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与高校“两个文明”建设_素质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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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将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这一战略思想有高度、有远见。青少年教育的主渠道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前教育与学校教育,高等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重要的环节,加强高校素质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的状况,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发展迅速,贡献巨大。其贡献主要在于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和人才支持。当然,在整个社会环境与思潮的影响下,高等教育也是在曲折中前进,其间曾一度因社会上的“一手软”而导致高校素质教育的弱化和精神生产的弱化,突出表现为社会上政治信念失落现象导致高校部分师生的心理浮躁与政治迷惘;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导致高校部分师生道德观念的淡化和道德水平的下降。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新秩序的系统工程中,研究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两个文明”建设:高等教育肩负着“工作母机”的使命

社会的物质文明是社会生产的结果。社会生产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表现出来:(1)产品数量的多少;(2)产品质量的优劣;(3)生产效益的高低。其归结到一点就是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产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产力越发展,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物质生产的能力就越强大。在生产力这个生产过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能动的要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因此,要大力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力,根本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这样一个简明的道理,当前在我国社会已成共识。在此,我们需要讨论问题的主要之点,是如何认识高等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和生产力水平过程中的特殊使命和重要价值。

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我们要真正认清劳动者的首要地位和特殊重要性,先要充分认识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下,富有现代化特色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对劳动者现代化素质更紧密更迫切的依赖程度。劳动资料是一定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其中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标志的生产工具更是如此。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化劳动资料,如电子计算机等无一不是高科技的结晶。将具有高科技含量劳动资料的开发和有效使用维系于低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将其维系于中等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现代化劳动资料的创造与开发迫切需要高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现代化劳动资料在生产中的有效使用同样呼唤着大批高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

与现代化劳动资料对高素质劳动者的依赖一样,现代劳动对象的开拓与发掘也在祈盼着更多的高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劳动对象新的属性被不断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度,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开发劳动资源物理的、机械的、化学的等新的属性,提高对自然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和水平,对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必有足够数量的掌握现代高科技文化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在更加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正确性的同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和能动作用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更加突出的显示和发挥;发展生产力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是培养掌握最新科技文化知识的高素质人才。然而,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造就,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依靠直接经验积累与师徒耳提面命的培养模式是无法办到的,而只有通过现代化的高等学校教育才能够实现。

就社会进步而言,与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相适应,必然具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和法纪等方面,现代化的精神文明要求在这些方面具有先进性,而文化建设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容和基础,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基础,现代化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必然依赖于现代化高层次的教育文化建设。就社会整体来说,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现代化、高层次必然依赖于现代高等学校提供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教育。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工作母机”的使命。这一使命表现在:通过培养具有优秀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事业提供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并不是两相分离与独立的服务,而是通过提供同一的动力机制为其进行有机统一的整体服务。其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不仅表现为高技能的劳动者和对生产资料的创造、开发、利用的高水平;还表现为高觉悟、高境界的劳动者所体现的高度自觉性、能动性与奉献精神。其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不仅表现为直接给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供骨干和引导力量;还表现为通过高素质人才走上社会,对两个文明建设后续、接班人才的培养,即从事人才的“再生产”工作,高等师范教育尤其如此;更深层的是通过高素质、高觉悟的人才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生产关系,进而起到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二、“三个面向”:高校素质教育的新坐标

高校素质教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具有提供动力的作用,那么,如何把握高校素质教育的总体思路就成为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所谓“坐标”讲的是对整体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观思路,它与教育方针、教育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只不过是它更侧重对教育思想、教育战略的把握。

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其它教育也如此),应当以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思想作指导,以这样一个新思想作为教育发展的新坐标,来认识和确立高校素质教育的目标、内涵和重点。

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高瞻远瞩、意味深长,内涵极为富宏睿智,作为现代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和高校素质教育的坐标,笔者谨对其作如下形象的阐释:

面向现代化——突出教育的建设性,强调教育质量的高度;面向世界——突出教育的开放性,强调教育视野的广度;面向未来——突出教育的超前性,强调教育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同志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内涵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根本和核心是人,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一观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又是针对我国国民整体素质还不高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二是人才资源的衡量标准是质和量的统一,要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充足的动力,不仅要有足够的人才数量,更要有人才的高素质、高质量。这也正体现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现代化、着眼于未来的教育观。他的这一观点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他认为:“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121页)。

