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实践中的文化整体性——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尔德论文,斯图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3)01-0129-08
自上世纪60年代努涅斯(Nunez)开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关系问题研究的先河以来，该话题即成为人类学旅游研究的三大主题之一①。就这一主题而言，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地方文化的因素，如饮食、宗教、生活等笼统层面来看旅游给地方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1]；二是从某一具体、特定的机制，如环境、生态等视角透视这个问题[2][3][4]；三是人类学者从某一特定文化事象或社会事实出发，对旅游引起的文化变迁进行针对性讨论[5][6]。而围绕此主题的研究综述则是层出不穷②。以上研究有一个显著共性，即将旅游实践视为一种单向度的行为而给目的地社会的文化变迁带来强大的影响。此研究视角容易形成的认识和印象是：旅游发展改变了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使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出现同质化、“可口可乐化”等现象或问题。鲜有学者对目的地社会的内部主体性进行探究，即社区结构如何根据旅游实践来进行调适。因而，对旅游实践与目的地社会文化互动间的关系未能产生“深描”③所应具有的效果[7]。
事实上，对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讨论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即在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缺少可替代经济手段，而以旅游发展作为其主要经济支撑的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出路问题。在现代性背景下，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单一价值取向使得传统农村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旅游涉入后，许多地方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而且也许是永久的事实”[8](182)。在此情况之下，拥有不同历史、生态、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其与旅游的互动是怎样的？地方民族文化必然遭遇主流文化的同化吗？显然，单向度的旅游结果影响研究已不能解释上述问题。
本文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云南石林风景名胜区及核心景区④所在地五棵树村为田野点，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⑤，借助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及其关于“文化核心”、“次级文化”及“层次”等概念的论述，从社会文化整合的视角对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进行再讨论。
一、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与旅游实践
文化变迁，又称社会变迁或社会文化变迁，指文化在因素或结构方面的所有变化。文化因素的变迁是指单个文化因素或特质甚或文化丛的独自变化，文化结构的变迁则是指文化的整体结构或生活方式整体或大部分文化因素的变迁[9](305)。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有文化涵化和文化演化两种方式，分别指向文化变迁的横向、纵向变化过程与结果。旅游引发的文化变迁一般指文化接触中文化系统的横向发展与变化，即文化的涵化过程及其结果。
在文化变迁的理论研究中，斯图尔德多线进化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归纳起来，其理论体系主要围绕一个研究方法和四个概念展开。研究方法为文化生态学，四个概念分别是：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次要特质(secondary features)、社会文化整合层次以及文化类型。其中，社会文化整合层次是其理论体系的重点。斯图尔德认为：第一，每一个社会文化体系都有文化核心和次要特质。“文化核心包括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以及宗教模式等。次要特质主要受纯粹的文化一历史因素决定，如传播或无意的创新，次要特质使具有相同核心的各文化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10](45)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文化核心最稳定，容易受影响的是次要特质。第二，每一个社会文化体系都有不同的次文化。因而，面对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仅以规范性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作为所有个人共有的特质之公分母是不足以刻画当代复杂社会的文化系统的。斯图尔德提出依据社会文化整合的层次来看文化结构体系，即文化的变迁由社会文化整合层次决定[10](53-57)。第三，社会文化整合分为国家、俗民(社群)以及家庭三个层次，它们分别对文化变迁产生影响，但是，对某一特定文化体系的影响则视他们在文化发展上的层次而定[10](68-76)。这与不同族群间不同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
