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与话语：海洋边界建构的国家实践 *
王利兵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海洋边界建构是一个包含边界划分与边界认同等多重内容的建构与实践的动态过程。从模糊不清的海疆到界限清晰的海界的转变，本身是一场现代地理学知识替代传统本土观念的变革。在这场新知识替代旧观念的变革中，地图的绘制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是地理空间政治化和海洋边界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国家建构海洋边界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海洋边界认同的国家建构本质上是一个话语生产与认同的过程，后者经由媒介的传播扩散，促进渔民乃至全体国民塑造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话语制造过程中，“家国”叙事是国家惯常使用的一种操作手法，“家国”叙事的目的是为营造一种积极的国家形象，让渔民将海洋家园的生产实践和历史记忆自觉转变为一种维护国家海洋边界和领土主权的义务，最终建立一种边界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 民族国家；海洋边界；边界建构；边界认同；家国一体
一、缘起与问题
现代边界制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虽然现今民族国家的边界相对清晰和稳定，但边界问题依然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由边界所引发的各种争端、冲突和矛盾接连不断，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边界和边疆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说历史上的边疆治理长期存在重陆轻海的思维，(1) 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边疆治理明显表现出一种从重陆轻海向陆缓海重的转变。目前，中国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海洋边界和主权争议，争议面积达到100余万平方公里。在所有的海洋争端中，尤以渔业纠纷和矛盾最为明显。在黄海海域，自2001年6月30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以来，中韩渔警冲突事件频繁发生，每年少则数十起多则百起，韩国成为抓扣中国渔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南海海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渔业纠纷而发生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2012年4月10日，海南潭门渔民在黄岩岛海域从事正常渔业生产时被菲律宾军舰抓扣，随后引发中国渔政与菲律宾军舰之间的长时间对峙，即所谓的“黄岩岛事件”。其实，在“黄岩岛事件”之前，潭门渔民在西、南沙海域就经常被菲律宾军舰以所谓的“越界捕捞”之名抓扣，甚至判刑入狱。根据笔者在潭门的调查统计，自2000～2015年期间，东南亚国家在三沙海域驱赶、抢劫、抓扣、枪杀潭门渔船渔民事件多达203起，抓扣渔民1000余人次，其中枪击渔民14人，共造成6人死亡。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潭门视察，勉励潭门渔民当好中国南海的建设者与守护者。今天，我们去到潭门，在潭门港入口处即可看到习近平与渔民合影的大幅照片，潭门港对面是习近平所题“造大船，闯大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巨幅醒目标语，潭门街头还随处可见“南海是潭门渔民的祖宗海”“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等标语展示牌。这些照片和标语是一种宣传，告知渔民们渔业发展和海洋的重要性；同时它们也是一种符号，是国家在场的生动体现，时刻提醒着潭门渔民守护海洋国土和边界是他们的神圣使命和应尽义务。
与陆地边疆不同，海洋边疆最为突出的地理空间特征是其流动性。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前，海洋是一片自由流动的空间，没有所谓的疆界可言，渔民可以自由航行至每一片海域生产作业，流动的海洋既是渔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他们互动交流的纽带。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海洋逐步边界化，争夺海洋领土和海洋资源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渔民自由流动作业的历史传统以及渔业资源自身的流动性特征在民族国家框架之下容易被遮蔽或忽视。在海洋边界化的背景下，渔民的流动作业很容易引发所谓的“跨界”“非法”作业问题，进而导致相邻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于习惯流动作业的渔民而言，他们是如何感知和认识海洋边界的？作为制度的边界又是如何成为渔民日常生活实践和话语的一部分？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从模糊的海疆到清晰的海界，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家国一体”的海洋边界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如何实现的？
二、文献回顾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其行政力量很少能与边界保持一致，现代民族国家则是一个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2)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45～147. 也就是说，边界是民族国家发展下的产物。