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伽达默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实存性解释学”基础上真正完成了从技艺学、方法论意义的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理解与解释成了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一种方式，理解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伽达默尔那里，以解释学为基础，实现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实践哲学成为了解释学发展的最新趋向。解释学不再作为只是关于理解和解释某种文本意义的学问，而是与人的存在、与世界的普遍意义联系起来，“理解、存在与实践”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东西，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也因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智慧（phronesis），而这就是伽达默尔在实践理性日益沦丧的现代极度科技化文明下极力试图去复兴与重建的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原型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根本不同于作为理论运用的技术性和生产性的“物质性的活动”（伯恩斯坦语），而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关于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反思性理论，这是“规定所有人的知识和活动的问题，是对于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①。显然，这种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是以世界的普遍意义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价值为其理论的最大诉求的，而这就蕴含了对“形而上学”、对“哲学”的明确而重要的肯定，一切“形而上学终结论”甚至是“哲学终结论”都源于对哲学及其作用方式的不正确理解，哲学总会以其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在科学制止了哲学的补充和思辨的独断对它的限制时，哲学才会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一、“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
在现代社会文明中，哲学是否还有作用？又怎样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呢？应该说，如何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作用的方式，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对象上将作为“研究具体事物存在”的科学与作为“研究存在之存在”的哲学作了区分，但他从根本上仍是将哲学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的，只不过它是研究最一般性、最根本性的事物存在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近代的形而上学同样是在科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来构建理性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理性神学的，其目的也是把哲学问题当作类似科学问题那样来对它做出科学式的回答。不过，这种在知识论中将哲学与科学等同起来的看法到了康德那里，有着实质性的转变。康德通过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分析，揭示了哲学作为科学问题和科学式解答的虚妄性、僭越性，他通过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将哲学成立的合法性置于实践理性基础上，他建立的是作为一种道德本体的形而上学。可以说，“面对科学，哲学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在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构建的。”② 康德工作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哲学不再被作为类似自然科学的学问来看待，其理论的危险性则暴露为哲学不具有了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哲学不再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对人类生活起作用。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他就是要区分开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反对像古典哲学那样完全将哲学等同于科学，二是同样要反对因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而否定哲学应有的科学性。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哲学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哲学有其对人类生活产生作用的特有方式，在现代哲学和现代社会中，“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是确定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第一条途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主题。③
在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上，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不是以所谓实证科学方式存在的科学，哲学并不是拥有一批并列于其他科学的规范研究领域的实证的材料，可以据之进行单独研究，因为哲学必须研究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并不像其他任何限定的整体一样，仅仅是包含了它的一切部分的整体。作为这个整体，它是超出各种知识的有限可能性的一种观念。因此，它就不是我们以一种科学方式能够认识的东西。”④ 不过，尽管哲学不是科学，但若由此否定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具有一种科学的地位则是错误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今天重新来讨论哲学的科学特性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同上述见解相反，哲学理应被称为科学的，它同样具有科学的特性，因为“尽管它与实证科学有着各种差异，但它对实证科学仍然具有一种切近的联系，这就使哲学从那种建基于严格的主观证明的世界观领域中分离出来”⑤。
