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关键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20多年了，经济体制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看，市场机制已经在商品交易、资源配置等经济领域起着广泛的调节作用，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已处于基础性调节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是，我们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改革正处于关键性的历史时期。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说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不仅是说，中国的改革到了最终摒弃旧体制、全面建立新体制的关头，而且是说，这几步，得快点走，这是国内外形势和环境所迫。
我们正在步入21世纪。百年相交、千年更替的时期，难求难逢，给人以幸运，也给人以信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寄盼于21世纪。在20世纪走在前头的国家和民族，希望能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个领先优势，而在20世纪相对说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也希望能在21世纪改变落后状况，站在经济发展的前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国家无疑不会袖手旁观。我们的目标是加快发展，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前进，力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100 年看前50年，前50年又看前5年、前10年。这就是说，要抓住21世纪， 关键要抓住头5年、头10年。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决定经济发展快慢、质量好坏最根本的因素是体制。因此，抓住头5 年、头10年，抓住整个21世纪，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体制。要建立这个体制，就必须大力推进改革。从目前实际看，大力推进改革迫在眉睫。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的经济格局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长期短缺的状况被打破，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缺乏充盈的潜力，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构置重复，水平低下，攀升能力差。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差不多建国50年来我们都在调整，其中改革开放后力度更大。通过结构调整，逐步解决了吃、穿、用、住、行的问题。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目前情形看，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3.5%， 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7.9%，各地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 将汽车列为支柱产业的省、区、市有22个，将电子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将机械、化工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将冶金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从中不但可以看出结构趋同，而且结构老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必须尽可能快地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把这件事抓好，就难以实现快速高效的经济增长，不消说也难以在21世纪更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结构调整从根上说要依靠改革，改革是结构调整的手段，甚至是结构调整本身。不合理的结构调整是怎样形成的？直接地说，是不负责任的粗放性投资体制造成的，而现有的不合理的投资体制的背后，是产权不清、责任不明、无人负责的原来国有企业制度和“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府运营体制造成的。这样的体制，造成了只从眼前出发、不从长远考虑只从本位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只从“政绩”要求出发、不从实际效益考虑的投资行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人考虑结构是否雷同，是否有利于升级换代，是否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不改革这种体制，粗放型的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停止；有利于结构优化和不断升级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就难以发挥，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这些年结构调整有所进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吃穿用住行的问题，背后都是体制改革推动的。下一步结构调整要朝哪个方向走？中央提出了三条：第一条，这种调整，不仅要对低水平的、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能力坚决进行压缩，又要加快发展短缺的、技术含量高的和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特别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二条，不仅要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还要对地区和城乡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第三条，不仅要解决当前的市场供求问题，更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着眼长远发展。深入下去，我们能发现，无论哪一条，都涉及到改革：淘汰旧的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要靠改革；中西部地区要赶上东部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构筑起良好的体制来。因此，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实质上是加快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们面对的另一重要形势是：中国即将进入WTO。 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道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WTO， 有利于加入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加入WTO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市场将全方位向国际开放，中国企业将全面面对国际企业的竞争。迎对WTO， 取得全面介入国际竞争后的优势，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中美就中国“复关”或加入WTO谈判了13年，可以说我们准备了13年， 但是今天真的要加入WTO了，我们还是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 不能说一点基础都没有，但应该说准备还很不充分，尤其是体制准备不充分，其中最危险的是关键性领域，如银行业、保险业。