可以说，在文化传播论及文化相对论的长期统摄下，为了将社会研究推到追求共相的方向，斯图尔德用“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取代了易与其他文化变迁理论混淆的多线进化论[10](导言，5)。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中，当作者用宏大篇幅对文化演进进行系统分类的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社会文化整合对于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斯图尔德关于前工业社会文化变迁的讨论中，生计模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决定社会组织的形式，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及社会文化整合，也即，文化的演化、进化是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的一个基调。不过，就复杂社会而言，斯图尔德更为强调的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文化整合，他曾明确指出：“这项概念应用于文化基本上只具启发性，它并无意解释特殊文化类型的发展序列。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概念，则仅是处理各种不同复杂程度之文化的一种方法论上的工具。它不是一项有关演化的结论。”[10](62)⑥这是学界一直集中关注斯图尔德文化理论的演化、进化意义而被长期忽略的。因此，笔者所要呈现的是五棵树村村落社群和家庭层面文化行为与社会事实中的社会文化整合，即文化变迁理论一般意义层面的涵化而非生态文化类型的演化更替。就复杂社会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一议题，笔者认为，其作为分析问题的视角，对于今天我们认识旅游与少数民族社区的互动关系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五棵树村撒尼文化在旅游实践中的“变迁”
云南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在特定农牧文化基础上，逐渐发展了一系列与其生产关系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而整合为一套特定的文化体系。不过，位于石林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的五棵树村，因村落与世界自然遗产景观——石林的天然毗邻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棵树撒尼人便迅速参与到各式旅游经营实践中，使得旅游情境中诸多文化形式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民族刺绣即是典型。当村民发现这一传统农村副业能带来可观经济收益，便纷纷投身旅游经营。因而，传统撒尼刺绣既是五棵树村村民从事旅游经营实践的起点，同时，旅游情境中刺绣制作方式的更迭及其商品种类的衍生又成为人们评价撒尼文化变迁的一个最主要面向。
起初，村民仅向游客兜售自制传统民族刺绣，以撒尼日常生活使用的小孩背被、挎包以及男式土布背心等为主，上面绣制具有撒尼文化标志的民族图案，如三弦花、八角花、太阳花以及一些菱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此类传统刺绣做工精细、图案精美，但颇费工时。80年代中后期旅游兴起时，售卖对象多为外国、台湾及香港游客。随着大众游客的涌入及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村民开始简化刺绣图案，仅绣制简单图样或者字样(“石林”、“阿诗玛的故乡”等)。90年代初，五棵树村刺绣经营队伍不断壮大，基本形成户户有缝纫机，家家“打刺绣”⑦出卖之局面；1995年，个别村民开始引进机器化生产。此后，这一技术扩大为石林地区撒尼服饰生产、制作的主流。在此期间，美国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司佩姬(Margaret Byrne Swain)到石林进行田野调查。在其引导下，当地以刺绣为业的撒尼妇女创制出类似“洋娃娃”的“阿诗玛娃娃”，作为旅游商品售卖⑧。虽然这仅仅是传统撒尼刺绣旅游情境中诸多变化形式之一，但透过司佩姬的经历，可以看到，为了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并促进旅游收益的增加，作为旅游商品的刺绣工艺品在传统撒尼刺绣的基础上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嬗变。
与此同时，许多外地人也加入到刺绣制作、经营队伍中。1995年初，四川人开始在五棵树村租赁房屋，专门负责承揽对撒尼刺绣进行机器化复制生产。商品类型逐渐演变为以背包、挎包、手机袋、桌布、壁挂等为主。村民从繁重、辛劳的生产制作中解脱出来，转为向四川人批发零售。显然，在此发展流变中，五棵树人从民族文化的主体变为批发者，从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变为零售小贩，最后在新的替代性生计中逐渐淡出对其制作、销售(今主要在景区出租民族服饰和照相)。从旅游影响结果来看，做工精细、图案精美的传统民族刺绣演变为机器化生产，游客买到的是外来汉族生产制作的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其中蕴含的撒尼文化消失殆尽，撒尼刺绣被冠以“同质化”、“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等标签。
