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史诗论文,摩诃论文,婆罗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经公元前后几个世纪才基本定型的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以下简称《摩》），其主题是表现一个王族的两房堂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展开的一场使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都卷入其中的毁灭性大战。进一步说，在大战中有正义的一方和非正义的一方，最后，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在评介这部史诗时的惯常说法。但是印度学者和评论家中有很多人认为《摩》主要是表现正法的史诗，对此我们中有些人会感到茫然：正法是不是就是正义？
印度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Dharma， 中国古代的佛教僧侣和佛教学者认为汉语中找不到或不容易找到相应的词汇，因此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就把它音译成了“达磨”。也许他们认为这样更忠实于原文，而且既简单，又避免了释义。其实还是避不开这一概念的含义。把它译成“正法”是比较接近原意的，虽然仍然免不了要进行一些解释。那么“正法”或“达磨”指的是什么呢？
公元前后成书的《摩奴法论》中说：“《吠陀》、《法典》、善人们的习惯和一个人自己的兴趣，据称这些是正法的四个具体的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吠陀》中敬畏神明的思想，《法典》中对行为的各种规范，圣哲的人生道路和个人的生活情趣，合乎以上几种的思想言行就是正法。如果说古代这个定义还不大好理解的话，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几个现代学者的说法。
古尔特鲁斯·梅斯在他的《正法与社会》中分析了这一概念：“正法意味着下述任何概念或者全部概念：《吠陀》所包括的真理；那些合乎传统标准的道德上的责任或美德；道德上的模范；大神与绝对的真理；一种普遍的规律或原则；代表神意的正义；关于风俗的与传统的法规或规定；公共的法与普通的法等等，等等。”凯恩在他的《法论史》中认为，正法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部行为的法规，它对作为社会一分子和作为一个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作出规定，以实现人自身不断发展与完善，使他能够达到那被认为是人类存在之目的的目标。”帕格温·达斯在《社会组织的科学》中说：“就极广的意义而言，正法即世界之秩序。……就科学角度而言，正法是一种独特的品性。就道德与法律之意义而言，它是一种责任。就心理与精神之意义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其所有正确含义的宗教信仰。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它则是一种正义和法律，但是在此处责任尤高于一切。”
这几位学者下的定义大约可以使我们较具体地体会到正法所包括的内容，特别是最后的概括更清楚。季羡林翻译印度另一部大史诗《罗摩衍那》时，使用的不是正法，而是达磨。在《童年篇》的注解中他说：“达磨意思分为两类，一类是‘一切存在的事物’，佛经所谓‘万法皆空’的‘法’，就是这个意思。一类是‘法规’、‘规律’，指的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法则，有点类似中国的道，西方的logos， 《罗摩衍那》中的‘达磨’都是第二个意思。”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史》中说：“大史诗里的正法思想后来也随社会发展而改变了。……适应奴隶社会的正法观念转而结合了宗教，到后来（以至现代）正法这个词的含义便被解说为宗教，严格服从宗教的规定便是正法。”
上述学者对正法或达磨所下的定义或解释，无论是抽象的还是比较具体的，无论是简单概括还是多方面概括，其含义大体上接近汉语中的天道、大道、天理、天职等词的词意，与正义比起来，要广泛得多，也丰富得多，正义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今天，所谓正法或达磨，的确已经转化为宗教或教义了。