人家的银行大部分都赚钱，因为人家有一个好体制、好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使它有强烈的赚取利润的冲动，也有较强的风险抑制；不仅使它有较好的经营条件与方式，而且有非常好的服务。而我们的银行，财产组织形式不合理，缺乏为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主体，又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力量推动的。你强调要争取效益，它就给你乱放款，关系贷款、人情贷款及以权谋私都来了，导致大量的呆账、死账、烂账；你强调要防范风险，它就给你消极贷款，即所谓“惜贷”。这样的体制，只能是亏损、浪费和资产流失。如果进入WTO， 过一段时间，外国的金融机构就可以像我们自己的银行一样在中国从事企业的、居民的存贷款业务，且它们又有特殊的优势，如实力强大、经验丰富、业务综合、操作灵便。我们的银行体制如果不改，就必然会在国外银行的竞争中破产、倒台。又如保险业，原来，我们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搞的是依靠行政权力支撑的垄断经营，后来又成立了两家由多个国有部门出资形成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国有保险公司间开始有了一些竞争；再后来，又成立了一些有非国有资本入股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并批准设立了十多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或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这些公司的成立与进入，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了鲜活的气息。特别是国外保险公司的进入，对国有保险公司的运营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它们手段灵活，从目前说，人家的保险单既是保险的凭证，可以领取保险金；又是投资的凭证，可以参与利润分红；还是储蓄的凭证，可以得到存款利息，一举多得，比我们单纯的做保险凭证对投保者的诱惑大得多；它们服务周到，比如说人家上门服务，提供附加服务等。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保险市场对国外保险公司还是有限制地放开的，国外保险公司从总体上说还是浅度介入。通过改革，中国国有保险公司的体制建设和服务质量都有很大进步，但应该说，垄断经营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体制转换和服务质量提高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从目前说，我们一些商业性保险是违背消费者意愿强制进行的。 进入WTO，中国的保险市场将大幅度深层次向国外保险机构放开。我们的体制机制不转变，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面对WTO， 我们不能存任何幻想，WTO不承认中国自己的特性或特殊做法。面对WTO，我们不能慢慢改革，随我们的意愿来。尽管WTO 规则允许我们某些领域的放开有一个过渡期，但从现在起，5至8年的时期内，这个过渡期就会结束。为了获得竞争中的优劣，为了使我们通过加入WTO真正获得利益， 我们必须加快改革，尽快建立符合国际竞争要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进一步改革应当把握的基点
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明晰改革的方向。这些年来，我们关于改革方向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越来越明晰、科学。开始，我们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接着，我们进一步把这种体制具体化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凸现了市场在新的体制中的中心作用和枢纽作用；在经历了一段反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前后，我在撰写的有关文章中，提出了其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规定。其一般性，体现为这样四个方面：（1 ）企业行为自主化；（2）经济关系市场化；（3）宏观调控间接化；（4 ）经营管理法制化。其特殊性，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二是体现中国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三是体现我国的诸如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人口多等基本国情。今天，我们按照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进改革已经近10年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地，我们对于市场经济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未来的改革来说，进一步明晰市场经济的特征或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必要的，因为从前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是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走形变样，二是过分强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强调自我特色，结果是我行我素。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服从不同行为者的不同目的的，但是，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的认识不具体、不明确是有关系的。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到了最终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时期，为了使“塑形造体”不走样，为了使改革时程尽可能缩短从而使改革成本的付出尽可能减少，也为了操作上的方便，应该对新体制的规定进一步做出科学的说明。这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进一步科学把握深化改革的基点。
那么，深化改革的基点是怎样的？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基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进化与经济运行实践的观察，基于我们今天经济运行的生产力基础及由此所决定的人们素质特点的研究，从综合的主体的角度看，一个少腐败、多公正、低浪费、高效率的经济体制往往能够解决这样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即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如果是政府，一切行为就应该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按照政府部门的统一意志、统一计划行动，企业的生产经营是在政府的指挥与压力下进行的，处于被动地位。而如果是企业，那么企业就是能动的自主的市场主体，企业为着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创造性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主体是由政府担当的，企业成了附属物，正因为如此，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没有活力，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政府使了很大劲，忙得不亦乐乎，经济还是发展很慢，所以要改。实际上，直接生产经营者自我发展的内在冲动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主体力，企业动了、活了，经济就会有活力和效率。如果作为直接生产经营者的企业不思发展或进取，任何外力对其的推动作用都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有时甚至起相反的效果。纵观所有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都是高度自主的能动性生产经营活动主体。