希腊人是把哲学与科学看作不可区分的一个东西，“哲学”这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就是用来指称各种理论知识的。因此，在各种理论知识包括科学中就包含着哲学要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决定任何既定科学的客观领域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尺度。这就是说，哲学本身不是科学，但它对科学却具有维系特性。那么，哲学对科学何以能有如此作用呢？当然，人们可以从理性的需要——“能够在存在事物的全体中保持统一性”而要求具有系统的、综合的知识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从中所反映的则是：哲学具有科学特性。哲学是一种理论知识，而“理论”的希腊文（Theoria）原义是观察和看，也就是参加到具体的活动之中。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理论知识，它决不是与现实的人类生活无关的主观臆造。只是哲学是作为对世界的理性反思来表现自己的，那么，这种理性反思与具体科学的理性认识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在伽达默尔看来，不管是科学的认识理性还是哲学的反思理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理性对于统一性和认识统一性的需要”⑥。正因为有着对统一性的迫切要求和需要，所以它促使我们不断产生了我们知识的统一，产生了关于世界的最综合性、最一般性看法。在这里，“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以测度通向世界的每一途径和探索世界的各个范围的每一种事物，都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我们哲学思想传统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地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⑦
可以说，正是这种理性的关于统一性的需要和迫切要求，决定了哲学与科学的相通之处，哲学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理解、一种认识，甚至是一种态度，哲学思维同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具有以理性反思形式表现出的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的科学特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一种理论知识，它也是一种科学，具有它的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近代以来的那种要么将哲学等同于科学，认为哲学问题也是科学问题；要么完全割裂哲学与科学，消除哲学的科学性，置哲学于艺术一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伽达默尔指出，“现代的科学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概念是不充分的。精神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与其说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念中，不如说从教化概念的传统中更容易得到理解。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要回顾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与现代科学要求的对抗中赢得了某种新的意义。”⑧ 当然，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哲学家的责任是对概念做出解释，他并不提供通过经验的研究获得的新知识”⑨；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对世界整体的研究，它又追求一种理性的最高统一，从而表现出一种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的科学特性，它本身也成为了一门科学。那么，对于人类生活而言，哲学又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呢？换言之，哲学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二、“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
按照希腊文“哲学”一词的意义，我们称为哲学的东西，本身就意指“科学”，希腊人通过这种方法使人们摆脱了人类原始时期的神话，走向了求知欲发展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是否已经达到终点，哲学已经穷途末路了吗？应该说，在古典哲学里，哲学被当作科学来看待，但这种科学是以形而上学为先导的，因而古典哲学或科学是能够提供对世界的整体关注的，是能够“为世界的自然经验和以世界语言学作为媒介的解释带来统一的结论”⑩ 的；但是自近代以后，希腊的科学概念涵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实验科学的兴起奠定了一种科学的新观念，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科学，科学问题就是对世界经验问题能够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可以说，“现代经验科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靠放弃崇高的亚里士多德式风格的全面知识来保证它们的发展道路。”(11) 因此，这种现代科学使可观察到的东西屈从于数学的量化方法，并在各个方面依靠试验和假设逼近科学知识。不过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科学由于离开了哲学的理性反思，它变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戡天役物”性的攻击，它使自然屈从于一种新的、然而是片面的控制，因而，“新的经验科学不提供全面知识只是提供探究自然的无休止的过程”(12)，这种科学是无法代替哲学的。伽达默尔宣称，“现在的特点是，作为时代决定性标志的科学之流行终止了哲学的经典作用，但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13)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的原本涵义是提供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解释。