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文本、权力与日常体验:欧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就(2000/2013.7)_政治文化论文

身体、文本、权力与日常体验:欧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就(2000/2013.7)_政治文化论文

身体、文本、权力与日常经验——欧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果(2000-201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视野论文,中国妇女论文,史研究论文,权力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3—0178—07

      欧美学界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外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史研究已经渐渐超越了在历史上寻找、添加女性的痕迹和表彰女性历史贡献的研究方式,更倾向于寻求性别角色、性别关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女性、男性发挥了什么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形成了怎样的话语方式和结构。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学者选取了不同的研究切入点,有从新角度对老问题的分析,有新的理论工具带动新的问题,有多学科的相互激发,形成了新的研究视野。整体来看,妇女史的研究以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研究主体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是对既往研究范式的突破与创新。

      笔者尝试从身体、文本及权力经验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近十余年来(2000-2013.7)欧美学界于中国妇女史(960-1911年)研究的趋势变化,以期初步观察欧美史学界的热门与前瞻的课题。

       囿于语言和条件限制,本文所涉主要为英语研究成果,挂一漏万,必有沧海遗珠之憾。

      一 身体

      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曾说:“身体始终具有革命性,因为它代表了不能被编码的本质。”身体作为基本的物质载体,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观点。女性身体无疑留下了印记,为解读不同地区、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中国妇女史的相关研究中,缠足、贞节被赋予了新的研究意义,女性医疗则是近十余年勃兴的新课题。

      缠足作为中国特有的规训女性身体的方式之一,西方学者长久以来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西方学者对缠足的理解不断变化,也反映出学界以及西方世界对华认识、态度的变迁。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对13-19世纪西方学者游记中关于缠足目的的分析进行归纳,将其中的主要观点依时间顺序概括为六种:时尚、幽禁、畸形、残疾、惩罚儿童、文化停滞(culture immobility),并且对西方学者的缠足理解有如此多的误区做出了解释,认为除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难登大雅之堂外,主要因为游记的作者、阅读者、资料来源都是男性,他们并不了解当时中国缠足女性的实际状况,这种性别观念的偏差是准确认识缠足现象的极大的障碍。正如伊所指出,中西认识的差距很大,一些误区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直到女性主义研究者为缠足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①

      美国华裔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研究以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为时限,抛开既往的道德审判态度,从女性主义角度对以往研究进行批判,通过图像、缠足用品遗存、民间类书、访谈录等等多样化的材料,考察了在缠足研究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发现她们并不是全然“受压迫”的形象,在缠足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参与程度。②女性通过公众的、私下的身体语言完成的历史诉说,这种研究思路是从“男性书写的文本历史”到“女性历史的身体书写”的转移,因此也被誉为具有“典范转移”的意义。③高氏的研究中建立“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与“身体”规训之间的联系也是亮点之一,如其对“莲鞋”的形状、质地所发生的变化与人们对足的期望的释读为前人未发之音。此外,范红(Fan Hong)、Beverley Jackson、王屏(Ping Wang)、宝森(Lourel Bossen)等学者也为重新解释缠足现象做出了贡献。④

      在女权主义“女人的身体属于女人自己”的口号下反观历史,越会思考“贞节观”是如何形成的。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多年潜心之新作就是探讨宋元时期妓女、妾的变化以及贞节观的演变。宋代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扩大的精英阶层使女性身体在消费、再生产中不断物化。随着北宋娱乐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稳定性,尤其是对妾在和上层社会中的节妇在家庭中地位展开了讨论。南宋妓女和妾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引起家庭和政府观点的冲突。由于北宋末政治上的不稳定,文人通过赞扬节妇来鼓舞政治忠诚度。至南宋末期,家庭的稳定和政权的存续问题一直存在,而在墓志铭中,节妇作为忠诚的典范被一再宣扬。到元朝,受到文人赏识的有才华的妓女越来越多,而她们的地位越来越低。理想的妓女形象与节妇也越来越接近。同时出现大量的作品赞扬节妇不只是因为她们的行为典范,更是作为儒家文化仍然存在的核心证明。作者揭示了儒家思想和性别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宋元到明清性别秩序是如何建立以及其间的变化。⑤