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边界划分了国家领土的界线，同时也是建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发现围绕边界而形成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经常会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源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边界都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确定和划分的，其中出于当地人民和权力者意愿的情况很少，由此引发许多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在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的东南亚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缅甸，受殖民时期英国区别化的低地和山区管理制度的遗留影响，居住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克钦人、克伦人、克扬人、掸人等少数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争夺边境土地、资源和人力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持续不断。近些年，以缅甸人为主的军政府对山地少数民族采取暴力对抗，致使大量克钦人被迫逃离。(3) C.T.Yawnghwe.The Shan of Burma:Memoirs of a Shan Exile[M].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7;H.J.Lang.Fear and Sanctuary:Burmese Refugees in Thailand[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2002;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M].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民族主义普遍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民族与边界相一致的国家和认同，但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也会包容于国家认同之下，比如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显然是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的。在以边界划分为前提的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中，民族主义问题很难消灭，但民族主义也很难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之，安德森进一步提出民族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4)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这类想象包含不同程度上的地理学特征，是民族空间、领土和边界烙印在心理上的地图。如果说民族主义展示的是边界的断裂性特质，那么全球化则是对边界开放性和联通性的体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流动和连通本身已经成为边界现象的基本特征。大卫.纽曼(David Newman)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视角来看待边界，边界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在“封闭”与“开放”之间转换的过程，边界的封闭性是与文化传播、社会融合和经济重构等开放过程相辅相成的。(5) David Newman.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Borderless” World[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6,30(2).
结合上文对基于需求的酒店管理系统内容框架及功能分析，对其进行系统建模设置时先要明确具体时序分析，比如按照客人办理入住流畅，进行合理时序环节设置。这个过程中相应酒店前台人员先要按照所出示证件对客人基本信息进行实时验证，此期间系统界面会将客人信息传送至控制中心，通过控制中心将客人信息与系统内数据进行实时比对，对客人历史信息进行实时查找。如果后台未显示即此客人为新顾客有显示即老顾客，此时相应人员可查询客人偏好信息，继而提供更加周到的客房安排服务；完成等级入住后，再将客人消费记录做相应原有历史数据纳入。以此使系统建模时序的专业性和合理性能够充分得以展现。
边界的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在边界是族群认同的要素和权力媒介，它还是民族国家惯常使用的一个技术性工具。在民族国家背景下，虽然边界建构的族群性问题十分突出，但是边界建构的主动权始终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9.11”事件之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领土安全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重点，边界问题再次成为民族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强调边界及其景观的政治性含义和制度性含义的边界研究倾向凸显，即边界日常实践中民族国家的在场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边界如何重塑民族国家的主权实践。(6) 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比如，在欧盟，跨境流动十分普遍甚至被积极鼓励，其目的是希望培育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7) Olivier Thomas Kramsch and Barbara Hooper eds..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M].London: Routledge,2004.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欧盟国家内部边界的消失是以外部边界的确立为前提的，这一外部边界不仅是一种国家领土间的边界，更是一种文明间的边界。(8) Xavier Ferrer-Gallardo.The Spanish-Moroccan Border Complex:Processes of Geopolitical，Functional and Symbolic Rebordering[J].Political Geography,2008,27(3);Vassilis Tsianos and Serhat Karakayali.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uropean Border Regime:An Ethnographic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10,13(3).