19世纪是一个世界观的时代，其意图就是要以世界观理论去恢复现代科学已不能提供的对整体解释的希望。但是这种世界观思想受到了各种批判和打击，而哲学为了捍卫自己的科学性和地位，所以越来越多地转向科学哲学，转向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显然，我们今天必须从这种对哲学的扭曲理解中重新恢复哲学作为对世界整体解释的世界观的理解。也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现代哲学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对哲学真正意义的回归。“艺术加入了世界观哲学的队伍”(14)，艺术不再作为哲学的敌手，而是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之中，艺术“接近哲学旧有的任务”(15)。在法国文化中，哲学与文学同归入了文学（letters）这一词，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哲学与诗歌的接近。而在德语国家中，继承了形而上学遗产的“人文科学”一词得到了发展，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正因为现代艺术科学、现代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客体的世界而是人对自己、对他的创造物世界的认识；正因为这类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认识，而且是人的自我认识能动的和不断进行的改造；因此，尽管从纯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类科学是混乱不堪的，但实际上表现了人们对整体统一性感悟、理解和解释的真实情况，表现了人们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不可控制的意志与情感因素、选择与决定情形，它们与哲学的真正意义是相通的，它们就构成了现代哲学作用的某些方式。这也同时意味着，“相对于各种世界观提供的对世界解释的全体，哲学不再被严格地从其认识要求方面来对待了。反之作为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同人类其他文化创造（如艺术、法律、宗教）具有类似价值。”(16)
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极端信奉科学的时代”(17)，哲学决不是毫无作用的，恰恰相反，正是它大展身手的好时候，因为人们急需从这种科技决定一切、充满人的自我异化的时代摆脱出来；急需从人们现在的非真实存在状态转向一种拥有自由的自我意识，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选择、决定和负责任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整体的一种思考，取决于人们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共同体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们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在现代科学的时代，人们把自己行为不端的选择权、决定权交付给了科学技术，交付给了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实际上也就放弃和推诿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对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科学的控制，以致每一个人的和政治的决定可以不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科学得到客观的实现，”(18) 这真的是可能的吗？人是一种有限的、历史的存在，一方面，人的科学是有限的，它不能穷尽对一切问题的认识，科学也不是对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适用的。因此，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破除科学理性神话；另一方面，不是人服务于科学，从根本上讲，科学是人的理性理解世界的一种能力、一种方式，它是服务于人的关于世界的整体解释的，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的存在的。过于夸大科学理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作用，而忽视人的意志、情感，特别是否定关于人类行为自身反思的实践理性的作用，这是片面的，也是不可能带来人类的真正存在和美好生活的。总之，“对于沉淀在我们语言中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不能通过那种适宜于科学的知识可能性完全实现。”(19)
当然，在现代社会，哲学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却也不能完全回到希腊古典哲学的意义上去，因为那种要求建立完整、庞大的哲学体系的确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科学，不再是科学之王，人类似乎准备以一种新方式承认它自己的局限性和它特有的作用。伽达默尔指出，“哲学不能被硬加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相反地，只是当科学制止了哲学的补充和思辨的独断对它的限制时，哲学才真正地发挥作用。”(20) 那么，哲学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发挥作用呢？在伽达默尔看来，尽管人们今天已不再持有这样的看法：“面对各种古老的问题和科学的新倾向，哲学应再一次发挥它旧有的全面功能，并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我们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21) 但是，哲学作为一种人类的自然倾向来表现出它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伽达默尔就指出，哲学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今天，“人类对哲学的自然倾向，对求知欲的自然倾向仍很强烈。”(22) 那么，在如今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化的时代，怎样把科学知识（有限的和暂时的，或者也许是证明了的和有效的科学知识）和从伟大的历史传统向我们涌来的关于人的全部知识，变换成我们的实践意识呢？显然，要消除现代社会的不断增长的人的自我疏远，要获得对人类的新的自我理解，就必须把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结合起来，这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使人们展开对自己进行自我理解的工作是十分紧迫的。古希腊的理性就从总体上表现为对我们唯一可能的未来形象，一种生活和存在的可能性的形象的追求，(23) 因此，在今天，就人类存在关涉到他们自己而言，在每一方面，都依然存在着一种自我理解的任务。