      Janet M.Theiss改变对“贞节观”从价值层面评判的研究模式,以国家档案所存的清代刑科题本为基本材料,这也使中下层社会女性进入研究视野。女性的身体受到侵犯,贞节被“破坏”,国家、家庭、女性自身的对这种“不光彩事件(disgraceful matters)”的态度和处理方式。⑥卢苇菁(Weijing Lu)也将目光集中于1368-1911年间拼死保护贞节的“贞女”身上,作者分析了围绕“贞女”情结展开的家庭冲突、政府政策、思想论战、个人情感,尤其是对婚礼、自杀等行为的分析以及各种因素对于年轻女性对于自身维护贞节的影响,以此达到对帝国晚期的历史的重新了解。⑦守节明志而死也是16世纪以后女性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Janet M.Theiss对此亦有多篇文章。⑧显然,自杀是女性维护贞节、处置身体的最极端方式。

      医疗是对身体的照顾与关怀,中医极早就关注到了男女身体医护的区别,并采取分科医护。正如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所言医学史和女性主义两种路径可以“交汇于它们对于身体的思考上”(第8页)。费侠莉充分发掘了医学文本的研究价值,她从《黄帝内经》谈起,对宋代医学分科以后怀孕、生产、医患互动及相关知识进行梳理阐释,以性别分析的眼光解读中国的医学思想,以至强调“阴阳”的身体观念。⑨新近研究中,吴一立(Yili Wu)将研究时段定于17-19世纪,以清代医家阎纯玺的医学经历和《胎产心法》的产生、流传为线索,对清代妇科中的生产、流产经验、中国宇宙观影响下的孕产指导进行分析,以此阐释文集汇编、个人体验等等关于女性身体医疗知识如何被制造、阐释和合法化的显著分歧。⑩

      相对来说,通过面容妆术、服饰对身体的修饰就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如《变换的服饰:时尚、历史、国家》中建立的服饰时尚等对于女性的影响以及时尚和国家的关系;(11)还有研究者对《中国服饰》进行分析,总结了中国女性服饰的传承与变化。(12)

      可以发现,对于身体如外在、观念等不同层面的研究,也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已经从曾经的边缘位置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前景可观。

      二 文本

      史料对历史学的至关重要可能已经是“陈腔”,但是如何解读作为史料依托的文本,发掘文本中的意图却是历久弥新的题目。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兴起,经由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强调“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一方面,即文本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历史具有文本的局限性。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等等书中极大丰富了文本解读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文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也充实了研究女性历史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对应上述新历史主义对文本特性的解读,可以将相关研究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女性所书写的文本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才女与女性教育问题研究,另一是以特定文本中记载的女性为对象的研究与相关研究,都是对研究方法的拓展,对于史料、观点的创新。

      1.女性所书写的文本以及相关的才女与女性教育问题研究

      历史上女性撰写且存留下来的作品数量有限,其中明清至近代的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上世纪末期学者对此研究逐渐深入。加拿大华裔教授方秀洁(Grace S.Fong)、孙康宜(Kang-i Sun Chang)等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方秀洁长期关注中国古典诗词,认为写诗是女性的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的方式之一,也是研究社会话语结构的重要资料。例如在《女性的状况?中华帝国晚期女性诗篇中的疾病》一文中,通过对明清时期女性诗作中的患病主题的探讨来观察女性的日常生活。文章揭示出疾病作为女性诗作的常见主题,其频率之高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并对女性将疾病这样一种私密感受和个人经历反映在诗这种公开(public)媒介里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相对于男性将患病当作是达到某一目标中的挫折,女性更倾向于将患病当作生活中暂时的替代,因为女性在平时忙于洒扫、“主中馈”之类家庭内的事务,当她们生病的时候才有机会阅读、转向个体的情绪并与诗中有所表现。(13)