上述研究本质上是在主体性视角下对边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含义的讨论和分析，其关注的中心是人，对边界自身的划分过程问题却较少涉及，或者干脆将边界的划分简单视为一个制度性问题和法律问题，认为边界建构是一个单向度的国家权力展演和实践的结果。安西.帕西(Anssi.Paasi)认为，边界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存在于边界生产的实践和话语中，可以在不同层面被具体化和象征化。(9) Anssi Paasi.A Border Theory:An Unattainable Dream or a Realistic Aim for Border Scholars?[A].in D.Wastl-Walter ed.,The Routledge Research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6:33～54. 边界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民族国家对于边界的建构应该是一个过程，甚至可以说边界的国家建构永远都在进行中。美国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在对泰国地缘机体的研究中提出，国家感的形成并非一成不变，它是一系列文化建构的结果。(10)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M].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0. 通猜.威尼差恭显然注意到了国家感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其对作为地缘机体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界的论述过于简单，主要还是侧重于描述在暹罗话语中边界含义的变迁与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不过，威尼差恭的研究告诉我们，边界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时间内涵的概念。我们往往较多关注边界的空间维度即制图意义上的边界，忽略了边界建构与形成的时间内涵。
在前文关于边界与民族主义的介绍中，学者们普遍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边界认同，但其实这个前提假设并不成立，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断裂的问题。帕斯特(A.M.R.Pastor)指出，当前的边界研究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边界的政治力量以及民族国家的政策是如何改造和影响居住在边界两侧的人们，如此才能够理解边民的边界认同和国家认同。(11) A.M.R.Pastor.Shame and Pride in Narrative:Mexican Women’s Language Experienc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4:3～4. 从现实来看，民族国家对于边界的建构重点不仅仅在于划分领土界线，同时还涉及边界认同的问题，后者直接关涉到边界划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换而言之，边界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12) 周光辉,李虎.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6,(7).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建构实质上是一种边界认同的建构。因之，我们经常发现，在民族国家对于边界进行划分的同时，还会伴随诸如地图印刷、媒介宣传、学校教育等途径来塑造国民对于边界的接受和认同。(13) Anssi Paasi.Territories,Boundaries and Consciousness: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M].Chichester: Wiley,1996；David Newman and Anssi Paasi.Fences and Neighbor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Boundary Narratives in Political Geograpgy[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8,22(2). 基于此，本文主张将民族国家的边界建构与认同看作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尝试运用一种历时性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同时结合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展示国家建构海洋边界的具体过程与方式。
三、海洋边界建构的国家实践：以南海为例
王朝国家对海洋的长期忽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海疆观念和知识，是影响近代中国海洋边界建构的重要原因。在列强不断蚕食海疆国土所引发的主权危机以及国人“救亡”口号的压力之下，(14) 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J].文史哲,2019,(3). 中国开启了边界建构的漫长历程。南海边界的建构包括边界划分与边界认同两个方面，其中边界划分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塑造地理空间的政治化，并在制度上予以巩固和加强；边界认同是指国家利用概念修辞、话语制造和媒介传播等手段，营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在渔民乃至全体国民心理上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高度认同。
地图绘制是地理空间政治化的典型呈现，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划定界限、区分你我，而是希望通过将空间对象抽象化和符号化，并借助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予以编码和解读，最终生成一种客观意义上的边界线和主观意义上的边界感。通猜.威尼差恭对地图与边界之间关系有过一番论述，“一个国家能够不用地图上的词汇、其他符号或者颜色来加以想象，但假如没有了边界线的话，是不可能的。边界线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地图的存在。边界线对于一个国家地图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地图以边界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27)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M].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70. 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是应该先有边界线再有地图，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真实性有时会与逻辑相反，民族国家的边界建构恰恰是在绘制地图过程中一步步明确和精细化，换而言之，是地图创造了边界线与边界感。
知识生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建构与领土认同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是从模糊不清的边疆到界限清晰的边界的过渡，这是一场现代地理学知识替代传统本土观念的变革。在这场新知识替代旧观念的变革中，地图的绘制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是地理空间政治化和边界国家化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清末民初，列强屡屡以各种形式掠夺中国沿海渔业资源，侵害中国渔权和海权。1903年，德国商人在胶州湾创设渔业公司，购置新式拖网渔轮在胶州附近海域捕鱼，开启列强侵犯中国渔权的大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渔轮纷纷开入旅顺大连租借地附近水域从事渔业捕捞，并逐渐侵渔于界外，与中国渔民不断发生冲突，清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终究无济于事。(15) 刘利民.清末社会维护领海渔业权活动考察[J].晋阳学刊,2015,(4). 诸如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引起社会上许多士绅精英的警觉，其中尤以清末状元和实业家张謇最具代表性。早在1903年，张謇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赴日参观渔业发展时，就已深感渔业之重要性。回国后不久，张謇就致函两江总督、署理南洋大臣魏光焘，建议创办新式渔业公司，通过“护渔权，涨海权”。1905年，意大利政府邀请中国赴秘拉诺(今米兰)参加渔业赛会，张謇随即提醒清政府注意渔业赛会所暗含之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借此机会绘制中国渔界海图，并利用此次参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渔界和领海主权。张謇指出：
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有所谓海权。渔业公司之设，萌蘖方新规模未著，安足预于列国之赛会。然窃以为中国渔政之兴，不可复贻悔于后。时七省渔业公司之名，宜及此。表明于世界是有二义，一则正领海主权之名。领海主权附于渔界。中国渔界极远，然向来自视在若隐若显之间。近来各国认中国渔界，亦似在若可若否之际。骤然自明，告之各国，形迹差池，似因国势而难于置说。今趁此会场，得据英国海军第三次海图官局之图表明渔界，即所以表明领海主权。……(16)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1.公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3.
