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无法回避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2月， 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南巡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这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两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五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并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不可否认，还有许多人心存疑虑，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的优势，因此也不理解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这种疑虑若不化解，必将影响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本文愿为化解这些疑虑做些尝试。
一
大家知道，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原材料、劳动力等，毫无疑问，这些生产要素是有限的，任何一个生产单位都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索取。而且，一个单位获得的要素的增加必然导致别的单位获得的要素的减少。因此，社会要顺利进行生产就必须首先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所谓资源配置指的是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生产用途之间作出选择，以获得最佳的效益。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2〕。
如何配置资源，现在知道的只有两种手段：计划和市场。所谓计划配置资源，是指经济决策高度集中，几乎所有决策都集中于中央，通过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推动经济运行。而市场配置资源与之相反，它不是通过计划，而是让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进行生产。一个是计划手段，一个是市场手段，对它们的不同理解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竭力宣扬自由市场经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率的体制。因为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受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必然主动地了解市场信息，确定生产经营项目，然后再通过市场获取资源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了又通过市场进行销售。这几个过程都离不开市场主体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对市场信息把握准确，产品就能顺利售出并获取利润，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对市场信息把握失误，产品就不被市场接受（即不被社会承认），该生产过程就不得不停止。这样，市场事实上成了一个中立的裁判员，市场主体的利益目标演化成一个目标：让市场接纳自己的产品。产品被接纳，说明该产品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否则就不符合社会需要，该项生产将不可能再进行下去，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过多浪费，保证生产始终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进行。
上面这一图景为历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以至西方微观经济学几百年来都跳不出这一框架。西方经济学家直到今天还在引用亚当·斯密200 多年前在《国富论》中说过的一段话来验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每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为大”〔3〕。
这段话旨在颂扬以利己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运行机制，把它说成一个理想状态。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打破了这一神话。以普通群众的血和泪铸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丑陋自不必说，从资本主义诞生起就如影相随的两极分化、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危机并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失，有时还相当严重。正因为此，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进行的同时，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已经在向往着计划经济模式了。
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就是代表者之一。他重视未来社会的联合和协作，强调在实业制度下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制定并实行明确的并配合得十分合理的工作计划。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目竞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实行自觉的计划经济以代替自发的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再存在。
首先将计划经济付诸实践的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着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时列宁强调的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4〕。“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 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5〕。这一体制在30 年代的苏联取得了极大成功，苏联很快就成为一个强国。以至后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很自然地向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看齐，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
客观地说，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刚建立政权、存在内忧外患、群众政治热情高涨等时期）起过它的作用。它可以合理利用资源组织经济建设；它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铲除资本主义复辟根源的重要保证；它可以帮助政府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千百万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纳入统一计划之中；它有利于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正是这最初的成功坚定了计划经济创建者们的信念。何况，理论推导中计划经济的确魅力无穷：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生产，这样才能使整个经济生活处于有序状态，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营只会带来个人生产的有序和全社会生产的混乱。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而且，也只有计划经济，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地分配，保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点，盲目、自发的市场经济是做不到的。
以上我们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对立的背景。本来，计划和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并无社会制度的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不应该成为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准，但是要看清这一点至少有2 个理论上的障碍：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理论。前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计划调节经济，无须市场；后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这样一来，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成了必居其一的选择。由此，历史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两大对立：一是以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两种制度的对立；二是两种制度之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
实践证明，这种思维定式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西方，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为标志，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被存在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五十年代以后，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
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只有五年，但我国的改革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市场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以上这些提法，既是改革实践发展之必需，同时又体现出旧有理论对实践的束缚，不打破这一束缚，改革就难以深化。为我们完成这一工作的是邓小平同志。他不失时机地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大胆论断，为理论界注入了活力，也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新的道路，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对中国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有促进作用。
二
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那么，在经济生活中，二者的地位又是如何呢？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我们只能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
（一）、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国家统一计划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的。社会化大生产使经济计划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而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纵向来看，当今的生产状况比起以前的状况，其社会化程度无疑是提高了，但几十年以后，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肯定将更高；从横向来看，我国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不平衡，且总体上尚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就已达到实行完全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水平呢？未必。因此，我们说现在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已具备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至于什么时候具备这个前提，亦非主观臆断能够求解。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有它运行的规律。
（二）、经济计划的基础是经济统计，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完全准确的经济统计，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有卓有成效的计划。从这一点来看，以计划为基础配置资源在现有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水平下也是不现实的。