      欧美学者对于中国的女性文学,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生活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成果迭出。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孙康宜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迄自1375年至现当代,在编纂过程,全书并不刻意强调,而是恰当地将女性还原于各自的时代,例如记述晚清到五四以前,女作家的写作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拓展了写实主义的视野,是当时文学界的特征之一。这种描述方式其实也为妇女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当然在孙康宜执笔的明代部分,作者秉承自身学术之所长,对14世纪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重建问题展开研究著述。(14)以及方秀洁、魏爱莲(Ellen Widmer)编《家庭内外:明清时期的女性写作者(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以及Daria Berg、Chloe Starr编《追寻风雅:超越性别与阶级的合谋(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收录了相关研究论文,很多文章都是突破了文学史、社会史的界限,形成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15)

      女性诗词作为重要的研究史料,大多反映的是上层女性的生活。这些书写的女性通常被称为“闺秀”、“名媛”、“才女”,她们生活的状况、构成的交际网络、社会活动等等,形成了“才女文化”。20世纪90年代苏珊曼(Susan Mann)、高彦颐于“才女”这个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都有专著问世,二人的研究有共通因袭之处,考述了17世纪女性生活领域的变化,及18世纪盛清时女性文本表现出的女性在家内外追寻认同与被认同的情结。(16)苏珊曼保持了研究的连贯性,其新作时段选取在稍晚的19世纪,也将“才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苏氏指出“才女”的称谓在18、19世纪的变得更为宽泛,该书依据女性诗词、相关序文、跋记、家庭成员评议等推测、深描甚至还原了常州张氏三代女性生活的种种场景,在精英家庭中,当男性缺席(absent)或者缺乏经营家庭的能力时,“闺秀”被期待具有操持家庭的能力,并且这也是她们的责任,在家族地位和安全维持比较困难的19世纪,像张氏这样的家族中认为良好的儒家女性品质的典范应该是并具品行端正(moral rectitude)和实践技能(practical skiee)(第198页),因此在家庭中母亲、兄长教育女子如何置产、营利及其他的文学知识等曾经是男性学习内容的行为逐渐普遍。19世纪末以后,民族危机等时局的转变,这些“闺秀”将成为“新女性”的源头(第200页)。(17)在中国妇女研究史将历史分析依托于人物传记,该书也是继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之后的又一力作。(18)

      研究者没有止步于此,希望能获得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如果说高彦颐和苏珊曼旨在发现社会、文化塑造女性的过程,以及这背后女性真实的生活和交往方式,Maureen Robertson和方秀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传统的诗词中女性作家的交流和观念的表达。李小荣(Xiaorong Li)希望更进一步,能够发现女性通过写作和男性、社会生活相互影响,逐渐对改变自身的处境所起到的作用。他回到“闺”这个女性写作和生活的地方,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研究,16世纪“闺阁”常常被男性作家设定为一个赞美女性美丽和怜惜孤独弃妇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形容政治上,忠心耿耿得不到重用,被朝廷排挤的文人的境况。这种意象很快被女性作家在诗词中吸纳,于是男性的想象成为女性和她们生活环境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言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晚清时期,女性逐渐拓展了闺阁文学的主题。一些作品中增加了儿童、老妇和闺阁中一些明朗的事件,比如教学、音乐、谈话、嬉闹等等,来摆脱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越来越多的有主体意识和成熟的女作家推动着演变的过程,她们应该是后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19)应该说李小荣和苏珊曼得出的结论有殊途同归之处。

      Daria Berg的新作是从女性作为文化生产者的角度做出的观察,发现1580-1700年间女性作为阅读者、作者和编辑以及文学社会成员的声音和观念,追寻她们既是文化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话语表述,以此来重构那个时代文学世界中女性以及相关的话语。(20)

      自传和自传性质的文字在上述学者的著作中多有应用,相较于诗词则更能完整地表现女性对自身的认知,也是研究应用的热点之一。晚清近代以后,女性自传数量增加,它们包含了女性的自我认知,映射了历史变动时期所期望的女性形象。正如王箐(Jing M.Wang)所批驳西方学界曾经对女性及其他人种自传价值的怀疑,重申自传是“历史上的自我辩护实践(a historically situated practice of self-representation)(第3页)”,女性及其他自传可以具有多种表达方式和内容,可以成为历史证据。(21)但是,囿于史料相对有限,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相对单薄。