邓小平同志的现代化观念、未来观念不是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观之上的,而是建立在面向世界的开放思想体系之上的。他在总结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带动高科技领域和产业发展的情况后,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他还生动风趣地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就越高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当然,邓小平同志“面向世界”的观点,并非只重视借鉴别国的经验,通过办好教育事业来提高科技水平,进而发展经济,而是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通过办好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两个文明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他针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的图谋,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同上,第380页)总的说来,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教育观,就是要将我国的教育事业放在当今世界大的格局之中,以我国两个文明的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发展需要为依据,培养和造就大批“四有”人才。

高校素质教育以“三个面向”为坐标,一是要坚持教育的建设性、开放性与超前性的统一;二是要坚持“四有”的统一;三是要坚持培养人才的高标准、高规格、高素质。通过上述几点的把握,立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将高校办成两个文明建设的辐射源,充分发挥高校引导社会文明建设潮流的作用。

三、探索素质教育的思想根源,正确把握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对素质教育的讨论与研究不断深入,为我国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但到目前为止,由于“素质”一词本身具有多元属性和研究者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教育理论界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依然存在种种分歧。(参见《教育理论与实践》1996年第5期朱家存文)笔者认为,通过对从古希腊思想家到西方近现代教育学家、从中国先秦的孔子到当代的毛泽东有关素质教育和人的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探寻,可以清晰地看到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目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

素质教育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个体素质和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与充分发展。《论语·宪问》中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将仁德、智慧和勇敢视为君子“三道”,体现他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子贡说这是“夫子自道也”,而孔子却谦称“我无能焉”,说明他将此“三道”视为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三国时刘邵提出英雄互须的人才素质观,他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人物志·英雄》)唐代刘知几将“才、学、识”视为人之“三长”,清代章学诚则对人才素质提出“德、识、才、学”的“四长”之论。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是一以贯之的,在现当代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实践指南。

在国外,全面发展、充分发展的素质教育思想同样有着深远的渊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已经提出“和谐”发展的教育观,主张使整个人得到发展,并以使人达到整体完美为目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教育家维多里诺继承并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和谐”发展说,提出作为社会生活和教育对象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是充分发展的观点。17世纪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提出“周全教育”的思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明确主张,教育应使个体在德、智、体诸方面获得自然的、均衡的、充分的发展。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指出人有充分发展的倾向,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把教育理解为使人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坚持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马克思则以他的科学、深邃的人的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他提出人“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成为“全面的”“完整人”,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关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综上,可以断言,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与充分发展,是历代教育家所期望实现的教育目标。“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在哲学家和道德学家那里,在大多数教育理论家和理想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这个教育理想。”(《学会生存》第213页,上海泽文出版社,1979年10月版)我国当前所倡导和实施的素质教育,应当把培养全面、充分发展的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者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最根本的目的。

(二)教育原则:因材开发和因需培养

素质教育原则是素质教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教育原则表现为因材施教开发人的素质和因需施教培养人的素质的统一。孔子教育他的学生,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做到“问同而答异”,宋代教育家朱熹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出了“孔子教人,各因其材”的理论概括。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传统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以个体材质为起点,以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以德、才兼备为大要,各个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具体规格要求)为目标的教育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对人的素质进行全面开发与培养的“长善救失”(《学论》)的过程。(参见胡相峰《中国教育艺术散论》,载《教育艺术》1993年3-6期)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他提倡通过因材施教和长善教育达到使教育对象健康全面发展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与长善扬长教育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主张通过救失补缺教育来促进个体和谐、充分发展的思想,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并成为传统素质教育原则的一种普遍体现形式。汉代的韩婴对促进个体身心素质全面、和谐发展的救失教育方法作了这样的概括:“夫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务之以调和;智虑潜深,则一之以易谅;勇毅强果,则辅之以道术;齐给便捷,则安之以静退;卑摄(慑)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容(庸)众好(奴)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剽弃,则慰(畏)之以祸灾;愿婉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韩诗外传》卷二)。在西方,许多教育学家都重视对个体的开发、培养。夸美纽斯指出:“事实上智力极低的人是很少的,正如生来便完全没有手脚的人是一样少见的”,“假如教员肯充分卖气力,人是可以被琢磨好的”。(《大教学论》第6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版)他还指出,人们领悟事物的能力只是一个“虚空的形式”,如同一块没有刻上字的石碑,只是“潜伏存在着”,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发展。(同上,第41页)这就充分肯定了教育对于发展、健全人的素质的开发、培养作用。康德则明确提出教育“要均衡地和有目的地发展人的一切能力,从而把全人类引向它的目标。”(林克编:《康德论教育》第11页)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康德因需培养的思想主张。

