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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中一种最常用、最基本的教育方法，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辨是非、以理服人，进而提高思想认识、培养优良品德的有效方法。它以讲解、报告、谈话、对话、讨论、辩论、指导阅读书刊等方式为主，也配合参观、访问、调查等方法。
说服教育在德育过程中运用最广，无论通过哪类途径和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情理交融、耐心细致的“说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①周恩来同志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②那末，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说服教育”呢？
（一）说服教育要注意晓理性、灌输性。说服教育重在晓之以理，理论是思想工作的神经中枢。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因此，教育者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并善于讲革命的“大道理”，坚持用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教育人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勇于触及和解释那些理论性、现实性的热点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时，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摆事实，讲道理，启发自觉，以理服人。道理要讲得透彻、顺势、入情、合理；事实要摆得真实、具体、充分、有力。要讲得头头是“道”，要说得能“得人心”。这里的“得人心”，是指说理时一能抓住人心，二能打动人心，三能深入人心，四能振奋人心。要使人听了“说理”之后，确有“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进而引起思想上的强烈共鸣，接受真理，提高觉悟，心悦诚服。正如古人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理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真理是科学的，而科学的真理需要科学的方法去“灌输”。灌输，就字面而言是灌注、输送的意思。考茨基在谈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提出了“灌输”的雏型。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间自发产生的，而是一种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其后，列宁根据俄国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经历而对考茨基的提法，他明确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④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农村政治工作时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⑤说服教育的关键在“说”，因此尤应重视“灌输”。但灌输并不是千篇一律地照本宣科、搬弄教条、反复唠叨，而是要结合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发展规律，通过传授系统的科学理论知识，进行有目的的疏导。
（二）说服教育要注意多端性、启发性。多端性是指说服教育应具有多种开端，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比如，有时从传授政治、道德知识说起，有时从解答青少年关切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说起，有时从解决具体的思想认识问题说起，有时从纠正青少年的缺点错误说起，等等，所用语言有时文雅古朴，富于哲理；有时气势磅礴，富有激情；有时含蓄幽默，别具风趣；有时开门见山，突出诚意。就说服方式而言，讲解，可以是系统的，也可以是专题的；谈话，可以在室内或室外进行，也可以在集体或个人中进行；讨论，可以是小组讨论，也可以是全班讨论；调查，可以是书面调查，也可以是实地考察，等等。
说服教育要具有启发性。“启发”一词源自《论语·述而》篇。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对此，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⑥何谓“愤”、“悱”？宋代理学家朱熹释道：“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⑦说服教育也要注意贯彻“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启发式原则，在受教育者求通而把握不到、想说而表达不出的状态下进行点悟、诱导、启迪，使其思而得之。常言道：“施教之道，贵在引导，妙在转化，重在开窍”。这里的“开窍”，即指通过“启发”促进受教育者思想的内部矛盾运动，教会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达到思想转化的目的。
（三）说服教育要注意针对性、对比性。针对性即针对当前青少年突出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特点进行说服教育：他们拥护改革、向往四化、锐意创新、热爱祖国，但往往情绪偏激、求全责备；他们思想活跃、爱美求乐、崇尚实际、喜欢独立思考，但往往观察和分析问题带有片面性、表面性和盲目性，有时过于追求实惠和享受，价值取向偏己；他们渴望独立、要求自主，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注重社会交际，但往往组织纪律松懈、法制观念淡薄、交友不够慎重；他们追求知识、渴望成才、自尊自爱，但又自觉性较差、自控力不强，有时缺乏对自身的正确估价、盲目自信；他们关心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又对此缺乏信心、容易以偏概全，等等。说服教育必须实事求是地针对青少年的这些思想特点进行，扬长补短，长善救失。