既然学者们认为大史诗就是形象地体现正法，那也就是说，大史诗要表明天道、大道、天理在人世间的推行。黑天这位大史诗中最重要的人物、三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自己也说，当人间的正法受到破坏时，他就要下凡来重建正法，从而让人世间能够恢复正常的理想的社会秩序，让所有生灵能够成长、发展、生机勃勃。大史诗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坚战，他的言行就是要树立正法的准则和天职的范例，让世人有所遵循，能够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按照印度的传统观念，产生大史诗的时代背景是人类的世界已进入了争斗时代，即罪恶当道的时代。印度传统认为，人世间要经历许多劫或劫波，每一劫或劫波又分为四个时代，即：一、圆满时代，相当于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年；二、三分时代，相当于一百二十万六千年；三、二分时代，相当于八十六万四千年；四、争斗时代，相当于四十三万二千年；四个时代合在一起共四百三十二万年。这种历史的循环论认为，最好的时代就是圆满时代，人间没有任何罪恶。三分时代次之，人间开始出现罪恶，《罗摩衍那》就产生在这个时代。罪恶出现的结果是驼背宫女进谗和小王后吉迦夜的要挟老王，演出了宫廷政变的一幕，但作者小心翼翼地不让政变流血，让各方面当事人自我克制。作者同样也非常巧妙地把其他许多罪恶分别记在猴子国和罗刹国的头上。三分时代如此，二分时代就更差了，最坏的是争斗时代，而现在人类正处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从公元前三千一百零二年开始的。这个时代一结束，罪恶的世界就毁灭了，一个劫或劫波就算过去，新的美好的圆满时代就又开始。这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理论被古代印度的各种宗教或教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所以，为了要在罪恶的世界上重建新秩序，需要正法；为了树立新的道德模式，需要代表正法的人物，于是大史诗《摩》就应运而生了。
更具体地说，《摩》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天魔、邪神都纷纷投生到人间，在人间兴风作浪、兴妖作怪。为了剪除妖孽，天神也纷纷下凡或通过化身投生。特别是黑天，他要驾驭整个事态发展的进程。经过复杂的较量和斗争，人间恢复了社会新秩序，重建了正法。《摩》在这种总的背景下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即起到了宗教经典的教化作用，而且不是通过枯燥无味的说教，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人物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摩》是当之无愧的印度教推行教化的经典。
《摩》是如何建立正法、规范社会新秩序、倡导个人履行天职的呢？这就要从头说起。
在《初篇》里，俱卢族国王福身娶了银河下凡的恒河女神为妻，恒河女神留下了一个名叫毗湿摩的儿子后走了。毗湿摩是受贬谪的天神下凡，少年时被立为太子，但他为了让父亲续娶一个渔家姑娘为妻，答应女方让将来的异母弟即王位，同时为了杜绝自己的后代起来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他发誓自己一辈子不结婚。这个后母即贞信后，她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花钏未成年就夭折了，二儿子奇武即位后，娶了两个妻子，没有留下后代就故去了。眼看着王室就要绝后，贞信太后提出，以当时习俗认可并被后来法典承认的借种生子的办法为王室留下后嗣，即死者的遗孀可以和死者的兄弟或相同辈分的其他夫族的至亲交合生子，这样生下来的孩子被认为是死者的合法继承人。在毗湿摩坚持自己誓言的情况下，贞信太后并没有让奇武的堂兄弟充当借种人，而是让她自己在出嫁前和一位仙人生的私生子毗耶娑担当此角色，结果他与两位遗孀以及一名宫女先后生了持国、般度和维杜罗。持国是天生盲人，当王不便，维杜罗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宫婢所生，故王位由般度继承。般度因为不能同两个妻子交合生子，绝望之余，便把王位交给持国后，自己带着两个妻子到森林修行。他让两个妻子在他健在之年采取借种生子的办法为自己生育后代。他的两个妻子既不找持国和维杜罗，更不找奇武的堂兄弟的儿子们。他的第一个妻子贡蒂在待字闺中时就曾用仙人教给她的咒语召请太阳神同她生了迦尔纳。现在，她先后召请了正法之神、风神和神王因陀罗，依次生了坚战、怖军和阿周那。她又把咒语教给了般度的第二妻子马德莉，召请了双生子天神双马童生了双生子无种和偕天，这五个人就是般度五子或称般度族五兄弟。与此同时，持国生了一百个儿子，他们以难敌为首，被称为俱卢族百子。
