分类
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将文学作品分为4科8类，陆机的《文赋》分为10类，以后越分越细。最多的是明人贺复征的《文章辩体汇选》，多达127类，其中属于“文”的101类，实在过于繁琐。最简单的如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前三类属于散文，太笼统而且不周延。清代桐城派领袖姚鼐《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13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简繁得中，比较实用，为尔后学人所首肯。姚氏是从形式上着眼。稍后有方宗诚，从功用和内容上分散文为三大类，他说：“文之事本一，而其用三：曰晰理，曰纪事，曰抒情……是三者，文之大用也。”（《古文简要序》）近数十年，研究古代散文分类的学者，大体上是姚、方两种意见的综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散文综论和古代文体分类著作中，分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基本上采用姚氏文体分类方法和名称。如杨秉祺《古代散文体裁浅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分论说、序跋、奏议、书简、赠序、诏令、传状、碑志、纪事、典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骈文等16类。姜涛《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分15类。其中绝大多数与杨著及姚鼐相同。“骈文”类因姚氏轻骈重散而未设，在姜杨两书的其它14类，实际上都可以兼括骈散，故不宜单独成类。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所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0年增订），有“古代文章的各种体类”专章，分论说、杂记、序跋、赠序、箴铭、哀祭、传状、碑志、公牍等10类。另有“古代文章的其他体类”，包括笔记文、语录体、八股文、连珠文。褚先生将辞赋另设专章，不在文章之内。上述三书之目的在于介绍古代文体，并不打算重新分类，所以沿袭传统概念，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种是将古代文体纳入现代分类之中。如安徽大学朱世英、方遒、刘国华合著《中国散文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先分三大类再分若干小类。一、论说散文，包括立论（论、说、原）、驳论（辩、议），此外还有序、赠序、书信、奏议、檄移、杂记等。二、记叙散文，包括记人为主的传状类，记事为主的叙事类，记山水为主的游记类，记建筑、物品、古迹的杂记类。寓言算是记叙文中的特别品种。三、抒情散文，包括辞赋体抒情文，哀祭体抒情文，书牍体抒情文和序跋体抒情文。朱氏分类既继承方宗诚，又吸收姚鼐，但这种方法并不周延，明显存在重叠现象，如书信、序跋，既入说理类，又入抒情类。
台北师范学院冯永敏女士所著《散文鉴赏艺术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把古代文体分为三大类和若干小类。一、记叙性散文，包括记人类（传记、行状、碑志、杂记）、叙事类（包括史书历史散文、一般叙事散文）、写景类（包括纯记游者、借景述理者）、状物类（包括客观介绍者、借物抒情者和托物明理者）；二、说理性散文，包括论、说、辩、原、解、释等；三、实用性散文，包括公文（诏令、奏议）、日常实用文（书信、赠序、序跋、哀祭）。冯氏分类法前二类是按内容分，后一类则按用途分，标准不够统一。冯著的许多地方吸收了桐城派古文理论，在分类方面明显继承姚鼐。
第三种分类法基本上采用现代概念，不把古代文体硬行纳入。如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分为四大类：一、记叙描写类，包括记人、记山水、记物三小类；二、议论辩驳类；三、明志抒情类，包括明志书愤、忆旧伤悼、规劝慰安三小类；四、讽谕讥刺类，包括寓言、讽谕文、讥刺文三小类。周氏主要按作品内容分类，但也不够周延。例如在记物类散文之下，又细分题跋说明类、议论讽谕类、记事抒情类、描写记述类，显然与大类重叠。谌东飚的意见与众不同[1]。他把古代散文按两个标准分类，其一是按文本，分为散体散文、骈体散文、赋体散文、笔记体散文、语录体散文五类（后两类似乎都可以归入散体文）。其二是按传播对象，分为泛传散文和特传散文两大类。泛传文中包括议论性散文、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杂文、寓言。（按：杂文太杂，可否分别列入议论文或抒情文之中？寓言皆有故事情节，可否归入记叙文？）特传文中包括上传（上书、疏、表、议、封事、对等）、下传（诏令、敕、教、檄等）、平传（书信、赠序、墓碑）、反传（箴铭中之自警者）、传神灵（吊文、哀、诔等）。谌氏分类法之第一种并没有太多的特点，第二种分法实际上只有上传文、下传文、平传文可以成立（通常归入应用文中）。反传和传神灵似无单独成类之必要，可归入泛传文中的抒情类。