此外，有针对性的说服教育还要充分考虑和顾及到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根据他们不同的思想基础、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采用不同的教育开端。人心微妙，情感万千。有的喜欢“大江东去”的豪放之情，有的喜欢“小桥流水”的眷眷之意；有的喜爱“震聋发聩”的激昂之声，有的喜爱“润物无声”的娓娓细谈。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有的放矢，因人施教，才能真正使说服教育牵人以心、启人以志、富于活力、卓有实效。
对比性是指在说服教育中通过对照、比较、鉴别，分析差异、作出判断，进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对比可分为两种，即从时间上分为纵向比较；从空间上分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能使人看到成绩，振奋精神，受到激励和教育；横向比较能使人找到差距，端正态度，明确奋斗目标。说服教育中的对比，要选择有代表性、人们公认的思想现象进行比较，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感到接近、打动人心。选择比较鉴别的对象时，既要运用正面的材料，也要有目的地提供反面材料。要从本质上进行分析，而不能作简单的类比。
（四）说服教育要注意诚恳性、感化性。教育者在说服教育过程中要以诚相见、以情感人，使受教育者能在满腔热忱的感化教育中引起强烈的情感体验与思想共鸣。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尊重人、关心人、相信人，是教育人、说服人的基本前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虽有长幼之分，知识多寡之别，但在人格上应是完全平等的。因此，说理的态度务要诚恳、友爱、民主、平等，情真理切、情理交融，对教育对象一视同仁，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他们的困难与要求，切忌以教育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或偏听偏信、滥施“拳”威，以至造成隔阂或对立，影响说服教育的效果。一个人一生，雾失楼台，月迷渡津，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是感情容易冲动的青少年。但是，和睦的相处，温暖的友爱，诚恳的劝说，动人的感化，便能促进感情的沟通与思想的交流，由“亲其师”而“信其道”，使他们幡然悔悟，迷途知返，启开心扉，消除芥蒂。正如俄国教育家别林斯基所言：“充满爱的语言，使无可反驳的劝说好似熊熊烈火发出光和热，听到这种语言，心中感到暖洋洋的，会让人心情舒畅；但缺乏爱的语言，就会把颠扑不破的真理，搞成冷酷的、僵化的训诫。”⑧
（五）说服教育要注意愉悦性、婉曲性。愉悦性是指说服教育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巧譬善喻、谈笑风生，尽可能寓道理于故事、笑谈、实例、活动之中，为青少年所喜闻乐见，使他们愉快地接受真理，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说服教育不是死板的说教、简单的训斥，教育者没有必要一讲道理就摆出一副冷峻严肃的面孔，用刻板枯燥的语言把自己所要宣传的真理弄得令人听而生厌，逼得人们在那些风干的语言甚至居高临下的教训面前热泪涔涔，而应该以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含笑谈真理，挥泪诉衷情，在妙趣横生、谈笑风生之中，将深邃的哲理、丰富的意蕴，用耳闻目睹的趣事、旁证博引的材料、饱含情理的语言、巧譬善喻的实例，淡淡引进、慢慢渗入、渐渐深化，进而使受教育者领悟教育的要求，明确进取的目标。
婉曲性是指在说服教育中不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而是妙喻暗示，用柔和、婉转、含蓄的语言进行点悟与诱导，使人在“旁敲侧击”中明白事理，接受教育。我们说，枯干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风暴雨会把它摧毁；娇嫩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一阵暴晒又可能使它枯焦。育人亦复如此。古往今来，“心直口快”、“直言不讳”、“直截了当”、“直抒己见”、“直来直去”，这个“直”字，备受人们称道。但说服教育是一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对自尊心强、承受力强、自控力差的青少年来说，那种刺耳伤心、咄咄逼人的“直言”，往往会使他们难以接受，甚至因此导致对立情绪。而婉曲语则使人亲切、和善、入耳，易于接受。
（六）说服教育要注意渐进性、疏导性。说服教育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人们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只有通过量的逐渐积累，才会达到质的飞跃。因此，说服教育要注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推进，不要只讲些“理所当然”，还要阐述好“理之所以然”；不仅让青少年“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说服教育还要注意疏导性。“疏”有疏通、开浚、清除之意；“导”有启发、引导、选择之意。在说服教育中，疏导就是疏通和引导。疏通是指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引导是指循循善诱，长善救失，因势利导。疏通和引导是辩证的统一。疏通是引导的前提，引导是疏通的目的。说服教育中注意疏导性，符合人的思想认识的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青少年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列宁说：青年人“血气方刚、热情奔放和正在探索途中”，⑨因此，要注重疏导，一味地强调“不许”、“不准”、“不能”、“不要”等等，实行堵塞和禁止，是无济于事的。历史上疏导多就治水而言，《孟子·滕文公上》就记载有“禹疏九河”的经验。治水必须“顺水性所宜”、“纵水流之势”，采取疏导工程，使之安澜归漕。对青少年进行说服教育，更应疏而导之，解思想疙瘩，明问题是非，发挥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促其长善救失、提高觉悟。