      与之相关的女性教育问题,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女子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倍受学者关注。女性教育是决定女性文化产出、未来权力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上述论及的《闺塾师》、《缀珍录》等著作中已经注意到明清时期的对女童的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时至帝国末期,社会各界关于女性落后会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声音以及西方教会组织都促使学校教育对女性开放。丛小平(Xiaoping Cong)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女子教育的相应变化有所研究,1904年,清政府还将女子拒之于公立教育之外,很快于1907年转变了态度,认为“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决定为女性建立女子学校。为了培育合乎目标的新公民,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实际上在1897-1937年间,对与女子的教育目的教育方式都经历了反复变化,从最初的培养“相夫、教子、宜家、善种”的女性到反对女孩进入学校再到倡议者呼吁将女性塑造成“合格的公民(qualified citizens)(第130页)”,在此过程中精英家庭中受过教育的女性成为支持女子学校教育的活跃力量,其后清政府为此颁布的女子教科书中新、旧杂陈,既有数学、地理知识,也有缝纫、持家教育,实际上依然限制着男、女生接受同等的教育。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育仍没有逃离受传统家庭女塾师角色的影响(第143页)。(22)Paul John Bailey认为教育改革是20世纪初清政府重新振兴中国,建立政治地位和现代化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中较显著的特征就是为女童兴建的官办和民间学校的出现。作者用官方档案、报纸、期刊对官员、教师、改革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及用课程设计与女生的教育实习等资料描述年轻的女性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机会。(23)

      教会学校是19世纪中期以后到20世纪初女子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魏爱莲注意到1900-1950年间,教会学校与中国女校在教育模式等方面的不同,但在文化交流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金陵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女部三所教会女子学校同“美国七姐妹学院”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并将一部分杰出女性推向世界,也使美国“七姐妹学院”为中国女性教育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第93页)。(24)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都是与欧美学界对中华帝国晚期中、西方交流、传统社会与近现代的变动、转型等二元对立问题的研究与反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欧美学界对于女性著作及相关作品的翻译、资料汇编对于推动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本来“寂静”的女性声音通过这种汇编,经历编纂者的发现、筛选、以主题归类得以再发声,不啻为一种研究创新。

      2.以特定文本中记载的女性为对象的研究与相关研究

      对于传说、文学、文集作品等中反映出的女性形象及社会现实的研究,同样是学者了解女性、性别关系的重要途径。如何建立虚构性的描述与现实的文化意涵之间的联系,并且从中阐明历史的想象,艾梅兰通过对17-19世纪中叶《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五部小说的分析进行了尝试,描绘了明清小说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对于社会性别的处理方式。(25)

      文本传播对于女性不仅可以起到重新塑造的功用,甚至也暗示了女性发展的可能前景。胡缨聚焦于1899-1918年间,新女性形象的逐渐形成,《孽海花》、《茶花女》翻译时的交织关系,以及小说中中、西方女主角的行为、出现场景都暗示了女性在时代发展中可能有的新空间,到那时,“妇女将会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环境中重制其文化权威”(中文版,第220页),这个过程中翻译进行不同文化语境中文本的转换,充当了一种隐喻,为新女性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有历史根据的范例。(26)

      总的来说,此类研究有利于扭转中国传统女性的无知的形象,并且努力发现、再现历史中作为主体的女性形象与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研究囿于文本的限制将目光多集中在精英群体的女性身上,对最为普遍的中下层女性很难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欧美学界对于大量基本资料的整理收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方秀洁等人推动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计划项目既是近十余年妇女史研究发展的见证,也为欧美学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已使很多学者受惠于此。澳大利亚学者萧虹(Lily Xiao Hong Lee)等人编纂了《中国妇女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编辑整理的女性传记辞典中规模最大的版本,包括中国历史上各类女性在史籍等中的记载情况,如清代卷记录女性包括皇后、嫔妃、节妇等等200名以上。该套书分为共分为4卷,清代1644-1911、上古到隋公元前1600-公元618、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末1911-2000、唐到明618-1644(编纂中),目前清代卷已出版中文版,也会惠及后来学者。(27)