刺绣等民族手工艺品的售卖还直接引致五棵树村传统劳动分工的改变。发展旅游以前，五棵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撒尼村寨，家庭劳动分工极其明确。农业生计虽多为男女共同劳动，但社会生活中一般男主外、女主内，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角色也主要由男性承担。游客进入后，村民发现妇女更容易从事旅游生意，男性逐渐退回到旅游经营的后台。如以旅游结果影响视角来看，旅游改变了五棵树村传统劳动分工，甚至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11[12][13]。进而，人们的家屋住居、生活习惯等均发生了剧烈变化，有研究甚至认为此类变化将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
三、从“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看石林旅游实践与文化变迁
基于此，笔者试图在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的关照下，从社会文化整合视角对五棵树村旅游发展与地方文化的社会互动进行深描，重新审视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
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体系的前提是，认为每一个社会文化体系都有其文化核心和次要特质。其中，文化核心最稳定，次要特质较容易受到影响。就最先发展且受影响最大的刺绣而言，撒尼刺绣从传统的、精细的绣制逐渐嬗变为同质化、机器化的旅游商品，并被冠以“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等标签，撒尼人从民族文化的主体变为批发者和零售小贩，致使专家、学者等为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忧心忡忡⑨。然而，在这一嬗变中，还存在两个重要的、潜在的社会事实。首先，在具体旅游实践中，五棵树村村民并没有因以刺绣品的制售为业而放弃传统刺绣技法，其对于出售和自己留用之绣品有明确、清晰的区分[14]。其次，随着旅游生计方式的流变，大部分村民虽已退出对旅游手工艺绣品的生产和销售，但并不等同于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也停止了对传统绣品的绣制。而这与撒尼人传统的农牧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撒尼人源自以畜牧为主的古羌人[15]，在频繁的迁徙中，经历了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后逐渐发展出以农耕为主之生计模式。受特定地理区位和气候环境⑩影响，其农耕生计主要由农产品、经济作物、畜牧业以及简单的副业等构成。其中，坝区主种水稻，山区、半山区以玉米、荞麦等为主；经济作物包括油菜子、豌豆、洋芋、烤烟和火麻；畜牧业主要为牛、羊；副业以绩麻、织麻布、挑花(即刺绣)等为重。据清康熙本《路南州志》记载，当时彝人“衣服褴褛，与汉人稍异；虽盛暑必披羊皮”[16]；民国年间《路南县志》记载：“男子衣粗麻布，披羊毛或羊毛毡，项挂银圈，以青布套头，红布缠腰；妇女辫发，以青布镶红绿满身，皆自染彩，银扣银泡连缀胸前”[17]。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于20世纪初[18]、人类学家李有义(11)于20世纪40年代也分别记述了麻、刺绣在传统撒尼农牧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在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年月，自给自足是石林地区撒尼农村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麻和刺绣是撒尼人解决穿衣需求的重要手段。
据史料记载，石林彝族的刺绣品可追溯到唐宋时代。明清之时，撒尼人的刺绣已经很著名，也很流行。沿袭至今，刺绣已内化为撒尼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撒尼妇女的闲暇生活均与刺绣密切相关。当下，在旅游“商业化”程度较高的五棵树村，刺绣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也依然非常普遍。平日休闲娱乐时，老人们大都随身携带绩麻(纺麻前工序之一)或者刺绣活计，近乎成为一种身体本能。虽然中青年妇女大都忙于做生意，但也有人把针线带到景区，以便没有游客光顾时绣制。年轻女孩之间则常常切磋绣技，手法娴熟自如，图案极尽繁复。田野期间，常有老人把自家女儿、媳妇、孙女等绣制的精美图案拿出来与笔者一同欣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村里的挑花、纺线能手，大伙均投以赞许的目光。此外，给子女准备结婚服饰及生产小孩所用背被均需要挑花刺绣，这是中年妇女们人生中的重要使命。当然，刺绣还是撒尼社会家庭财富、人际交往的重要象征。以最为考究的小孩背被为例：首先，背被背心的绣制异常费时；其次，背被的造价也极为昂贵，除了长达四、五个月的手工绣制成本，背被内心、背带均采用上好的羊毛制成。计算下来，一副好背被要几千元。因而，背被的使用也很讲究，一般旧的留家里，外出则换上精心绣制、打造的新背被。妇女们常对图案精美的背被品头论足，并成为大家模仿学习的新样板。至亲好友间在生产小孩时也将赠送背被视为最贵重的礼物。
总体而言，刺绣是撒尼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不仅是撒尼族群身份标志的重要符号象征，同时，撒尼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惯习也离不开刺绣来叙述和表达。当然，刺绣这一特定的物质文化还承载着撒尼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在其文化系统中，“吃饭有饮食的歌谣，穿衣有衣饰的歌谣。绣花、洗麻、织布……以及撒尼人的器物等，均有优美的歌谣来歌唱”[19](79)。通过这些歌谣，撒尼人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以及勤劳朴实、简单热情的民族性格均得到体现。从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关于“文化核心”的论述来看，扎根于特定文化的撒尼刺绣已内化为与其生产关系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成为撒尼社会文化系统中稳定的文化核心。