伽达默尔认为，他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来做这一方面的工作，要在理解的解释学基础上把异己的、陌生的以及任何已变得异己的东西带进语言的理解和实践的哲学，要在实践哲学上重新反思人类的实践行为，重新做出关于人的自我理解，进而指明摆脱现代技术化社会的困境，使人类摆脱一切彻底束缚着自己的关系，从而拥有一种真正的存在、过上一种美好生活。“正如我们的全部世界经验呈现为一个逐渐无拘无束、永无止境的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个过程又发生在变得日益陌生的世界中，因为世界总是被我们自己改变得太多；同样，对于事物做出一种哲学说明的迫切需要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中与自己的对话，而且也实现了我们大家都卷入并且会永远不停地卷入的那种对话，无论人们说哲学已经死亡，或者说哲学没有死亡。”(24) 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说哲学是否已经死亡，而在于认识到，作为人类的自然倾向，哲学的作用不仅不是应该被否定、取消，而是必然地并将永远地发挥着它的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肯定哲学的作用，但同时需要批判的是那种将哲学作为一门全能科学，把哲学视为向各门科学提供有针对性的概括性总结这种古典时期哲学观和哲学使命观。在伽达默尔看来，要求哲学提供在逻辑与方法方面有普遍性意义的帮助是一种幼稚之举，科学的哲学方法学也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种科学的哲学方法是无法对哲学之作为无所不包的万物阐释功用的现代情况做出解答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要解释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蕴涵着对科学是什么的解答。在此，伽达默尔提醒人们，“要注意对一切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且要记住世界上的一切并非都是科学的对象或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25)
那么，从其阐释功用上，哲学到底有何作为呢？伽达默尔认为，这有两个答案，其一是在将“今天到底是什么”的理解加以发展和极端化基础上，摧毁所有过去好时光的浪漫幻想和基督教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主张我们生活在上帝的阴影中（马丁·布伯），生活在对存在的遗忘之中，生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救的极端恶果中，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活失去了上帝、失去了与存在的联系，人类生活不再存在一个人类共同的、稳定的和普遍的目标，人们要过一种幸福、完满的生活只有等待来生的转世。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第一种答案的解释，虽然不同于那种否定、实际享用的文化批判，其对存在的阐释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但是“如果这种极端主义将一切都看成无，那么，它能够正确地认识实际的存在吗？”(26) 正是由此，伽达默尔提出了自己欣赏的另一种答案的解释。这个答案与我们的求知需求相联系——我们想知道我们能知道的一切，并付诸实践。现代的科技梦想的确是人类的一场梦，因为在人类生活世界中所发生的日益加快的系列变化和改革里都让人们感到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但第二种对存在的解释答案，就是要使人们意识到，事物虽然显示出剧烈的变化，但真正的变化却是很小的，我们的意识要清楚一些，要去学会发觉“那些在变化以及人们能够和应该改变的东西后面的不变的、真实的东西”(27)。而这就是真正的存在，就是哲学所要发挥其解释功用的用武之地，同样，这也构成了要对并能够对人类存在意义与价值及其未来做出构想的哲学基础。哲学是有作用的，哲学的作用就表现在人类理性反思的力量上，反映在哲学解释功用的运用上。中国思想家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哲学是“无用之大用”，因为谁也无法回避你活在世界上的意义这样的玄妙的问题，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哲学便有用的；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哲学便显现出智慧的面目。
三、哲学与人类存在之命运
社会命运总是与思想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命运无疑是思想命运的外在形式化表现。伽达默尔是一位“以哲学表达西方命运”的哲学家，通过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他要深刻揭示的是现代科技化文明所蕴含着的重大社会命运危机，要从根本上厘清和点明造成这种社会命运危机的深刻思想危机，这就是作为以追求知识、科学为根本诉求的理论哲学的盛行，将哲学与科学等同起来，哲学完全演变成了获取知识和真理的学问，而远离了古希腊哲学的全面含义，特别是淡忘和日益沦丧了以考察人类行为活动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在一切科学化、技术化的洪流中，人难以形成也不再具有“人何以为人”的意义和本质的真正认识和思考，每个人的存在和行为都淹没在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的权威之中，而放弃和移交出了本该属于每个人的实践理性判断。因此，与其说，这是由科学理性霸权所导致的社会技术化、合理化的悲哀，不如说是人类放弃实践理性、不再思考人类存在和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的实践哲学失落的悲哀。作为一个负有深刻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正是在对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的思考和重建中，表现出了对人类社会命运危机的深深焦虑，对人类存在和行为普遍意义和总体价值的强烈理论诉求，这也就从根本上彰显出了伽达默尔对“形而上学”、对“哲学”及其作用的明确的肯定与强调。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是哲学的一个普遍方面，而并非只是所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解释学问题从施莱尔马赫经由狄尔泰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发展，从历史角度证明了现在得到的结论：语言学的方法论自我思考进入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提问，“语言的思辨存在方式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28)。这意味着，当我们通过哲学解释学而实现了解释学向本体论转向之后，“我们就接近了一种形而上学概念”(29)，接近了那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对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整体理解与把握。