既然如此，我们的改革就应明确把实现企业的自主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目标。但企业的自主不是靠放权让利实现的，而是要建立一套制度来实现。今天，我们企业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可是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不少见。政府还在搞审批，政府甚至在代替企业抓管理，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产权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又没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手段的情况下，政府不抓管理，企业是不会认真抓管理的：反正我也没有真正的权力，抓了也得不到实惠，亏也不是亏的我的，企业垮了照样当干部，能对付过去也就得了。所以，真正的自主是靠一套制度保证的，真正的发展冲动，责任履行，也是靠一套制度保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什么时候企业真正成为了以追逐利益为目标、能够真正自觉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动性市场主体，什么时候我们的改革就到了位。反过来说，下一步应该瞄准实现企业自主这个基点，大力推进体制改革。
第二，经济行为的基准问题。即经济行为向谁负责的问题，是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指挥一切，不仅决定着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而且决定着管理者、劳动者的升迁去留。因此，直接生产经营活动者的行为是向上级部门负责，向主管领导负责，向自己的乌纱帽负责的。在这种状况下，就谈不上遵循宏观经济规律要求，符合市场需求，以消费者偏好为准，也就谈不上资源的优化配置，谈不上积极的、创造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当然，也就谈不上经济的高速度高效率发展。而市场经济则要求行为者的行为，特别是领导者、管理者的行为，向市场、向消费者、向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也只有向市场、消费者或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行为，才可能真正是公正的、经济的和有效率的。由于体制没能根本性转变，目前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处于负责岗位的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向上级部门、主管领导，说直了是向自己的乌纱帽负责的。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把企业、地方搞得一塌糊涂，仍然可以悠然自得地在领导岗位上呆着，甚至能够提职升官；也正因为如此，假冒伪劣甚嚣尘上，虚报浮夸屡禁不止。因此，唯市场需求是瞻，以消费者偏好为准，奉人民利益为至高，应该是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基点，下一步改革措施的推出、体制的安排，都应该有利于此。
第三，经济协调手段问题。即用什么方式来规范和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问题，是靠人治还是法治？计划经济条件下无疑是靠人治的，因为整个经济运转是靠发命令进行的，即所谓“命令经济”。谁发命令？只能是掌管有人、财、物大权的“长官”，所以，我们也说计划经济是长官意志经济。“人治”，就避免不了随心所欲，避免不了厚此薄彼，避免不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避免不了经济关系扭曲，避免不了资源配置的失误和浪费。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它要求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除自身能力与条件之外所面临的一切外部因素如机会、软硬环境都是一样的，也要求社会以同样的规制来衡量、评价、处理它们的经济行为。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一个角度说是从人治转向法治。唯有法治，才能把经济活动纳入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有序的环境中，避免任何超经济特权的干扰；也唯有法治，才能把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的评价与处置不分亲疏地置于同一天平上。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新型法规已涉及市场主体、市场行为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市场中介组织各主要方面，基本经济活动均有法可依。但是，法制建设的道路仍然漫长。就目前情况看，虽然立法进展较快，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却很严重。深化改革，必须着眼于实现“法治”，一切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符合“法治”原则，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概括地说，企业自主，人民至上，法治为本，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基点。经过改革，我们的体制体现了这样三个方面的要求，它就必然是高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进一步改革的重点
实事求是地估价今天改革的状况，我们要说，改革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很多关键性的体制环节都没能真正闯过去。所以，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来说，有一个全面深化的问题，更有一个抓重点的问题。
哪些是改革的重点？就当前的情况看，最要紧的是大力推进这样一些方面的改革：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我们最为重视也花力气最多的改革。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居垄断地位，这就使国有企业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决定体制能否转换、朝哪个方面转换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对于新体制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所有制结构调整，一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的建立。从前一个方面说，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都有所有制上的根源。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使传统的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走向合理的根本举措；从后一个方面说，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能动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也就建立起来了。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核心的内容还是两个方面：一是切实贯彻“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置换、出售、改组等多种途径，收缩战线，集中领域，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与规模。过高比重的国有资产布局，过长的国有经济运作战线，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反而使政府承担着沉重的负担和陷入巨大的社会风险逼迫之中。二是严格按照国际惯例，规范地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里的核心是要搞规范，不能以为搞了股份制改革一切就都解决了。