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岳论文,东汉论文,祭祀论文,所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1-0062-06
东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对祭祀活动影响的加深，对山岳的祭祀已经成为国家祭礼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国家的祭礼中，有对五岳名山的祭祀，也有对由国家确认的地方郡国名山的祭祀。在祭祀方式上，既有对名山定期的祭祀，也有以名山为祈祷对象的求雨祭。东汉国家举行的这些祭祀山岳活动，表现出时人对山岳崇拜的虔诚。所以，要深入认识东汉国家祭祀的特点，就需要对祭祀山岳活动作必要考察。可是，在文献中，对当时山岳祭祀却缺少记载，史料并不多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汉碑中保留了一些祭祀山岳的记载，这为了解当时祭祀山岳的问题提供了宝贵史料。本文拟以汉碑中山岳祭祀的记载为主，结合文献材料，对与东汉山岳祭祀的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汉碑中所见祭祀的名山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山岳的崇拜以及举行祭祀山岳的活动起源很早。早在西周时期，祭祀山岳就已经成为国家规定的祭礼的一部分。有很多礼书均追述了当时祭祀山岳的情况。如《礼记》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1]（《曲礼下》）该记载将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结合在一起，这只是当时的一种说明方式。实际上，对山岳与河流的祭祀并不是同时进行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周代就已将祭祀山川作为天子、诸侯才可举行的活动，所以当时对山岳与河流的祭祀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自西周以来形成的这种山岳祭祀在国家祭礼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观念，也为后来的儒家思想所吸收。至西汉，随着儒家思想不断对国家祭祀活动的影响与渗透，对山岳的祭祀就越来越为国家统治者所重视。《汉书》载，西汉建元元年（前140年）五月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这种祭祀正如颜师古说：“岁以为常是也。总致敬耳，非止祈农。”[2]（卷6，《武帝纪》颜师古注）实际上，汉武帝下此诏的目的就是要将国家对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纳入祭礼，并使之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部分。东汉时期，祭祀山岳不仅仍然是国家祭礼的重要内容，并且对当时可以祭祀的山岳的规定更为明确。《后汉书》载，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长吏各洁斋齐祷请，冀蒙嘉澍。”[3]（《明帝纪》）这是汉明帝为请雨而下诏祭祀名山大川。从该诏书可以看出，汉明帝是将国家可以祭祀的山岳分为两部分：一为五岳名山；二为二千石郡太守管辖的郡内名山。这两种名山都可以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
从五岳祭祀的情况来看，在《周礼》中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4]（《春官·大宗伯》）的记载。这说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祭祀五岳的活动，而且该活动直接影响了西汉国家对五岳的祭祀。实际上，从西汉开始，五岳祭祀已经成为国家祭礼中的一部分。《汉书》载：“（神爵元年）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2]（《郑祀志下》）可见，汉宣帝是将东岳泰山、中岳嵩高山、南岳灊山、西岳华山、北岳常山作为国家举行定期祭祀的名山。只是对泰山的祭祀为一年五祭，而对嵩高山、灊山、华山、常山，则采取“一祷而三祠”的祭祀方式。这说明，在五岳中，西汉国家更重视对泰山的祭祀，故在祭祀方式上才加以区分。
东汉时期，五岳所包括的山岳有所改变。如《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李贤注：“衡山也。”[3]（《西羌传》李贤注）可见东汉的南岳已经不是灊山而改为衡山。五岳中一些山岳的名称也有变化。如《后汉书》有云：“（阳嘉元年）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3]（《顺帝纪》）又载：“使中郎将堂溪典请雨，因上言改崇高山名为嵩高山。”[3]（《灵帝纪》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显然，中岳嵩高山一度改名为崇高山，汉灵帝又改回原名。
