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理论的变迁及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相互依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5-0034-08
相互依赖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从国际经济现象中发现、总结出来，尔后由国际政治学者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从那以后，不断有学者在深化、丰富、发展和求证这个理论。今天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可以理解为相互依赖在程度和范围上的深化和拓展。那么，到目前为止，相互依赖理论经历了哪些变化？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其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如何？如何正确评价它？本文拟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理解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不过，相互依赖是一个没有公认定义的词。按照最通常的意思，相互依赖关系是指利益上的一种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他国家也要受这种变化的影响[1](p.537)。
学术界对相互依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不断深化、扩大。最初，主要是从经济上理解相互依赖。理查德·库珀是最早从理论上研究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家，第一个提出相互依赖的概念。他给相互依赖下的定义是：“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他强调，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是正确了解和把握国与国关系的关键[2](p.58)。
目前，学界已从早期的对经济上单一的相互依存研究发展到现今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生态、环保等多元的相互依存研究，对相互依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可以从根源、收益、相对成本、对称性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赖的情势加以分析[3](pp.275-283)。从根源上说，相互依赖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也可产生于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或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赖经常是同时存在的。从收益上说，相互依赖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赖，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过得好，由此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这是不全面、不完全符合现实的。从成本上看，相互依赖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脆弱性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赖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对称性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或者不平衡的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有某种权力。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只有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那种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
本文所论述的相互依赖，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4](p.9)。
二、从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到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
虽然，相互依赖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不过，追根溯源，相互依赖思想的提出很早就开始了。根据对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和平的关系理解的不同，按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和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
（一）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无条件相互依赖和平论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必然会减少、缓解，国际合作、和平必定实现，其代表性的观点是“贸易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其根源是商业自由主义。早在17世纪初，艾默里克·克略西（Emeric Crucé）就指出：“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阿贝·德·圣—皮埃尔、康德也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贸易的天然效应将导向和平”的观点。其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里米·边沁、理查德·科布登、诺曼·安吉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一般认为，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贸易和平论”的首创者[5]。科氏承袭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并根据19世纪上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提出了自由贸易与和平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依据他的分析，自由贸易对各参与国家具有巨大的“纽合”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热衷于寻求给对方带来繁荣和幸福”，战争的选择自然相应降到次要的地位。他说：“我确实相信‘自由贸易’的原则的目的是要从道德方面改善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如果我们能使世界免于实际存在的战争，我相信‘贸易’将作到这一点”。他进而认为，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5]。
关于贸易会带来和平的传统观点，在英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错觉》这本著作中被极大的发挥。安吉尔赞同科布登“贸易纽带”的学说，并进一步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论证了贸易与和平的相关关系。他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每个国家都将面临一种选择，即，是选择和平贸易的“新思维”，不是选择权利政治的“旧方法”。他认为，虽然战争在过去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现代战争能摧毁贸易纽带，因而无异于一种“商业自杀”行为。他解释说，战争之所以仍然不断发生，是因为“战争有利可图”的观念对参与国决策者的影响。如果决策者认识不到与贸易收益相比战争的“无利可图性”，他们就很可能通过诉诸战争来谋取利益。而一旦人们认识到战争除了意味着集体自杀而别无意义时，和平就有可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安吉尔的论著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的1910年。当时他已经论证了，在工业时代，战争已然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按照他的说法，历史表明，即使战争的胜利好像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好处。这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普法战争后，由于战败的法国不得不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从而使德国人捞取了大量的好处，但安吉尔却指出，战争赔款实际上诱发了一场通货膨胀，因而给德国经济造成了损害。他认为，不论是为了发动战争，还是为了军事防御而进行耗资不菲的帝国主义备战行动，都不可能使任何国家真正改善其经济地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它的灾难性后果，则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了现代战争是无利可图的[5]。
