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亚太论文,前景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度扩张”(overexpansion)是国际关系史上一种屡见不鲜的大国对外战略趋向。①它通常是指一国进行对外扩张的战略成本超过了其所获取的战略收益，由此陷入战略困境。②研究表明，这一现象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因。例如，现实主义认为，过度扩张源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它使国家出于安全考虑而不得不进行“自助”(self-help)，因此，对外采取必要的进攻性行动乃至成为体系霸主(hegemon)是确保安全的最佳手段。③在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ies)看来，战略观念中的偏见、特有的信仰体系及部分“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s)导致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使其在对外扩张中难以自我节制。④帝国主义理论(theories of imperialism)和国内联盟政治理论(theory of domestic coalition politics)则认为，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系造就了具有寡头性质的利益集团，后者(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工业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多种手段“绑架”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导致进攻性外交政策和过度扩张。⑤总之，过度扩张似乎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大国无法逃避的“宿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案例表明，与这一现象相伴的往往是帝国权势的衰落、解体甚至灭亡。⑥正因如此，大国在过度扩张后如何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避免衰亡的命运，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战略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然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思潮却使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明显陷入了过度扩张的陷阱，⑦出现了内外战略的一系列重大失误：在国内，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政治精英奉为圭臬，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使经济金融化，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国际上，美国利用其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接连发动两场战争，最终耗资上万亿美元、死亡逾六千人。⑧因此，当奥巴马于2009年就任总统时，美国可谓“内外交困”。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过度扩张和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科研能力的显著提升和军事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到201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攀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则跃居世界第一。⑨在上述两方面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推行以全球收缩、亚太突进为特征的“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战略，力图缓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扩张，集中应对中国的崛起，以重振美国霸权。⑩然而本文认为，在推行了五年之后，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未使美国顺利将其关注重点从中东和欧洲等传统战略核心地带转移到亚太，反而令其在亚太地区逐渐走向了过度扩张的困境，进而开始在战略上面临“保持介入”(engagement)与“进行收缩”(retrenchment)的两难选择。对美国来说，介入之“惑”在于，如果继续当前的战略和政策选项，特别是继续放任个别盟友不计后果的挑衅行为，伴随美国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弊病，亚太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将使该战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存在使自身被迫卷入冲突的巨大隐患；而收缩之“惧”则在于，如果美国不能保持足够的“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和战略威慑以牵制中国，自己就很有可能会被排除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之外，甚至出现所谓的地区经济秩序“去自由化”，(11)更严重的是，激烈的安全竞争和在海洋领土主权争端方面“改变现状”的趋势可能会加剧。(12)截至目前，上述两种观点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都有一定的市场，一时僵持不下，这就使得本已饱受争议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未来走向更为扑朔迷离。基于上述现实，文章将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首先将结合前文的帝国过度扩张理论，系统论证为何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发展演变使美国在该地区逐步陷入了过度扩张的困境；其次将梳理并探讨目前美国国内学术界围绕亚太再平衡所进行的战略及政策辩论；再次，对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未来5到10年的出路和前景做出分析；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 一、过度扩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本—收益分析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历史的回顾不难发现，判断一个大国是否出现过度扩张的主要标准是对该国的扩张战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当扩张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战略成本上升并最终超出其先前所获取的战略收益时，该国便会陷入过度扩张的境地。(13)笔者将根据这一标准，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动因与手段入手进行阐释，重点讨论在再平衡的动态演进过程中美国的战略收益与战略成本的变化趋势，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因及其实施手段 作为美国“再霸权化”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十分清晰的动因和明确的实施手段。就动因而言，美国推进这一战略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亚太地区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根据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的地缘政治理论，亚太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和工业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霸权角逐的主战场。(14)因此，美国加大向该地区的资源投入实际上是一种战略“纠偏”行为，意在修正小布什总统任内将战略资源过分集中于中东和进行反恐战争的做法，以更好地维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15)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逐渐转移到太平洋，亚太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当前，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GDP)占全球的50％以上，贸易额和人口则超过世界的40％。(16)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70％，并拥有27亿消费者。(17)因此，对于金融危机后身陷经济困境的美国而言，分享亚太发展红利、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第三，随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由全球过度扩张而导致的相对衰落，一方面，中美开始呈现出“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所特有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使美国忧心忡忡，特别是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能力的提高，正在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已逐步转型为中美“双领导体制”，(18)并面临对美国不利的变动趋势。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多年前预测的那样，“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的事实，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将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bandwagon)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balance)中国的影响”。(19)基于上述因素，美国决定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制中国的崛起，并利用地区内部分国家的疑惧心态作为其有力抓手。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美国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以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的方式，使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到了具体的实施和推进阶段。外交上，美国开始广泛参与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架构，并极力密切与本地区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伴随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急剧淡化，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运行了近半个世纪并以其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双边联盟体系，即所谓“轴辐”(hub-and-spoke)体系面临新的挑战。(20)为更好维持自身地位，美国开始顺应形势，试图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因此，近几年来，美国不仅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还广泛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及东亚峰会(EAS)等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并力图主导议事日程，以最终实现政治领导。同时，美国还不断加深与亚太传统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积极挖掘新伙伴，与越南、新加坡和印度等国来往日益频繁。此外，美国还逐渐改变了以往在南海等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中的“不介入”政策，开始积极寻找并利用海洋问题这一再平衡的新支点大做文章。 军事上，美国除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合作并不断寻求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外，还极力调整军事部署以将主要精力投放于亚太。例如，在2012年1月5日由国防部出台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美国决定未来10年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21)不难看出，这一战略调整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主导地位。近年来的实践也证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动作频繁，并且涉及范围广泛。在朝鲜半岛，美国不断加强与韩国的安保合作，尤其是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频频在半岛及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2013年2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美韩进一步加强了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意在对朝施加更大威慑。在日本，美国继续突出美军的“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不仅在冲绳部署“鱼鹰”直升机，还明确表示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强化美日同盟作为“地区与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22)2013年朝鲜核试后，美国开始在日本部署新的X波段雷达。(23)在南海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在言辞上高调干涉外，在行动上也积极跟进。例如，美国不仅向菲律宾等国出售武器，升级其作战能力，还决定在新加坡轮驻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并史无前例地与越南开展防务对话甚至举行联合军演。在澳大利亚，奥巴马政府除了推动将网络战纳入美澳共同防御条约外，还于2011年11月宣布，美国将在其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200～25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巩固“第二岛链”防线。此外，美国还特别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军事上的再平衡还体现为美军在该地区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例如，五角大楼于2010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草案披露，美国将投入120亿美元全面升级关岛军事基地，加强以其为中心的多个军事基地建设；(24)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的作战新理念，将海、空军纳入统一作战体系，以强化联系网络、提升作战规模和能力，增强战略威慑。(25) 经济上，美国力图通过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建立以其为中心并绕开中国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区。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势头使美国虽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无法在经济上全面介入该地区已运行多年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目前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发性经济合作机制。