今天我们来给古代散文分类，旧的文章体裁看来是不适宜作为主要依据了，因为它们不够科学，不够周密，无法说明各种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例如“记”在唐以前多用于记事写景，到宋人手里，却可以抒情说理。苏洵的《木假山记》，通篇全是议论。苏轼《超然台记》，记台不过寥寥数语，前后大谈其“超然于物外，无往而不乐”的哲理。“序”似乎主要是议论和抒情，但有时也用于记事，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有的干脆等于人物传记，如陈亮《中兴遗传序》、陆游《师伯浑文集序》。“传”通常以人物为中心，可是也用于抒情，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或说理，如阮籍《大人先生传》、柳宗元《种树郭囊驼传》、《梓人传》。至于“论”与“说”，“书”与“启”，“表”“疏”与“奏议”，除了名词的差异，看不出实质上有何不同。
今天我们来给古典散文分类，应该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根据这个原则，我主张分为下列四类：
1、记人纪事类——也可以叫记叙散文，主要是记录人物和事件、社会活动、生活场景，包括一部分历史传记、如《史记》《汉书》中某些纪传，唐宋以后的部分人物传记、碑志、行状等。
2、写景状物类——主要指山水游记，内容是描写山川草木、园林屋宇等自然景物。如郦道元《水经注》、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南朝人的某些以写景为主的书信，唐宋人的游记，以及明清的部分小品，等等。也可以包括记述器物之文在内。
3、抒情言志类——即抒情散文，以抒写个人感情为主，包括某些祭文，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岗阡表》；“序”，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柳宗元《愚溪诗序》；随笔，如周敦颐《爱莲说》之类。
4、说理论道类——即议论散文，以论述、阐发某种理论、思想、观点为主，如政论、史论和一部分杂文、小品，等等。
阮忠教授的《散文概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在议论、记叙、抒情之外，另设说明一套。举的例子是说明词，包括物品图展览和影视解说词。他的意见颇有启发。不过，即使在当代，这种文章也太少，未必能单独成体。古代也有说明性作品，如韩愈《画记》、白居易《荔枝图序》、李渔《闲情偶记》中记述花卉之文，似可属描写自然景物一类。
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事、理、情、景，往往难以判然分割，见景生情，景中有事，因事说理，论而有象，种种情况在文学创作中十分普遍。不少作品往往这几项内容兼有之，单纯只具备其中一项的反而少见。我们加以分门别类的目的，并非在各种文体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为了指出其主要特征，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吸取其可供借鉴的写作经验。所以在这方面强求一致是没有必要的。但如求更加科学，当然应该讨论。
如果着重从形式方面来划分，有些体裁我认为可以在散文这一大类中作为小类而存在，并进行专门研究。例如日记、书牍、笔记、杂文、小品文、史论、政论等。日记、书信内容厂泛，但形式上自有特点。过去坊间常有尺牍文学、日记文钞之类选本，很受欢迎。今天从加强青少年语文教学角度来讲，这两种文体应该特别注意。笔记和杂文、小品文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文艺阵地上的轻骑兵，总结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繁荣当前创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散文史的分期和发展规律
关于中国散文史的分期，目前出版的散文史和散文通论，多数按朝代分编设章，只有少数按历史特点分期。代表性著作有：
万陆《中国散文美学》(1989)第一章第四节“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分三个时期：一、成体时期，先秦到南北朝。其中第一阶段先秦，起步为殷盘周诰，第一次繁荣是战国诸子和史传。第二阶段两汉，代表作是《史记》，兼融诸子和史传之长，不论叙事还是论说，都表现得更为协调，互相会通。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文学显示出独立性，散文文体意识也有最初的觉醒；二、成熟时期，从隋唐到明中叶以前。其中第一阶段至中唐，是散文创作勃兴期。第二阶段，晚唐到宋初，是又一个低谷。第三阶段北宋，代表中国古代散文的繁富与璀璨。散文家之多，作品之丰，成就之大，散文史上无与伦比。三、分化时期，从明中叶到五四以前。其中第一阶段为明中叶至清初，以公安派为代表，给散文理论和创作带来时代的新风气。第二阶段，桐城派统治时期。第三阶段，鸦片战争至五四，是古代散文的最后阶段，也是白话新散文产生的前夜。