然而，因为各种缘故，张謇提请勘界绘图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和落实。1919年，欧美各国在巴黎召开国际航空条约会议，邀请中国参加。此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关于领空范围界线以及国防建设等问题，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关于管理空中航行的公约》，其中规定领空主权范围以各国的海界线为禁飞起点，当时中国尚未划定海界，因而无法融入国际体系维护主权。其时朝野上下开始认识到“西人于领海权何等重要，而我则于领海权竟无知晓。竟将本国固有之领海作为公海而自抛弃其主权”，国人也开始呼吁政府“务须注重领海界、领海权，否则将来于渔业、航业受无量之害”。(17) 陆烨.海界委员会与民初海权意识[J].史林,2014,(6). 迫于国际形势的改变以及国内的各种呼吁，1921年北京政府批准设立海界委员会，并宣布其职责为“审查海界丈量方法及计划海界内之管辖权”，由此中国才开始致力于解决和划定领海界线以及收回领海内管辖权的问题。(18) 陆烨.海界委员会与民初海权意识[J].史林,2014,(6). 可是，海界委员会过于强调海界问题必须符合“万国共通之原则”，即以三海里为领海界线的原则，这使得中国海洋管理受到许多限制，亦为商务渔业海防留下极大隐患，尤其是在远洋岛屿的管辖权和渔业权方面最为人诟病。
1921～1926年间，日本勾结广东商人盗采西沙群岛磷矿资源，引发中日之间的一系列交涉，史称“西沙事件”。“西沙事件”在中国民间引发强烈不满，琼崖等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海行为，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19) 郭渊.民国初期青年学生对西沙群岛的认知及主权的维护[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5). 如，1922年4月，琼崖青年学生联合署名发表“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宣言书不仅揭露了日人侵占西沙之阴谋，而且从地缘政治角度论述西沙群岛之于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惟其位置之重要，实系一国之兴亡。故以地势论，榆林为我国南方之门户，航路咽喉，而西沙又为榆林出入之屏蔽，相依齿唇。矧丁兹列强角逐，海上争雄，已共趋于太平洋中。为日人计，不得不在我国南海岸线求一根据地，以为对抗地步。”(20)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琼崖大革命史料选编[G].1994:12～13(未出版).