目前,教育理论界有人已经注意到,发展人的素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开发人的素质和培养人的素质。前者是指对个体所具备的某些生理解剖方面的基本特征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利用:后者是指在个体的先天素质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个体所应有的素质,进而使其得到多方面的和谐发展。(参见王坤《论素质教育与人的发展》,载《吉林师院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年第1期)这正揭示了素质教育原则的科学内涵。

(三)教育方法:授学传道与实践养成

素质教育的方法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但举其纲要在于授学传道与实践养成,即按照素质教育目的的要求,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思想道德,并通过实践养成教育使教育对象具备掌握、运用与发展科学文化知识的水平与技能,将先进的思想道德观念内化为教育对象的个体品质与素养。

“学以贯道”,注重德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管子》说:“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其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得;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谓学则。”《吕氏春秋·劝学》云:“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

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写道:“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教师授学是以传道为核心的。

强调践行,注重身教,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又一大特点。《尚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荀子》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韩诗外传》说:“道虽近,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隋代王通说:“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说》)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道:“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朱熹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白鹿洞书院揭示》)。明代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写道:“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从力行得者较深,所谓躬行心得也。”这些言论昭示我们,注重实践与养成教育实为我国古代教育惯用之陈法。

到了近现代,及至当代,我国教育在授学传道方面,发扬优良传统,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和实践养成教育;克服传统中的不足,加强文化科技知识的教育;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最基本的方法,以理、实并举,知、行统一,智、能互动为教育方法之大要,并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素质教育的推进作好了方法准备。

综上,我们通过对素质教育思想理论根源的探寻,通过对素质教育科学内涵的初步分析,现谨对素质教育的内涵作如下表述:

素质教育是指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以人的素质全面、和谐、充分发展为目的,按照因材开发和因需培养的原则,运用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方法的多种科学方法的教育。

四、认清国际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增强高校素质教育的紧迫感

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相适应,国际性的教育改革再一次进入活跃期。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以加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及其技能的教育为主线,全面促进青少年素质的发展与提高,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70年代国际社会正式将“充分发展人类的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号召人们“要学会生活,学会如何去学习;……学会自由地和批判地思考;学会热爱世界并使这个世界更有人情味;学会在创造过程中并通过创造性工作促进发展。”(《学会生存》第45-46,108页)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发达国家竞相开展他们人才培养的现代化工程。1981年美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率先开展这方面的调研工作,1983年4月正式向国家教育部提交了题为“国家在危险之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报告,将“最大限度地发展全体学生的才能”作为改革的目标,报告提出应当要求并帮助所有学生尽其能力所及从事学习;要求学校提出真正的高标准,而不是最低限度标准;要求家长支持和鼓励子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向来重视教育的日本则不甘落后,于1984年成立临时教育审议会,该会在一份咨询报告中提出,要“把以最大限度的努力使儿童的身心两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摆在教育的中心地位。”(《日本教育改革》)第464页,瞿葆奎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91年5月,英国首相梅杰在《英国政府白皮书》(21世纪的教育和训练)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简单的:就是鼓励所有青年人最充分地发展他们的能力。我们要冲破各种障碍。我们要达到更高的标准。我们要争取更多的选择。”与奥雷佩奥,佩西通过提高“几十亿普通地球居民的平均素质”来“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张相比(参见《人的素质》辽宁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发达国家则是通过积极的教育改革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地位。而事实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怀着深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也都相继推行以培养现代素质的人为目的的教育改革。可以认为,面向21世纪,发展人的现代素质是一切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

面对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的挑战,继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之后,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及时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对于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最近几年,我国教育改革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部署,加快了素质教育的步伐,并已取得明显成效。高校素质教育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对学生实践教育和技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得到了大面积显著的提高;二是198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94年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并印发了中宣部起草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德育工作和学生政治思想水平、道德品质等非智力素质的发展,从而有效地促进了高校学生素质的和谐发展和全面提高。作为我国教育水平标志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无疑是以主动迎接挑战的姿态,对国际教育发展大趋势所作出的积极主动的反应。我们完全有根据对我国高校素质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但是,由于与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之间的现存差距较大,由于我国穷社会办大教育的客观现实,由于基础教育尚未摆脱升学教育的羁绊,要搞好高校素质教育尚有许多困难,某些方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素质教育任重道远,高教战线的同仁应当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常存忧患之心,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加快高教改革和高校素质教育实施的步伐。

