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出版现状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出版全行业不断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如果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市场前所未有的迷茫；形势前所未有的严峻。实践中，逐渐凸现出如下几点出版热点问题：
一 关于市场是疲软还是正常
去年以来，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订货会情况非常好，但出版社整体发行情况不好；书市很火爆，但平时的销售趋淡。因此，在行业内，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叫“市场疲软”。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为此，我就中青社98年的发行情况作过一个了解，发现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一次订货很多，现在一次订货少了，但添货次数多了。即订单变得零碎了，发行人员异常忙碌。过去某市的书店一次订30万，现在一次订7万，但过去半年添一次货， 现在半年添五次货。98年全社全年销售较97年上升15%左右。像中青社这样，应该不是个别现象，比如人大社，上升50%多，新华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等，都有不同程度上升。这只能说明，现在的书店系统变得更加理性化了。如果说市场整体有回落的话，这种回落是一种真实需求的反映。过去的所谓繁荣，不能排除带有某种“泡沫”成分。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出版社只能呈现两种景况：或销售持续增长，或销售锐减。仔细分析，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选题。市场变得挑剔了，因而，选题重复出版、选题一窝风、选题炒作等弊端，开始受到市场的惩罚。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是市场整体疲软，还是结构性疲软？有的同志称其为结构性疲软，我赞同。即选题结构有问题的部分，市场不接纳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整体疲软和结构疲软这两种不同看法，事实上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整个出版界有一个引导作用。如果产生误导，后果非常严重。比如，就我所知有些出版社由于畏惧市场不振，98年后半期和99年的计划出书量大减；有些出版社，考虑到结构性疲软，正在全力优化99年的出书计划，一个是简单地压缩数量，一个是狠抓优化结构。这其中的差异在99年会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如此看，我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我们有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主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出版行业内在的深层次矛盾，在金融危机这一背景下的总暴露和表面化。中国出版业在结构性疲软这么一种情况下，总的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像过去那样一个高速增长期很可能已经结束，这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经济规律显示，多数高速经济增长范例均不会超过二十年。此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增长期或徘徊期。这个中国出版业的调整期究竟会有多长时间还很难说，但在调整期中，出版业会有一种出版实力的重新排队，排行榜的变动是必然的。但这一次出版业呈现的调整和从前以倒退为代价和前提的调整不同，是一种行业内立足于再发展的自我调整，摆动的幅度不会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进入这个调整期，一些地区出版局和出版社便迅速地抓住了机遇，发起了新一轮强劲的出版改革。这一轮出版改革值得我们全行业关注。一个特点是力度大，动了真格的，从运行机制、机构、人事制度，实施全面改革；二是目标远，不顾及眼下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积累后劲和长远集团化发展奠基；三是改革方案多样化；四是光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更多的是呈现一种“静悄悄的革命”。特别应该关注北京地区一些出版社以及上海出版界的改革举动。在调整期出现的新一轮出版改革，没有任何人号召，是出版界依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对改革必要性认识的深度自发进行的，而且从总体上看，是中央级出版社走在了地方社的前面。尽管这些改革涉及的面还不宽，但影响巨大，已经引起了出版界较为广泛的关注。
二 关于集团化
97年，特别是97年下半年，这个话题很热，98年以来，特别是98年下半年，逐渐沉寂下来。争论、议论少了。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等企业集团受到严重冲击后，我国出版界也引起了某些议论：还能不能搞集团化，是否有必要搞集团化等等，但集团化的实践并没有停止。引人注目的有署直美术出版集团的成立，数家报业出版集团的成立和上海出版界的集团化设计等等。我始终认为，集团化不是为了变大，而是为了变强，或者说表面上是变大，实质上是为了变强。“大而强”是集团化的一种理想，“大而弱”则多是集团化的一种现状。这种现状表明，出版集团化建设确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即使已实现了集团化运转的，由“大而弱”变成“大而强”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存在着先天不足。