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民工荒”——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态势的人口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透视论文,经济学论文,当前我国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我国一直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著称，拥有两亿之众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农业以外领域的转移，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每年春节前后，各城市火车站人满为患，挤满了返乡或离乡的民工。不料想，沿海地区持续了20多年的“民工潮”，近年来，形势陡然变化，昔日人头攒动的“民工潮”悄然退去，却演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民工荒”。一时间企业猝不及防，政府出乎意外，理论界则众说纷纭，经济学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增长断层，进而对劳动力持续供应产生影响，应该普遍推行“一对夫妇生两胎、少生予以补偿”的办法，以之替代目前一对夫妇生一孩的“过时”举措。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原因究竟何在？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冷静、客观的评价。
1 现行生育政策尚不足以构成目前及未来10年劳动力供给下降，近期我国劳动力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劳动力仍将维持供大于求的局面，将“民工荒”归咎于计划生育缺乏依据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大力降低生育率，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水平整体上呈现平稳下降态势，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90年的21.06‰和14.39‰下降到2003年的12.41‰和6.01‰，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到2.0之间，我国的生育水平已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全国少出生3亿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当然，毋庸讳言，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带来的新增人口数量的下降，今后新增劳动力数量是会出现下降的趋势。然而，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恰恰在于高增长量与低增长率并存，目前，我国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仍达8.88亿，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今后10年内劳动力高速增长的势头不会改变。每年增长数量都会超过1000万人。即使按我国劳动力人口年龄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的传统统计口径，至2017年，我国劳动力数量每年均会保持在8.6亿以上。到202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依然会高达8.5亿人。因此，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期，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趋势亦不会改变（见表1）。因此，认为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是由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表1 2001—202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 （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男性 女性 增长状况
16-59岁
16-54岁
2001 79756 42255 37501
-
2002 80877 42875 380021121
2003 82297 43660 386371420
2004 83421 44316 391051124
2005 84545 44994 395501124
2006 85746 45705 400421201
2007 86163 46056 40108 417
2008 86475 46337 40138 312
2009 86581 46510 40071 106
2010 86657 46658 39999 76
2011 86781 46818 39963 124
2012 86698 46841 39857 -83
2013 86722 46892 39830 24
2014 86785 46831 39954 63
2015 86670 46715 39955-115
2016 86695 46613 40082 25
2017 86365 46470 39895-330
2018 85692 46358 39334-673
2019 85506 46547 38960-186
2020 85220 46659 38561-286
资料来源：田雪原 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农村的经济改革，使大量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纷纷向农业以外领域的转移，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吸引农民大量涌进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2000年全国有迁移人口1.25亿人，其中，省内迁移为9146万人，跨省迁移为3314万人。在省内迁移人口中，52％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迁移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依此推算，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应该有7341万人，此外，尚有大量无法统计的短期流动人口。另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呈持续增长的态势（见表2）。
表2 1997年—2000年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状况推算数
年份 人数（万人）
1997
8315
1998
9547
1999
10107
2000
11340
资料来源：农调队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转引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2年中国就业报告[R].北京：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表2显示，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1亿人。2003 年也是近几年来我国新增劳动力最多的一年，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300多万，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在我国还将持续8—10年左右。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中国就业议程》预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将增加7000多万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人，更何况我国至少还有1/3的农村劳动力或多或少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仅就2004年的情况而言，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统计，第二季度，我国113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380.1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408.3万人。显然，所谓的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增长断层，进而对劳动力持续供应产生了影响，同样是难以成立的。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尚不足以构成目前及未来10年劳动力供给下降，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仍是今后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的“应该普遍推行‘一对夫妇生两胎、少生予以补偿’的办法，以之替代目前一对夫妇生一孩的‘过时’举措”之说，实在是对我国人口国情和现行生育政策知之太少。再说，我国目前的所谓民工荒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内地流向沿海，即所谓的“孔雀东南飞”。在当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大气候下，举数省区之力，却不能满足一地劳动力之需，显然，民工荒应该另有其因。