（二）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从世界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看，相互依赖并不是国际合作、和平的充分条件。“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最残酷的内战以及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高度相似而且紧密相联的人们之间。”[6](p.185)贸易和平论提出后，受到置疑与批评，为了弥补理论上的缺陷，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主张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学者，不断地对该理论做出若干修正，提出了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
一是强调相互依赖与权力因素相结合。罗伯特·基欧汉认为，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是权力来源，权力被视为对资源的控制或对结果的潜在影响[4](p.12)。就是说，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世界里，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虽然越来越重要，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经济总在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起作用，因此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作用，必须加上政治、军事权力的均衡，才能得以实现。“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对抗严重的军事威胁有可能是无效的，在此意义上与经济力量相比，军事力量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在非军事领域内，即使有效地控制了非对称相互依赖，也难免有遭受军事反击的危险。”[4](p.18)
二是主张将相互依赖与国际制度相结合。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应该通过国际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模式中。没有这些国际制度的管制效用，国际和平就会非常脆弱，国际秩序就不牢靠。“二战后，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主要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都要广泛。”“但是，与众多的纷争相比，合作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因为1945年以来急剧增加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卷入，导致了更多的潜在摩擦点。”[6](pp.3-4)因此，仅仅存在相互依赖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国际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6](p.13)。
三是将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这种理论被称为“三角和平论”，其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对国际关系的设想。他认为，要实现永久和平，需要共和政治体制、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法三者相结合。冷战后，又有学者在康德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新“三角和平论”，把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融合起来。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发动战争。贸易和平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国际冲突。国际制度和平论认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能规范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控制国际冲突。如果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高、再加上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调控，就能确保实现永久的国际和平[7](p.31)。
三、相互依赖促进国际合作的内在逻辑
相互依赖理论属于自由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强调合作和合作的可能性。它的政治哲学基础和传统是，坚信人是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利益冲突不一定导致纷争、战争。通过交往、互动、沟通、协调，通过建立制度和规则，可以实现合作。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开放的国际市场和密切的国际经济交流能减少国际冲突，实现国际合作。从现有研究文献看，概括地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有六种机制可以导向国家间的合作。
（一）成本—收益机制。该机制假定，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驱动因素，国家是理性的、精于计算利益得失的经济人。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是根据其对成本—收益的权衡来决定、进行的。相互依赖把各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理性的国家应该明白，国际合作才能增进国家的经济利益，而国际冲突会破坏一国经济发展环境，影响其进出口贸易。所以，各国将趋向合作而非冲突。实际上从克略西、孟德斯鸠、康德到科布登、安吉尔，传统的“贸易和平论”都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逻辑基础上的。
所罗门·波拉切克(Solomon W.Polachec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越高，冲突的可能性越低。”[8]他首先设定，一国的福利函数(W)由消费(C)和目前存在的冲突(Z)两部分组成，即W＝W(C，Z)。而消费(C)是由产出(q)、进口(m)和出口(x)决定的，即C＝q+m-x。他接着指出，当更多的冲突带来的收益等于冲突增加的成本时，一国的冲突水平处于最优状态。如果这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很高，那么它进行冲突的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成本—收益模型下，相互依赖水平越高的国家的最优化选择是不挑起冲突。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把国家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商业促进福利的“贸易国家”，另一种是靠军事扩张加强国力的“领土国家”。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和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赖。在高度依赖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因为战争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一国本来可以从贸易中得到的利益也可能通过战争被他国抢走。一个现代理性的贸易国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和市场完全可以把国家搞得更好。罗斯克兰斯还应用了“机会成本”和“调整成本”等概念，从相互依赖条件下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所谓机会成本是一个国家因停止自由贸易而失去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所付出的成本。所谓调整成本，是指贸易停止后重新调整国民经济而付出的成本。他认为，一个依赖度较高或开放性较大的国家，机会成本可能相当巨大；而机会成本越大，这个国家因割断对外经济联系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也就越大。这是因为，除了承受巨大的机会成本外，这个国家还必须支付重新建立国民经济体系而导致的同样巨大的“调整成本”。所以，这些国家不倾向于挑起破坏经济联系的战争或冲突[5]。