集团化的成败，关键在于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而出版业在目前情况和条件下，全面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还比较困难。我们眼下搞集团化建设，主要是一种行政力的推动和主导，是一种条件还不完备情况下的“强行起飞”。依据现在情况，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大致是三种模式，即横向发展模式，如署直美联体出版集团；纵向发展模式，即以单个社为单位，纵向发展状大自己；还有横向和纵向两者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从实践中看，三种模式的表现形式会是多种多样。除去署直机关美联体出版集团以外，还有几家集团化建设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一种是出版社自我壮大式的。在此一轮改革中，有的中央级社打破原有机构建制，以出书门类重组出版中心，实施一级法人下的二级管理，放手发展壮大多项经济支柱，并在分配的部分实施模拟股份参与办法，即各中心盈利部门拿出一个百分比搞相互参股分配。意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监督、制约。另有一种是报业出版集团，以报纸为龙头，联动其他文化产业加入。书刊基本上是一个配角。这似乎和我们出版界所讲的集团化有某些区别。还有就是上海出版界，正在筹组中的出版集团，集编、印、发为一体，形成出版产业化大军。值得特别研究的，是由报业牵头筹组的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这种出版集团极有可能由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也就是说，在高科技切入出版，信息化时代来临的情况下，书、刊由过去知识思想载体的定义会向信息载体这样一个定义过渡，知识和思想，都成为一种信息，从而使原来的书籍这一载体传媒化了。这是一个由实践产生和带动的观念上的大变革，是一种基于新型观念基础上的新的产业发展观。这次出版集团化建设的实践，一个特征，将是比较长期的，依据条件的成熟与否，有先有后，有大有小，形式多样，有区域性影响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但不可能一步登天，搞成什么世界知名的出版集团，那要走相当长的路。第二个特征是：出版集团与非集团化出版社共存共荣。全行业无一例外进入出版集团序列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宣传和工作研究中，应该有两个课题，即集团化问题和非集团化问题，现在，尽管集团化的讨论还不充分，毕竟还有讨论，但非集团化怎么办？鲜有提及。但集团化是以非集团化为前提和基础的，不搞清楚非集团化出版社在发展中的定位和出路，出版集团化问题不可深入，中国出版业的新格局就不可能形成。
三 关于店社关系
店社关系已延续近五十年，应该说建立了鱼水关系，谁也离不了谁，唇亡而齿寒。十多年来，店社双方也曾在改革中产生过矛盾，有过不断的调整。但近两年来，店社关系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面临着新考验。考验之一，是出版社怎样看书店？发行不畅单纯怨书店对不对？书店退货应不应该？等等。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出版社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新华书店错当成了图书市场，出版社以把书卖给新华书店为目的，发货收款，天经地义。其实，新华书店只是一个“假性市场”，是一个“过路财神”，而“真实市场”是在读者那里。从新华书店这一层看，近几十年来，同样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错位，也误以为自己是一个“真实市场”，由凭新书介绍征订到看样订货，都是把自己当成图书的第一买方，从而囤起了一个大肚子。这样，它把自身的职能搞得复杂化了。当然，造成上述两种后果的原因，客观地看，也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它使店社双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时还“找不着北”。“真实市场”和“假性市场”的问题，应该到了需彻底搞清楚的时候了。它事关出版发行改革的深入。考验之二，是书店如何看出版社，特别是如何看待发行折扣问题。这是店社双方利益所在，是店社关系的一个基础，不可小视。现在发行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叫“高进高出，低进低出”。新华书店进货，怎么会有“低进”的可能呢？究竟能低到什么程度？如果有，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行政力量干预，在一定职权所及范围，强行使出版社在行业约定俗成的折扣基础上，再让折扣给书店系统，从而造成出版利润向发行利润的转移；第二就是向“二渠道”倒进货。现在，倒进货的问题时有耳闻。从行政管理规定上看，是不允许的。如果倒进货问题不加管理，将直接引发出版社灾难性后果，并最终殃及发行业，也将对几十年形成的店社间良好的依存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向书店，出版社同样应该检讨自身的行为。因为部分“二渠道”之所以能做书，首先是由于出版社卖书号所致，源头的东西仍然在出版社，所以，遏制这一破坏性出版发行行为，出版和发行双方都应作出努力。现在，传媒中的一些提法值得商榷。比如“民营书店身份明朗”说，“‘二渠道’的提法不科学”等等。这些提法，有两点要讨论：第一，没有说清楚民营书店是卖书的身份明朗，还是做书的身份明朗；民营书店做书，到底是应该鼓励，还是应该限制？还是有条件放开？故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部分“二渠道”由此说便误认为是一个“放开”的信号，到处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办私人出版社；第二，“二渠道”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有着特定的指向性并在行业内已约定俗成的提法，就是指新华书店以外的其它所有制发行实体，是发行改革中作为新华书店这一主渠道的一种补充渠道出现。“二渠道”的提法，不含有任何歧视性。问题是眼下有部分“二渠道”在横跨出版和发行两个领域，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开始偏离了原定的游戏规则，有一些未能甘处“补充”的角色，超越许可由零售进入二级批发领域；由发行进入出版领域；由正版书发行进入盗版书发行领域。因此，“二渠道”首先面临着一个纯洁自身队伍、依法经营的问题。不如此，最终会走向死胡同。当然，我们也不能采取泼脏水连同婴儿一道泼掉这种错误的作法，全盘否定“二渠道”的存在对活跃促进图书市场竞争发展的历史功绩。而应满腔热情，引导“二渠道”健康、有序地为中国发行改革注入新的更大的活力。