(26)正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ch)曾指出的，“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个核心地区，由一个或若干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2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力图推动建立TPP这样一种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目的就在于将其作为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切入点和工具，以解决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路径问题。可以说，TPP谈判的顺利推进，不仅能对美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助推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在该地区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美国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领袖，从而获得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优势。 (二)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收益 在外交、军事和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下，亚太再平衡在推行初期给美国带来了明显的战略收益，这种收益由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构成：其一，美国在亚太地区获取了外交、安全和经济等全方位的战略利益，从而巩固和强化了自身在这一区域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存在；其二，美国成功地对其竞争对手中国施加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使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趋于复杂。 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存在得以巩固和强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美国在该地区构建了一种更为“活跃、整合和伸张”的外交态势。(28)这集中体现为，美国成功地全面介入了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并强化了自身在外交领域的领导地位，从而在该地区实现了某种“推回”(rollback)。(29)由于小布什政府过于关注中东事务，因此中美之前在亚太的外交博弈一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中国过去数年的外交努力被部分抵消甚至逆转。例如，受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亚太地区以往以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多边机制开始纷纷转向关注地区安全议题，使地缘政治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成为亚太地区的焦点，(30)不仅给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31)而且为美国的外交干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2)美国成功地将军事重心转移到了亚太，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从2012年年初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到，美国军事重心的转移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部分。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鼓励东海、南海部分主权声索国实施挑衅行动、激化争端，从而减少了军事再平衡的阻力，顺利说服了国会和国内民众，制造所谓“中国威胁”的舆论。(32)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认为，近年来，中国同日本及部分东南亚国家间海洋争端的激化先是因美国的介入而起，后又因美国出于维持其战略可信度的考虑而加剧，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共同根源是美国追求强化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33)(3)经济上的重返使美国分享了亚太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经济的复苏。总体来看，虽然国内改革对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后比欧洲更快实现复苏甚至繁荣，也得益于与亚太特别是中国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例如，奥巴马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向国会提交的《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中指出，其上任以来力推的“5年出口翻番”计划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特别是美国的出口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而言增长更为强劲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占全球贸易额40％的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34)此外，TPP谈判的启动还为美国提供了进一步融合亚太经济、成为地区经济领袖的机会。 其次，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收益还包括美国成功地对中国施加了一定的外部战略压力，使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该战略的影响下，日本和印度同中国的战略对抗性近年来明显增强。美国不仅是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幕后推手，也是默许日本继续右倾化并致力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罪魁祸首”。(35)同时，美国利用涉华军力报告在中印之间制造分歧，印度也出于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谋求大国地位以及巩固在印度洋的势力等考虑，在印度洋、东南亚和南海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不仅如此，时任印度海军总司令的乔什(D.K Joshi)还高调宣称，印度海军已准备好向南海部署船舰，以保护该海域的印度石油利益。(36)此外，日、印两国在牵制中国方面找到了共同点，在稀土资源、军事训练及技术与投资等领域加强了合作。日本不仅希望拉拢印度在钓鱼岛问题上牵制中国，还重提建立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论调。第二，美国的战略调整也令朝鲜和缅甸等中国传统地区伙伴的对华离心倾向有所加强。近年来，美国相继通过“天安舰事件”、朝鲜核试验及卫星发射等问题，不断离间中朝关系，使其对华日渐疏远。(37)在缅甸，美国先是以压待变，对其政权实行严厉制裁，后又改为“接触”(engagement)政策，不断以许诺为手段进行“和平演变”，特别是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统奥巴马先后访缅，成功“打动”了其领导人，使之在对美国逐渐靠近的同时开始与中国保持距离。由此可见，朝、缅两国近年来的对华离心倾向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密不可分。第三，美国成功地使亚太地区的海洋问题突显出来，借助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的海洋纠纷阻止前者走向海洋的步伐，以维护自身的海洋霸主地位。(38)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中日的东海争端，还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其在最近几年的激化绝非偶然，而是与美国的介入密切相关。由于美国再平衡的主要目的在于谋求在亚太地区形成于己有利的地缘和经济格局，因此极力防止中国取代自己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其结果是，美国几乎是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甚至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在这一进程中，菲律宾等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自愿成为美国的“亚太代理人”和“马前卒”，不仅主动对中国发起挑衅，还极力讨好日本和印度，力邀两国插手南海问题，甚至公开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39)第四，美国还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影响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和议程设置等方式间接地迫使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尽管大多数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未完全倒向美国，而是选择在中美两大国间保持某种战略平衡，但该地区近年来形成的“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已经愈发深化。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对于亚太地区合作、特别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也使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趋于分化和复杂，(40)从而对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三)过度扩张：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成本及成本—收益分析 上文的分析表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地区形势乃至政治、经济格局在近几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直接效应则体现为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趋于复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和影响持续加强。毋庸置疑，这些变化都是美国获取的重大战略收益。然而，随着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担负的内、外战略成本正与日俱增并逐渐超出上述战略收益，从而使该战略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过度扩张特征。具体而言，亚太再平衡的高昂战略成本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美国亚太盟友体系的弊病和风险愈发突出，军事再平衡的成本不断上升；(2)中美战略互疑加剧、战略对抗色彩增强，其结果是美国在承担了两国关系倒退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同时并未完全实现牵制中国崛起的目标；(41)(3)围绕TPP的谈判不仅在一些关键国家和敏感领域暂时陷入瓶颈，而且亚太地区的其他一系列经济合作安排将不可避免地使TPP面临新的挑战，进而导致该战略最终能否以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式实现存在变数；(4)美国国内政治“迷思”致使再平衡出现失衡局面，从而对其战略有效性造成了明显伤害；(5)美国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困难高于预期，从而加剧了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张力。 第一，代价高昂的“轴辐式”亚太联盟体系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选择变得难以为继，这一点既是该战略陷入过度扩张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最直接体现。具体而言：首先，美国需要在该地区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涉及安全和经济等众多领域。(42)然而，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是以巨大的军费开支为前提和支撑的，长期来看，这在美国决定缩减未来整体军费规模的背景下必然会变得不可持续。(43)虽然美国采取了鼓励盟友分担责任的做法，但中国经济崛起和军事现代化的速度之快，依然会令制衡中国的成本不断加速升高。因此，美方的目的与手段会愈发不相匹配。(44)其次，美国经济的内在问题(尤其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达5.7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在短期内将无法出现根本改观，(45)加之美国当前处于相对而非绝对衰落，政治领导人将缺乏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动力与魄力。(46)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些都会使美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其在亚太地区推行的持续扩张战略。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当前美国的部分亚太军事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等已使其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成本和风险”，因为作为安全上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触发不必要的冲突”。(47)简言之，美国已被这些盟友利用，成为后者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相应地，美国逐渐将自己的全球战略信誉以至于国家安全利益作为赌注，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追根溯源，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以下两点：(1)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图本身就暗含了被盟友束缚的风险，因为日、菲等国对该战略的根本目的洞若观火，它们纷纷“借船出海”，“把自己的问题变成美国的问题，把它们与中国的争端变成美国与中国的争端，然后以小搏大”。(48)这种状况在再平衡战略推行早期表面上看给中国增添了不少麻烦，符合美国牵制中国的目标，但随着中国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在外交上逐渐“有所作为”，以及日、菲等国认为有美国撑腰而更加肆无忌惮，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由此不断升温，中日、中菲关系的紧张使美国不得不开始担忧与中国交恶的风险。(49)(2)美国由于一开始就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一再宣示自己的所谓原则、立场和承诺，所以即便日、菲等国采取冒险行动，美国也只能被迫顶住压力，同时在条约义务解释上趋于模糊，避免最终失去退路。(50)总之，美国与其盟友的互动方式使亚太再平衡的安全成本——包括内部经济压力和外部冲突风险，正逐渐超出其所获取的安全收益，甚至有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51)毫无疑问，这也是当前相当一部分美国战略分析家所呼吁的应当“对再平衡战略进行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52)此外，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学界近来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思，其中不少学者开始将目前亚太的潜在冲突与20世纪初的欧洲形势相类比，告诫美国应吸取一战爆发的最重要教训，即不要被弱小盟友和次要利益绑架，从而卷入一场有损于自身重大利益的冲突之中。