回到具体的旅游情境中，我们看到，刺绣工艺的简化是为了应对大众游客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但在更重要层面，旅游实践所发展出的这种“特别的经济关系”(12)细化了村民对于民族工艺品的分类，因而，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五棵树撒尼社会内部对刺绣持有双重的标准和区隔。这种区隔也自然成为撒尼文化上的一种结果：一方面，用于销售的民族刺绣以及与旅游经营实践相关的诸多文化形式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另一方面，五棵树村民在其特定物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心态依然非常牢固，并不会因为作为经济手段的旅游经营的进入而导致其文化核心的迅速变迁。民族手工艺品、歌舞展演甚至家屋住居等族群文化的外显形式虽然在特定的旅游情境中不断嬗变，但这仅仅是文化系统之次要特质。基于传统文化系统的文化核心则能维持相对稳定。在这里，传统虽然是一个不断“被”发明的历史进程[20]，但作为文化核心的传统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存在。
在此基础之上，斯图尔德对社会文化整合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他认为，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互动关系有多种形式。如社会文化整合既可以表现为现代国家对一个家庭层次的社会整合之影响；也可以表现为国家层次比地方层次受到更剧烈的影响；还可以表现为共同受到国家、俗民层次的影响；等等。当然，斯图尔德也强调，以上三个层次之间还存在许多大不相同的层次整合，尤其在现代复杂社会体系中，都市、城镇以及乡村之间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五棵树村村落社群和个体首先受运作于国家层次之旅游经济政策、法规、制度的影响；而就斯图尔德“印第安人对全国性模式与俗民或社区模式之反应则视他们在文化发展上的层次而定”[10](69)来看，虽然五棵树村早已纳入国家行政管辖体系，受现代国家复杂管理制度和全球化、城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五棵树仍然是一个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强调群体团结的熟人社会，即五棵树村的社会组织关系显示出“俗民社会”的诸多特质。因此，其社会文化整合首先取决于村落社群。
在对五棵树村旅游生计类型的调查统计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村民在景区讨生计，不过，在其旅游经营活动的后台，却是外村人在五棵树村内讨生计，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笔者发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生计分类事实，即村民仅在景区内从事出租民族服饰、照相以及当导游等有限的旅游经济活动，景区外多由外村汉族把持。特别是在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中(包括早餐店、饭馆、网吧、美容院等)，本村人均不参与。为何如此巨大的经济空间没有五棵树村民涉入？
在一位汉族媳妇看来：“在五棵树，本村人不会跟本村人做生意！”原来，在撒尼人固有的文化结构中，不曾有邻里、亲戚之间做买卖、生意之习惯。村民可能与亲友、邻里分享食物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物资，但不会进行经济交换。如今已年过七旬、思想较开放的前任老村长告诉笔者，“刚发展旅游的时候，我把自己种的菜拿去商场(13)，我旁边是外村的(菜)，我的菜比别人好，我卖5毛钱1斤，别人卖1块钱1斤，可是村民还是情愿买外村的，我的呢，看都没有人看一眼。”就这个现象，笔者和许多村民进行了针对性的交流和访谈，大部分被问及者均表示：“自己人和自己人不好讲价，卖高、卖低了都不好！”还有的人直接说：“他们太憨了，没有汉族狡猾，做不来！”久而久之，即使个别村民有在本村做生意的想法，也因为担忧没有生意而夭折了。
显而易见，旅游生计的选择固然与五棵树村天然区位优势有关(在村民强烈要求下，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规定仅允许五棵树村民在景区做生意，这与五棵树村土地不断被征用有关)。但是，在五棵树及石林景区这一更大的经济网络中，村民旅游生计的刻意选择还与撒尼人传统观念行为、社会交换模式密不可分。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习惯的是互惠。而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一方面，村民要追求经济收益；但另一方面，撒尼人所固有的文化惯习又指示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数字来衡量，当两者尚未得到合理调适时，村民甘愿放弃那些有碍传统习惯的生计选择。也就是说，在地方社会中，个体行为往往受传统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监督和规训，个体很难脱离传统规训单独行动。如同西休松尼社会的族群偏见使他们不能全面参与白人社会关系网络一样，五棵树撒尼人固有的文化传统也使其不能完全融入到旅游实践的经营网络中。