这里应该交代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一个是维杜罗，另一个是坚战。维杜罗的出生带有偶然性，他的母亲是一个低等种姓首陀罗宫女。当初，毗耶娑和奇武王的大王后交合，大王后很不情愿，紧闭双眼，结果毗耶娑预言将生一个盲孩子。贞信太后认为盲人将来当国王多有不便，再一次叫他去和大王后交合生子。这一次王大后吩咐一个首陀罗宫婢代替自己，于是宫婢生了维杜罗（顺便说一句，为了把借种生子办成纯事物性的工作，尽量减少其中的欢乐成分，故借种人不仅服装难看，而且面目以及全身也打扮得异常丑陋，污秽不堪）。维杜罗是谁投胎转世呢？他就是执法的正法之王阎王投生到人间。
阎王或阎摩王是公正执法的天神，被称为法王或正法之王。有一位修道仙人被一位国王误当作窝藏强盗的罪犯，几乎被折磨至死。他不怪国王的轻率，而怪掌因果报应的阎王惩罚不公。他质问阎王自己犯过什么罪过该受这么残酷的报应，阎王说他童稚时曾弄死过鸟儿虫儿。修道仙人大怒说：我当时幼稚无知，你的惩罚太过分了。接着他诅咒阎王投生到低贱人的肚子里去人间充当凡人，结果阎王投生到奴婢宫女的肚子里来到尘世间，他就是维杜罗。维杜罗懂得全部正法，深知一切善恶，智慧超群，言行总是合乎正法。
那么，贡蒂王后不是用咒语召请正法之王来和她生子，结果生了坚战吗？那位法王是谁呢？贡蒂召请的正法之神，并不是阎摩王，而是梵天大神的也被称为正法之王的一个儿子。所以史诗开始时这两个人物是被分别刻画的，但后来却合在了一起。史诗最后，坚战即位后，维杜罗到森林里修行，后死在森林里，坚战去看望他，他的灵魂投入到坚战的身体里，这两个原本不同的人物最终合二为一了。这就意味着，当初贡蒂召请的正法之神就是阎摩王，而不是梵天大神之子。这样一来，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提出问题：阎王既然投胎为维杜罗，那谁来应贡蒂的召请呢？这里涉及印度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某些不同之处。在中国的神话中，某位天神或星宿下凡或投生，那原来的位置就空缺了，只有在他完成任务或摆脱凡身后，才去归位。印度的神话则不然，毗湿奴大神多次化身下凡，他的化身在人间积极活动，而他的真身仍在天界起作用。同样，正法之王阎摩可以部分地投胎到人间，他本人仍然可以应召到贡蒂身边来，何况他掌握着人世间生灵的生生死死的进程，本来就一刻儿也不能停止，仍然需要他始终履行职责呢！
我们还是继续来谈两位代表正法的人物。如上所述，维杜罗的出生是借种生子这种习俗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他是持国和般度的弟弟，但是他的地位远在他俩之下。他说起来是贵族，实际上他是处在贵族行列中最不显眼的地位。他的身份虽然不算低下，但是不值得人们羡慕。他没有王位的继承权，他也没有攫取王位的野心。他名义上是刹帝利，可是他既不是武士，更没有上过战场。他一生经常性的工作就是给他的哥哥持国充当顾问。
他处在俱卢族和般度族政治风暴的旋涡之中，一方是他的哥哥和被称为俱卢族的一百个侄子，另一方是已故的另一个哥哥和被称作般度族的五个侄子。从亲情的关系来说，这两房侄子都是一样的。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有嫡出庶出之分，而他连庶出也算不上），他本人既没有觊觎王权的野心，他的儿子们更不可能有这种非分之想，于是他心甘情愿地担当王室的顾问和管家的角色。他能从维护王室的利益出发，而不带任何自我的印记。他敢于直言，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性意见。他有超群的智慧，深谙古今典籍。就像我国历史上那些以史为鉴的博学的谋臣，他从神话、传说、史实和寓言中归纳出经验教训和利害关系的忠告，提供给持国。有时还引起持国的不快，因为忠言总是逆耳的。有一次持国甚至下了逐客令，他也无怨无悔，欣然出走；当持国醒悟过来要把他接回时，他也心安理得地返回朝廷。
当两房堂兄弟矛盾激化但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维杜罗总是提醒持国要防微杜渐，缓解冲突，设法让他们和平相处。当维杜罗看到持国为避免冲突让般度族五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住到京城外的多象城时，他怀疑难敌会乘机设置陷阱。后来是他通风报信，使他们逃离险境，并转移到完全地带。他接着又积极支持毗湿摩提议分一半国土让般度五兄弟自己立国、治国。这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两大史诗里，与我国古代的裂土分封不同。我国周代所分封的大小诸侯，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还要承认周天子是各诸侯国的共同君主。汉以后的分封实际上已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只有封号，是一种地方政权，虽然有一些诸侯国形成了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印度古代的分封是一种对遗产的分割，就像分割家产一样。