      三 权力与日常经验

      现在的研究说明,女性并没有缺席于历史,但是她们的“失语”状态使女性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状况并不明了。欧美学界在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下,较先尝试解读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建构以及作用模式,这种权力的关注不仅仅是以往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关注、对突出女性的研究、或者是家内的女性管理等等,也是日常生活、权力的形成与分配模式,非常有利于对于资料相对匮乏的中下层女性的研究。

      白馥兰(Francesca Bray)别开生面地以物质文化构建了宋至清的性别权力经纬。她从居住空间、女性的工作、女性生育与保健等方面着眼,分析了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日积月累地塑造性别规则和角色。(28)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的著作则是提供了一个对比的视角,认为辽金时期的东北地区女性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日常生活中会骑马、狩猎甚至会加入战争。她们的形象和受到儒家伦理约束的南方女性形成了生动的对比。这种对比研究也为了解古代女性的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29)女性在性别秩序的构建中,必然存在着权力的博弈。但是有一个群体的女性——帝王身边的女性——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密切相连,马克梦(Keith McMahon)通过一桩桩生动的事件来分析国家政治同性别秩序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30)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作为享誉中外的经济史学家,近年来也对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的经济生活和性别秩序的构建有所关注,如其在演讲中对伊懋可(Mark Elvin)的一些观点,如18世纪以后因为可利用耕地的减少,女性要更多地担任非农业资源和饲养家畜、采集之类的工作,或者承担手工业产品销售前的加工工作,为此女性劳动者的死亡率上升;以及李伯重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探讨,彭慕兰认为18世纪时“江南女性棉纺织生产者的平均收入在收入阶梯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第215页)”,纺织品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及以此产生的经济影响,都说明在农民中儒家性别秩序的解体(31),其实彭慕兰的此篇演讲,大有意犹未尽之感,期待其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32)

      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并进一步发展,酝酿成为女权运动,这也是近代以来女性权力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女权发展的过程中迥异于欧美社会,起初是伴随着革命的步伐,在男性的倡议和行动中,赋予女性权力的,但是并不代表女性是完全的被给予者。马育新(Yuxin Ma)对1898-1937年间女新闻工作者在女权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出版界中关于父权与女性角色的论战进行了研究,这些女性倡议女权、讨论国家政策、评论时事,成为公共领域活跃的力量,突破了儒家的性别秩序、以往的城市公共秩序,以此反映女性在新闻写作中的性别意义。(33)

      在分析性别、政治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法律文本也是重要的史料之一,尤其伴随着《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刑科题本”等法律文本的新近整理,欧美学界也积极参与,在新近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这些资料的应用都不是罕事。

      通过前所论述,可以发现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跨学科、跨领域,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界限在研究中逐渐模糊,使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二是跨国家的全球视野,毫无疑问,欧美学界的妇女史研究必然是在西方背景下对异文化的关照,这也促使一些学者追求着全球史的视野,因此,他们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有着浓厚兴趣,以此反观自身文化时,可以更好地发现问题;三是时跨古今,欧美的妇女史研究突显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是对于今日中国问题的历史思考,也是促进现今中国女性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①Patricia BuckleyEbrey:Gender and sinology:Shifting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footbinding,1300-1890,Late Imperial China,1999,vol.20 no.2,pp.1—34.

      ②Dorothy Ko: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the Body as Attire: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1997,vol.8,pp.8—27.; Every step a lotus:shoes for bound fe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Footbinding in the museum,Interventions,2003,vol.5 no.3,pp.426—439.; 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该书后由苗延威翻译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苗延威:《未知的诱惑:缠足史研究的典范转移》,《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2006年第14期,后收入《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译者的话”时有改写。

      ④Fan Hong:Footbinding,feminism,and freedom: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Frank Cass,1997.; Beverley Jackson: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Ten Speed Press,1998.; Ping Wang:Aching for beauty:footbinding in Chin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Bossen,Laurel; Wang Xurui,; Brown,Melissa J.; Gates,Hill:Feet and fabrication:Footbinding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ural women's labor in Shaanxi,Modern China,2011,vol.37 no.4,pp.347—383.