出版社发行工作的改革，由形势所推动，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转型时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形成、九十年代风行的中央级出版社社办发行联合体，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原因就在于这种联合体遇到了来自四个方面的挑战：即来自同行各种发行联合体不断增多的挑战；来自新型发行手段日益花样翻新的挑战；来自行业外发行力量日益强大的挑战；来自新华书店系统不断改革发展的挑战。因此，停留在八十年代那种带有联谊性质，着重扩大声势性质的联合体，已过时了。要不要向实体化过渡？要不要向多样化发展；都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发展地看，部分出版社的发行联合体，有可能最终发展成为发行的经济实体。出版界新型的发行组织构架，如大型读者俱乐部或大型的图书邮购公司不可避免将会产生。眼下，这种以社为单位的读者俱乐部，在北京，已有十多家，中国版协也正在就筹组大型读者俱乐部进行可行性调研。店社关系面临新一轮调整和考验。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应关注出版社发行观念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近几十年来，出版发行工作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但在初涉市场经济的今天，出版业的发行观念还显得十分陈旧，组织结构和行为模式都不尽合理。在我们的发行工作中，从未将营销策划和储运发货加以区分，长时间以储运发货行为代替营销策划行为。发行工作中，基本没有营销策划的思想，也不可能有专门的营销策划人员。近两年，媒体经常出现一个词，叫“炒作”，褒贬不一。“炒作”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营销策划的内容之一。这就说明，营销策划已开始在部分出版社的发行工作中运行，今后几年，在出版社发行工作营销策划功能的强化中，会有两个内容出现，一是建立选题出版的“告知系统”，以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二是建立自己的“影响或传播系统”，即主要是与媒体建立固定、长期融洽的关系。今后的图书行销，一方面反映的是选题的优劣，另一个方面，反映的是营销策划的高下。
四 关于行业外资金进入出版
前两年，我们对行业外资金进入出版，曾经提出过种种告诫。这种行业外资金，包括内资和外资两种。为什么会有行业外资金进入？因为出版业仍然是一个受到政策性保护的特殊领域，市场的风险相对小而领地相对大，有获利空间，甚至有产生高出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不光有获利空间，还存在着可能获大利的空间。特别是出版业的期刊，被外国经济界视为仅次于金融及黄金而排行第三。如美《读者文摘》，据说有较长时间和我方接触，要求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98年，其管理决策层更是倾巢出动来到中国，投石问路。德国贝塔斯曼读者俱乐部进军上海，已站稳了脚跟，几年间已发展了数十万会员。进入中国之初，是租出版社纸型，出俱乐部版图书。现已进入到买版权，与中方出版社共同出版，由贝塔斯曼出版俱乐部版的境地，事实上贝塔斯曼也已进入了中国的出版领域。据一家上市公司称，他们已在内地以不同方式收购了数家杂志，这些形式包括：原杂志社社长、总编进行终审，由他们来组建编辑部并实施管理；保留原编辑部，由他们来供稿；保留原班编辑人马，但须依据他们提出的方案，从根本上改造杂志，使之高档化、低定价，并由他们组织外国大公司广告对杂志实施补贴金等等。当然，外资的进入，往往采取迂回的办法，比如以境内某公司或企业的名义来实施这些收购计划，这也使外资进入中国出版领域变得复杂化起来。这个趋势还在蔓延。
内资介入出版，同样是基于商业利润的考虑。特别是企业参与报、刊经营的现象日益增多。国内企业介入出版的往往是一批懂经营，懂市场，有文化情结的企业家。但在现行政策下，这种投资行为仍是处于一种半地下状态。因此，国内企业界，瞩目于此的，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早出台有关明朗化政策。还有某些不法书商介入出版的行为，不独是加剧了买卖书号这种破坏出版秩序的现象，更使一些非法、违法、犯法的图书大量流入市场，长此以往，后果是灾难性的。出版可获“暴利”的说法，虽过分，但出版业的利润率比较高，这是事实。作为行业的自卫性考虑，我们应尽量推迟平均利润率时代的到来。
五 关于对外合作出版
从第五届北京国际书展起，中国出版业在进行国际版权贸易活动中，购进版权首次超出卖出权版数。去年第七届北京国际书展购进版权协议数上升为3900项。据最新统计，北京市版权局至98年10月下旬，立项批准购入版权2500项，这仅只是一个北京地区的数目，全国会不会有近万种？应该有。98年初，美国颇有影响的《出版商周刊》曾专门派一记者来中国大陆采访了六位出版社的领导，并赶在北京国际书展前出版了一份专刊。这是对中国出版界一次前所未有的正视和宣传。
我觉得，对外合作这种蓬勃之势，不仅仅在于出版界发现了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伴随的是，是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出版界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我们对外交手经验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新型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形成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由此，也带来中国出版界对外人员交流的扩大。