对整个王国首先不是保持统一，不是维护其完整，而是各占一方，完全独立自主，不存在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问题。比如《罗摩衍那》中罗摩四兄弟各有两个儿子，最后罗摩王朝一分为八，由一个统一的大王国化作八个小王国，彼此独立，虽然这八个小王国包括了原来不属罗摩王朝而是通过拓土开疆吞并来的国土。《摩》最后定型比《罗摩衍那》晚，所以其最后结局不是分封，而是维持了原来统一的王朝。从这一点来说，《摩》有统一的思想倾向，但主要还是表现出裂土而治的思想，在解决俱卢族和般度族矛盾的过程中，就曾运用这一理论，结果就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维杜罗在当时的形势下，赞成独自立国是解决矛盾的可行办法。后来，他预感到了难敌邀请坚战进行赌博的可怕后果，于是一再表示反对。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赌博的结果，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总之，在朝廷里，维杜罗与毗湿摩、德罗纳、慈悯等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对持国遏制他那些桀骜不驯的儿子们不力感到不安。维杜罗承认他同情般度族五兄弟，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最后，他的忠告、警告、劝慰，一切都归于无效。大战爆发了，他无能为力，既不能制止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也不能拿起武器，为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出力，只能看着无情的厮杀肆虐，造成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惨景。维杜罗以个人的言行维护着正法，虽然他的作用有限，但他是正法的象征。
坚战与维杜罗相比大不相同，不仅在处境上，更重要的是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同。他作为五兄弟的老大，处于长兄为父的地位，他有维持其他兄弟正当权利的义务，也有维护他们安全的责任，还要和其他兄弟一起侍奉寡母，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样有权继承原来由他父亲据有的王位。虽然他的父亲把王位交给了持国，后又死在森林。但是，持国死后王位应该回到般度的儿子手里，还是应该由持国的儿子继承下来。这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无庸置疑的是，他至少有充任侯选人的同等权利，即使不是比其他人权利更多的话。
根据血统来定，谁血统最近就由谁继承王位，这也不失为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的办法。但这已经不适用了，双方的血统已经混乱不堪，实际上自奇武王死去之后，福身王这一支已经中断了。那么，谁有功于民族和国家，谁就可以继承王位，可惜双方都没有做出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贡献，都是在等待分割遗产或全部继承遗产。于是，按天下以有德者居之的原则，谁有德，谁有正法，谁遵守和承诺履行天职，则由谁居之。那么是谁呢？
史诗的作者们显然认为是坚战，他们也的确细心地刻画了这一人物。在大战进行期间，有一幕颇令人深思。这是在持力大仙的儿子德罗纳任俱卢族一边统帅的时候，德罗纳正取得优势，这种局面急坏了般度族一边的军师和谋士黑天。黑天出生在雅度族王国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是公主，他的姑母贡蒂就是般度族五兄弟的母亲，所以他和坚战等是表兄弟。他看到般度族一方正受到威胁，但他要遵守诺言，即他将自己的全部军队交给难敌之后，他自己帮助般度族五兄弟时只出计谋而不拿起武器。
有必要说明一下，史诗的作者们在这里采用了不可理喻的逻辑，甚至有点荒唐可笑。既然黑天认为俱卢族一方代表了邪恶势力，那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军队加强邪恶势力呢？为什么当分别代表了正法和邪恶的势力向他求助时，他表现出“公正”的态度，将自己的军队作为一份，他个人作为一份，由双方挑选？这种公正不是有点荒唐吗？邪恶的一方挑选了军队，这就意味着，黑天的全体武士要为邪恶而战，这不是助纣为虐吗？从另一角度来看，不是把他们推进了火坑吗？既然如此，黑天又何必在大战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不正当的手法打击对方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即这是作者们的善恶同源论的哲学观点使然。