      ⑤Beverly Bossler: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

      ⑥Janet M.Theiss:Disgraceful matters: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⑦Weijing Lu:True to her word: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后秦立彦译《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Janet Theiss:Female Suicide,Subjectivity and the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Gender & History,2004,vol.16.; Managing Martyrdom:Female Suicide and Statecraft in Mid-Qing China,P.S.Ropp,Zamperini,P.,Zumdorfer,H.T.,ed,.Passionate women: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rill,2001.

      ⑨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后由甄橙等译成《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⑩Yi-Li Wu: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11)Antonia Finnane: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history,n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

      (12)Valery Garrett:Chinese Dress: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Tuttle Publishing,2007.

      (13)Grace S.Fong(方秀洁):A feminine Condition? Women's Poetry on Ill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女性的状况?中华帝国晚期女性诗篇中的疾病),in Paolo Santangelo,Ulrike Middendorf:From skin to heart:perceptions of emotions and bodily sens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Harrassowitz(German),2006; Passionate Women: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明清女性创作绝命诗的文化意义),Paul Ropp,.ed.,Signifying Bodies: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Brill,2001,105—142.及Nan Nü:Men,Women and C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3.1(2001):105—142.,亦收入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4)Kang-I Sun Chang,Stephen Ow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5)Grace S.Fong,Ellen Widmer.ed.,: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Brill Academic publish,2010.; Daria Berg,Chloe Starr,.ed.,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Routledge,2007.

      (16)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后由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后由李志生译《闺塾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Susan Mann: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18)史景迁:《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19)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

      (20)Daria Berg:Women and the Literary World in Early Modern China,1580—1700,Routledge,2013.

      (21)Jing M.Wang:When "I" was born:women's autobiography in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8.

      (22)Xiaoping Cong:From "cainü" to "nü jiaoxi":female normal schoo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1895-1911,Nanxiu Qian,Fong,Grace S.,Smith,.ed.,Richard Joseph: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Brill Academic Publish,2008.此文是在其由著作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Chinese nation-state,1897-1937,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7部分章节改写而成。

      (23)Paul John Bailey: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Routledge,2007.

      (24)Ellen Widmer:The Seven Sisters and China,Daniel H.Bays,Ellen Widmer,.ed.,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190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5)Maram Epstein: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authenticity,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后由罗琳译《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以及所生成之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6)Ying Hu: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后由龙瑜宬,彭姗姗译:《翻译的传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7)Lily Xiao Hong Lee,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The Qing Period,1644-1911,M.E.Sharpe,Inc,1998.;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The Twentieth Century 1912-2000,M.E.Sharpe,Inc,200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Antiquity through SUI,1600 B.C.E.—618 C.E.,M.E.Sharpe,Inc,2007.;《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中文版),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版。

      (28)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后由江湄,邓京力译:《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Linda Cooke Johnson:Women of the conquest dynasties:Gender and identity in Liao and Jin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 í Press,2011.

      (30)Keith McMahon:Women shall not rule: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

      (31)彭慕兰、王文生译《体面经济:中华帝国晚期的农村收入、非稳定性与性别规范》,《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湾),2006(14);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32)此外,彭慕兰也关注到民间信仰、国家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他围绕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关于泰山娘娘(碧霞元君)女神信仰中的争议深入文化框架,尤其是人们对于美貌、性征、与危险女神的性别想象使文人更加质疑信仰的合法性,同时这种信仰也经历了国家态度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平民依然保持着他们的信仰,这种研究理路对于妇女史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彭慕兰著《上下泰山——中国民间信仰政治中的碧霞元君(约公元1500年至1949年)》,《新史学》(台湾),2009.20(4)。

      (33)Yuxin Ma: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Cambridge Press,2010.

标签:;  ;  ;  ;  ;  ;  ;  ;  ;  ;  ;  ;  

身体、文本、权力与日常体验:欧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就(2000/2013.7)_政治文化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