(53) 第二，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加剧了中美战略互疑，削弱了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从而使诸多双边、地区乃至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开始面临不必要的障碍；另一方面，该战略并未真正实现牵制中国崛起的目标，中美实力对比变动的大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此外，由该战略所引发的“系统效应”，如中国选择“西进”以拓展战略空间，(54)尤其是中俄战略接近步伐加快等，反而使美国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明显失分。基于此，笔者认为，从结果上看，亚太再平衡不仅在牵制中国崛起上效果乏善可陈，而且实质上有损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因此，美国先前通过各种手段在给中国制造麻烦以牵制其崛起等方面获取的有限战略收益正在发生逆转，而由对华关系倒退所引发的内、外部战略成本则与日俱增。回顾历史，中美关系正常化40余年来，双方在两个“17年”(1972～1989、1992～2009)中保持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实现了互利双赢，为中美关系及国际格局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55)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美关系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有着十分稳固的战略基础：双方先是出于安全利益考虑共同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后又为经济繁荣和共同发展进行“接触与融入”(即冷战后中国为和平发展不断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对中国推行接触政策)。(56)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尽管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美国却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潜在威胁，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也错误地呈现出更多的“零和博弈”色彩。与此相应，亚太再平衡战略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已“超越接触”(beyond engagement)，突显了意在牵制中国、甚至对其进行威慑和遏制的战略转向。(57)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此前的战略合作基础已经受损，代之以紧张和龃龉。这也就不难理解消减战略互疑、重塑战略合作基础对于中美关系和两国国家核心利益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58) 第三，美国进行经济再平衡的最重要手段TPP目前不仅在一些关键国家和敏感议题上陷入了暂时的瓶颈，而且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其他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覆盖面更广的“亚太自贸区”(FTAAP)，将不可避免地给TPP带来外部竞争压力。毫无疑问，上述两方面因素将使这一宏大战略构想最终能否以符合美国战略预期的方式加以实施存在很大变数。正如前文所述，TPP谈判确实为美国提供了成为亚太经济领袖的重要机会，并且该谈判也已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随着谈判逐渐步入深水区，一些重要的分歧和问题日益浮现，协定最终签署的日期也因此一再延宕。(59)例如，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日本就TPP协议进行了一系列高层磋商，但双方围绕对日本而言极为敏感的农产品关税及汽车准入等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尽管美国国内就赋予奥巴马政府“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基本达成了共识，(60)并且两国正通过部长级谈判以争取在安倍访美前加紧进行最后的商定，但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表示，双方不大可能在美日首脑峰会前实现达成最终协定的目标。(61)通过回顾近年来美日在TPP问题上遭遇的瓶颈不难看出，日本国内强大的制约力量(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已使TPP“政治化”，这就意味着安倍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举措都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因素，由此显著加剧了与美方达成妥协的难度。此外，不少东盟成员国也逐渐开始对TPP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它似乎与即将于2015年达成的RCEP相重叠甚至冲突。(62)对此，中国学者李向阳认为，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RCEP和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TPP极有可能在相互竞争中干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63)更重要的是，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建设FTAAP的战略构想，表明了中国致力于避免地区经济合作陷入“碎片化漩涡”的决心。(64)在不少分析家看来，FTAAP是在美国主导的TPP之外“另起炉灶”的举动，意在抵消后者对中国崛起构成的冲击与挑战。(65)此外，中国近来成功吸引57个国家参与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被普遍认为是加速美国推动TPP谈判的重要外部因素，这也反映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规则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正如奥巴马指出的，“如果美国不去努力成为亚太地区商业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将会扮演这一角色。”(66)毫无疑问，所有上述因素和内外挑战表明，美国的TPP战略构想及其目标最终能否以符合自身预期的方式加以实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美国国内政治“迷思”使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渐走向了“失衡”状态，对其有效性造成了明显伤害。近年来，在再平衡战略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美国外交正日益被国内的军事—工业集团所“劫持”，军事成为再平衡的压倒性支柱，外交和经济手段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67)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研究国内政治模式与大国对外扩张的内在机理时曾表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间的“联盟互助”(coalition logrolling)行为会极大危害国家整体利益，因为它们总是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一论断在军事—工业集团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68)总体来看，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断“军事化”给美国造成了两方面的战略损失：其一，对军事的过分强调部分侵蚀了美国获取地区经济发展红利的机会，(69)尤其是该地区原先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合作架构在美国介入下开始纷纷转而讨论地区安全议题，这无助于美国实现主导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其二，过度军事化的再平衡使美国的亚太外交大为失分，不仅削弱了中美战略信任度，而且使美国被弱小盟友制约，外交运作空间大为缩减，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在亚太地区也沦为空想。(70)此外，美国此后的亚太外交之所以较再平衡推行之初逊色不少，还在于其拉拢除日本、菲律宾等个别盟友外的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企图并未实现。例如，尽管美澳、美韩、美印关系日益紧密，但澳大利亚、韩国及印度三国的外交十分独立，它们对外战略的立足点并非对抗中国，因而它们的对华关系保持了稳定；(71)又如，美国离间中朝、中缅关系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远未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民主化后的缅甸选择的战略是在中美两国间进行大国平衡，而就朝鲜来说，美国的努力不仅没有使自己得益，反而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使半岛局势更为动荡。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表现在近两年来明显开始反超美国，通过增强主动性、提出新理念、落实新战略等方式在周边外交方面“收复”了部分阵地。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及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建设联通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融合中国与东盟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超越了以往单纯强调地区稳定与合作的周边外交目标。(72)实质上，“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中国今后将在推动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增进双方的安全和政治互信，以全方位经营周边。可以说，该理念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2013年10月中共中央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73)又如，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根据上述全新战略理念，于2014年8月在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直接由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74)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第五，由于面临一系列外部制约，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成本在客观上被抬高，导致其战略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这一点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即外部制约的增加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扩张的成本—收益均衡点(cost-benefit equilibrium)不断下移，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便美国不在该地区继续增加投入，它也会扩张过度。(75)众所周知，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之初的大战略设计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的，即在承认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陷入过度扩张的前提下，一方面收缩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另一方面集中精力运筹亚太，所以“全球收缩”与“亚太突进”是一对“此消彼长”的战略关系。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力量收缩并不顺利，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本逐渐高企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欧亚大陆的两个地缘战略中心欧洲和中东近来一系列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因乌克兰危机恶化的美俄关系、中东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崛起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以及伊朗核问题的久拖不决等，都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大量精力予以处理，而这些都会反作用于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兼顾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战略要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最大难题。(76) 总之，通过以上对亚太再平衡内、外战略成本所进行的分析，并且结合之前关于其战略收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该战略的成本—收益评估表(见表1)。基于该项评估，笔者认为，当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逐步陷入了过度扩张的困境，特别是其在安全和牵制中国崛起这两项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上，成本已明显大于收益。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收缩与调整是大势所趋。