贸易预期理论认为，相互依赖的程度加上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就可以获得一种新的预测力，能够对一国是否发动战争的意图和过程作出基本的预测，这就减少了确定性，进而也减低了战争的可能。这一论证的逻辑是，一国在决策战争与和平时，不会简单地仅仅考虑现时贸易的利益和调整成本，它还必须考虑贸易的预期价值。一个处于高度依赖状态下的国家，尽管现时的贸易水平还比较高，但由于对未来的贸易预期较低，这个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与此相反，如果一国认为虽然眼下自己与他国之间的依赖关系并不十分有利，但它未来贸易的预期比较高；或者尽管眼下处于较低的相互依赖程度，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水平并不高，但它对未来的贸易预期却很高，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国都可能选择继续保持和平的策略。同理，如果现时的贸易水平本来就不高，再加上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又是消极的，战争就极有可能爆发。显然，贸易预期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思维空间，它把现时的贸易收益、切断贸易的调整成本和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看作是影响一国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三个基本因素。经济相互依赖既可以导向和平，也可以导向战争，关键要看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价值如何。因此，考察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时，必须要把这三个变量结合在一起[5]。
（二）国内政治机制。相互依赖的贸易可以改变国家的国内结构，提高在和平贸易中拥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对外经济开放增加了对外经济部门、厂商和消费者的福利，反过来，这又使得他们依赖国外市场获得利益。因为，政治对抗势必破坏对外经济关系，减少贸易所得，这些对外经济行为体必然要求政府官员避免政治军事冲突。又因为，政府官员需要这些行为体政治上的支持，所以要满足这些行为体的要求。罗纳德·罗格维斯基(Ronald Rogowski)和爱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都认为，相互依赖的贸易有利于提高国际主义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这些利益集团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因此对利益的追求驱使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维持有利于贸易的和平环境，从而有助于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发生[9]。诚如基欧汉和奈所言，“在相互依赖的政治中，国内利益、跨国利益和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4](p.9)。
（三）跨国联盟机制。在相互依赖条件下，社会联系渠道多元化，进一步模糊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国内行为体与国外同行之间有组织的或没有组织的交往，将对其态度和立场产生影响，形成跨国关系和跨政府关系。跨国联系的加强给某些团体，如与外部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的部门和组织（利益外向型的）带来更多的机遇和代价。某些组织和团体可能会与其他国家的行为体或政府建立直接的交往，它们从这些联系网络中将获益更多。主管同类事务之间的政府部门、官僚之间的联系不仅会改变他们的预期，也会导致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建立跨政府联盟。为增加成功的机会，政府机构把其他政府的行为体视为盟友，试图将他们引入自己的决策进程中[4](p.35)。跨国关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广泛存在和不断发展，将有利于国际合作，使得一国政府变合作政策为冲突行为将遇到跨国联盟的阻力，十分困难。
（四）扩展外溢机制。戴维·米特兰尼提出的扩展(ramification)理论认为，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动力就越强劲。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学习，日渐增强的信任将取代相互猜疑。在某一功能领域（技术问题）进行的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拓宽了合作领域，加深了合作，而且使合作态度发生改变，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10](pp.550-551)。在扩展理论基础上，厄恩斯特·哈斯提出了外溢(spillover)理论。他认为，在一个领域内的超国家机构中得到了好处的人会赞成其他领域内的一体化，而且这一倾向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最初在一个领域进行一体化的决策外溢到新的功能领域中，一体化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官僚机构之间的接触和磋商也越来越多，以便解决那些由一体化初期达成的妥协而带来的新问题。”可见，一体化必然向外延伸，一体化也因此能从一个部门外溢到另一个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在一个更广阔的一体化背景下，提高了国家利益的目标，以实现共同利益[10](pp.552-553)。约瑟夫·奈认为，贸易具有“外溢”功效，经济贸易等功能性领域的相互依赖可以扩展到政治领域，增强贸易伙伴间的政治联系，从而改善长期合作的前景[11](p.67)。
（五）公共问题机制。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各种各样的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的公共问题，如金融危机、环境保护、生态保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传染病防治等跨国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只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各国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通过集体行动、国际合作得到妥善解决，各国将共同受到损害。早在1975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感受到传统外交议程的变化。“国际问题的传统议程——大国均势、国家自身的安全——再也无法界定我们面临的威胁，也难以诠释未来的前景。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昔日的标语不再有启示意义，过去的解决办法也不再奏效。在经济、传播和人类共有的期望等方面，世界早已变得相互依赖了。”“在应对传统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一类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凸现出来。能源、资源、环境、人口以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问题已经与构成传统外交议程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问题并驾齐驱。”[4](pp.3,27)公共问题的出现和日益增加的趋势不仅扩大了传统外交议程，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国际社会更加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在双边外交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多边外交方兴未艾。
（六）国际制度机制。在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合作怎样能够得到培育，秩序如何才能得到维持？持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政府的干预导致了更多政策冲突的机会[12](p.4)。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它显然是与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说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潜在或现实冲突的必要性。合作只会在行为者认为它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2](pp.64-65)。相互依赖意味着存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受损，但有时即使存在共同利益的现实，纷争仍然是盛行的。既然共同利益有时与合作联系在一起，有时与纷争纠缠在一起，合作就显然不单是一个利益起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在不确定性很强时，以及行为者接触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别时，集体行动和战略估测的障碍，也许会阻止它们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因此，仅仅存在共同利益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基欧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国际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存在[12](pp.12-13)。国际制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指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范、制约行为体活动、帮助行为体的期望值趋同。具体地说，有三种形式：1.正式的国际政府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2.国际机制，即政府之间经协商同意和达成的、涉及某一问题领域的明确规则；3.国际惯例，指有着非常明确规定和谅解、可以帮助国际行为体协调各自的行为，达到期望值趋同的非正式制度[13](pp.3-4)。