在伽达默尔看来，之所以要通过实践哲学来强调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与现代社会人类实践活动正因为丧失形而上学理解而出现了技术统治主义相关的，从目的上看，就是要以此来破除对科学的神话和对技术的迷梦，破除一切形式的技术对生活的统治，重新为人类实践活动奠定实践哲学的理论基础。伽达默尔认为，技术合理性与实践机敏性的集体性影响是远不能解决人类生活的基础和根据问题的，也是远不能解决人类的未来任务的。哲学家就是要去解决毕生都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的理解。1821年，黑格尔就将没有形而上学的文明比作没有菩萨的庙宇、祭坛。当然，那种将形而上学仅仅理解为从知识论上为世界寻找到一个最高的实体性本体，并对世界做出最终的、绝对的、抽象的、本质的认识，这在现代有点不合时宜了。在伽达默尔看来，哲学一词，柏拉图的理解是指坚持不懈、永无止境的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指对知识的占有。雅典人普遍的看法也是意指着“对理论问题的兴趣”。由此，伽达默尔认为要重新澄清哲学一词的含义，指出，“正如有关毕达哥拉斯的轶事告诉我们的，该词显然是一个以后为描述一般的理论兴趣而形成的术语，它把这种兴趣（或偏好）和智慧一词联系了起来。”(30) 既然哲学是一种兴趣，并且是与智慧相联系的兴趣，那么哲学的形而上学也就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性结论，而是一种开放的，随着不同情况而变化的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与解释，它总是处于不断创造与发展之中。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对世界解释的全体性兴趣和理解，哲学是不能被严格地局限于认识论意义上来看待的，反之作为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同人类其他文化创造（如艺术、法律、宗教）在价值上是相同的。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哲学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开辟了另一方向，实现了哲学与人类生活实践的结合。苏格拉底认为，探究自然的“有智慧的人们”的知识毫不可取（这是神安排和支配的领域），哲学的真正任务在于人们以自己的理性对自己灵魂以及生活的正确道路进行思考。这样一来，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向了人间，从哲学主要是关于宇宙和自然事件的本质和结构的知识探讨转向了哲学主要是探讨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新线索，但却又是以后不曾得到重视的线索，但是，“苏格拉底的遗产，对独立于科学之外实际生活智慧的倾注从此一直和西方哲学辉煌的道路一同延伸。”(31) 直至今日，在经过现代经验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坚决地把形而上学驱逐于科学之外后，人们似乎有了这种更趋强烈的认识，世界的知识性、本质性的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对人类生活实践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等的理解问题，这便更多地表现出是一个与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根本理解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换言之，人们越来越感到，形而上学与人类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应该对人类的实践生活和生活方式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对于现代生活世界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古典的以形而上学为先导的旧科学关注的是世界的整体，能够“为世界的自然经验和以世界语言学作为媒介的解释带来一个统一的结论”(32)，但是，现代科学则不同了，它追求的是知识的确定性和可控性，是靠放弃崇高的亚里士多德式风格的全面知识来保证它们的发展道路，因此，它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世界认识的整体的统一看法。究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科学中失去了对形而上学的思考，人类实践活动也因此而丧失了关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而失去对世界的整体性的形而上学思考，所造成的便是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中的科学霸权、技术泛滥，人类因失去了自身的理性反思而生活在自我疏远、自我异化的不断增长之中，“科学在人类社会内形成舆论和判断的技术日益增长的意义，妨碍在科学的世界考虑范围诉诸存在的理性。”(33) 伽达默尔指出，以理解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来为人类实践生活重新确立起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实践哲学把形而上学与人类的具体生活活动沟通起来，从解释学的作为对世界存在与意义的整体理解，从为人类实践生活提供理论基础上，为形而上学现代复兴的新道路、新方式做出说明。