将郡国内名山作为祭祀对象则是从东汉开始的。《续汉书》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5]（《祭祀志中》）该诏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对各地名山、大川的祭祀，这就使得东汉国家对名山的祭祀不只限于五岳，还包括各郡国内的名山。很明显，该做法是要将各郡国名山纳入到国家祭礼中。正因如此，郡国内的山岳要成为可以祭祀的名山，就与获得国家确认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东汉国家确定郡国内山岳成为可以祭祀的名山，汉碑中有明确记载。如《白石神君碑》云：“县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盖高等，始为无极山诣太常求法食。”[6]（卷2）该碑文中提到的三公山、封龙山、无极山都在常山国内，即为郡国内名山。可是，对它们的祭祀并不是随意的，也就是说，它们要成为可以祭祀的山岳有一个过程。这就是要上奏朝廷，然后由国家掌管礼仪的官员太常批准。所谓“诣太常求法食”的意义就在于此。
郡国内山岳成为国家确认的可祭祀的山岳后，也就成为具有灵性的神山。《封龙山颂》曰：“元氏封龙山之颂。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与邦内。……能烝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6]（卷3）该碑文中称道郡国内可祭祀山岳的辞句说明，山岳与普通的山岳不同，已经成为国家礼典中的一部分。此类纳入东汉国家礼典的郡国名山，见于汉碑中的有三公山、封龙山、无极山、白石山、桐柏山等。而见于文献记载的则有“首阳山”[3]（《顺帝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郡国内这些经国家确认可祭祀的山岳在神祇地位上还是同五岳名山存有差别。如《白石神君碑》曰：“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壹，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7]（卷3）虽然该碑文赞扬了白石山的重要地位，可却认为其“气通北岳”。这说明，在东汉人的宗教观念中，尽管白石山是可祭祀之山，但仍被视为北岳恒山的一部分，因而，只处于从属神的地位。当然，其他郡国内的可祭祀山岳也同样如此。由于郡内名山神祇地位与五岳名山存在差别，也就决定祭祀这些山岳的礼仪要低于祭祀五岳名山的礼仪。
东汉时期，国家将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的名山都作为祭祀对象，因而在当时山岳崇拜的观念中就将这些山岳都视为神山，认为它们具有福佑当时社会的神性。从东汉人的宗教观念来看，这些名山的神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内容：
其一，具有保佑人们生产、生活的神性。如《封龙山颂》曰：“黍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寔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6]（卷3）《白石神君碑》曰：“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无伏阴，地无鲜阳，水无沉气，火无灾
。时无逆数，物无害生。用能光远宣朗，显融昭明。年谷岁熟，百姓丰盈。粟升五钱，国界安宁。”[6]（卷2）这些碑文对名山的颂扬表明，祭祀名山可以获得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富足的结果。因此，梁朝人刘昭说，东汉祭祀名山就是要“以祈丰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3]（卷8，《祭祀志中》刘昭注）。由此可见，当时对这些名山的定期祭祀正是要使名山充分显示其神性。
其二，具有兴云降雨的神性。实际上早在周代，人们的宗教观念中就已经开始认为山岳可以兴云降雨。如《礼记》有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1]（《祭法》）可是，当时人们对山岳的这种神性关注不足。至东汉时代，此等情况大为改观。故在汉碑中，关于名山具有降雨神性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西岳华山庙碑》曰：“《周礼·职方氏》：‘河南山镇曰华。’谓之西岳。……其有风旱，祈祷祈求，靡不报应。”[6]（卷2）又如，《无极山碑》曰：“光和二年戊子诏书……去年五月，常山相遣吏王勋，三（缺）弘褒诣三公山，请雨山神。即使高传言，令勋、褒归（缺）雨可得。三公山即兴龙灵山、无极山，共兴云交雨。”[6]（卷3）很明显，在这些碑文中，对五岳名山和郡国名山的降雨神性都作了特别渲染。这说明，东汉时代，人们对名山具有兴云降雨的神性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具有一种强烈期盼的愿望。当然，有些文献对名山可以兴云降雨也有详细描述。如《续汉书》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也。”[5]（《五行志一》刘昭注引蔡邕《伯夷叔齐碑》）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向名山请雨是会获得很灵验回报的。正因为东汉人在宗教观念中赋予了名山这些神性，所以东汉的求雨祭也就开始包括向名山祈祷的活动。