四、相互依赖的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相互依赖理论的传统方法基本上是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定量分析、电子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来研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改进加深了人们对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相关性的理解，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一）定性分析。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是选择若干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与定量方法比较，它的研究范围有限，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但也有其优点，即不仅能分析相互依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可以研究对多边关系，包括区域层次、世界体系层次的影响。相对来说，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法适于分析历史长时段相互依赖对世界体系层次的作用，而分析相互依赖对短期的、双边关系的影响则不太适合。具体地说，不同的学者在进行定性分析时，设定的变量不同，分析的层次不同，选择案例的标准、角度也不一样。如，里普斯曼特(Ripsmant)和布兰查德(Blanchard)研究了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重点分析脆弱性相互依赖，即国家从外部世界获得战略物资能力对保持国家安全和繁荣决策的影响[14](pp.4-50)。又如，埃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则研究了对外经济政策对地区冲突的影响。他的结论是，由国际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主导的联盟比民族主义者主导的联盟更倾向于和平[15](pp.100-130)。
（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是收集历史资料，提取变量，建立模型，然后通过回归运算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布鲁斯·鲁塞特(Bruce M.Russett)在1967年发表的《国际区域与国际系统：政治生态学研究》被认为开创了相互依赖实证研究的先河。他采集了1945-1967年的数据，发现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是没有经济联系国家间的两倍多[8]。不过他后来指出，这项研究存在缺陷，例如国家的地理位置同时决定了贸易和冲突的水平，因而影响冲突的主要因素不是贸易关系，而是地理位置。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了很多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这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冲突程度都很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最时髦的方法。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在考察1850-1965年间的实证数据后指出，如果t-1年的贸易水平高的话，t+5年内爆发战争的次数会低于平均值[8]。1996年，鲁塞特同泽夫·毛兹、约翰·奥尼尔和弗兰西斯·奥尼尔共同发表的论文对1950-1985年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回归计算，结论是“康德是正确的：当对外经济联系举足轻重而行政机构受到制约，解决冲突的非暴力规范统治社会时，国际冲突变得不可能”[16]。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却得出了不那么肯定，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彼得·沃勒斯丁(Peter Wallensteen)对1920-1968年的历史分析得出了相当复杂的结论。在整体上，大国之间的冲突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加而下降，但这个趋势在他分析的三个时期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在不平等的贸易结构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最大，“领头狗”对经济上依附于自己的“随从狗”发动军事干涉的概率很高①。马克·高索洛斯基(Mark Gasiorowski)认为，贸易的收益与和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如果把贸易的代价考虑在内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间存在逆相关性[17]。
（三）博弈论。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绝对收益。新现实主义者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Grieco)认为，国家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自己的收益，而且还包含自己的收益与伙伴国的收益之间的差距。其最终的效用函数应该是U＝V-k(W-V)，其中U代表效用，V代表自己获得的报酬，W代表伙伴国的报酬，k是衡量“相对收益”敏感度的系数。格里科强调，在国际合作当中，国家对长期的相对收益的重视胜于短期的绝对收益，这样就产生了“囚徒的困境博弈”和“僵局博弈”。对合作产生的外部效应的关注，导致国家都尽力避免任何有利于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担心今天的朋友，可能成为明天战争中的敌人；担心今天共同获益中获得优势的朋友，可能成为未来更为危险的潜在的敌人”[18](p.117)。格里科的模型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敏感系数k足够大，以至于阻止了任何类型的长期合作。这一零和博弈的假设遭到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等人的批驳，他们认为，只要相互依赖带来的绝对收益足够大，即使国家关注相互依赖带来的相对收益的分配问题，国际的合作也有可能持续下去[19](pp.172-209)。格里科模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把国家间关系的状态划分为“合作”与“冲突”两个选项，这未免过于简单化，无法真实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詹姆斯·莫罗(J ames D.Morrow)指出，即使在敌对关系下，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仍然存在。莫罗区别了不同种类商品的贸易关系，有些商品仅仅用于消费，有些商品能够增加对方的福利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还有就是军用品。军品贸易表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扩军备战的短期成本大于攻击贸易伙伴所获得的长期收益时，贸易就能够发挥威慑的作用[8]。莫罗的研究表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预变量的选择，如双方关注的重点、对待风险的态度、战后的资源分配以及先发制人的收益，等等。
（四）电子计算机模拟。电子计算机模拟法主要是探讨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偶然性和非线性。这种方法认为，历史是个随机过程，即使初始条件相同，也可能有多种结果。进一步说，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化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最早利用这种方法的是波林斯(Pollins)，以后还有一些学者采取这个方法，但不多。贝尔斯(Bearce)和费希尔(Fisher)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得出结论，经济地理状况对贸易和战争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地理位置相近、经济联系密切，可能促进国际贸易，也可能使战争更容易发生。这个结论有助于解释历史上西欧为什么既贸易密切，又战争频发[20]。