作者们认为，善从这个本源吸取力量，而恶也从这个本源吸取力量，就像善人和恶人共同享受自然所提供的雨露阳光一样。黑天这位大神的化身正好是这个本源。这个问题暂且放下，先继续谈黑天正急切考虑如何除掉德罗纳的办法。他叫怖军牵来一头大象，命名为马勇，用剑刺死，然后叫怖军和士兵在阵前大喊马勇被杀死了。原来马勇是德罗纳的独生子，后者视马勇为生命。当他听到马勇被杀的喊声，顿时心胆俱裂。他问坚战是不是马勇真地被杀死了。他为什么问坚战？因为坚战是一个讲究正法的人，从不说谎欺诈，所以德罗纳相信他。这时黑天慌了，他要坚战撒谎。于是在这紧急关头，坚战说谎了，他说马勇是被杀死了。谎言出口后，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感到羞愧难当，又小声地说，是一匹叫马勇的大象被杀死了，可是在那喧嚣声中，又怎能听得见他那小声的更正呢！于是德罗纳万念俱灰，放下手中的武器，闭目打坐入定了。这时对方的统帅猛光赶上去砍下了他的头，整个战场为之哗然。坚战的谎言一出口，他的战车车轮着地。在此之前，他的战车车轮总是离开地面一定距离，一尘不染，超凡脱俗。车轮落地意味着他的道德标准堕落了。史诗的作者们写出这一细节在于说明，坚战到这时为止，始终是以正法为准则，身体力行，然而他最终在紧要关头，仍避免不了世俗利益的诱惑。给坚战这一警告或降格处理的又是谁呢？而后来在大战结束时，最主要的反面人物难敌被怖军非正法地击断大腿而倔强地死去时，从天上为他洒下了阵阵花雨，又是谁安排的呢？显然不是黑天或其真身毗湿奴大神，因为提醒怖军打击难敌大腿的也正是黑天，这只能解释为是作者们有些愤愤不平，对不守正法的人表示出抗议。本来，这是在大史诗描述的具体环境里才产生的问题。如果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在其他情况下，在战争中撒谎和击断敌人的大腿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我国有所谓“兵不厌诈”，即在作战中能使用欺骗手段取胜或巧妙地击中对方要害才算高明呢，不仅不会受到指责，反而会受到赞赏，这种例子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这时道德的标准就是另一回事了，似乎在战场上不存在任何道德，一切残忍、惨酷的行为都可视为正常。如果有人讲道德，还会受到非议和唾弃，《东周列国志》中的宋襄公不是被嘲笑为“假仁”吗？不过，史诗《摩》的具体条件不同，双方在大战前曾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不加害放下武器或手中没有武器的人。另外，在一对一对打时不能打击对方的下身，就像今天的拳击比赛一样。
史诗的作者们并没有把他们精心刻画的代表正法的人物过分美化，而是点出了他身上也存在着缺陷。不过，他的人生哲学和行动准则确是大异于常人的。他为什么行善、积德、做好事，为什么要为自己提出更高的道德标准，这是因为这样做是他的正法或天职。他认为，如果有人为了求得回报而行善、积德、做好事，以备在今后某一时候甚至下一辈子急需时享用，这种人其实是道德贩子或道德商人。本来，在一个社会里，为了激励人人做好事，不做坏事，宗教家、圣人贤人劝人行善：做好事吧，积德吧，会有好报的，善恶终有报，只争早与迟。如果每个社会成员从这一目的出发，做好事，积德，不做坏事，这样，社会井然有序，社会成员相安无事。可见这乃是宗教家、圣人、贤人追求的理想，其水准已经不低了。坚战的目标却超过了这一水平，他不图回报。如果行善积德就应该得到报酬，这不也是一种交换吗？不也是一种生意经吗？天职要求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神圣的义务要求自己做好事不计报酬，不要求善报，更不要求来世享用。这种思想就是今天的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摆脱了狭隘功利的局限，达到了高尚人格的境界。
那么，坚战是怎样履行他的天职的呢？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总是宽大容忍，避免伤害他人。在赌博中受骗，输掉了一切，导致他们共同的妻子黑公主受辱；在长期流放中，他忍受怖军和黑公主的一再埋怨、指责，仍信守诺言，不去向难敌报复，而且，他还以德报怨。有一次，难敌和飞天作战，被飞天的王画军俘虏。坚战得知后，动员几个弟弟去解救难敌。弟弟们不肯，说画军正好替他们出了一口气。坚战说，对外人来说，我们是一百零五个兄弟。结果他们从飞天的王那里把难敌解救了出来。一般说来，弟弟们的情绪不是很自然吗？是呀，我们为什么去解救我们的仇人呢？我们不直接报复就够客气了，我们不站在飞天一边落井下石就够义气了！的确，超越私仇和私利是多么不易啊！