2 劳动力无限供给不等于有效供给，进城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就业竞争能力，“民工荒”表现为“数量荒”，实际上是“质量荒”，来源于民工的“教育荒”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期，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趋势亦不会改变。然而，去年以来我国珠江三角洲等地的民工荒又是确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事实。珠三角地区为广东省现有1900多万民工的主要集中地，也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40万。东莞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缺工近27万人。而且民工荒已有向长江三角洲及湖北、河南等地区蔓延的态势。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大规模地向现代产业转移，至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10％以下。作为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出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依然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民工潮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等于有效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劳动力素质的竞争，职工的素质如何，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劳动力本身来说，其素质如何，则关系到其能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站稳脚跟和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流向条件好地区的概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多数人只能从事一些重体力、低收入甚至危险的工作。外来民工多为自发的进城的劳动力，十八九岁的年轻农民工，多是小学、初中毕业升学无望后到城市打工的，他们基本没有受过什么职业培训，由于本身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和职业经历较弱，或是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匮乏，因此找工作艰难，即使能找到一份工作，也是收入很低，因而在就业市场中往往处于劣势。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受到冲击的首先是外来民工。民工素质越低，对新的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就越差，择业的范围就越窄，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规则是优胜劣汰，在民工数量供＞求的情况下，用人企业首先会选择素质比较高的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低的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素质低，民工们常常只能处于职业序列的末端，从事建筑、环卫等市民不愿或不屑从事的脏、险、累的工作。相反，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成熟民工，无论是厨师、美发师还是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都能很快找到一份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工作。
表3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
年份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邮电通讯业商饮业
服务业
文教卫生其它
1997
1.93
38.27 15.15 5.84 0.44 9.69 11.475.78
11.43
1998
1.20
37.64 15.22 5.91 0.43 9.46 11.676.61
11.86
1999
1.89
38.00 15.63 5.98 0.37 11.0512.856.31
7.92
2000
1.50
37.22 14.41 5.86 0.40 11.9312.205.44
11.04
资料来源：同表2。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大幅度提升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过程。然而，1982—2000年，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从4.70年上升到6.85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尚处于普及初等教育阶段。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的情况看，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共提供岗位数15638个，符合条件的求职人数约为7218人，仅占空缺岗位数的46％。企业新增就业岗位虽然较多，但不少是技术型工种，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较高。据分析，出现“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工种技术性较强，相应要求工作人员的技术比较熟练，部分更需要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而民工大多不具备这些条件，表3显示的近年来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便足以证明。据调查显示，广州市外来工中初中文凭的占了36.75％， 高中文凭占24.40％，即超过六成的多数外来工只接受过初高中教育，缺乏生产技术和技能，本地的下岗失业人员因受教育程度不高和技能的限制，很难适应。据现代农村报记者：陈伟、张波披露，劳务输出大县安徽长丰县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这段时间，水家湖火车站每天走的民工都在500人左右，可是，几天后，大部分又回来了，弄得火车来回爆满。原因就是光膀子干力气活的民工根本就不缺，缺的是技术工。相反，劳动局所属劳动技校300多名学生早就被抢走。
表4 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1.87 1.57 1.50 1.20
小学
21.32 19.88 18.61 18.14
初中
58.50 58.66 59.74 61.24
高中
13.77 14.30 14.23 13.38
中专
3.51 4.33 4.62 4.65
大专以上
1.03 1.26 1.30 1.40
资料来源：同表2。