二、介入之“惑”与收缩之“惧”：美国国内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争论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出了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及其导致的国际政治变迁，已经使美国在该地区逐步走入过度扩张的结论。有必要指出的是，基于以下四点原因，这一图景到目前为止并未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因此，美国仍有理由认为当前的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进而对调整和收缩表现出谨慎甚至排斥。(1)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过度扩张仅处于发展初期，其大多数负面效应和战略风险仍处于潜伏状态，并未大规模显现。(2)该战略的部分收益依然存在，如美国战略和军事地位的增强、经济利益的拓展和外交收益的部分实现等(尤其是与再平衡实施之前相比)。(3)未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演变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TPP谈判的前景、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上争端以及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中东)局势的变化。(4)理论和历史表明，大国的过度扩张与其战略收缩之间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时间差”。斯奈德曾指出，由于推行内部制衡的制度安排，英美等早期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权力较为分散，因此在对外战略“迷思”的制造方面相对温和，而且即使出现过度扩张，这些国家较强的“战略学习”(strategic learning)能力也能帮助它们及时进行调整；(77)同时他也承认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指出的，战略观念和认知问题同样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对外战略调整的步伐，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即使是战略学习能力较强的英美国家也无法克服这一“时间差”。(78) 当前美国国内围绕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出现的两种阵线分明的观点恰好印证了这一推断：基于上述四点原因，美国对亚太再平衡只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战略焦虑；与之相应，国内对于该战略是否已陷入过度扩张及今后应如何发展的判断也莫衷一是。总之，对于美国而言，在战略上究竟应“保持介入”还是“进行收缩”似乎成了一个两难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歧与冷战结束以来学界对美国究竟应采取何种大战略的辩论紧密相关、一脉相承。(79) (一)主张“保持介入”者的立场及其原因 2013年10月，奥巴马因国内“政府关门”事件相继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和在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这让不少分析家大为感慨：就在2011年11月，美国还为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而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趋之若鹜”，而仅仅两年后，再平衡即稍显疲态，进而引发许多人关于该战略是否面临变数的忧虑。(80)实际上，自该战略推行以来，美国国内原先支持海外介入的力量就将其论点移植到了亚太地区，声称如果无法在亚太保持足够的前沿战略部署，美国的全球地位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具体来讲，“保持介入”派又可大体分为三类，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和缘由也不尽相同。 首先，以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C.Wohlforth)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是“全球介入”(global engagement)的支持力量。(81)就亚太地区而言，他们认为，美国的介入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保持、基于规则的地区体系的运作，以及地区安全和稳定等密切相关；(82)加之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拥有了众多军事盟友和安全承诺，因此一旦进行战略收缩，将会出现不利于自身的地区局势变化，并对美国的全球声誉造成重大打击。(83)例如，他们认为，美国在保持南海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而这又事关国际贸易自由与航行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特别是南海作为国际战略要道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联接亚太经济体与中东石油资源的关键纽带。因此，假若美国进行战略收缩，亚太地区将会围绕各类争端产生一系列巨大的动荡和冲突，美国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必将会受损。此外，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当前的整体实力及其前景持乐观态度，否认财政和经济问题会对再平衡造成战略负担。他们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功地在进行全球介入的同时使国防开支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以内，即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也是如此。(84)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并未出现过度扩张的迹象，而且可利用的战略资源是充足和可持续的。此外，由于具有压倒性的军事和技术优势，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发生实质改变，中国的经济崛起无法对美国构成根本性挑战。(85)在这种情况下，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并不符合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 其次，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以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为代表的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不主张美国进行“全球介入”，而支持“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的大战略，即重点关注欧亚大陆的三大战略要地：西欧、中东和东亚。(86)然而，随着东亚目前已成为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地缘和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得出了与自由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即美国应保持在该地区的深度介入。当然，在一些具体的政策选择和战略侧重上，双方又有着明显不同。例如，阿特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除保持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外，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划定明确的“战略红线”(strategic redlines)以避免出现误判。(87)对此，美国应通过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和开展战略合作两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实现这一目标：在战略威慑方面，美国应着力维持当前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海上力量，以及保持与亚太军事盟友的密切合作，从而向中国发出清晰的信号，以防止后者挑战目前的地区权力结构及相应的制度安排；(88)在战略合作方面，美国则应与中国一道，推动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不难看出，这一派学者突出了美国军事实力在维持亚太战略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明显的基于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的战略思维。 最后，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扮演“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获取和维持源于它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即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国)。因此，美国大战略的最重要目标是防止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亚大陆出现一个能够与之匹敌的地区霸权。(89)从这一考虑出发，这一派学者认为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霸权，由此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为严峻的挑战。(90)更进一步讲，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没有抓住中国“将起未起”的宝贵时机，在亚太地区尽早对其进行牵制和遏制，中国将会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从而将美国的影响力挤出亚洲并取得主导地位。(91)此外，他们不同意自由主义者声称的对中国进行接触可以使之变得“更像西方”的言论，坚持认为中国崛起本身即决定了美国将别无选择，中美在亚洲的战略大博弈将不可避免。(9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最佳选择是尽早与俄罗斯实现战略和解，并将主要精力用于遏制中国，因为后者才是美国唯一真正的对手。(93) (二)主张“进行收缩”者的立场及其原因 与上述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主张美国应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分析家认为，美国现有的战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事与愿违，特别是过于军事化的再平衡对自身利益有害而无益。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立足于美国已在亚太地区显露出过度扩张的苗头，并且他们的论据与前文所列举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成本大体一致。此外，持这一立场的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和学者还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论证了战略收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多数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或与中国有过长期深入接触的战略家，因此，相较于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而言，他们对现实问题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所以希望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牵制甚至围堵中国的想法是已经过时的冷战思维，因而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2012年，美国著名东亚问题学者马文·柯尔布(Marvin Kalb)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称，中国从古至今的战略文化中并没有体现出任何对外扩张的特征，而是以一种“中央王国”的心态去看待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所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在为自己“制造”竞争对手。此外，尽管中国的崛起会在外交和经贸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但不会像苏联那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以围堵中国来取代合作型的中美关系，更没有理由通过强化军事存在和凸显硬实力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94) 其次，他们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言过其实。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并不具备主宰亚洲的实力，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精力仍将是解决国内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因此，美国全球地位的保持无须建立在过于军事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础上。正如谢淑丽(Susan Shirk)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fragile superpower)，对于美国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中国的羸弱。(95)由于美国具备天然的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在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主宰欧亚大陆的情况下，美国的安全可以得到根本保障。(96)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周边国家出于“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的需要，会形成抗衡中国的联合力量，因此美国应尽力让盟友分担责任，并且只需在均势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再行介入。(97) 最后，以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战略家认为，美国在经历了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和惨痛的经济危机后，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包括金融体系弊病、政党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尖锐和基础设施老化等。(98)对美国而言，未来10年对外战略的重点应是将包括欧洲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大西方”联合起来，同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展开对话与合作，使亚太地区形成较为稳定和制度化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架构，只有这样才能为美国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最佳的国际环境。(99)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解决好国内问题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根本保障和首要前提。尽管他不主张美国的力量“撤出”亚洲，但却认为日益军事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疑已充满风险，并成为这一战略的强有力批评者。(100)在他看来，美国最佳的战略选择是通过多边制度框架对该地区进行合作性的接触，在稳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的同时，与中国在双边和全球层面增进合作，以此获取保持亚太地区稳定发展所需的“平衡杠杆”(balancing leverage)。(101) 通过简要梳理当前美国国内学界和战略界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争论，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不无道理，但每一方的主张都有着明显的政策局限性：它们或是对现实形势的演变缺乏准确判断，或是对美国未来可行的政策选择把握不足，因而都不具备充足的实际指导意义。例如，虽然“保持介入”派对于收缩之“惧”的阐述不无道理，但他们的问题在于，由于美国在亚太的过度扩张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随着地区局势的演进和风险的逐步加大，很多此前支撑其判断的论据和假设已经或即将不再成立，因此需要重新进行成本—收益的全面分析。(102)主张“进行收缩”的一派尽管意识到了过度扩张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就政策制定而言又过于极端，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进行带有根本收缩性质的战略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并不切合实际。(103)基于此，笔者推断，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未来5到10年最为现实的走向是进行“有限收缩”(limited retrenchment)，即在过度扩张的负面效应及其内在风险逐渐显现的同时，运用多种手段，在保证自身重大战略利益和“选择性介入”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收缩、调整与重组。 