不过，类似斯图尔德西休松尼族的社会文化整合，五棵树村旅游经济中文化交往形式多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即游客与村民个体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展开。因而，在西休松尼族案例中，“运作于家庭层次的文化极易受到影响，比如劳动薪资、居室、食物、英语的使用文字以及与白人交往的适应能力等”[10](70)。在五棵树村，随着村民与游客在旅游经济中的交往互动：用于出售之传统刺绣在30年旅游实践中急剧嬗变，具有传统生态智慧的家屋住居不断被拆除，以前仅能讲撒尼语的老妇也开始用英语、日语等兜售商品，等等。总之，撒尼人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生计进行着不断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家庭层次的涵化并不能去除所有的传统行为，正如西休松尼人保存了许多有关亲属关系、儿童养育、萨满教以及娱乐等方面的行为和信仰[10](70)，在五棵树旅游经营实践中，撒尼社会也仍然保持着稳固的亲属关系，独特的儿童养育经验和文化惯习：按照文化习俗，密枝节是撒尼人最重要的宗教祭祀节日。以祭祀村落守护神——密枝神为重，严禁女性及外人参加。在旅游经营如火如荼的五棵树村，至今仍沿袭着这一古老习俗。而其传统摔跤活动，如同刺绣一样，虽然也在旅游节庆中展演，但这种展演与其在宗教祭祀中的类似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因而，旅游实践中五棵树村的社会文化整合虽然主要体现在家庭层次，家庭完成了其社会整合功能，而撒尼社会的文化核心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层次的社会文化整合。尽管旅游带来了冲击，但村落社群、家庭层次仍有抵御冲击的能力；所谓文化变迁，不过是表层现象，原初文化被整合在社会内部的主体性结构之中，不作对外展演。
四、结语
借助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笔者就五棵树村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社会互动进行了深描。一方面，以刺绣为主的民族手工艺品在五棵树30多年的旅游经营实践中发生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嬗变；另一方面，五棵树村民仍然沿袭着对传统撒尼刺绣的绣制。作为旅游商品的民族手工艺品仅是关乎生活生计的一种经济手段，与其社会系统文化核心无关，文化核心仍然在社会结构内得到保留和运用。可以看到，部分研究有将文化系统中次要特质的改变以及展演文化掩盖或隐喻文化核心乃至整个文化系统之变化的倾向；或者有研究对此已有所留意(14),但仍然难脱将目的地各社会文化生硬地细分为孤立的、静止的以及被动的文化标本之境地，忽略了从社会内部主体性来看文化的整合及其结构性过程。因而促使形成了旅游发展必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使地方传统文化出现同质化、可口可乐化等现象或问题的刻板印象。
在五棵树村，撒尼文化中不断遭遇改变的是应对游客消费需求之民族工艺品等各种次级文化及展演文化，而在其地方文化的社会系统中，隶属文化核心的文化形式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延续和发展。当然，由于不同地区、族群文化参与旅游经营实践方式的不同，也可能存在文化核心遭遇变化甚至冲击的危险，如埃里克·克里斯特尔(Eric Crystal)对印尼托六甲丧葬仪式参与旅游实践的研究[8](120～146)。从这一层面来看，“社会文化整合层次”对于解析旅游与地方文化的社会互动还有更多的讨论空间。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五棵树的社会文化就是静止的、不变的。毕竟，在旅游经营实践之外，五棵树村也正遭受着全球化、城镇化的剧烈影响。但在此过程中，“要采纳什么特质以构成新的次文化，而新的次文化又如何整合于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这些都因个例而异”[10](57)，并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疑，五棵树个案为我们认识社会转型、全球化背景下旅游经济实践与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互动提出了新的思考。
以上世纪60年代旅游影响研究之兴起为起点，在此过程中，关于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已经有很多论述，且方兴未艾。在2012年《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15))杂志第33期中，玛格丽特·德瑞(Margaret Deery)等撰文认为，“目前大多的研究并没有对旅游目的地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剖析”[21]。梅尔(Mair)也指出，要理解旅游地文化变迁，不仅要论及地方与全球化的互动，考虑旅游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旅游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历史[22]。因而，斯图尔德“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理论对于解析现代性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旅游实践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将帮助我们从社会内部主体性来看文化整合及其结构性过程，从而更为客观地认识旅游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
注释：