也是在他们流放期间，有一天他们因天热口渴难忍，坚战叫无种去找水源。无种走不远，看到一个满是清水的池塘，他正要喝水时，旁边有一个隐形的罗刹说，首先要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回答对了才能喝水。无种急不可待，不理会他的话，喝了水，立刻就倒下死了。坚战等了许久，又派偕天、阿周那和怖军去取水，一个个都像无种一样死在那里。最后坚战亲自来到水塘边，他听到声音说，要先回答问题，不然就会像前面几个人一样死去。于是他正确地回答了罗刹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罗刹很满意他的回答，不仅让他喝了水，还说可以让他从四个弟弟中选择一个活过来。坚战选择了无种，这使罗刹大惑不解，说：怖军和阿周那是将来他复国的依靠力量。为什么不选择他俩中的一个活过来？坚战说，他父亲有两个妻子，贡蒂和马德莉，他的生母贡蒂生了他们三兄弟，他的庶母生了偕天和无种。他对两个母亲一视同仁，有他在，贡蒂总算还有一个儿子，如果偕天和无种没有一个活过来，那么庶母马德莉就没有一个儿子了。罗刹见他心地善良、高尚，让他所有四个弟弟都活了过来。这是对坚战的一次考验，他作为有权继承王位的人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复国，从难敌那里收回自己的国土。眼看要进行一次战斗，力大无穷的怖军和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阿周那正是他的依靠。然而，他把这长远的、根本的但属于个人的利益弃置一边，而要让无种活过来，虽然这对未来的事业无补，但对他那庶母的在天之灵，他的这种公正的做法是多大的安慰啊！
大史诗最后的一幕也表明了坚战的仁义之心。统治了若干年后，他渐渐地又萌发了出世的想法。于是他把王位交给了阿周那的孙子环住，自己带着四个弟弟、黑公主和忠于他的一条狗向喜马拉雅山进发。途中，其他人先后死去，只剩下了他和那条狗。当他俩登上高峰时，神王因陀罗坐着神车出现了。因陀罗让坚战登车，但拒绝了他让那条狗也登车的要求。坚战不愿扔下忠实于他的狗，不肯登车。好在这时考验他的那条狗不见了，留下的是坚战的一片忠厚仁义之心，一个连忠实于他的狗也不肯背弃的人，他的一生会背弃过什么人么？
现在，该继续谈谈黑天了。不错，维杜罗和坚战作为正法之神的代表的确体现了正法的精神，大史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处于核心地位的不是维杜罗，甚至不是坚战，而是黑天。黑天只身作了阿周那的驭者，实际上他为坚战一方驾驭整个战争的进程。当战争即将开始，双方的武士列成阵势的时候，阿周那看到敌阵里有他的祖辈、父辈、兄弟辈，还有他的师长以及其他亲属，他不忍心开战了。黑天发现阿周那消极悲观，于是开导他，鼓励他，对他进行了合乎正法的行动哲学的长篇说教。
大战开始后，俱卢族一边有三任统帅和其他几位包括难敌在内的极重要人物的阵亡与黑天直接有关。第一任统帅毗湿摩是俱卢族兄弟和般度族兄弟共同的伯祖父，是德高望重的老英雄。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当黑天看到他异常勇猛、无人可敌时，急不可待地要亲自动手，甚至托出自己的神盘来，这是大神采取行动的迹象。大史诗中，在黑天这个人物身上，人的作用和神的作用不时交替发挥，而且多次向人展示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法身，别人也多次颂扬他的种种与史诗所写事件有关或无关的化身事迹，而他听这种颂扬之词也习以为常，甚至有时他自己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毁灭整个宇宙。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他的使命是下凡来剪除妖孽，为什么他不甩出他的神盘，轻而易举地将一切邪魔消灭干净呢？何必让人大动干戈呢？这个问题就像有人看了《西游记》后，说到西天取经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折腾，由观音菩萨或孙悟空半天之内就可以从灵山把全部所需经书运到长安一样。这类问题的答复也许就是：神不需要也不应该代替人的作用和人的主观努力。现在黑天已身不由己，忘记了自己不拿起武器参战的诺言，还是阿周那提醒和劝阻了他。黑天知道毗湿摩不屑于跟妇女作战，于是他找来束发战士（其前身是女人，投胎转世后先是女人，后来转化为男身）作为掩护，让阿周那在其身后用暗箭把毗湿摩射倒。毗湿摩的倒下顿时使天摇地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云端里的天神默默向他合掌致敬。这是一个为非正法而战的武士倒地的场面吗？显然不是，其中隐含着作者们的同情。第二任统帅德罗纳是双方的老师，也是一位德高望重、武艺超群的英雄，这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第三任统帅是迦尔纳，这位被认为是车夫之子的英雄几乎天下无敌，他那从娘胎里带来的盔甲和耳环是他战无不胜的保证，可惜被阿周那的父亲因陀罗骗走了。在大战中，他的战车车轮陷进泥里，不能正常作战。按战争规则，应该等他拽出车轮后再战，而他也曾这样请求阿周那和其驭者黑天公正地履行战争规则。黑天拒绝了，理由是他支持了难敌，从而失去了得到公正对待的资格。黑天历数他的过失，如果对照战前黑天争取他投奔般度族一边时列举他的英雄业绩，黑天前后判若两人，而在黑天的嘴里，迦尔纳也判若两人。后来，迦尔纳在极不利的情况下被阿周那射杀了。广声也是俱卢族一边的著名英雄，他是持国的从兄弟，在他的右臂被黑天纵容阿周那不正当地用暗箭斩断后，他无奈地终止了战争行动，在战场上打坐入定，被般度族一边的大将善战杀死。在战场上空观战的天神和飞天同声祝福广声，战场上双方的战士都谴责善战的不义。总之，般度族一边的许多做法和战前双方宣誓要遵守的协议是不相符的，前面交代过的打断难敌的大腿也是突出的例子。