三、“有限收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路径分析 今后5到10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有限收缩”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逐步扭转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局面，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其二，在这一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尽力塑造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地区局势。根据当前问题的轻重缓急，美国的“有限收缩”将可能集中于如下三个方向：一是淡化亚太再平衡战略过于浓重的军事色彩，有效约束个别盟友的行为，以尽可能降低地区冲突的风险；二是在与中国就“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战略举措减少双方的“战略互疑”，以此改善中美关系；三是针对亚太地区日趋严重的多重安全困境，努力构建地区多边安全的制度化。其中，第一点是当务之急和短期内最为关键的任务，第二、三点是中长期应追求的最重要战略目标。 (一)“有限收缩”的当务之急：淡化再平衡的军事色彩 2014年1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Pollack)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夫里·贝德(Jeffrey A.Bader)在向总统奥巴马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称，当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着三重挑战：一是如何更好地保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二是如何维护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并发展新伙伴；三是在推进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疏远中国并防止引发地区动荡和冲突。其中，尽快缓和亚太地区的海洋领土争端，使潜在的冲突“降级”应成为美国的政策首选。(104)对美国来说，有效降低再平衡战略高昂成本的最重要举措就是淡化其军事色彩。为此，美国将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逐步但有限度地缩减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历史证明，大国在过度扩张后战略学习能力的强弱表现为能否尽快修正既有的战略观念并重新部署军事力量。(105)冷战时期，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被视为战略学习能力较强且能迅速扭转“多米诺骨牌”这一主导美国冷战前期错误战略观念之集中体现。此外，近年来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也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战略收缩。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在整体军事开支吃紧、亟需减少战略成本并降低地区潜在冲突风险的背景下，美国会倾向于减少其在亚太地区的驻军数量，并且这一动向已经初露端倪：早在2012年，美日就达成一项协议，规定美军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规模由8000人减少为4700人，并将其迁往关岛；同时决定将其余3300人部署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等地。(106)2014年4月，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l)抛出“中国对朝施压可换取美国减少在东亚驻军”的论调，也被认为是美国间接承认军事再平衡不太理想的证明。(107) 第二，有限度收缩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义务和安全承诺是美国有效约束盟友、防止擦枪走火的最佳选择。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步陷入过度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被日本和菲律宾等地区盟友“绑架”，由此鼓励了这些国家在海洋争端中的挑衅行为，甚至使亚太地区面临擦枪走火的风险。追根溯源，美国在制定再平衡战略时的初衷是保持亚太地区的“低烈度紧张”——既要让海洋问题凸显以牵制中国崛起，又要力图将这些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突破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战略底线。然而，这一战略在被其部分盟友利用后已越来越逼近美国的底线，因此美国必须调整和缩减一部分承诺，从而有效约束盟友的行为。此外，在保持一定程度介入的同时鼓励盟友承担更多义务，也将是美国可能选择的一条“中间道路”，因为它既能避免过度扩张，又能保持选择性介入，从而使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成本得以有效降低。例如，奥巴马于2014年5月在西点军校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时，便一再强调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维持有赖于盟友承担更多地责任，(108)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进行进一步战略收缩的信号。(109)此外，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来撰文指出的那样，奥巴马的演讲已经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确立了一个新的框架，即美国武力的使用将仅限于对美国本土的“直接威胁”，而后者只可能来源于恐怖主义，而非亚洲事务。(110) 第三，逐步恢复外交和经济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应有地位，抛弃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围绕这两个领域展开更为务实的竞争与合作。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111)就外交而言，美国完全可以继续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合作并发展双边关系，但同时不应认为在该地区与中国竞争影响力是非此即彼的博弈。此外，美国还应避免以自身意志单方面划分阵营，从而使地区大多数国家左右为难。就经济而言，美国则完全可以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邀请中国加入TPP谈判并加以切实推进。正如一些分析家指出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亚太地区对中美而言都十分重要，如果TPP不能将中美都包括在内，将会错失一个重大发展机遇。(112)总之，通过提升外交和经济的地位，同时突出合作与发展的理念，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可以扭转目前的失衡局面。(113) (二)“有限收缩”的核心议题：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中国崛起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美关系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和龃龉则是该战略造成的最大消极后果，因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对美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美国如何在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架下处理双边关系，成为关乎亚太局势和再平衡战略前景的核心议题。笔者认为，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由“战略互疑”引发的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遭到削弱，因此，美国将有可能通过调整对华政策、与中国进行更为积极的双边和国际互动重塑这种基础。 首先，通过观察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以来中美外交互动的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力图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的态度非常坚定。安全上，中国通过实际行动表明，尽管美国不断强化自身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但中国并未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也没有在周边建立势力范围的举措。(114)相反，中国积极通过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代表的近百个政府间交流渠道同美国沟通，以增进战略互信。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立场坚定，但坚持和平发展、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实现崛起的大战略并未发生改变，更没有在周边引发紧张和冲突、甚至使美国卷入其中的意图。经济上，互利双赢依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906.8亿美元，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仍在加深，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没有发生改变。(115)价值观上，虽然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也存在许多现实分歧，但中方一再表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探索出一条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搁置意识形态分歧，避免其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116)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类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中美合作的今天，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应逐渐被淡化。在国际秩序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并通过自身努力，利用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制推动保持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健康和稳定。(117)因此，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其不仅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体系和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因此，美方需要使自身的认知尽快回到上述正确轨道。 基于此，“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心任务是通过积极的理念创新和外交互动重建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需要在该理念确立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和框架下对自身对外战略和行为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与创新。(118)对中国来说，应根据国力增长逐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发展为一个全方位的负责任大国。这种调整的目的在于消除中美在“中国责任”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改变美国有关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是一个相对获益多于自己的“搭车者”的认知，并使中国外交更加“有所作为”，以更好地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地位。(119)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在中国崛起和中美“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正视中国国力发展的客观现实，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并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给予中国更多的制度空间。(120)只有这样，美国主导的体系和秩序才能更有活力，才能在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维系其国际地位的根本利益，同时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121)正如习近平主席曾指出的：“双方应该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创两国合作新局面。”(122) 实际上，自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美学界和政界为两国重塑战略互信基础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相比过去侧重研究中国的应对策略之做法，这些思路开始更多探讨美方应如何把握中方关切进而调整其对华政策，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成为美国进行“有限收缩”时加以考虑的政策选项。例如，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于2014年提出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构想，强调中美双方都要“减少政策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单边性”，突出了信号传递和外交沟通的必要，主张中美应保持战略克制、加强对既有共识的实践力度、通过沟通增加透明度、灵活应对危机和分歧、明确各自战略底线以避免误判。(123)很明显，美国的不少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要想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建立在一个有效的发展基础上，美国就不应也不能继续单方面要求中国迎合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而应逐渐使双方地位达致平等。此外，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提出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概念，也强调美国不应抱有“支配”中国的想法，两国应“放眼未来”、“共同协商”、“相互尊重”，共同建设世界秩序。(124)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于2012年5月所提出的中美“两国协调”(C2)理念，则意在表明双方进行合作的前提是“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并且“保持战略克制和战略耐心”。(125)中国学者金灿荣则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推动形成“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即双方在所有可能的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并在“充分利用合作关系的同时，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制管控重大分歧”，同时做到“分担与分享”，即崛起国中国与主导国美国分担国际责任、分享国际权力，以实现平等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各类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126)不难看出，上述提议都在强调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应建立在双方平等、合作和共赢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平等”的强调明显超越了过去的思维定式。