刘振东主编《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1991)绪论中认为，古代散文的整体演变过程就是由实用走向审美或者说在实用中审美因素的逐渐加强而日益审美化的过程。依此，该书分为四大阶段：第一、为实用求审美的先秦两汉时期；第二、自觉追求形式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实用和审美高度统一的唐宋时期；第四、总结和寻求创作规范的明清时期。把上述二书相比，我比较倾向于刘氏的四分法，而不赞成万氏的三分法，万氏把先秦两汉六朝合为一期，未能显示文学独立性这一重大飞跃，万氏第二期从隋唐延伸到明中叶，而实际论述仅止于北宋。从南宋至明的散文有何特点？为什么与北宋合在一起？没有说明。把第二期称为分化期，没有讲清楚散文分化成什么样子，怎样分化的。刘氏的四分法，前三阶段皆围绕实用与审美的矛盾，第四阶段突然偏离主线，变成总结创作规范。其实，明清仍然存在审美与实用的矛盾，不过比以前更加深入。可惜刘氏未能沿着主线进一步论析。
朱世英、方遒、刘国华《中国散文通论》(1995)“源流篇”第二章“散文文体流变概貌”，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应用性散文阶段，主要是三代两汉的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散文和两汉史传散文两大高峰，合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二阶段是试图给散文以相对稳定形式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形式化阶段，始于汉代（引者按：当指东汉末）衰于唐代（引者按：当指初唐），基本形式是骈体和赋体。第三阶段是唐宋，冲破骈体束缚自由发展的时期。出现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和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古文两大高峰，合为中国散文史上第二个高峰期。第四阶段是因袭与创新的冲突期。“从前后七子到清代桐城派，都在走传统的路，只有明末小品又有创新之义，也仅仅是有意义的尝试而已。”朱氏的分期大致与刘氏相同，但前三期所用标题均可商榷。“注重实用”可以贯穿古代散文史始终，岂止第一阶段而已。把汉至唐统称为“形式化时期”很不全面。把唐宋称为“自由期”也不够确切，至少明末小品和近代散文比唐宋更为自由。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论》（南方出版社，2000）分为六编。第一编，古代散文的萌芽与定型，萌芽指甲骨文、铜器铭文、《易经》。定型以《尚书》、《春秋》为代表。第二编，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战国。包括史传散文和学术散文（请注意，他不使用“哲理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概念）。第三编，古代散文演变和发展——第二个高潮。以“演变和发展”指秦和汉初散文，以“第二个高潮”指《史记》，还以“低落与新变”概指西汉后期和东汉散文。第四编，古代散文的革新骈化。“革新”指建安、正始和两晋散文，“骈化”指南北朝散文与骈文。第五编，古代散文发展的顶峰——唐宋。在绪论中作者详述唐宋古文有五大特点：1、散文本体的独立；2、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3、散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4、散文体裁的改革和题材的创新；5、散文创作技法的提高和散文语汇的丰富。第六编，古代散文的因袭与探索。包括：元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明代散文的拟古与探索，清代散文的理论建构与实践三章。刘著突出唐宋（占全书三分之一）而不轻视六朝，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我对于散文史分期尚未深入研究，本书大致依时代分章，其中先秦分为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章。主要出于教学考虑，先秦著作对后世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沾溉长远，所以多用些教学时间让学生打好基础。至于各个时期的散文有何特点，在本书各章的概说中将有简要的表述。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发展规律，目前学界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下面介绍几种意见：
