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因素论文,持续增长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新古典主义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做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但却没有对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汤敏、茅于轼，1996）。
根据前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可以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做如下分类：1.制度因素。适当的激励机制、完善的市场竞争体系及合理的制度安排所激发的经济效率（汤敏、茅于轼，1996）。2.结构因素。由部门间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引导的以及由需求结构变动所引发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周振华，1996）。3.供给因素。它包括劳动力的增加、有形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于正规教育及非正规教育（如在职培训及实践学习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Lan et al.,1993)；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所形成的R&D（研究与发展）资本的增加及规模收益递增等等（B.Smith and C.Barfield,1996)。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的过程，各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Kim ect.1996；Krugman,1994)。
1.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工业和服务业极其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多元经济结构尚处在低级阶段，技术水平低下，可以说劳动力投入特别是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无形资本（人力资本、R&D资本等）的作用几乎发挥不出来。
2.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开始逐渐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逐渐减弱，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阶段。由需求结构效应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动，促使劳动力及资本等资源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加快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与结构的高变动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效应而且还表现为需求结构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另外，技术水平也伴随着经济增长有所提高。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3.经济发达阶段。此阶段经济已完成工业化过程，呈现明显的一元经济结构特征，有形资本的积累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如果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固定的，劳动力投入长期增长缓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形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逐渐减小。因此，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及结构转换效应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已不能持续下去，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为以内涵式为主，即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的提高。此时，应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R&D资本等无形资本的投资。由于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当有形资本增加时，对无形资本的投资能够延缓有形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因此，一个经济在由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无形资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中国应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在继续有形资本的高投资率时，要不断优化结构，维持资源的有效配置，逐渐增加对无形资本的投资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一、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满效率的经济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使经济在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可能性前沿上运行。新制度学派据此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中，以说明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1820年以前，亚洲拥有占世界69%的人口和58%的产值，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地区。然而在其后的100年中，亚洲落后了，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了世界经济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而美国一跃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并领导了1950—1973年世界经济的“黄金时期”。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所有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都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预见，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稳定持续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刘遵义，1997）。
二、结构因素
经济结构的有效转换，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制度创新的成效）使经济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与产业结构变动所伴随的资源配置效应（周振华，1996）。
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中国1978—1996年间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变动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份额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6年的50.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则由1978年的17.4%、12.1%分别上升到1996年的23.5%、26%，并且农业过剩劳动力一开始就以大致相同的规模分别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产业结构数据看，第一产业的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0.2%，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则由1978年的23.7%上升到30.8%，但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变化不大，开始有所下降然后微有上升，徘徊在48.0%左右。所以从产业结构上看，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约50%）和产值比重（大约20%）还非常高，继续经济结构转换的任务还非常重大。我们讲转变经济结构，是要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劳动力自农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下面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建立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分析劳动力、资本、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我们来估计如下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alnK[,t]+βlnL[,t]+u[,t] (1)
其中，k[,t]及l[,t]分别为酱及劳动力的产出，α，β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7》所提供的时间序列数据(1978-1996)，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使用TSP软件包），可以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lnY[,t]＝0.0196t+0.7475lnK[,t]+0.1381lnL[,t]+(AR(1)＝0.7206)
(0.6725) (2.0828)
(0.4606)
(2)
R[,2]=O.9981 DW=1.0345F=2417.776