沿海地区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耗能高、污染大、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低的企业在城市里逐步减少。现代服务业、物流业、电子信息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等快速发展的产业，科技含量高、对工人素质要求高的产业逐渐替代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简单来料加工型产业，需要的都是有文化、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入世以后，随着全球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不论是从制造业占当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比重讲，还是从将来扩大就业及我国拥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讲，未来数十年，制造业肯定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造。要想扩大制造业对外贸易，加速出口产品升级换代，就需要大量素质高的技术工人。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的步伐，导致输出人员就业面狭窄、就业层次低、就业周期短，不能适应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兴第三产业的要求。只能靠出卖一身力气、从事简单劳动的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已越来越难以找到机会。据相关信息显示，眼下广东短缺的技能人才涉及模具、数码机床、电子、机电、设备维护、铸造、高级车工、焊工、铛工、铣工、钳工、汽车维修和美容、服装设计、网络维护、计算机操作等多个门类。如佛山市今年第二季度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职业小类中，就有车工、焊工、机械设备维修工、工业美术专业人员、制版印刷人员、机械工程师、铣工七类排在前十位。据测算，到2005年，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中级以上技术工供需缺口约为180万人，技能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如果再加上一般技工缺口的话，“2005年广东技工缺口将达400万以上。据报载，素有“皮衣之都”之称的浙江海宁市，今年拿到了不少国际订单，但因为车工紧缺，不得不忍痛放弃部分到嘴的“肥肉”。该市拥有日产6万件皮衣的生产能力，由于高级技工短缺，每天至少流失100万美元的订单！民工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技工荒”，业已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瓶颈”。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民众尚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据广东省教育厅统计，目前广东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55％左右，余下的45％近55万人进入职中接受技能教育的约10万，其余30多万绝大部分直接进入了粗放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生源不够，高技能后备人才不足。从1997年开始，全国技校招生数量持续走低，到2000年，全国招生人数降至50.4万人，下降了22.9万人。广东去年至8月19日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11所高校全都带有“技术学院”、“职业学校”字样。技校招生困难使得大量教学设施闲置，技工教育存量资产严重流失。全国技工学校的数量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500所减少到了3167所。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所形成的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不仅是数量荒，更是质量荒，其来源于民工的“教育荒”。当前民工数量荒的表像下，掩盖着的实际上是质量荒。一方面农村教育尤其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还相当薄弱；沿海企业通过压低工资来获取低成本优势，又往往会忽视对员工的培养。这种急功近利式的用工方式，一方面使得民工素质得不到提高，难以适应技术含量日渐提高的工作，另一方面又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徘徊，最终必将深远地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努力提高员工素质，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要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利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民工荒”。
3 计划经济的传统思维和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进城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比较利益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导致民工在劳资博弈中最终敢于用“脚”投票，以“民工荒”的方式，表达对企业的失望和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荒”
当年，以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模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以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然而在我国，这种低成本发展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我们长期以来自恃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不再，低成本时代行将终结，企业一味把效益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上，是承受不住市场风险的。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我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自豪，一向将其看作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成为政府和企业吸引外资的重要投资环境之一。实际上，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劳动者对低薪的承受力不是无限的，企业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地压低民工工资，最终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报复。去年以来，在相继出现较严重的民工短缺的珠三角、闽东南等地区以及深圳等一些重点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月平均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困难。民工荒，也是进城农民对自己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一种反抗。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在并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民工们为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他们的工资收入却增加不多。据人民日报华南分社记者韩建清等对广东东莞农民工的调查，近十几年来，东莞服装鞋帽企业的自身规模和对当地经济总量的贡献呈几何级数增长，但外来民工的工资只是从三四百元到五六百元的增长幅度，同这些年来的物价指数的增长相比，差距更是巨大。东莞劳动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一开始为350元，后来增加到380元，到现在才提高到450元，即使这区区450元，在某些企业竟不可避免的成了“最高工资”的上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
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农民工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企业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成为近年来突出的严重问题，甚至需要温家宝总理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统计，2002年全国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份，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万人，追讨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5亿元。据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估计，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 亿元左右。这就是说，全国外出打工的9800万农民工，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1000元。东莞市劳动部门今年年初对133家各类企业进行劳动执法， 仍然查出存在拖欠工资情况的企业竟达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12万元。