正是因为中国大陆出版实力的增强，现在，出版对外交流中，又出现了一种呼声，即两岸三地四方（大陆、台湾、港澳、北美），渐渐关注到世界华文图书市场的整合问题。过去，我们常常说我们出版社面向全国青少年出书，觉得这个范围已是够广够大的了。现在突然觉出了它的局限性。首先，港、澳、台有的已回归，有的将要回归，有的终将要统一，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看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来考虑呢？此其一；海外有数千万侨胞，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海外新移民渐增，这些新移民自身文化程度较高，第三代海外出生的新移民又急需母语文化和母语教育，为什么就不能将华文市场连成一片呢？因此，世界上港、澳、台、新、马，以及北美的华文出版商，除了顾及本地市场外，开始更多地关注着大陆市场；大陆出版同行，则在经营内地市场的同时兼及海外华文市场，有的局和社从在海外办书店开始，逐渐涉足出版领域。有的出版社，将书稿组到了海外的作者那里，与外国出版公司同步出版或先于外国公司出版。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增多。
由此，我们又不能讲到对外版权交流中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即如何突破现今仍然存在着的选题狭隘、偏窄的局限性，从而开拓版权输出更为广阔的领域。三年前，我曾这样比喻，说我们在谋划对外合作选题时，既要讲汉语，又要讲“世界语”。所谓讲“世界语”，就是说，中国出版界要摆脱传统儒道学说的过分纠缠，着眼于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平等对话以及东亚文明对世界的观照，从而促成西方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和对真正的东方文明的向往。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数年前，我们曾接触过一部叫“人类文化遗产”的选题，其中中国的部分占了相当的篇幅。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一个项目，但选题是由西班牙人提出。这样一个选题，当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但也相当受刺激。我们有数千年文明积累，这样的选题，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出版界当中呢？十九世纪，中国人曾称西方人为“泰西”，西方人称中国及其近邻为“远东”。“泰西”和“远东”的称谓，真切地反映了文化上的距离。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交往所产生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地将东方文明置于弱势地位。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就注定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行之不远，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吸引西方同行的，往往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神秘色彩，如武术、气功、甚至相术、阴阳八卦等。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误导着西方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理解。但东亚工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造成了一种两种文明对比中的平等趋向，从而有了一种可能，即东亚文明可以冲出地域界限，为人类共享以及东西文明相互交流、接近，从而在这一新的接合点上产生世界性的选题。这应该是未来若干年或下个世纪之初，中国出版界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更移的趋势。
六 关于出书及选题
集团化建设，最主要的，是要生成一个能够“多出好书，多出精品”的机制。这个问题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只择其要者讲三点：
1.标志性读物的策划。今天的出版，与十多年前比，与文革前比，确实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将近五十年的出版作一个比较分析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建国后至文革这一段，是出版物的政治化时代，因为整个社会生活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文革后复业到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前期，是出版物的知识性、思想性时代，因为这一阶段是知识补课、思想补课阶段；九十年代中后期，是出版物资讯化时代，因为高科技发展已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三个不同时代特征异常明显，读物的内容和水平从整体上与时俱进。不光是读物本身，就连我们的一些带有导向性、宣传性的口号也越来越接近出版规律。在出版进入资讯化时代，提到我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什么？是抓标志性读物。可以说，资讯化时代也就意味着读物的标志性时代的到来。我曾讲过这么一种理论，叫出书的“三境界”说，第一层是“多出好书”，第二层是“多出精品”，第三层是多出“标志性读物”。好书、精品、标志性读物，三个概念不是一回事，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好书、精品比较容易理解，但何为标志性读物呢？