从估计模型(2)的结果可明显看出，资本弹性远高于劳动力弹性，说明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劳动力弹性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因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这一实证结果与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基本吻合。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本则相对稀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来自储蓄与投资的增加所不断形成的资本积累。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技术进步率为1.96%，这便是被许多经济文献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数值，其中包含了结构配置效应、制度创新效率及技术水平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各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列于表1。
表1 1978-1996年间经济增长的测算结果之一
技术参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出增长(%)
9.39100
资本弹性 0.7475
76.1
劳动力弹性
0.13813.8
技术进步率(%) 1.96 20.1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变动因素，重新建立带有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lnY[,t]＝γt+alnK[,t]+βlnL[,t]+ηlnU[,1t]+u[,t] (3)
其中，U[,1]为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很好地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也可以将它定义为结构转换系数（注：Clark所定义的结构转换系数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U[,1]的值越小（绝对值越大），说明结构变换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的程度越高级。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0、1996及1997年等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对模型(3)进行估计，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对估计模型(2)和(4)进行比较发现，引进结构变量后，资本弹性有所下降（从0.7475下降到0.6828），劳动力弹性则有所上升（从0.1381上升到0.2720），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大约为一倍），提高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技术进步率却从1.96%下降到1.274%，下降的部分(0.686%)恰好是由于结构变动所引起的资源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变量的产出弹性是负值，正好说明第一产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这便是资源再配置效应。类似地，我们可以重新计算各种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列入表 2。
表2
1978-1996年间经济增长的测算结果之二
技术参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出增长(%)9.39 100
资本产出弹性 0.682871.1
劳动力产出弹性0.2720 7.5
结构变动产出弹性 -0.2243 7.9
技术进步率1.274 13.5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定义的结构转换系数不同于Clark系数，它是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而不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引起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需求结构的变动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这必然引发各种资源在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最终引起各产业的产值比重发生变动。因而无论是需求结构的变动，还是资源的重新配置，都是一些中间过程，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最终影响的是各部门间的产值比重的变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建议：
1.实物的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70%以上，美国和日本早期工业化的经验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的实践都印证了这一结论。因此，中国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的储蓄与投资。
2.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互补的，即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大，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亦越大。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流动，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了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因此，对于产业结构尚欠发达的中国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继续优化经济结构，尽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
3.结构变量的引进，产生了资源配置效应，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低。可见忽视经济结构变动的增长核算方程，高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高级化，因而经济结构转换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在相当时期内还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级影响。在做增长核算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而且继续优化结构，促使资源有效配置以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应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
三、供给因素
按照经济增长的新古典分析，由资本及劳动力投入所解释的部分(αlnK+βlnL)可以定义为外延式增长，而资本与劳动未解释的部分或称之为Solow余值的部分γ＝(lnY－(αlnk+βlnL) 则被定义为内涵式增长（汤敏、茅于轼，1996）。通常人们在做增长核算时要估算外延式增长及内涵式增长的贡献份额，并且非常关注内涵式增长的贡献份额，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在上一部分，通过引进结构变量，具体测算出了资源配置效应，从而解释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小部分，那么余下的部分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生产。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包括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组织管理效率，它构成了技术进步的软技术部分。R&D资本以生产中的实物资本（如机器设备等）为载体，体现了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的技术水平，它构成了技术进步的硬技术部分。硬技术和软技术一起共同推动了生产的高效率，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Romer,1990；Uzawa,1965)。
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之所以称为人力资本是因为无法将其同它的载体分离开。关于人力资本的测量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所普遍使用的方法是用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这种测量方法仅仅是对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度量，没有对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加以区别。另一种测量方法是用劳动者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所需要的社会和个人投资之和来测算。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是既可以反映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年数和教育程度，又可以反映教育质量随时间的变化，缺点是它度量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而非人力资本的产出。现在还没有可行的度量人力资本产出的方法。
R&D资本是由研究与开发活动所形成的资本。R&D资本是为增加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关于R&E资本的测量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用R&D资本的产出来度量，即用新设计、新发明的数目（发明专利数）来度量R&D资本的水平高低。另一种测量方法是用R&D资本的投入来度量，即采用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开支（扣除一比例的折旧）累积额来度量R&D资本，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从某种程度上讲R&D投资水平的高低反映了R&D资本水平的高低。