1、统计工作的精确性与统计工作者素质密切相关。不可否认， 各地的统计工作者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工作责任感差、马虎了事；有的出于单位小集团利益考虑，或迫于领导压力，人为夸大或缩小数字，所谓“领导出数字，数字出领导”。这种事例常常被曝光，可见并非个别现象。
2、中国是如此之大，即使每一个统计工作者都尽职尽责， 把数字之精确看作自己的生命，也难免会有数字的失真之处。因为经济现象纷繁复杂，很多现象概念模糊，难有准确界线；经济统计并非统计者主观努力就能完成，这一工作需要被统计者的积极配合，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3、我们假设统计数字是真实的或大体真实， 但真实的数字未必就能指导实践。因为从开始统计到得出结果需要一个过程，而得出结果后制订计划、付诸实践又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来，本来切实可行的计划很可能因时过境迁而变得十分可笑。
既然数字是如此不可靠，而计划又不能没有数字，那么我们又怎能让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呢？
（三）、即使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为实现计划而付出的代价也必然是高昂的。因为我们一方面必须为此过程支出庞大的监督管理费用（行政开支一涨再涨，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常常在这一过程中被扭曲。
我们知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是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是管理社会事务。而企业是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其基本职能是创造财富，增加积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二者从不同方面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政府主要在宏观上管理经济，比如加强宏观调控、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而企业在国家宏观管理之下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但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用人制度都接受计划的统一安排，不可能也不需要有自主权。而接受国家计划的安排在实际操作上就演化成了接受主管行政部门的安排，很多情况下又进一步演化成行政领导说了算，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企不分”。这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第一，行政机关担负了自己不该管的企业管理职能，必然影响其抽出精力管理其他社会事务。第二，行政领导不在生产第一线，缺乏生产管理经验；企业领导有实际工作经验，却无实际决策权，自然也无须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而让行政领导承担责任，在实践中亦不大可能。最终结果是企业赢利，双方有功；企业亏损，双方无过。这使得企业很难有正确的决策。第三，因为行政机关的层次性和地域性。使得企业间缺乏横向交流，这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根源。既浪费了国家财力，又限制了企业发展，也违背了生产社会化的大趋势。
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企业有活力，国民经济才有活力。而企业缺乏活力的最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要实现政企分离，就首先要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改企业之通过计划生产为通过市场生产，在市场中生长、发展、壮大，这是实现行政机关与企业脱钩的根本途径。
（四）、传统的计划经济使经济形势从属于政治形势。因为计划影响经济发展，而政局又影响计划的制定，这样，经济发展不仅受经济运行本身不平衡规律的影响，还受政治局面的影响，增加了经济动荡的可能性。回顾我们建国后的建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政局稳定，政策得力，则经济形势看好。否则，国民经济将遇挫折。“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典型例证。
（五）、我们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方式，应根据计划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不同特点。计划方式具有自觉性、事前性、全局性的特点，它能够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制订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目标，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进行生产力合理布局；它能够制订，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它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和公平；它能够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同时，计划也有它自身的弱点：它缺乏灵活性，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状况不可能有准确及时的了解；它无法解决计划的集中统一性与信息的分散性的矛盾。这些特点，决定了计划的作用主要是宏观性的。
市场方式的优点在于它的灵活性、主动性、利益关联性，市场主体可以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求平衡，减少资源浪费；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市场主体主动地改进技术，促使生产组织和生产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市场配置资源也有它的局限性。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分散性、事后性的特点，对经济总量平衡、重大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社会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问题要么无能为力，要么起消极作用。因此，市场适合于解决经济的微观平衡问题，而无法解决宏观平衡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计划和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发挥计划的作用。而二者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应该是市场，至于市场无法解决的宏观经济问题可以留给计划去解决。正因为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所以我们称即将建立的新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很明显，这一说法并没有比较两种手段谁优谁劣的意思，也不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比计划重要。
（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就是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计划的范围逐步缩小的历程。甚至还可以说，我们每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是以市场为取向的。
1978—1984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城市进行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适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由此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
1984—1988年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我们改革了农村流通体制，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取消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缩小指令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改革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了我们走进世界市场的速度。
1988—1991年是改革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一方面调节经济的平衡，另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如调整粮油价格、进行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改革，扩大和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试点；开放和开发上海浦东等。
1992年至今是改革的第四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是不自觉地走向市场，那么现在我们是自觉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如今，传统计划经济的痕迹越来越少，20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商品房、人才市场、股票期货等已走进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我们会发现：二战以后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采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这当然不仅仅是巧合。
以上我们所谈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发展经济，要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必须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此外别无他途。
人类历史上只存在过两种经济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我们不可能逾越商品经济阶段。历史上只存在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方式和市场方式。纯粹计划方式已然行不通，我们只能采取市场方式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这样，商品和市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才能相辅相成，合二为一。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全体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应该保证经济生活的合理自由。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将使我们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国。当然，我们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切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理论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如何建立这一体制尚有不少争论。实践上我们遇到的问题将会更多，有时甚至要经历比较大的阵痛——这不应使我们退缩，事实上也无路可退。既然目标已定，就只有向前走了，纵使前面荆棘满地，也只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在此，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会有新的启示。马克思说：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的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铁木儿的蹂躏’”〔6〕。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2〕《经济学》（上）保罗·A·萨缪尔森，第4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
〔3〕转引自《现代西方经济学》（下）高鸿业、吴易风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90年7月版，第1页。
〔4〕《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第14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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