除此之外，讲故事也是国家塑造海洋边界认同的一种叙事政治的体现。讲故事是动员资源、建立身份认同感、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33)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8,(2). 通过讲故事，国家不仅重塑了渔民内心世界，还重新建立了渔民的国家观，调整和改造了渔民和地方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在潭门地区，近两年地方政府通过访谈老渔民与回忆历史，不断搜集老渔民的故事和经历，比如，在西沙开展渔业生产的艰苦经历，在南沙遭遇海盗和东南亚国家抓扣的经历，等等。下面是对潭门老船长麦运秀的一次访谈和记录，因为较具代表性，特全文摘录如下：
二战后，中国政府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派出海军协助广东省政府南下收复和接管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在西、南沙岛屿上重建界碑以宣示主权。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还审定公布了《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用国际通用的“国界”标示绘制了“11条断续国界线”(或称“U形线”)于1948年在《南海诸岛位置图》中公布。在此次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内政部力图改变南海地名翻译自国外海图名称的状况，改用中国封建王朝年号、使者名称、舰名、地方词汇等具有中国色彩含义的名称，并将南沙群岛改为中沙群岛，团沙群岛改为南沙群岛，东沙岛改名为东沙群岛，由此南海诸岛明确由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个群岛组成，(25) 刘南威.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命名[J].热带地理,2017,(5). 再次从空间方位和历史主权上明确了南海的范围界线和主权含义。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11段断续线进行了修改，去掉了北部湾中两段，最终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南海断续线”。不过，南海断续线究竟是属于传统海疆线、海洋国界线、岛屿归属线抑或历史性水域线，目前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有一个问题值得指出，那就是在旧版中国地图中，我们一直将南海诸岛区域作为附图置于地图的右下角，这不仅导致民众难以形成与陆地国土同等重要的海洋国土意识，甚至会让一部分人在观看引用地图时往往保留主体而忽略附图，这样显然不利于对国民海洋主权和边界意识的培养，同时也不利于中国自身对于南海主权的伸张。随着南海冲突的加剧，2013年1月公布的新版中国地图从横版改为竖版，将原本附着于中国地图右下角的南海以等比例尺的大小绘制进中国地图中，这一改变不仅有助于读者具象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在海洋上的主权边界范围，更加有助于培育民众完整的国家主权(陆地和海洋)观念。如果说中国地图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变形记”反映的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从存续逻辑演变为治理逻辑，(26) 王海洲.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6,(6). 那么新版“火炬”地图的公布则折射出了国家发展的一种空间转变，即从重陆轻海的传统发展模式向陆海并重的新型发展战略的转变。
1. 绘图与地理空间的政治化
2. 话语制造、媒介传播与想象的共同体
近代中国海洋边界的国家建构不仅是地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替代，也是话语的生产与制造，后者经由媒介的传播扩散，将渔民乃至全体国民塑造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捍卫中国的边疆领土和主权。正如安德森指出，印刷资本主义创造出了一个“读者同胞们”，这些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2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3.
20世纪早期，随着民族国家理念和现代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国人的领土主权意识空前高涨，这一点在民国时期以“救亡”为主题的一系列学生运动中可以体现。比如，“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到“……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从这份宣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学界普遍存在一份对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不仅如此，学界还希望将这份主权焦虑通过媒介传递至全体国民，以唤起全体国民对于国土主权的共同维护。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地方学生运动也开始学习模仿此种叙述方式，以渲染民族危机和领土危机。比如，1920年“西沙事件”的爆发曾引发琼崖地区大批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走上街头、手举纸牌，高喊“主权”、“国土”等口号。《益世报》曾对琼东县学生联合会的呼吁进行过转载：“爱惜国土，亲爱同胞，犹可钦佩，岂肯不与之抵抗而坐视国土之丧失，同胞之受祸耶？望诸公出以毅力，誓为力争，西沙不复，断无退休，庶国土得以无恙矣。”(29) 郭渊.民国初期青年学生对西沙群岛的认知及主权的维护[J].浙江海洋学报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5). 在这份呼吁中，边疆事件与全体同胞关联到一起，这表明边疆危机不应只是琼崖地区民众关心，全体同胞应当共同担起这份维护国土疆界完整的责任和义务。
老梅以为是她的歌声打动李叔和，扑过来抱住他就亲，亲到热烈处，老梅就用手去摸他。李叔和没反对，任她去摸，摸得有些受不住，便张嘴咬住她的乳头。借着音乐的响声，两个人在沙发上，老梅把屁股翘起来，李叔和从后面就干了她。
在南沙这片海上，潭门渔民世代耕海牧渔，在祖宗海里收获大海的馈赠，但很多时候也须以命相搏。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81岁的渔民麦运秀至今还记得，1995年时，在菲律宾监狱里被扣押的那段时间，那是改变他一生的11个月。
在潭门渔民心中，南海是风险与财富的代名词。1995年，麦运秀在南沙仙娥礁生产作业时，4条船共62人遭到菲律宾军警抓扣，麦运秀和其他三位船长在监狱里被扣押长达11个月，其他船员比他们早些被释放回国。在这期间，菲方为审问渔民开了将近三十次庭，但渔民们没有一次屈服。四位船长中，麦运秀是学历最高且船只最大的人，菲律宾军警便用枪口抵在他的背上逼迫他签字，承认越界捕捞，并承诺只要签字就放船放人。船上还有麦运秀的两个弟弟和三个儿子，面对菲律宾的威胁，他誓死不从。
在摊铺之前应将摊铺机清理干净，防止原有沥青的污染。常温彩色铺面的下承面应清洁平整，摊铺常温彩色沥青混合料前洒布浅色胶结料配制的稀释油作为黏层油。
So loving-jealous of his liberty.(Shakespeare 50-1).