①1963年，努涅斯发表论文《旅游、传统与文化涵化——一个墨西哥村落的周末旅游》，分析了墨西哥某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后，对其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努涅斯由此被公认为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进行探讨的第一人。见Theron A.Nunez Jr.Tourism,Tradition,and Acculturation:Weekendismo in a Mexican Village,Ethnology,Vol.2,No.3,1963,p.347～352；宗晓莲、朱罡：《国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载《人文地理》2004年第4期。
②近年来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综述有：潘秋玲、李文生：《中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刘迎华：《中国旅游业综合影响研究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王子新：《旅游影响研究进展》，《旅游学刊》2005年第2期；王璐璐：《国内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综述》，《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谢婷：《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5期；周慧颖、吴建华：《国内有关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旅游学刊》2006年第6期；李彩云、谢苏立：《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大众科技》2011年第10期；储成芳：《国外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李先锋、何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7期。
③“深描”是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的核心概念，强调人类学家在田野现场对观察对象的阐释。
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自然遗产保护划分。
⑤笔者于2007年7月、2008年4～5月、2011年9～11月以及2012年1月分别进行了田野调查。
⑥除此之外，斯图尔德还先后指出：“社会文化整合层次之概念对于分析当代复杂的社会体系之内部结构，以及刻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新层次之接续出现，都有很大的用处”；“整合层次的概念可应用于发展序列中新类型在组织之出现，同样也可应用于现代国家的内部结构。最重要的内部分化在一方面是全国性的(与国际性的)模式，在另一方面是次文化或社会文化的各环节。一旦澄清了这些区别，在全国性文化的其他层面，如全国性特质、国民性、全国性文化成就，以及制度性行为等，都可以连接到不同的整合层次。”见史徒华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7、77页。
⑦即用缝纫机打制刺绣。
⑧2011年8月，笔者同司佩姬教授到石林路美邑乡和五棵树村回访，交谈中，司佩姬提及当地人在其引导下创制出这种新型旅游商品。
⑨目前，已有研究从文化商品真实性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抨击。见马晓京：《民族文化商品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⑩石林属于低纬度高原性季风气候，冬季干旱，夏季多雨，干湿分明，年均降雨总量稀少。此外，石林喀斯特地貌不利于地表水保留，土质多为红土。
(11)李有义，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专攻社会学及人类学，毕业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曾拜拉德克利夫-布朗为师，1958年后工作于中央民族学院，是中国藏学、民族学、世界民族研究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其在路南县(今石林县)对彝族撒尼人调查后撰写民族志《汉夷杂区经济》，曾列入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为费孝通先生引领的“魁阁”时代代表作品之一，这系列作品包括：费孝通《禄村农田》、张子毅《易村手工业》、史国衡《昆厂劳工》、田汝康《摆夷的摆》(也叫《芒市边民的摆》)、李有义《汉夷杂区经济》。载刘世生选编：《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
(12)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对此问题有专门论述。他通过对爱斯基摩人、毛利人等分析，提出了“小型艺术”类别的说法，包括：实用艺术、商业艺术、礼品艺术以及机场艺术等。参见菲力普·F·麦基恩《走向旅游业的理论分析：巴厘岛经济的双重性和内在文化变化》，载瓦伦·L·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13)介于原景区停车场与景区入口之间，主要由旅游纪念品的摊、店组成，同时也作为五棵树村菜市场，以满足村民简单日常生活需求。2011年底，该旅游商场随村落搬迁被拆除。
(14)吴昊等曾尝试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分类方式探究旅游对目的地的文化影响。参见：吴昊《旅游对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陈丽坤：《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比较研究》，《旅游学刊》，2011年第11期。
(15)《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旅游研究三大权威期刊之一，SSCI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