是不是俱卢族一边没有这种不合乎正法的做法呢？也不是。俱卢族这一边最后绝望了，眼看着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的统帅一个个被不正当地杀害，几员大将也冤枉地丢了性命，最后全军覆没，只剩下三员大将：马勇、慈悯和成铠。马勇要为父亲报仇，要和般度一方战斗到底，难敌在阵亡前任命他为第五任统帅。马勇带另外两人夜晚偷营劫寨，把对方未阵亡的战士像砍瓜切菜一般杀害，接着又放火烧营，也几乎将对方全部消灭干净，只剩下不在营里的般度族五兄弟和黑天等七、八个人。这是最严重地违反正法的行为，黑天诅咒马勇永远被排除在人类之外，千百年流落在人世间流血流脓。其实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是黑天一次又一次采取非正法的手段，破坏了战争的协议，激起了对方下更大的毒手，能把罪责都归在马勇的头上吗？值得注意的是，黑天在难敌断气后当着般度族五兄弟的面承认，用合乎正法的办法是战胜不了对方的，所以他才一次又一次使用“手腕”（即非正法的手段）战胜了毗湿摩、德罗纳、迦尔纳、广声、难敌等人。
现在的问题是，目的本来是合乎正义和正法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呢？代表天意推行正法的黑天都认可了，而且自己带头采取了非正法的手段，还不行吗？看来是不行的。不正当和非正法的手段不仅可以使正法的性质有所改变，还会失掉民心、同情心，甚至可以走向反面，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难找到的。我们看到，史诗的作者们对毗湿摩的死，对广声的死，让在天上云端里的天神和飞天出面表了态。特别是对难敌的死，作者们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战前和大战中，难敌一直是作为反面人物刻画的，他是“争斗时代”的精神代表，即罪恶的象征，他贪婪、野心勃勃、嫉妒、专横霸道。在和怖军一对一的铁锤战中，受到违反正法的打击，两条大腿被打断，在他倒下后，怖军仍怀着复仇心理，踢他那灌了顶的头颅。天神们对此却洒下阵阵花雨，覆盖这位垂死的战士，飞天在空中奏乐，仙女唱赞歌，四面八方顿时大放光明。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既是对难敌个人的惋惜和同情，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一类被非正法地杀死的人的惋惜和同情。毗湿摩和德罗纳都公开宣称，他们不会杀害五兄弟，迦尔纳战前也曾向贡蒂保证，她将永远有五个儿子，只是不是阿周那死就是他迦尔纳亡。然而，他们都被杀死了，毗湿摩和迦尔纳甚至直接死于阿周那之手，现在难敌又遭般度兄弟的残害，这种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悲剧激起了作者们的惋惜和同情。难敌作为个人，为什么从一个受憎恨的人物成了令人惋惜和同情的对象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们安排了最后一幕，坚战到喜马拉雅山顶峰坐神车到了天堂，看到难敌端坐在那里，仪态安详。读者会奇怪：难敌死后如果不下地狱，仍然当他的天魔、邪神好了，他为什么竟然成了天神呢？实际是得到了晋升，由天魔、邪神晋升为天神，他又有什么功绩和善德可言呢？这不是与原来史诗中所表示的要在人间剪除妖孽、重建正法的目标大相径庭吗？纵观难敌，当然不是一点优点或长处也没有，他也曾一度让迦尔纳帮助他拓土开疆、征服四方，他没有浸透着贵族偏见的那种血统论，不因出身种姓低微而鄙视人，这在贵族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是没有人理会的。在今天看来，这就像曹操不以“贩履小儿”而歧视英雄的开明态度一样。另外，他知人善任，具有不妥协、不屈服的韧性。但客观地说，这在他整个的功过品德中只能占次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探索，自从大战开始以来，深深为读者景仰的毗湿摩，他的倒下本来就震憾人心，史诗作者们更是以大自然变色、天神致敬促使读者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越到后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越明显。