《更路簿》原本只是海南东部沿海渔民的一种航海指南书，但是在这一节目报道中，它被表述成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是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南海的重要证据。1980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在其发表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一文中，明确提到《更路簿》是证明历史上中国渔民长期在西、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生产作业活动的有力证据。此后，《更路簿》作为中国主张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要证据的重要价值不断增加。2008年，《更路簿》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正式走上遗产化和国家化的道路。(31) 王利兵.记忆与认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海《更路簿》[J].太平洋学报,2019,(3). 遗产国家化的目的除了抢救和保护之外，还具有社会教育和教化的作用，发挥着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更路簿》作为风帆时代海南渔民远海航行实践的传统记忆，在当下以机械动力为主的海洋航行作业中已经没有太大实用价值，然而却并不影响它作为国家遗产的现实意义，即建构渔民群体的国家认同与维护国家的南海主权。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对外宣传中，作为历史记忆的《更路簿》的核心既不是有形的海洋空间与无形的海洋体验，也不是渔民的海洋实践与文化传统，而是一系列表征国家主权的叙事。通过将部分拥有《更路簿》的老渔民塑造成航海精神的代表和国家主权的见证者，凸显出“主权在我”的主题意义与价值，并将其整合到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全新的社会记忆框架之中，进而重塑和强化渔民群体和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在政府和官方话语的主导下，《更路簿》所呈现给大众的不再只是渔民的海上生产生活经验和历史，同时还伴随一种意义的延伸，后者将渔民的历史经验与当下的现实生活不断进行对比切换，塑造出一种时空跳跃感，同时通过对渔民生产生活发展变迁的突出，将微观的家与宏观的国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国富即家兴”的理念以及“家国”尺度转化的关系，进而为渔民营造出家国一体的想象空间。(32) 刘玄宇，等.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J].地理学报,2017,(12).