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肯定比传统的企业制度更糟糕。也就说，不能奢望“一股就灵”。所谓规范的改造，关键是要把握这样两点：第一，建立规范的公司股权结构，除极少数必须搞国家独资外，原则上都应搞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即使是国家独资公司，也应搞多个国有单位共同投资的“独资”。在目前条件下，关于股权结构的规范改造，还要把握两点：一是需要国家控股的企业，应多搞国家相对控股，少搞绝对控股；二是股权设置不可僵化，应通过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家战略意图，建立国有股本增持或减持的正常流动机制。第二，建立规范的公司出资人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公司出资人制度的关键，首先是明晰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和出资人代表；其次是出资人代表按规范程序进入董事会行使国有投资者的职能；其三是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防止国有资产责任主体的实际缺位。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是按规范的也就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法规建立董事会、监事会，运用市场机制选聘总经理。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还搞“上级”说了算，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自觉性上。“59岁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搞年薪制、股票期权、期权股份制等都是必要的，但是，要使它们真正的发挥激励作用，必须做相关的配套改革：第一是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任、淘汰市场化，即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任、淘汰机制；第二是企业职工的选择市场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第三是把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权责对称、奖惩对称。
二是要素市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资源的市场配置，归根到底，是通过市场机制把生产要素配置到最合适的环节。因此，市场机制配置生产要素的程度即是衡量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状况的标识，也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本身的进程。从目前看，这方面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充分且很不规范；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高级劳动力的流动，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任在主体上仍是非市场方式，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素市场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从主体上看是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建设，其中特别关键的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如何建立开放、灵活的吞吐机制，通过这种吞吐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资产结构与企业结构，增值激活资本，实现宏观战略任务，是一切相关改革措施推出的依据和它们最终需要达到的目标。当前，应该采取推动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发展企业债券等措施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和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改造，推动新体制的迅速建立。对于劳动力市场建设来说，要继续采取得力措施，克服包括户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在内的一些相关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里要特别提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程度，进一步说，是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走向城镇就业的程度，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决定着全体人民素质的提高，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程度。户籍制度使同样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的中国农民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地位，也不利于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当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制度是同我们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解决这种不平等、不科学的户籍制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自发的劳动力的流动并没有给我们造成想象中的大灾难，相反，它从各个方面带来了好处。我们不说它增强了对城市职工提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压力，不说它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也不说它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说它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方便这一条，就功勋昭昭。目前，有的城市借口“外来人口搞坏了治安”、“外来劳动力影响了城市职工的就业”而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进来，是不妥的，说得严重一点，是违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没有劳动力的流动，你那个地方的社会治安是否就一定好？没有外来劳动力进城，你的就业是否就能充分，下岗的城市职工们是否就一定愿意到目前由外来劳动力或农村劳动力承负的那些高、难、险、脏、差的领域去就业？在这个问题上，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因小失大。