章明寿教授《古代散文发展规律浅探》[2]提出四条：一、时代与文章，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社会观点也决定着这些文章的地位；二、论道与修文，“古代散文正是在道与文孰重孰轻还是并重的辩论消长中向前发展的”；三、使用与开拓，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递变过程；四、简洁与繁缛，写文章总得叫人看得懂，因此必须吐辞简洁，还要叫人发生美感，又必须修文繁缛。章先生讲的这四点无疑是正确的，可惜他未能充分展开作具体论析，显得有些空泛。
程义成教授的《试论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归纳的四点：一、散文的发展随时代而变迁；二、散文的格调随文论而变易；三、散文自身的发展由质文递变走向质文兼善；四、散文自身的发展是一个体承嬗变因革通变的过程（注：1996年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散文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这些判断皆能成立，但除了第三点，其余都难以和其它文体相区别。尤其是古代诗歌，也和古代散文同样具有这些特点。因而未免显得有些笼统。
万陆《中国散文美学》第一章第五节“中国古代散文的流变规律”，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影响古代散文的发展。主要有三点：一、群体观念。这使得散文强调教化作用，强调美善统岂（西方则强调美与真的结合），并且在散文文体上造成了它的实用性，在内容上则铸成经世致用这一永恒主题，由此又酿成二律背反的逆向运动。二、向心观念。对古代散文的影响有二：一方面是积极的，即从创作美学角度说，要求作品表现主体的情性，使它成为这个作家所特有的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作家由眼而及心又表现于口与手的“第二世界”。另一方面便是礼与义对于主体情感的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律背反”。三、中庸观念。一方面是对散文家精神个性的塑造所产生的作用，从主体性的角度灌注于散文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美学理想，审美尺度对散文创作产生着影响。主要是“中和之美”，首先要求散文作品“美善兼胜”，散文家本身“文德兼备”，其次，还要求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达到“道正”、“理充”、“言序”的雅洁程度。万陆所论皆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很有启发性。但与散文发展规律似乎扣得不太紧。有些美学概念和命题相当新颖但颇为玄奥。
刘振东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绪论提出，是什么决定着古代散文的发展和演变呢？像其它文学艺术一样，它的发展不是完全封闭的自律性运动，而是受着种种外部因素的支配和影响。第一，它直接受社会物质发展程度的制约。如书写工具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第二，受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的制约，如散文文体就是在人们的交往中适应思想交流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第三，社会变革对古代散文的盛衰及其发展趋向影响尤为显著。首先，社会变革期间，社会斗争激烈，社会生活动荡，社会思想活跃，必然刺激散文创作的繁荣。其次，变革前后，往往对社会思想文化提出不同要求，对散文发展形成不同的导向。再有，社会制度确定以后，往往实行不同思想文化政策，造成不同的时代环境，必然影响散文的内容和风格的趋向。第四，“不同时代文化精神和种种社会思潮与散文发展演变的关系至为密切”。第五，“其他艺术形态和其他文学样式对散文的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第六，“人的主体发展程度也制约着散文的发展”。这主要指思维水平和审美意识，此外还有某些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语言本身的发展等因素，如汉代树碑著铭之风与碑传文的发达，南朝时汉语四声的发现与文章进一步骈化，都有极大的关系。刘氏业已说明，这些皆属“外部因素”。至于影响散文发展是否还有内部因素，该书没有讲到。
关于古代散文发展规律的研究，还有许多课题尚待开发（参见本书附录一《五十年来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第三节，关于中国散文史研究的建议）。已经提出来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目前不可能形成共识，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期望有更多的人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百家争鸣。
收稿日期：2004-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