综上可知，东汉时期，国家已经将山岳祭祀作为国家祭礼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国家祭祀礼典中，五岳名山是国家必须要祭祀的山岳。从东汉前期开始，国家不断扩大祭祀山岳范围，一些郡国内名山也开始成为可以祭祀的山岳。不过，东汉国家对郡国名山的祭祀具有控制权。郡国名山只有获得国家确认，才能成为祭祀对象。东汉国家实行此等做法，是为了将山岳祭祀纳入国家祭礼。因为在东汉时代的宗教观念中，名山具有很强地福佑人们生产、生活以及能够兴云降雨的神性，所以东汉的山岳祭祀，正是当时国家为了适应这种对山岳崇拜的宗教观念而必须举行的礼仪活动。
二、汉碑中所见祭祀山岳的祠庙
东汉时期，国家为祭祀五岳名山及郡国名山，需要有专门的祭祀场所。这种场所是与当时社会祭祀活动中出现的祠庙联系在一起的。在关于东汉的文献中，已经有很多修建祠庙进行祭祀的记载。史载，东汉光武帝对族兄刘赐“亲厚之，数蒙宴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赐辄赈与故旧，无有遗积。帝为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如舂陵孝侯”[3]（卷14，《安成孝侯赐传》）。这种祠庙又可称为“祠堂”，也可简称为“祠”。当然，东汉修建祠庙，并不只是为了墓祭，有时也为了纪念有功官员。例如，公孙述占据益州时，“（文）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3]（卷86，《南蛮传》）。除此之外，对一些特殊的神祇，当时也特别修建祠堂进行祭祀。如《后汉书》载：“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李贤注曰：“以其定诸吕，安社稷，故郡国多为立祠焉。”[3]（《刘盆子传》李贤注）就是说，在当时城阳景王已被视为有功之神，所以各地都有祭祀他的祠堂。这些情况说明，东汉时期，用祠堂祭祀的对象是很多的。显然，在当时，以祠堂（即祠庙）来作为重要的祭祀场所而举行祭祀活动已经开始形成风气。
东汉时期，对名山的祭祀也在固定场所进行。这个固定场所就是祠庙。实际上，在西汉时，国家就已经开始修建祠庙对一些名山进行祭祀。据《汉书》载，当时为祭祀名山而建的祠庙有：“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河东郡“蒲反，有尧山、首山祠”；庐江郡“灊，天柱山在南。有祠”；常山郡“上曲阳，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泰山郡“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求山上”[2]（卷28上，《地理志上》）。除了为五岳立祠之外，一些郡国内名山也有祠庙设置。泰山郡“蒙阴，《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齐郡“临朐，有逢山祠”；琅邪郡“昌，有环山祠”；胶东国“即墨，有天室山祠”；胶东国“昌武，下密，有三石山祠”[2]（卷28下，《地理志下》）。西汉时期，为祭祀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所建祠庙是否在东汉继续设置？《续汉书》载，泰山郡“博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5]（《郡国志三》）。由此来看，似乎在东汉只有泰山祠庙的设置。其实，这是由于《续汉书》记载不详所致。汉碑中的记载则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西岳华山庙碑》：
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很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节祀焉，岁一祷而三祀。后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丘虚，迄今垣址营兆犹存。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其有风旱。祷请祈求，靡不报应[6]（卷2）。
《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
去年（光和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事庙舍及斋衣、祭器[6]（卷2）。