在南部海疆危机的刺激之下，1929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海军部，从事维护领海主权的各项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1933年6月7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即通过了“制定标准地图案”，决定由参谋本部牵头并联合相关部门绘制标准地图。(21) 程玉祥.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对南海地图的绘制与审定[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4). 1933年7月，法国占领中国南沙群岛九座岛屿，引发“九小岛事件”。国民政府在与法国驻越殖民当局交涉过程中，竟然对被法国侵占之岛屿名称和位置不甚清楚，一度陷入外交上的被动局面。有鉴于此，为进一步维护国家海洋领土主权完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开始着手绘制南海疆域地图。在1933年11月24日审议通过的《指示编制地图应注意事项》中，明确确认中国对于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南海有东沙、西沙、南沙等群岛及现法占之九小岛，均属我国，凡属中国全图及广东省图，均应绘具此项岛屿，并注明属中国。”(22) 指示编制地图应注意事项[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二(6)/14206. 1934年12月21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并在该会会刊上予以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将南海诸岛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四个部分，共有岛礁滩132个，其中西沙群岛28个，团沙群岛96个。(23)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中国南海各岛峪华英名对照表[J].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1). 不过，此次审定公布的南海地名是依据国外海图，没有沿用和继承历史上王朝政府以及地方渔民对于南海岛礁的命名，不利于日后南海岛礁主权的伸张。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依据资料正式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并在该会会刊上予以刊印。该图采用五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精度绘制，标有详细的经纬度。《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是国民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官方性质的南海地图，为中国政府伸张南海主权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并且影响了此后十余年中国非官方南海地图的出版。根据韩振华先生对民国时期100余份南海地图的分析，自《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出版之后，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有关南海诸岛的绘制才渐趋完整和统一化(24) 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319. ，由此可见该地图出版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之大。
铮铮铁骨护国权 千磨万砺还坚劲——记潭门老船长麦运秀
护理前两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以及ADL分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ADL分值高于对照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均较低（P＜0.05），见表 2。
麦运秀的祖上经营货船，他在学生时期成绩优异，风华正茂正是奋斗的年纪，但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没有参加高考。1982年，麦运秀一家才接到了平反昭雪的文件。改革开放以后，麦运秀跟随别人的船去南沙作业。1984年，他用依靠自己精湛的修船技术得来的收入加上银行贷款，与人合资购买了一艘90多吨木质机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他开始了自己的船长生涯。
杜赞奇曾说，“我们必须关注叙事的政治，不论是我们在理解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段的政治，还是向我们呈现他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演员所运用的修辞手段的政治。”(30)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7. 如果说民国时期掌握边疆叙事和话语主动权的主要是学生和媒体，进入新中国以后，边疆话语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国家手中。在国家的边疆话语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种叙事政治，其方式主要表现为概念的修辞与操作。比如，将“群体”概念的叙述与“人民”概念的叙述结合到一起，通过对概念的修辞叙述和操作，将渔民群体对于南海生产生活和实践的意义，延伸为中国人民对于南海历史主权的维护和坚守，从而使家的观念与国的观念相统一。尤其是在媒体报道宣传中，“渔民(群体)”与“人民”的概念经常替代使用，渔民的形象等同于人民的形象甚至于国家的形象就会在读者脑海中时隐时现，从而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以下是2016年中央电视台在《解读中国之中国南海》节目中所用的一段叙述：
“涨海”是中国古人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更路薄》是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南海的一个重要佐证。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根据现在确切的史料表明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开始在南海进行航行活动，最晚在东汉，中国人民已经对南海有了命名，即“涨海崎头”，崎头是中国古人对海洋当中岛礁的一个称谓。到宋代开始，人们把南海诸岛称之为“石塘长沙”，并且有许多文献记载，这清楚地表明了是中国人民发现并最早命名了南海诸岛。
麦运秀深知：“这是牵扯到国家主权的大事，我不能因为个人利益而威胁到国家利益。”“宁愿损失价值60多万元的渔船，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愿承认祖宗海是别人的海疆。”麦运秀用一已单薄的力量和全部的身家，捍卫着祖先最早发现、命名、经营南沙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吸收和发展湖湘学派“力行第一”知行观的基础上，非常注重对各种理论的实践与力行，这在他的一生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在1920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在湖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使之不仅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构，而且是建立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构，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投入巨大的精力组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把青年团创建同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入农村，在充分调查了解之后创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领导秋收起义等。