五、高校素质教育目标内涵的构成要素及其层次分析

就一般意义而言,素质教育,当以人的素质的全面、和谐、充分发展为总目标,这在前文已有论述。高校素质教育的目标亦应如此。然而,就教育发展规律来说,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教育环境与条件,都在制约着、规定着不同的具体教育发展的目的、状况和特点。我国高校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便于具体把握和实践,现就这一任务、目标内涵的构成要素及其层次略陈己见。

(一)政治素质:从进步到先进与坚定。对学生基本的政治素质要求是具有进步性,具体包括做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做一个忠诚于人民的人,具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能正确认识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在此基础上要不断提高,逐步完成从进步性到先进性、坚定性的发展过程,使更多的大学生成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进而使一部分大学生成为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政治上过硬的先进分子。

(二)思想素质:从求实到科学与创造。大学生基本的思想素质要求是勤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做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逐步学会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现象,识别各种社会思潮,能注意研究、正确认识并在实践中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并大力培养和充分发展思维的创造品质,进而使一部分大学生,逐步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应有的思想素质。

(三)道德素质:从诚正到高尚与纯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以诚心正意为基础,以礼为先导,以仁为核心,以修身为关键,以爱民治国、平天下为极至。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仍应从诚实正直起步,逐步树立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热情为民服务,养成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严守纪律与社会公德。进而养成对专业知识与技术精益求精的敬业品德,塑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对国家对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成为一个脱离并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成为一个道德上高尚、纯粹的人。

(四)文化素质:从合格到精深与广博。对大学生基本的文化素质要求是,具有良好的学风,勤奋学习,达到规定要求的基本标准,经考试考核合格。进而继续刻苦钻研,勇攀科学文化高峰,专业文化知识考试成绩优秀,并不断增强与提高专业研究能力和水平,为成为业务专精的优秀专业人才和专家打好基础。与此同时,要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新知识,广学多取,持之以恒。努力塑造学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与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的学识渊博的通才素质。

(五)技能素质:从“双能”到多能与特长。具有与专业文化素质和日常社会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双能”素质,是对大学生技能素质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技能素质高要求是多能和有技能特长(包括本专业的技能特长和其它特长),目的在于增强大学生的认识、鉴赏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实践创造能力和更新知识的能力。

(六)身心素质:从健康到适变与韧长。健康是对大学生身体和心理素质的基本要求。适变与韧长则是高层次的要求。适变性的强弱反映身心素质的高低,反映从身体和心理上能够对一定条件下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保障程度;身心素质具有韧长性,则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承受力和张力,有较好的坚持性和稳定优良的表现形态。适变、韧长的身心素质靠积极、充分的修养和长期、反复的磨炼才能够具备。

当然,高校素质教育目标内涵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讨论几个主要方面,偏颇自然是难免的,还望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

六、分析基础教育和社会人才需求的现状,把握高校素质教育实施的重点

高等教育一边是以中小学教育为基础,依靠基础教育提供生源;一边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培养人才,因此,确定高校素质教育重点的依据,除了高校自身的实际,就是基础教育的状况和社会人才需求的状况。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模式是应试教育。基本特点是重智育(准确地说是一种残缺的智育),轻德育、体育和美育等;重应试科目的教学,轻非应试科目的教学;重书本知识的教学,轻实践教学与技能培养。为高等教育输送的生源特点是:素质开发的片面性,尤其是能力与个性的开发不够;素质培养的片面性,尤其是思想品德与实践技能的培养不够,文化基础素质的培养也是不健全的;素质构成的不和谐性,主要缺陷是:自私、低能、脆弱、恶劳。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指向主要是:一、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能够将其运用于实际的知识新、技术高、能力强的人;二、敬业爱岗,不怕艰苦,有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三、既通专业技术工作,又有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等多方面才能的人。

就高校自身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学内容的改革相对落后,吸纳新知识的速度较慢;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学生能力培养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德育还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养成教育、知行一体化教育尚待加强;学科相互渗透不够,培养“通才”的机制尚未形成;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与教育滞后。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高校素质教育的重点是:政治素质教育要在进步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突出先进性的导向作用和理想的塑造;思想素质教育重在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品质;道德素质教育重在养成;文化素质教育坚持以精专与广博相结合;技能素质教育为重中之重,要全面加强;身心素质教育要在心理素质教育上多加探索,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以增强教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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