据这两条碑文记载可以明确，东汉初年，国家继续祭祀华山，使用的正是在西汉集灵宫基础上修建的祠庙。不仅五岳名山继续设置祠庙，就是在国家允许祭祀的郡国名山也要设置祠庙祭祀。前引《白石山神君碑》：“相县以白石山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尚书，求依无极为比，即见听许。于是遂开祐旧兆，改立殿堂，营宇既定，礼秩有常。”[6]（卷3）这说明，当时国家准许祭祀郡国地方名山后，当地官员首先都要在名山附近修建祠庙。而且，这些为祭祀郡国内名山而修建的祠庙颇具特色。如《桐柏淮源庙碑》：
亲之桐柏，奉见庙宇。崎岖逼狭，开祐神门。立阙四达，增广坛场，饬治华盖，高大殿宇[6]（卷2）。
从碑文记载来看，桐柏山祠庙包括“神门”、“阙”、“坛场”、“殿字”等建筑。其他地方的祠庙建筑格局当与桐柏山祠庙相差不多。不过，各地祠庙建筑也有各自特点。如《祀三公山碑》载：“卜择吉□治东，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6]（卷6）这种“双阙夹门”的设计就与一般祠庙不同。当然，一些地方长官为了表示对祭祀名山的重视，亦特别注意突出祠庙的独特建筑特点。如《桐柏淮源庙碑》载：“（缺）斋传馆，石兽表道，灵龟十四，衢廷弘敞，宫庙高峻。”[6]（卷2）很明显，桐柏山祠庙的建筑已经到了富丽堂皇的程度。
总之，东汉时期，祭祀名山需要在其附近修建祠庙。以祠庙作为祭祀名山的场所是对西汉祭祀活动传统的继承。东汉祭祀名山的祠庙不同于当时社会中出现为墓祭、特殊人物以及特殊神祇而设置的祠庙，因此这种祠庙在建筑上具有适应祭祀山岳活动的特点。一些地方为了表示对山岳崇拜的虔诚，在所祭祀山岳附近修建的祠庙已颇具特色。应该说，东汉时期，为祭祀五岳名山及郡国内名山而修建祠庙，实际上已经成为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事务。
三、汉碑中所见祭祀名山的方式
东汉时期，祭祀名山的活动具有多种方式。依据当时祭祀名山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定期祭祀名山以及为求雨而祭祀名山两种。
在汉碑中，对定期祭祀名山的活动有明确记载。如《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先）谠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祀。”[6]（卷2）碑文中提到“一岁四祠”，即指对名山的定期祭祀一年要举行四次。东汉国家对举行定期祭祀名山的主祭者有明确规定。据《西岳华山庙碑》载：“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其有风旱，祷请祈求，祷请祈求，靡不报应。自是以来，百有余年，有事西巡，辄过亨祭。”[6]（卷2）这说明，东汉时期，对华山的定期祭祀已经不同于西汉，在一般情况下，是由国家派二千石官员前来祭祀。当然，皇帝在西巡时也要亲祭华山。不过，这已经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很明显，由国家派二千石官员主持华山的定期祭祀已经成为主要方式。《樊毅修华岳碑》载，光和二年（179年），弘农太守樊毅“惟宠禄之报，顺民之则。孟冬十月，斋祠西岳”[6]（卷2）。就是说，东汉主持祭祀华山的二千石官员多为郡太守。由于对华山的祭祀是国家祭礼中规定的活动，因而，对其他五岳名山主祭者的规定应与祭祀华山无太大区别。
东汉时期，对由国家认定的郡国内名山也有定期祭祀。《白石神君碑》中提到祭祀白石山“礼秩有常”[6]（卷3），就是说，对白石山的祭祀有着固定的礼仪规定，因而与祭祀五岳名山相同，也应该有定期祭祀。可是，如前所述，这些郡国内名山的神祇地位是低于五岳名山的。如此，这些郡国内名山的定期祭祀主祭者是否也与五岳名山相同呢？由汉碑中的记载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白石山神君碑》记录刻石情况：
光和二年，常山相南阳冯巡字季祖、元氏令京兆新丰王翊字元辅、长史颍川申屠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范玮、祠丞解微、石师王明[6]（卷3）。
据此碑文，白石山碑是在东汉国家确立白石山为可祭祀之山而举行祭祀之后，由常山相冯巡等人立碑，对这一举动加以颂扬。由此可以看出，实际主持祭祀白石山的是常山相冯巡。而元氏县令王翊以及国相的属官都是随同参与祭祀白石山的。其实，对其他郡内名山的祭祀也是如此，即对郡国内名山的祭祀一般均是由郡国长官主持进行的。不过，虽然郡国的长官需要主持郡国内的名山祭祀，但其代表的多为个人意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东汉国家对郡国长官主持地方名山祭祀并不严格要求的做法中看出。《桐柏淮源庙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阳太守卢奴（缺）君，灵正好礼，尊神敬祀。……从郭君以来，不复身至。遣丞行事，简略不敬。明神弗歆，灾害以生[6]（卷2）。
碑文中提到的“郭郡”，当为曾经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的人。由此来看，在南阳太守卢奴亲自主持祭祀桐柏山以前，一直由郡丞参与并担任桐柏山的主祭者。显然，东汉国家对郡国名山的祭祀，并未严格要求郡国长官必须担任主祭者。东汉国家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认为郡国内名山的神祇地位低于五岳名山，因而，就不需要与祭祀五岳名山官员的秩级相同。所以，对郡国名山由郡丞来担任主祭也就不加限制了。