五、对相互依赖理论的评价与批判
相互依赖理论是在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特征的观点中提出和发展起来的。的确，相互依赖理论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为各国政府外交决策提供了另一种有益的视角，但它的不足和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它对国际政治过于乐观。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实力来确保生存；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10(pp.68-69)。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难以进行合作，即使合作也是暂时的。因为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会损害国家安全。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如果相互依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央控制的发展，相互依赖便会加速战争的来临。”[6](p.185)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依赖国对相互依赖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担忧，“它们可能试图扩大对供给来源的政治控制，使它们与来源或其他消费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因此，相互依赖“将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竞争”[21](p.223)。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获益前景的发展还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不信任。贸易并不总是一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相反，随着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国家变得更担心失去自治权以及担心诸如进入外国市场、原料来源的安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代价。”[22](pp.216-217)“世界政治仍然以政治实体的争斗为特征，它们在一种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为权力、声望和财富而争斗。”“经济相互依存还不能保证合作将取代冲突。正如过去一样，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仍是对国家之间权力发展不平衡的后果进行和平调整的问题。”[22](p.226)
其次，它有意淡化和回避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对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相互依赖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抹杀了国际阶级斗争，故意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利益的巨大差别，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互利合作、和平友好共处的关系，而是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关系。资产阶级牟取暴利是引发国际战争的主要原因。如果说资本家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来自获取利润的欲望，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有些人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获得利益，那他们将会在需要的时候竭尽一切努力来制造战争[10](p.467)。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主要的资本输出国通过剥削殖民地人民获得了经济优势。建立对海外领土的政治控制是为了获得可靠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及倾销其产品，获得超额利润。帝国主义最终要依赖海外市场和资源，所以它是国际冲突和世界战争的根源。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是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的前提。在依附论看来，作为世界中心的北方国家和处于边缘的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利合作关系，而是后者对前者的附属关系和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关系。依附论的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就是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受制并从属于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当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的经济可以独立发展，而受支配国家只有附属于前者的发展才能发展时，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相互依存关系[10](p.492)。
第三，它忽视了国内政治和观念因素的作用。相互依赖理论是一种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是一种关于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12](p.29)。但没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国家间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只是由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决定的，而实际上，外交政策、外交关系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宏观与微观因素共同决定、作用、影响的复杂过程和结果。从历史和现实看，人们对相互依赖的认知和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制定和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即使鼓吹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也至今未完全停止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反全球化运动也时有发生。如果只从国际体系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特征是难以解释这些历史变化的。
结语
综上所述，在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发展中，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对相互依赖内涵和外延理解的深入和扩大，从早期的对经济上单一的相互依存研究发展到现今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生态、环保等多元的相互依存研究。二是对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和平的关系由无条件论发展为有条件论，对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行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越来越完整的论证。三是相互依赖的研究方法愈来愈科学化，从早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并引入了博弈论、电子计算机模拟等先进方法。的确，相互依赖理论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为各国政府外交决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它的不足和缺陷也是明显的。
收稿日期：2009-03-23
注释：
①Peter Wallensteen,Structure and War:On International Trade,New York:Harperand Brothers,1973.所谓“领头狗”(topdogs)指的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贸易国家，“随从狗”(underdogs)指的是受前者支配的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