除了薪资低以外，企业对外来民工缺少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现象屡见不鲜，据东莞的有关调研部门发现，塘厦镇一家塑胶电子厂1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竟然高达208.5小时， 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时的规定。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减少农民，让进城的农民工迅速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上全面小康和富强的必由之路，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格局却成为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重要障碍。作为一种边缘群体，农民工是远离资源分配中心的群体。他们是缺少社会交换资本的群体，在以权力或财富为目标的社会价值取向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歧视甚至蔑视。虽然说城市市民对于弱者的同情之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但是鄙夷、拒斥边缘群体的社会情感却依然存在。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进城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差距十分明显。如住房、医疗、孩子入托、入学等等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没有城市户籍的进城民工显然不可能享受到。进城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入学要交纳昂贵的跨学区费或借读费，进住城市要交每月几十元的暂住费。在购物、乘车、娱乐等生活消费及办事过程中，受到市民的鄙视、排斥和挤兑及相关部门的刁难，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在城市社会治安案件发生时，进城民工首先成为怀疑和排查对象，已成为一些执法部门的思维定势。民工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里，却无法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
城市对进城民工歧视具有鲜明的制度色彩，歧视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政府本身，改革开放多年来，一些政府部门还始终只是把农村人口视为城市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经济扩张、发展需要时，招之即来，城市经济形势不好时，又挥之即去，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习惯思维和做法。因此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地方政府的工作往往不能到位，有关部门职能缺位和工作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城市各单位和一般市民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歧视。在改革开放之前，户籍管理制度排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虽然已不能完全阻止农民进入城市，但却将城市劳动力分割成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两大类型。城市政府在制定本地区用工政策上常常表现出严重歧视进城民工的倾向。为保护本地市民就业的特权，城市政府甚至成立专门机构（比如“外来劳动力管理所”），出台专门政策，对歧视行为作出详细规范。比如，在政策上规定外来工必须领取务工证、暂住证等方取得进入城市就业的资格，但有严格的数量限制；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向雇佣进城民工的单位或进城民工工本人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减少外来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以提高进城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成本，增加本地市民就业竞争的相对优势。禁止外来工进入某些行业，以确保本地劳动力对某些行业就业的垄断权。相比之下，城市下岗职工则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政府从多方面采取倾斜或优惠政策，有关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其生活困难，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当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依然停留在防范型管理阶段。在现行管理模式下，大部分的外来流动人员都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成为城里人的。现行城市管理体制下对进城民工的歧视，加剧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加深了他们与城市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与市民的隔阂。社会对进城民工的歧视，各种阻碍劳动力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户籍、人事、职业准入等制度障碍、将进城的各种新移民当假想敌的观念障碍，使得广大进城民工付出了巨大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间仍然有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民工始终无法转化为产业工人。“民工荒”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民工荒”的本质是“权利荒”，是我国的农民工体制问题。
有人说，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等，固然是当前民工荒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20年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的时候，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但为何那时民工对城市热情不减，“工潮”持久不衰呢。这并不难理解，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后，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今年农副产品收购价大幅提高，改善了农村务农的收入状况，务农比较效益上升了，农民种田也有钱赚了，也就意味着民工打工的机会成本上升了，而另一方面他们所居城市生活成本又不断攀升，这就自然而然促使一部分民工作出更经济的选择。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收入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在家的农民收入的差距迅速接近。农业比较利益使得民工的底气足了，这些都带来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虽然仍处于劣势但维权意识加强了的民工，在劳工和资本的博弈中最终敢于用“脚”投票，以“民工荒”的方式，充分表达对企业的失望和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善待民工，规范用工行为，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营造出一个留住民工的就业环境。民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政府在未来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民工群体的权益与地位，这是有效化解“民工荒”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