东汉国家对五岳名山及郡国内名山的定期祭祀形成完善的礼仪。首先，在祭祀名山活动开始之前，确立了供养祭祀所用牺牲的制度。前引《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先）谠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祀。”[6]（卷2）这里提到的“养牲百日”是当时祭祀神祇必须要遵守的规定。因为在当时的宗教观念中，祭祀神祇的牺牲，必须要进行专门的饲养，才可以供神。这正是对古礼的承袭。《礼记》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1]（《月令》），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可是，供养牺牲需要“百日”，这与礼书记载略有不同。《周礼》曰：“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
，系于国门，使养之。”[4]（《地官·充人》）据《周礼》所言，古制中的养牲时间最长就是三个月，即九十天。汉碑中所说“养牲百日”，应该是为了便于叙述而采取的变通说法。因此，可以说东汉祭祀前的养牲时间规定，也基本承袭了古礼。
在祭祀名山礼仪举行之前，还要检视与修缮祠庙以及祭祀用具。《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尚书臣毅，顿首，死罪，死罪。谨按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遣行事荀斑与华阴令先谠，以渐缮治。”[6]（卷2）这就是说，在举行正式祭祀名山之前，对祠庙以及祭祀时的斋衣、祭器，都要做检视，必须使祠庙与祭祀用物保持清洁，才可以举行祭祀活动。不仅对五岳名山祭祀是如此，就是祭祀郡国内名山开始之前也同样如此。前引《封龙山颂》曰：“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6]（卷3），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在祭祀名山的仪式开始后，主要是进行献祭活动。《白石山神君碑》：“旨酒欣欣，燔炙芳芳。敬恭明祀，降福孔殷。”[6]（卷3）这段碑文对祭祀仪式的叙述虽过于简单，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献祭是对名山定期祭祀的主要环节。在该仪式中，需要向山神进献美酒，还要通过烤灼牺牲让山神获得牺牲的馨香。献祭仪式，一般要由主祭者首先进行。如《桐柏淮源庙碑》载：“躬进三牲，执玉以沉。为民祈福，灵祇保佑。天地清和，嘉祥昭格。”[6]（卷2）这里所说，正是南阳太守卢奴进行献祭的情况。这些记载说明，祭祀名山，正是要通过献祭仪式向山神表示虔诚的敬意，并求得山神对人们生产、生活的保佑。
在东汉，祭祀名山的礼仪是一个复杂过程，因而需要很多费用。当时，国家为了保证对名山祭祀的正常进行，对祭祀所需费用确立了明确的管理规定。前引《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曰：
（先）谠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祀。用
槁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后费兼备。每被诏书调发无差，山高听下。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有饥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兴之祀。臣辄听行尽力，奉宣铭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6]（卷2）。
由这段碑文可知，对华山祭祀的养牲费用，是由山岳所在附近县的编户承担的。在祭祀时，要由皇帝通过诏书来加以调拨。应该说，这种养牲、供牲的规定是严格的。不过，由于祭祀名山次数的频繁以及所需牺牲较多，自然就会增加名山附近编户的负担。所以，东汉国家还规定了对名山附近编户的田租、口算的减免规定。按照这一规定，由郡太守上呈皇帝需要减免因祭祀名山增加的额外负担，然后，由皇帝批准，才能减免名山附近规定范围内的编户赋税。这种减免名山附近编户田租、口算的做法，正是使名山祭祀能够进行的一项保证措施。
当然，对五岳名山的祭祀，国家实行了必要的保证措施，对祭祀郡国内名山也有经济保证方面的规定。如《白石山神君碑》提到祭祀白石山就是“县出经用”[6]（卷3）。这应该是郡国内名山祭祀所需费用的主要来源。不过，在祭祀郡国内名山所需费用超出名山附近编户承受能力时，是否与五岳名山祭祀一样，国家有减免赋税的规定，因史料所限，难言其详。