伽达默尔通过实践哲学来复兴形而上学，所要说明的是，解释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世界之存在意义的哲学形而上学理解问题，形而上学与人类的理解性实践活动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的。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要让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正如希腊德尔斐神庙所告诫人们的，人要“知道你自己”，即要“知道你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任何试图以科学技术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生活在内的所有问题，都是对人的神化，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在现代社会中，哲学形而上学必须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既要避免重蹈哲学的以指导和调整方式干预科学的工作，又要在哲学的原义上，“对我们由科学铸成的生活作出估量”(34)，因为从“非责任性”的科学本身，是“没有能力和缺乏任何明白的需要，来估量它自己在人类生存整体内、特别是在它运用于自然和社会方面意味着什么”(35)。这样一来，由科学走向形而上学便成为一种必然，由在各种科学中作为一个真正维系和论证的因素而显示出的一种解释学幅度(36) 也变得清晰可见。既有在自然科学中作为各种模式和个人专门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具有的幅度；也有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类似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社会工程师向一位社会伙伴的自我转化的幅度；还有作为过去存在的东西、现在存在的东西和明天存在的东西的连续中介发挥作用的历史科学中的解释学幅度。(37) 由此，伽达默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哲学无论在康德‘摧毁一切’的批判之后，还是在‘思辨’于19世纪威信扫地之后，亦或甚至在‘科学统一性’理想压倒一切‘形而上学’这一判词发布之后，都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那些问题，”(38) 这些问题便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即关于人类生活世界整体的理性反思的形而上学问题。
四、结语：哲学永不消失
显然，伽达默尔关于哲学之实质与作用的思考，间接地批判了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不时响起的各种“形而上学终结论”，特别是批判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39) 之后不时回荡在耳畔的各种“哲学终结论”；而从直接的角度而言，伽达默尔对形而上学、对哲学的存在与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和强调，可以说，在他这里，所有“哲学终结论”终结了。
伽达默尔对待哲学的态度与思考，是在现代科学实证主义强烈“拒斥形而上学”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激烈解构一切普遍本质和意义之下的一种鲜明的理论回应或者说批判。可以说，哲学形而上学在经过猛烈的现代荡涤之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显现出它的意义和魅力。重建形而上学，恢复哲学地位的声音既来自现代科学主义哲学内部，也发自于欧洲大陆人本主义哲学之中，即便是后现代主义，除了大卫·雷·格里芬等人主张现代性的批判和重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外，我们也总是想到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的深刻见解。或许随着人类思想的演进，哲学的形式和哲学思考的方法会不断发生改变，但关于世界之本质和意义的整体性理解和解释的哲学问题似乎永不消失(40)，这是人类理性思维自我挑战的需要，也是人们生活实践和行为活动的需要。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哲学态度和主张，让我们想到了黑格尔，也让我们开始对人类的价值、理想和生活充满了信心，因为哲学的存在满足了我们对于整体性意义和价值的求知兴趣和欲望，也保证了人们拥有基本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的价值观，也从而能够为人类行为的航向做出可能正确的定位。哲学有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哲学是人类理性的智慧之光，哲学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哲学命运不仅仅是哲学的命运，也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身的存在和生活。
注释：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J.C.B.Mohr（Panl Siebeck）出版社，图宾根，1986年，第318页。
②③④⑤⑥⑦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30)(31)(32)(33)(34)(35)(36)(37)(38)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高地、李河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5、6、1、1、6、17、127、127、128、128、128、129、142、129、131、10、9、131、131、14、17、124、126、127、143、143、143、147、147－148、143页。
⑧(28)(2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1、606、608页。
⑨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21页。
(25)(26)(27) 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32、133、133页。
(39)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顾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抛出了“历史终结论”，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他用一种黑格尔语义上的历史话语，将历史进程设定朝向自由民主理念的单一方向，宣称：“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普罗阶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单是‘问题’，而且是‘矛盾’，因为贫困化会带来革命的情境，这会破坏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辩称，如果现在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已完全合乎人类最本性的存在，历史即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40)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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