甚至后来马勇和另外两员战将残杀了包括般度族五兄弟的五个儿子在内的许许多多战将和武士，也不像嗜血的怖军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和反感。怖军砍下难降的头颅，撕裂他的胸膛，喝着从他喉管和胸腔中喷出来的鲜血，狂呼乱叫说是最好喝的饮料，并取他的血作头油给黑公主梳发。作者们让战场上的战士们大感“魔鬼、魔鬼”，以此来表示对怖军嗜血行为的愤慨。这种嗜杀、嗜血的行为是英雄行为吗？我们看《水浒》时看到武松请来四邻，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割下了潘金莲的头献祭，总是心惊肉跳。用非人的残酷手段夺取到的胜利是什么胜利呢？达到的目的是合乎正义和正法的目的吗？人们也会公正地衡量难敌难降兄弟的罪过，他们的确曾打算把般度族五兄弟连同其母烧死在紫胶宫里，也曾企图在大庭广众之下剥光黑公主的衣服，但他们都没有得逞。就是说，在他们手上没有对手的血迹，在他们的刀剑下没有对手屈死的冤魂。虽说是结下了私仇，而且不小，可是般度族五兄弟中的怖军不是把俱卢族那一百个堂兄弟全部置于死地了吗（其中还有反对侮辱黑公主的奇耳）？私仇已经报了，超过若干倍地报了，看来读者也会认为是有些过分了的。公仇呢？接管了包括他们原有国土的整个王国，取得了宝座，当上了国王。敌人不存在，亲人也剩下很少了，难怪坚战看到所付出的代价那么惨重时，是那么消极悲观，这种情绪终于导致他在统治若干年后离开王位，到喜马拉雅山朝圣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对于这位象征正法的人物，这种情绪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吗？
也正因为大战的这种结局，西方的评论者中有些人认为大史诗的主题被倒置了。他们认为，原来大史诗的主题是反对外来的侵略，主题被偷偷改变为入侵者成了受迫害者，原来所歌颂的俱卢族抵抗外来入侵的英雄，后来反成了谴责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史诗在几百年形成的过程中最大的改动，由于改动得不彻底，所以还留下某些痕迹或细节。这种“主题颠倒”的理论虽不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决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总之，在史诗中，作者们有关正法的观点可以表述如下：产生史诗的时代背景是正法泯灭的时代，社会充满罪恶和非正义，某些人物就是罪恶和非正义的象征，史诗把他们形象地贬为天魔、邪神的化身或转世，同时天神也纷纷化身或转世到人间，他们象征或代表着正义或正法。这两股势力的斗争正如同某些印度学者所揭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因为正义和非正义、正法和非正法、善和恶之间的斗争从来就存在，而且贯穿过去一切时代，未来也将永无止息，大史诗揭示了人类最伟大的真理。在具体化为俱卢族和般度族的长期斗争中，矛盾和冲突没有缓和，更没有化解，而是越来越尖锐，终于以最尖锐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在战争前后和战争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去表现，这种模式即大神所作的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神意决定一切。他们也没有按照一种机械的逻辑方法去刻画，即正法的一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史诗的作者们认为大神的所作所为不是无可指责的，而为了达到正法的目的，不是一切手段皆可采用。不过，他们不是采取正面否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大自然的反应、空中观战的天神的态度以及战场上双方战士的反应从侧面表现的。另外，大战后黑天所属般度族互相残杀自取灭亡，未尝不是史诗作者们给予的一种变相的惩罚，这灭亡的讯号来自战争结束时丧失了百子的母亲——持国王的王后甘陀利对黑天的诅咒。读者在读到大战结束和整个史诗结局时心情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一切合乎人性的、人道的、善良的思想感情毕竟是人类最根本的东西，而那些残暴的、冷酷无情的行为举止，作为一种平衡的反作用（如复仇），必要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超过这个限度，就会被人们所唾弃、不齿，这就是大史诗或明或暗地给人的启示和所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