东汉国家对名山祭祀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求雨祭。这种向名山举行的求雨祭，并非定期祭祀，而是一种临时祭祀。如《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云：“□□□□□□时□五官□中郎□鄢陵□□□□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7](P421)正是东汉国家将五岳的嵩高山作为求雨的对象。前引《祀三公山碑》曰：“元初四年，常山相陇西冯君到官，乘饥衰之后，□惟三公御语山，三条别神，迥在领西。吏民祷祀，兴云肤寸，遍雨四维。”[8]（卷6）则说明郡国内的名山也可以成为地方长官求雨的对象。汉碑中所见东汉以名山为对象而举行求雨祭的活动，与文献记载有一致之处。如《后汉书》载（永平十八年）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长吏各洁斋齐祷请，冀蒙嘉澍。”[3]（《明帝纪》）又载：“（阳嘉元年）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请雨。”[3]（《顺帝纪》）这些都说明，东汉国家临时举行求雨祭，一般需要皇帝下诏，再由名山所在地方的郡太守、王国相来举行祭祀。这表明，地方郡守、国相向名山求雨是代表皇帝的意志而进行的祭祀活动。由此来看，《祀三公山碑》所记载地方长官的求雨祭也应该是在皇帝指令下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当然，在汉碑中也有与文献记载不同之处。如《白石山神君碑》载：“（白石山）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6]（卷3）东汉白石山位于常山国，所以这里提到的“国”，当为常山国。而这一记载提到的“县”，则为白石山所在的元氏县。碑文中将“国”、“县”并提，说明在需要的时候，元氏县令也可以主持以白石山为对象的求雨祭。
不过，这种在皇帝指令下在各地名山举行的求雨祭并不限于郡国地方长官。如《后汉书》载：“（阳嘉元年）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3]（《顺帝纪》）“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3]（《周举传》）又载：“使中郎将堂溪典请雨，因上言改之，名为嵩高山。”[3]（《灵帝纪》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这些记载说明，东汉皇帝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旱情，派遣司隶校尉、河南尹、大夫、谒者、中郎将代表其意志向名山举行求雨祭。据《续汉书》载，河南尹为中二千石，司隶校尉、中郎将为比二千石。大夫，东汉时分为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为比二千石，最低秩级为谏议大夫，为六百石[5]（《职官志》）。“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曰百石。”[5]（《百官志二》）由此可见，东汉皇帝派遣中央官员前往名山举行求雨祭，对官员的职掌及秩级都是没有限制的。这种做法与东汉国家举行定期祭祀五岳名山需要有由二千石官员主祭的规定是大不相同的。
然而，应该说明的是，东汉的求雨祭具有多种方式，其中雩祭占有重要地位。《后汉书》载：“（永嘉元年）夏四月壬申，雩。”[3]（《质帝纪》）“（延熹元年）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大雩。”[3]（《桓帝纪》）“（延熹四年）秋七月，京师雩。”[3]（《桓帝纪》）这些都说明，东汉国家在遇有旱情时多举行雩祭。《续汉书》云：“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5]（《礼仪志中》）这就指出了东汉雩祭仪式的明显特点。显然，在东汉京城举行的雩祭实际正是由皇帝率领百官举行的求雨活动。与这种雩祭相比，东汉国家派遣官员举行祭祀名山的求雨祭在国家祭礼的规格上显然要低很多。尽管如此，东汉国家还举行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名山的活动，这说明国家还是比较重视通过祭祀名山来求雨所起到的作用。据《后汉书》载：“（憙平五年）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大雩。”[3]（《灵帝纪》）汉灵帝为崇高山改名，是因为要派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前往那里举行求雨祭。这就是说，汉灵帝向名山求雨与在京城中举行雩祭是同时进行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想获得更好的求雨效果。所以可以说，通过祭祀名山求雨，不仅可以辅助皇帝的雩祭，甚至能够与雩祭结合在一起，体现出国家统治者渴望降雨的迫切愿望。正因如此，当时国家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名山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求雨方式。
［收稿日期］2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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