在以下的实证分析中，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方便性，人力资本和R&D资本采用相应的投入形式，即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资和研究与开发投资来度量人力资本和R&D资本。根据本文前面的有关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别是：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取决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所以可计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应包含如下投入要素：实物资本、劳动力、结构变量、人力资本、R&D资本。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其中，H[,t]、R[,t]分别代表t时刻的人力资本数及R&D资本数。这里我们仍然引进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外生项γ，以表明那些未包含在模型中但却对产出起影响作用的其他所有因素，如制度创新效率等。
关于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这里采用沈利生、朱运法(1997)的有关计算结果，即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数量取决于其所受教育水平，大小等于在某个时期劳动者获得这样的教育水平所需要的国家教育投资，社会总人力资本数等于全体劳动者所内含的人力资本之和。这样测量出来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年数与教育程度。人均人力资本数为社会总人力资本数对全体劳动者求平均而得。关于R&D资本的测算方法，这里采用刘遵义(1997)所使用的计算办法，即用不变价的研究开发支出减去每年10%“折旧”后累积来测算R&D资本。由于中国关于研究开发活动的统计数据不够完全（自1998年以后才有这方面的统计），所以我们使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代替研究开发支出来近似地计算R&D资本，有关计算结果列于表3。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数据及表3所提供的有关数据（全部换算成1990年不变价），对模型(5)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表3中国经济的人力资本、R&D资本的有关测算结果(1981-1995)
人力资本总数 人均人力资本数
R&D 资本数
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元人民币，亿元
1981 2 584.54596.01 556.0746
1982 3 229.28718.09 579.0073
1983 4 239.09918.05 603.2186
1984 5 283.14 1 096.49 646.3737
1985 6 519.02 1 309.34 706.4355
1986 6 485.74 1 271.89 756.3996
1987 6 456.89 1 227.57 802.7012
1988 7 266.90 1 340.63 830.4452
1989 7 447.58 1 353.90 831.8683
1990 8 561.16 1 512.19 818.7441
199110 191.91 1 750.57 831.7933
199211 297.29 1 901.10 824.3990
199311 803.30 1 972.92 836.7445
199412 818.14 2 086.54 854.2414
199513 068.28 2 099.81 862.1663
说明：表中数据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
资料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6》。
从估计模型(6)的结果可以看出，有形资本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而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通过比较估计模型(4)及估计模型(6)发现，引进人力资本及R&D资本变量后，提高了有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形资本弹性从0.6828上升到0.7052）以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力弹性从0.2720上升到0.2935），这是因为无形资本（人力资本及R&D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各种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计算结果列于表4。
表4
1981-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测算结果
技术参数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产量增长(%)10.2263
100
有形资本弹性 0.705270
劳动力弹性
0.2935 8
人力资本弹性 0.155915
R&D资本弹性 0.0081 1
结构变动弹性-0.1953 6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各影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M.Boskin与L.Lau对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见表5。
表5各要素对西方七国经济增长贡献%
资本劳动力
人力资本
R&D资本
技术进步
加拿大
20.5 23.1 2.810.0 43.6
法国42.5 -4.1 4.811.6 45.2
联邦德国 40.2-10.3 4.615.5 49.9
意大利
27.2 -1.9 5.815.8 53.0
日本43.8 2.2 2.114.2 37.7
英国49.8 -5.2 4.9 8.3 42.1
美国32.3 18.4 2.4 9.9 36.9
资料来源：B.Smith & C.Barfield(1996):Technology,R&Dand the Econom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四、结论和建议
根据上面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及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R&D资本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向成熟阶段的过渡，R&D资本的作用将逐渐增大并超过人力资本的作用。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份额大约在15%左右，而R&D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中，R&D资本的作用明显超过人力资本的作用。这是由人力资本及R&D资本的自身变化规律决定的，即对人力资本及R&D资本的投资需要较长的孕育期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作用，R&D资本的孕育期则更长。另外，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相当的水平时才能进行研究与开发，因此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滞后一段时期。鉴于上述分析，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实现经济从外延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必须加强对无形资本的投资，并且越快越好。在各种无形资本的投资中，首先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然后是对R&D资本及其他形式的无形资本的投资。这就要求政府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投资，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加大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力度。
2.人力资本及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有形资本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互补的。从对模型(6)与(4)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引进人力资本与R&D资本变量后，提高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的弹性，增加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显得更大一些。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及R&D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至少能够延缓有形资本及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3.有形资本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80%左右，无形资本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20%左右（这便是未被有形投入所解释的Solow余值），可见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尚处于以外延式增长为主的阶段。引进人力资本及R&D资本变量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消失，因而我们对Solow余值及全面素生产率的内涵有了充分的理解，它包括结构变动、人力资本及R&D资本等（朱运法，1997）。
值得指出，以上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随着人力资本与R&D资本测量方法的改进以及数据翔实性的提高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但这毕竟还是以外延式增长为主的阶段，而且制度创新、结构变动等所产生的效率迟早也将释放完毕，那么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在21世纪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决策者已经做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无疑这一跨世纪战略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预见，随着政府对教育与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强，人力资本与R&D资本将出现较快的增长，从而大大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的转变，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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