（七）说服教育要注意忍耐性、自控性。忍耐性、自控性是指教育者在进行说服教育时，能自我意识到语言信息输出的状况，掌握分寸，把握“火候”，自觉地控制语言信息发出的程序和程度，在心平气和中清楚地说理、耐心地教育，说得恰到好处、点到为止。切不可因自己理由充分而咄咄逼人，也不要因自己滔滔不绝而信口开河，更不能因一时气愤而忘乎所以，对教育对象讽刺挖苦、侮辱谩骂甚至进行体罚，使矛盾激化。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⑩说服教育是一项十分细致并充满矛盾的工作。教育环境的复杂性、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和教育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说服教育工作过程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管子说得好：“攻坚则韧”。说服教育是韧性的战斗，是意志的考验，需要教育者具有高度的耐心和坚强的毅力。因此，教育者要注意加强修养、控制情绪、宽厚待人、多些耐性。正如我国现代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所言：“思想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思想教育是一个最细致的工作。不能性躁，多一分耐性即多一分效果”。(11)
（八）说服教育要注意求实性、择机性。教育者在说服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说来，一是所说的话要符合客观实际，“言之有物”，不是空话；二是所说的话要发自内心，言由衷发，真情实感，不是假话；三是所说的话要符合情理，理利相济，不是大话；四是教育者的态势语言包括仪表、风度、眼神、手势实在自然，不矫揉造作。总之，“求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说服教育中密切联系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关切的现实问题，决不能“道理一大篇，实际不沾边”、“隔靴抓痒”、连哄带骗。同时，讲话要真实可信，对事物的真象既不掩盖，又不贬低、歪曲，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如讲解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既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又不粉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阴暗面和各种问题，也不讳言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并对此加以揭露与批判。
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的“分量”、“效度”随“机”而分轻重。有时候，一语中的，拨动心弦；而有时，口若悬河，却收效甚微。古人云：“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说服教育要把握说话时机，讲究说话策略，察言观色，择机而育。要善于体察教育对象的神情、谈吐、行为、需要、注意力和习惯动作的变化，着力探求其内在心理因素，用心选择谈话的“契机”，随机应变，因势而教。否则，“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12)
（九）说服教育要注意身教性、典范性。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教育者要说服别人，先要取得服人的资格，这便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没有身教，言教就容易成为“说教”，就难以取信于人。只有教育者以身作则，成为教育对象心目中的楷模，言教才更具有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号召力，才会一言九鼎、令人心悦诚服。常言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教育者的高尚品德和模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动员与号召，是在“说”与“服”之间架设起的一座桥梁。否则，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教育别人勤俭节约，自己却铺张浪费；要求他人关心集体，自己却损公肥私；号召大家清正廉洁，自己却腐化堕落，那么，只能是“说”而不“服”、“教”而无“益”。
典范性，即典型示范性，是指在说服教育中，要注意利用正面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来影响、教育人们，提高其思想认识，养成其优良品德。它包括革命领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古今中外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等的高风亮节，同龄伙伴中的好人好事，教师和班主任的示范作用，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影响，以及文艺作品中正面人物的感人形象等等。实践证明，先进典型本身就是一部催人奋进的教科书，是一个向导，是一面旗帜，被人认可的“典型”、“榜样”具有无穷的教育力量，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说：“没有什么事情能象榜样这样能够温和地而又深刻地打在人们的心里”。(14)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可塑性大，模仿力强，接受信息快，富有理想，有上进的愿望。因此，教育者应注意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启动、调整、激励与矫正作用，以增强说服教育的活力和效力。
（十）说服教育要注意连贯性、一致性。说服教育要注意连续性、贯通性。否则，一阵风、一场雨，一个阶段一种说法、一个部门一种要求，势必使教育对象产生思想上的矛盾、行动上的徬徨和信仰上的危机。此外，就学校而言，为确保说服教育的一致性，既要注意统一学校内部各类人员的教育口径，分工负责，通力合作，组成坚强的教育集体；也要注意统一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力量，构成一个“教育网络”，统一要求，综合治理。
注释：
①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244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⑥转引自何晏《论语集注》。
⑦朱熹：《四书集注》。
⑧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390页。
⑨《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6页。
(11)《徐特立教育文选》第247页。
(12)(13)《论语·季氏》、《论语·子路》。
(14)洛克：《教育漫话》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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