在国家外交部门和当地华侨的帮助下，麦运秀被无理抓扣11个月后回国。然而，那份执着，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失去渔船的他从此家境萧条，不得不变卖家产偿还银行贷款，患病的妻子因再也承受不了生活重压而选择自杀身亡。说到这儿，老人浑浊的眸子里泛起了泪光。
实习基地单位老师负责考评学生的出勤率、实习态度、沟通能力和业务能力。校方指导老师负责考评学生的实习记录和实习报告。双方评分权重各占一半，最后得分为综合得分。
大海的浪潮退去，只剩下生活吃力地向前，缓缓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如今，终于抵达一个较宁静的彼岸，那些陈年往事仍然发光发热，高尚伟大，80多岁老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却常常要唤醒那些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不平凡。伟大有时候离我们很远，有时候又近在咫尺，它时而沉重无比，时而又化在了掌心里。正如那62位渔民们——在他们平凡的世界里，只有大海、劳作和小小的家。
麦运秀的这一段不平凡经历、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他对于那改变一生的决定从未后悔过，他说：“无论何时，我将一如既往地守护这片祖先开辟的责任田与祖宗海。”这位1995年“3.25”事件中的英雄，现在早已复归平凡的生活，与孩子生活在一起，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并不十分宽裕，旁边正是他们家刚刚修建好的房子。大海潮起潮落，挟裹着逝去的时光，麦运秀坚决保卫国家主权的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34) 内容来自于潭门镇政府的微信公众号(南海明珠潭门)，发布时间为2018-02-18。
第二，心理矫治体系的客观因素。一是测评内容单一，简单的自评量表并不能全面反映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二是系统跟进尚无，对需要心理干预的社区服刑人员没有进一步跟踪、随访、回访；三是专业程度不够，缺少专业化测评系统，专业化人才匮乏，根据测评结果未能提供专业有效的建议；四是相关制度缺失，心理咨询室管理制度、心理测评制度等并不完备，没有形成有效的心理矫治工作机制。
渔民对过往经历的记忆和回忆，一方面代表了他们对苦难历史的追思，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们对生命财产安全的渴望，这些在渔民关于海上遇险故事和兄弟公信仰(35) 王利兵.流动的神明：南海渔民的海神兄弟公信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传说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当他们可以将生计活动由充满危险的海洋空间转移到安全可靠的陆地上时，渔民普遍表现出欢喜之情，并将这一转变的成功归功于国家富强和发展，由此生发一种对于国家的感恩之情，近些年旅游业的发展更加增强了渔民的这种家国认同和情感。老渔民的故事和回忆，不仅影响了渔民个体对于生活的解释和对于他所处世界的认知，最关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的存在，这个力量就是国家。现如今，南海之于渔民的意义已经从生产生活的家园上升为国家海洋领土和主权的宏观叙事，渔民对家园(南海)的情感记忆被转化为对国家的情感记忆，守护海疆国界既是捍卫家园，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记忆。在诸如此类叙事政治以及印刷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今天的海南潭门渔民总会习惯性地将自己在南海的渔业生产与国家海权维护关联到一起。“西沙和南沙是我们的海上家园”“没有我们就没有中国的南海”“南海从来都是中国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在南海作业生产”“我们是守护南海的排头兵和先锋队”，类似这样的表达已经成为潭门渔民的家常话。如果说“家”的叙事是为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么“国家”叙事则主要是为展现一套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和制度，其目的是为营造一种积极的国家形象，让渔民将海洋家园的生产实践和集体记忆自觉转变为一种维护国家海洋边界和领土权益的义务，最终建立一种海洋边界认同和国家认同。
小姐脱上衣的时候，碰了一下思雨，思雨才突然清醒过来。小姐脱衣的速度太快，上衣已经脱下来了。思雨吓得一下跳到一边，高声质问：“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Map and Discourse :National Practice of Marine Boundary Construction
WANG Li -b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boundary is a dynamic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boundary division and boundary identification.The change of marine boundary itself is a change of moder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traditional local ideas.In this transformation,mapping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geographic space,and also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countries to build their maritime boundary identity.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boundary identification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discourse production,which shapes fishermen and even all citizens into an imaginary community through the spread of the media.In the process of discourse production,the narrative mode of home-state is a kind of operation method used by the state,whose purpose is to create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state,and let fishermen consciously tur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memory of marine homeland into an obligation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and territorial sovereignty,and finally establish a boundary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 nation-state;marine boundary;boundary construction;boundary identification;co-construction of home and state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 2019) 06-0009-09
*[作者简介] 王利兵，男，安徽安庆人，广州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海洋人类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海渔民的跨海流动与互动研究”(16CSH057)。
[责任编辑: 尤伟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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