三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相对于其他改革，仍然处于滞后状态。考虑到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加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对于金融来说，目前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如何真正搞活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国家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使国家金融资产高效安全地运行，激活整个国民经济。解决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一个重要改革：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换句话说，要对现在产权责任主体缺位、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着强烈的发展冲动和强有力的风险约束机制的现代金融企业。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也是金融业的主体，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们运行的现状却不很理想。由于完全的国家独资，不仅使政府支配银行成为理所当然，也使银行的一些经营者不负责任自然而然。在这样的体制下，银行在发展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不负责任的行为上则处于主动地位。就像我在前面谈到的那样，你说要防范金融风险，出现了死账、烂账要撤行长的职，它就消极贷款，该贷的也找理由不贷，因为保不准碰到的又是一个赖账的或是一个败家子，没有人去考虑金融资产的增殖、银行利润的增加；你说要支持经济，它就给你乱放贷款，有的甚至搞关系贷款、人情贷款，以权谋私，没有人考虑风险问题。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机制，这样的银行组织形式使其没有为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主体，也没有自觉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又有力防范金融风险的动力。金融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进一步发展多种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小企业数量日益增多，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起到主体支撑作用，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亟需金融支持。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却很严重。受特有的财产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限制，受长期以来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既定任务的约束，加之担心中小企业变动快、破产多，从而风险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往往不愿给中小企业以金融支持；原来的城市信用社本来与中小企业金融往来比较突出，但后来改组为城市合作银行后，也随着“身份”的提高而远离中小企业；农村的一些信用机构或金融形式因不规范操作在整顿中有的被关闭，有的发生官僚化蜕变，有的则消极处事得过且过。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商业化进程，通过对其以改善财产组织形式为重点的改革，促使其为着盈利目标像其他金融企业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同每一个适宜的经济活动主体打交道外，还必须利用现有基础，规范地发展各种性质的中小金融机构。目前，金融体制改革还应着力的一个内容是，创造条件，逐渐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四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的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中之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政府支配企业，行政支配经济，长官意志支配一切。改革，就是有意识地改变政企不分、政指挥企的体制，于是有了“放权让利”，有了“放开搞活”的说法。但是，掌握权力的政府部门要割舍能够使自己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能给自身带来多方面的利益的权力有时是很难的。对于有些政府部门来说，迫于改革压力，尽管不得不放权，但由于放权让利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这种放权要么节奏步伐很慢，要么只放小权，放非关键的权，很难真正放到位。而对有些政府部门来说，改革要在政府的领导下有序的进行，更成了它们以改革的名义固守权力甚至集中权力的“护身符”。所以，政府管理经济体制的改革至今没有取得应有的实质性进展，成为今天改革中的一个“瓶颈”。因此，直到今天，人们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不找市场，却不能不找市长”。所以，对于掌握着各种权力包括改革的权力的政府部门来说，形势的发展已经把其推向被改革的显要位置，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境地，不进行实质性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就难以最终进行实质性转换。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的改革，最关键的是两点：第一，按照政府运作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把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缩小到最必要、最合理的范围内。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实际是这样两类：其一，除了政府干，其他主体不愿干的；其二，除了政府能干，其他主体干不了的。因此，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是“三公”：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建设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第二，进一步改善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取消审批项目。要结合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范围的调整，取消一大批政府审批项目，把政府审批项目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必不可少的审批，也应尽可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管理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结果，不仅是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经济，而且是廉洁高效的政府。
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个独立的能够满足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其他改革赖以顺利推进的保障与支撑。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到了风险最大的阶段。单从人员排放的角度说，农民转移、工人下岗、学生分配、军队减编、干部分流等等，一下子都推向了社会。如果再考虑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WTO进入，外资经济的竞争加剧等这些因素， 排放到社会上的人就更多，这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除非我们不改革，解决这种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至少要解决让退休的、下岗的、无业的老百姓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点，一是资金筹集，一是资金运营。对于前一个方面来说，考虑到我们的历史缺口较大，现实情形紧急迫切，在常规性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基础上，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来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如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变卖部分国有资产，开征社会保障税，发行特种债券等。对于后一个方面来说，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委托合适的金融机构或组建专门的基金经营机构对积累性社会保障基金进行市场化的运行，推动其保值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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