我试着做一个界定：就是得到出版发行界公认，并有着长期而重大社会影响和良好效益；代表一个出版社出书方向的品牌书；它可以是单本，但更多地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比如，漓江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译作”。比如辽教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比如人文社、解放军文艺社、中青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以及《红岩》、《红日》、《红旗谱》等。标志性读物，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只能植根于好书、精品书的基础之上。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多出书，出好书”，恐怕经不起推敲。我倾向于用“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多出标志性读物”来取代。为什么？“多出书”，没有质量要求”“出好书”，没有数量限定，两句话连在一起，又有一个数量和质量倚轻倚重的问题。
2.出版物形式、形态的多样化及美学追求。出版物的形式，在国际出版界，本不是一个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但在我国，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对书籍的开本有了限制，进而对丛刊也有了限制。这是在我国出版发展史上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针对出版秩序混乱的状况，更有它的不可或缺性。但随着出版管理的加强，对出版物形式的管理，是否可以考虑作适度调整呢？比如说，既已紧缩了审批新的刊物，加强“社办期刊工程”该从哪里入手？既要加强，又不能放松刊物的审批，能否试行以书代刊呢？既已控制了书号的发放和使用，那么，出版社情愿在有限的书号范围内挤出一部分书号试办一些丛刊，以在适当时机寻求向刊物过渡是否允许呢？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会是一个不断产生实践和矛盾的领域。我最近接待了意大利一家大出版公司RCS的国际部总裁。 他拿来一种新型的风行欧美市场的出版物寻求合作，叫“Part work”。可以说，“Part work”既是书名，又是一种新型出版物形式；不是书，也不是杂志，或者说，既是书，又是杂志；16开，专题，每个专题一年54期，栏目化；每本书都在靠近装订的一侧打了两个孔。全年购买，赠送一个大的硬片夹子，像活页一样把这些书装订起来，从而形成一部专题百科全书或综合性百科全书。这是西方出版社为适应当今市场购买趋向变化而在出书形式上寻求的变革，结果，一下子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国外同行这种基于创造市场、从而创造效益的市场化行为，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书籍形态的变化或者说美学化追求，同样是未来一段时期出版界藉以推动市场的重头文章。特别是书籍的装帧设计，会借助新观念，新手段，新材料获得飞速提升。一个社的士气会因此而被鼓舞，我们整个行业会由此而变得让人日益敬畏，全世界的出版同业都会向我们行注目礼。更重要的，是“Cover sells book”，即西方人说的“封面卖书”。封面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我们推动、振兴、活跃行销市场，巨大的无形资产会以巨大的有形效益显现出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出版竞争，不光是拼选题，也是在拼设计（倒不一定非高档不可），应该将二者等同看待。
3.关于人才的保障。98年，出版全行业培训的力度加大。大家都在寻求队伍整体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打开。从日常工作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多重压力：第一，同行间，队伍高学历组成的趋势。如有的社基本队伍是研究生，每年还在培养出国进修的博士生。有的社，大部分编辑都懂外语和计算机操作。有的社，现在进人的最基本标准是研究生学历；第二，高科技带来的压力。两年前，还看不太清这一因素的影响，两年后的今天，可以说高科技已侵入到我们的编辑生活，比如：通过网上获取图书情报，网上洽谈版权贸易项目，从网上直接截取出版资料，大大缩短外稿翻译周期。最快翻译稿只用七天就可使书籍面世。还有编辑出版实现微机管理后带来的全民计算机扫盲问题。第三，出版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外语及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短缺和培养问题。两年前，业界曾呼吁，要确立出版行业进人的统一标准，应该设一道共同的“门坎儿”，比如说今后凡要进入出版界，必须是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英语及计算机水平必须达到某一级水平等等。我们大多数出版社在人才的准备上应该说还十分欠缺，我们不得不首先重视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提高，而现有队伍又往往不能令人满意。传统的编辑工作，培养出了一批作风严谨细致、能够“坐得住”的案头编辑，但相对于今天编辑工作中出现的策划需求，显得远远不够。竞争需要我们培育“既能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面对上述三方面的压力，不但有个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整体素质的问题，而且，事业的发展，必将呼唤中国新一代职业出版家的诞生。
列宁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整个俄国反转过来”。时代也已提供给我们中国出版界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支点，让我们义无返顾，共同努力，挑起这样一个不光是惊醒世界，而且是翻转世界的历史重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