可以说，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 (三)“有限收缩”的长远保障：推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制度化 未来5到10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若想真正实现地区的再平衡，最根本的保障在于逐步推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制度化。(127)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看来，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提供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和安全困境的缓解。(128)从这一理论出发，美国在进行“有限收缩”的过程中，为保持自身影响力并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其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就是促成该地区上述制度安排的实现。 首先，美国必须明确，亚太地区与欧洲不同，在该地区建立类似于北约和欧盟那样的多边安全体制并不可行。因此，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推动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security dialogue institution)，将该地区的所有主要国家如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都包含进去，从而在地区层面减少安全困境和战略互疑，增加沟通和对话渠道，为亚太国家提供坦诚交流的平台。(129)当然，这一安全架构的设计不应也不能成为个别国家“借题发挥”、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进行放大的场合，而是应采取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关乎地区整体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130) 其次，美国还应认识到，仅有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美国长远利益的保障还有赖于推动更多局部性和有针对性的安全对话机制的构建。例如，东北亚相关各国可在“六方会谈”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话沟通的机制，更狭义地讲，亚太地区主要大国(这里主要指中、美、日)也可以发展建立“小多边对话机制”(dialogues among 3-4 countries)。(131)此外，王缉思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还提出，类似的“小多边对话机制”还可以建立在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因为与中美日一样，中美印三边关系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而敏感。他们认为，如果不建立这种对话机制，亚太地区主要大国间的裂痕可能会愈发扩大。(132) 最后，在上述两点构想的基础上，亚太地区安全的制度化还有多种补充形式。例如，中国学者徐进提出了东亚安全的“四轮”架构设想，即以中国打造亚太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为两个“驱动轮”、以中国积极参与的东盟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为两个“被动轮”，以涵盖整个东亚地区。(133)此外，笔者认为，美国(以及中国)还可以按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模式，将小多边和多边安全对话的机制发展成“区域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就可以把安全与经济合作进一步统合起来，从而使亚太地区的发展稳定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安全与经济相互剥离的状态。 总之，不管今后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如何发展，中国的参与将是最重要和最不可或缺的。如果美国仍然像组建TPP那样将中国排除出去，那么地区合作机制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就是空想，因为与中国发展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至少可以服务于美国的以下两项重要利益：其一，淡化美日等同盟体系联合抗衡中国的色彩，减少中方的战略疑虑，从而缓解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消除中美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外部障碍；其二，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承认中国日益提升的地位及其扮演的日趋重要的角色，从而使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成为符合美国期待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毫无疑问，以中美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地区多边安全制度化是美国进行“有限收缩”的情况下最为理想的区域合作架构。 四、结论 本文的核心论点为，由于美国近年来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引发了该地区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变迁，导致维系这一战略有效运行的内部和外部成本——包括亚太联盟体系的弊病和风险、中美“战略互疑”的加剧与双边关系的倒退、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国内政治“迷思”的负面影响以及其他地区的牵制等，正在逐渐超越其此前在增强自身的亚太战略地位、牵制中国崛起等方面获取的战略收益，特别是亚太地区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可能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因此，通过成本—收益评估，笔者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已经进入到了过度扩张阶段。 国际关系的历史案例和理论研究表明，进行战略收缩是陷入过度扩张后帝国的唯一理性选择，因此，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未来的总体走向必然是战略收缩。当然，一方面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过度扩张仅处于初期，其负面效应虽从长期来看不可低估，但毕竟仍未完全浮现，因此美国国内围绕应采取何种战略的争论异常激烈；另一方面，即便过度扩张的成本在未来逐渐显现，但由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效应迅速扩展及亚太地区逐渐成为新的世界权力中心，美国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在该地区进行“选择性介入”的大战略，因此今后5到10年，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收缩只能是“有限收缩”，即在降低战略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战略利益尤其是霸权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有多种可能的战略和政策选项，如通过淡化再平衡的军事色彩以减轻自身负担并约束部分盟友的行为，切实推进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逐步推动建立亚太多边安全对话制度进而使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长远和根本性保障等。笔者认为，在美国进行有限战略收缩的过程中，中国应在外交上更加积极有为，努力推动中美战略合作基础的重塑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时为亚太区域合作和区域整合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灿荣、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左希迎、孙西辉和宋天阳等学者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出了诸多有益评论和建议，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为本文提供了部分文献，笔者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当代亚太》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当然，文中的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对历史上大国过度扩张的记录与分析，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Michael Doyle,Empir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②杰克·斯奈德认为，过度扩张指大国的对外扩张使其战略成本超过了成本—收益均衡点；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更多的情况是动态的，即随着大国的对外扩张逐渐接近成本—收益均衡点，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扩散和抵抗性联盟等导致被侵略国和竞争者的力量不断增强，由此令该均衡点不断下移，其结果是，即使该国的扩张成本本身不增加，也会超过收益，从而引发扩张过度。参见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9;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hapters 3 and 4。 ③现实主义理论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持此鲜明立场，即便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承认在安全资源稀缺的无政府环境下，维持现状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侵略者。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p.110-111;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1,1978,pp.167-214, ④“战略观念中的偏见”之典型代表为“进攻有利说”(offensive advantage)，它植根于一战前大国对于战争的认知。参见Stephen Van 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2,1984,pp.58-107。“特有的信仰体系”指进攻性或帝国式的意识形态，如“荣誉”论、“世界革命”论、“生存空间”论等，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1。“形成性经验”则指重大历史事件对大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如“慕尼黑事件”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对美国干涉朝鲜和越南的战略决策影响深远。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ter 6; Debora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50-57。总之，在这一学派看来，上述认知问题是人类心理的通病，很容易使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即总倾向于简化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依靠过往的某些经验甚至直觉式的信念进行对外决策。参见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Social Cognition,New York:McGraw-Hill,1984,p.15。 ⑤“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为霍布森、列宁和熊彼特，参见Peter Cain and J.A.Hobson,“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13,No.2,1985,pp.1-27; Vladimir 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Chicago: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Inc.,1991; Joseph 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Pubs.,1974。“国内联盟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杰克·斯奈德，他指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何以军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寡头能够绑架国家对外政策。为此，他提出了“联盟互助”(coalition logrolling)学说，表明利益集团间的互助行为推动了国家对外过度扩张“迷思”的制造。参见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p.14-17,31-65。 ⑥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⑦这一思潮的最直接体现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其最严重后果是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丧失了国内改革的动力。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⑧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17～18页。 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华网，2011年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 tune/2011-02/14/c_121074485.htm;Peter Marsh:“China Noses ahead as Top Goods Producer”,Financial Times,March 13,2013,http://www.ft.com/intl/cms/s/0/002fd8f0-4d96-11e0-85e4-00144feab49a.html。 ⑩奥巴马就任后，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美国外交的“名片”。当然，该战略几经口号上的变动，从宣称“美国回来了”到“重返亚洲”，再到“战略转向亚洲”和“战略重心东移”。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才称其为“亚太再平衡”，以强调美国从未离开亚洲，并有意淡化“重返”之说。实质上，其核心内容未变。参见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4～20页。 (11)Evan B.Montgomery,“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Power Projec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4,2014,p.119. (12)参见Stephen G.Brooks,G.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2012/13,pp.7-51。 (13)在对这一原则进行实际运用的过程中，笔者将结合斯奈德与吉尔平的两种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14)参见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44,p.51。对二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专门分析，参见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参见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62～63页。 (16)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3页。 (1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201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2/APD/eng/areo0412.pdf. (18)“双领导体制”指中美分别在亚太经济和安全领域居领导地位。参见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19)参见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218。 (20)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apter 10. (21)The Pentagon,“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January 5,2012. (22)参见《美防长在日撰文称美日同盟是“地区和世界安全支柱”》，新浪网，2011年10月25日，http：//news.sina.com.cn/w/2011-10-25/130623359327.shtml。 (23)参见李家成：《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2期，第14～26页。 (24)《美砸120亿美元升级关岛基地打造“不沉航母”》，新华网，2010年1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04/content_12753145.htm。 (25)参见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chapter 6. (26)经过几十年发展，东亚经济一体化已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FTA)、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参见王守贞：《东亚经济一体化：回顾与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4期，第21～25页；张锡镇：《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载《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第34～40页；Harry Harding,“International Order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in Robert Ross,ed.,East Asia in Transition:Toward a New Regional Order,New York:M.E.Sharpe Inc.,2003,p.334。 (27)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28)时殷弘：《美国在东北亚：权势阵地的随机巩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10页。 (29)“推回”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美国“夺取”了一部分外交阵地；而相应地，中国则“丧失”了一部分外交阵地。参见时殷弘：《美国在东北亚：权势阵地的随机巩固》，第10页。 (30)参见Robert Ross,“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 in East Asia:Why and How?”Global Asia,Vol.9,No.3,2014,pp.8-14。 (31)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日围绕自贸区的谈判在美国“再平衡”战略实施、中日关系恶化后陷于停滞，甚至使一直以来以“政冷经热”为特征的中日关系转变为“政冷经冷”。 (32)俞正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共识网，2013年10月3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zlwj/article_2013103094475.html。 (33)这一观点来自笔者于2014年12月8日在美国波士顿对罗伯特·罗斯的访谈，相关内容亦可参见Robert Ross,“The Revival of Geopolitics in East Asia:Why and How?”p.13。 (34)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出口在2012年达到历史新高，特别是商品与服务出口与2009年相比增长超过39％，其中服务业出口增长24％，制造业出口增长47％，农业出口增长44％，共计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所有这些指标均优于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参见Office of the U.S.Trade Representative,“2013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2 Annual Report”,2013,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reports-and-publications/2013/2013-tpa-2012-ar。当然，从最终结果来看，美国的出口总额虽然从2009年的1.57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但并未完成该计划设想的到2014年底实现3.14万亿美元的出口目标。相关统计数据参见Foreign Trade Division of U.S.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 (35)参见侯典芹：《美国的战略东移与东北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4期，第50～66页。 (36)《印度海军为保护南中国海本国石油利益做好准备》，路透中文网，2012年12月4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BizNews/idCNSB212674520121204。 (37)Jin Canrong and Wang Hao,“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Geneva Papers,No.12,2013,pp.15-23. (38)金灿荣、王浩：《中国边海问题的产生背景及应对之道》，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8期，第9～10页。 (39)《菲律宾支持日本军事化被指忘记历史恐惧中国》，环球网，2012年12月11日，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2/336 4597.html。 (40)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41)2012年3月，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合作撰写了《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的研究报告，认为战略互疑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Washington,D.C.: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 (42)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 (43)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5财年国防预算为4956亿美元，这比2010年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之初的5301亿美元减少了345亿美元，降幅达6.5％。参见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Fiscal Year 2014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Historical Table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pp.57-59。 (44)参见Christopher Layne,“This Time It’s Real: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1,2012,pp.204,210;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Exit:Beyond the Pax Americana”,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2,2011,pp.7-44. (45)参见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pp.46-55. (46)阎学通认为，美国当前的衰落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过去十年，在所有的新兴大国中，只有中国同美国的实力差距明显缩减，而包括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在内的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则进一步拉大。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章。 (47)Evan B.Montgomery,“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Power Projection”,p.120. (48)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第14页。 (49)同上。 (50)美国与其盟友的这种互动体现了国际政治中的“系统效应”，即在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最终产生了不利于自身的“非故意后果”。参见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51)本质上讲，美国自冷战结束后一直在亚太区域安全中扮演着主导国的角色，因此再平衡战略实施的最佳效果只能是进一步“强化”这种角色。然而，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潜在的冲突风险，已经达到了有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任由甚至加剧此种局面发展的后果必然是战略上的得不偿失。 (52)参见“Re-balancing the Rebalance:Resourcing U.S.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 Major Stat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April 17,2014,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e/872692.pdf。 (53)Ja Ian Chong,“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1,2014,pp.7-43. (54)王缉思：《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21期，第16～24页。 (55)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98～116页。 (56)S.Mahmud Ali,US-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1971-1989,London:Routledge,2005; Robert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Dennis Blair,ed.,U.S.-China Relations:An Affirmative Agenda,A Responsible Course,New York:The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Inc.,2007. (57)王伟男、周建明：《“超越接触”：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华政策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62～75页。 (58)对此，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专门讨论。参见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第98～116页。 (59)“TPP Chief Negotiations Resume Talks in Hawaii”,The Japan Times,March 10,2015,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0/world/polities-diplomacy-world/tpp-chief-negotia-tors-resume-talks-hawaii/. (60)“Democrats Square off Over Trade Negotiating Bill”,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7,2015. (61)“Japan and U.S.Ministers to Meet for Trade Talks Before Summit”,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7,2015. (62)对TPP与RCEP以及相关的中美战略博弈问题的具体分析，参见王玉主：《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冷和平时期的亚太区域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22～39页。 (63)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6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人民网，2014年11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9/c1001-25999767.html. (65)“Beijing-Promoted FTAAP Will Delay TPP”,China Briefing,November 10,2014,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4/11/10/beijing-promoted-ftaap-will-delay-tpp-driving-us-companies-asean-fta-benefits.html. (66)“Democrats Square off Over Trade Negotiating Bill”. (67)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第13页。 (68)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p.31-43. (69)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第13页。 (70)该理念最早由苏珊妮·诺瑟(Suzanne Nossel)提出，后成为奥巴马就任后力推的外交理念，目的是恢复小布什时期遭到破坏的美国形象，并为其全球战略收缩做准备。参见钟龙彪：《“巧实力”战略与奥巴马新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7～12页。 (71)例如，美印接近虽然有针对中国的意味，但两国关系本身仍十分脆弱。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13年底发生的印度外交人员被纽约警方逮捕的危机事件中。 (72)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习近平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全文)》，新浪网，2013年9月7日，http：//news.sina.com.cn/c/2013-09-07/134628157661.shtml。 (73)参见金灿荣、王浩：《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6～30页。 (74)《王毅：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外交部网站，2014年8月9日，http：// 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81457.shtml。 (75)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hapters 3 and 4。 (76)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第18页。 (77)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chapter 2。斯奈德列举了历史上英美“战略学习”能力优于德、日、俄等国的案例来支撑他的观点。例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国内曾围绕是否对俄进行毁灭性打击进行过争论，并最终保持了战略克制；又如，美国在越南战争后的战略收缩相对成功。这些案例都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陷入过度扩张的“迷思”后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另一方面，德、日两国在二战期间的战略选择，例如，德国入侵苏联和日本突进东南亚、偷袭珍珠港，以及苏联在冷战时期由过度扩张而使国家衰竭的案例则表明，这些国家的“战略学习”能力不足。 (78)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p.13-14,26-31;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ter 6. (79)冷战后围绕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参见Robert J.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Michael Brown,ed.,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王缉思等编：《冷战后的美国外交(1989～2000)》，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分析参见Barry R.Posen and Andrew L.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97,pp.5-53。 (80)Nicolas Gvosdev,“Strategic Gambles:The Diplomatic Stakes of American Retrenchment”,World Politics Review,Oct.22,2013,pp.4-8. (81)参见Stephen Brooks,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pp.7-51; Stephen Brooks,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Wohlforth,“Lean Forward:In Defense of American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Vol.92,No.1,2013,pp.130-142; 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 (82)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chapter 8. (83)Stephen Brooks,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pp.7-51. (84)美国的国防开支在2010年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点，占GDP比重为4.8％。参见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Fiscal Year 2014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Historical Tables,pp 57-59。 (85)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ssessing the Balance”,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2,June 2011,p.202. (86)参见Robert 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Robert 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5,No.3,2010,pp.359-391; Robert Art,“Selective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Austerity”,in Richard Fontaine and Kristin Lord,eds.,America’s Path: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2。 (87)Robert 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p.359-391. (88)Ibid. (8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90)Aaron 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2011; John 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No.4,2006,pp.160-162. (91)米尔斯海默于2013年11月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这一问题与阎学通进行辩论时就持此立场。参见《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观察者网，2013年12月3日，http：//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3_12_03_189543.shtml。 (92)Aaron 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93)John Mearsheimer,“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Foreign Affairs,Vol.93,No.5,2014,pp.77-89. (94)参见Marvin Kalb,“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Brookings Blogs,January 10,2012,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2/01/10-china-kalb。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Johnston)的研究也表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往往以和解、仁政和朝贡为优先选择，而以进攻和扩张为次要选择，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此外，中国学者时殷弘通过对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的回顾和总结，发现中国在深刻的文化意义上更倾向于孙子式或儒家的战略传统而非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哲学，亦即总是争取代价最小化而非收益最大化，参见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 (95)Susan 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12. (96)Barry Posen,“Pull Back:The Case for a Less Activist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92,No.1,2013,pp.116-128. (97)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即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持此立场。参见Stephen Walt,“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National Interest,No.116,2011,pp.6-16。 (98)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pp.46-55. (99)Ibid.,chapter 4. (100)《美前高官布热津斯基批亚太再平衡战略：军事色彩浓且遏制中国》，观察者网，2014年6月10日，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4_06_10_236274.shtml。 (101)Zbigniew Brzezinski,“How U.S.Can Secure the New East”,The Diplomat,February 16,2012,http://thediplomat.com/2012/O2/how-u-s-can-secure-the-new-east/. (102)至于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并全力遏制中国的想法并不符合实际：一方面，美俄对立不是源于乌克兰危机，而是植根于冷战结束20余年来双方根深蒂固的战略互不信任，因此美俄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其他地区的战略牵制，美国也很难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因为中国与苏联不同，其崛起是开放式、融入型的崛起，军事遏制手段并不适合。参见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51～75页。 (103)尽管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思路相对温和，但目前局势的发展已使上述思路不具可操作性：一方面，布氏提倡的“大西方”概念还未推出便告夭折，特别是美俄关系的急转直下和深刻的战略敌对短期内难以恢复和逆转；另一方面，日本在领土争端中的做法正日益对美国的安全利益形成“绑架”，如果美国继续一味强调巩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关于这一问题，当前美国的不少战略精英已经充分表明了其危险性，并提出了应对思路，下文将予以讨论。 (104)Jonathan D.Pollack and Jeffrey A.Bader,“Return to the Asia Rebalance”,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anuary 23,2014,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4/01/asia-rebal-ance-us-china-relationship-pollack-bader. (105)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p.9-16. (106)《4700名驻日美军将搬离普天间》，新华网，2012年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06/c_122659033.htm。 (107)《美国开出减少东亚驻军条件或为“重返亚太”崩盘》，前瞻网，2014年4月4日，http：//www.qianzhan.com/military/detail/277/140404-646d09el.html。 (108)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the White House,May 28,2014,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109)Michael Brenner,“Obama at West Point”,The Huffington Post,June 2,201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ichael-brenner/obama-at-west-point_1_b_5431878.html. (110)Francis Fukuyama,“Dealing with China”,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October 14,2014,http://www.hoover.org/research/dealing-china. (111)《习近平强调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2/c_1113220972.htm。 (112)巴纳德·戈登：《美国应邀请中国加入TPP》，凤凰网，2014年4月2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25/12203009_0.shtml。 (113)“Re-balancing the Rebalance:Resourcing U.S.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14)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第62～77页。 (115)参见《国别报告》，中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2月9日，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42697。 (116)《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14年7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9/c_1111530987.htm。 (117)参见金灿荣、王浩：《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贡献》，载《求是》2014年第7期，第63页。 (118)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第113～114页。 (119)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71～83页。 (120)对历史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崛起国—主导国”二元关系的理论分析，参见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第51～75页。 (121)对于这一点，参见《时殷弘：中美关系的瓶颈在于权势分享而非互信》，凤凰网，2015年1月31日，http：//v.ifeng.com/news/opinion/201501/013faf2d-e9b8-411f-8de8-aae0878661ec.shtml。 (122)《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123)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5-14. (124)Henry Kissinger,On China,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p.527-530. (125)《戴秉国：加强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新华网，2012年5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5/c_123080762.htm。 (126)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出路》，第83页；《金灿荣：中美需形成“功能性伙伴关系”》，观察者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guancha.cn/jin-can-rong/2012_12_20_115352.shtml。 (127)当然，这只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的分析。短期来看，美国进行这种努力的可能性不大，但从中长期看，这种制度安排是美国为维护全球地位的一种可能政策选项。 (128)Robert Keoha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in David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9-300. (129)Robert Ar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p.389. (130)Evan S.Medeiros,“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9,No.1,2006,pp.145-167. (131)Nick Bisley,“Building Asia’s Security”,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delphi paper No.408,New York:Routledge,2009. (132)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pp.47-48. (133)徐进：《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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