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经验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城镇化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国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世界许多国家和我国许多地区已经作出了尝试和实践。尽管他们在自然禀赋、发展基础、所处阶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历程和做法，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更好地促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三化”协调发展的历史考察及经验教训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往往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出现和发展的。
(一)发达国家“三化”协调发展的历史考察
1.美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密切相连，具有良好的互动机制。
美国工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初，虽然起步晚于英法等欧洲国家，但进展很快。1860年，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1]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积极的调控作用，如制定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和对外有限制的关税保护政策、直接投资公共工程、给予工业发展以实物或金融奖励和补贴、设立专门管理结构等。此外，美国土地私有制度、发明专利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教育人才制度等，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必要条件。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在加快。1840—1850年，美国城市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到1920年，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50％。二战后，美国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的逆城市化趋势，形成了很多大都市区。到1970年，郊区人口数量超过了中心城市人口。在2亿人口中有7400万居住在郊区。[2]人口低密度集中的大都市区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非常重视市镇建设规划，每座城市的详细发展规划都必须通过专家的论证和市民的审议。美国多数基础设施都是由社会投资建设的，只要城市有需求、有项目、有效益，就有人投资建设。美国的土地政策、移民政策、户籍政策对城镇化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战后，凭借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低价能源优势。美国开始大规模实行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农业现代化。2010年，美国农业及相关产业仅占总就业人数的1.6％。[3]为了降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和人力资源缺失对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加强了对农地的保护，并从制度、经济和技术上形成了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处于农业地带的小城镇也把吸引和促进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储运业的发展作为重点，有效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如今，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层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以生物工程为主的科技化和以卫星定位遥感技术为主的信息化，充分彰显了新型现代农业的先进性。
2.日本
日本采取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的策略，在亚洲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70年代初，日本成为重化工业品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基础工业水平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但之后，由于能源环境制约、生产能力过剩、后发优势渐失，日本工业化步伐放缓。通过一个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借助现代新技术的运用，工业很快走出低迷，不仅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高精尖产品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
虽然日本的工业得到高速发展，但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圈，城乡不平衡越来越突出。为缩小城乡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80年代中后期，日本村镇基础设施水平已和城市持平。为保证城镇化的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分别从产业发展、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村镇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方面提出战略目标，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是以增加粮食产量为目标，在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开始急速向城市集中；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主要是顺应城镇化进程而作出的调整，以节省劳动时间为目的，以利于从农业生产中解放更多劳动力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服务。在大力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同时。日本也非常注重以城带乡、强工补农。通过实行产业振兴来发展农村工业，主要途径是发展壮大农村副业、农产品加工、农具制造等传统产业以及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创办新型农村工业，并通过法律手段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改造和保护。
3.西欧
西欧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最早的地区，拥有发达的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西欧国家最初通过海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实现工业革命以后，更进一步掠夺外国的财富。为自身的现代化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市场，使得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并实现了广大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
西欧城镇化是18世纪后期开始的，起步早但历时长，在工业化的强大推动下，西欧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发展。与北美不同，西欧国家人多地少，城镇化是一种人口、土地的相对集约，而且是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模式。如英国政府在1936年发布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由政府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减少对城乡环境和利益的损害。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欧国家既注重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也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在法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下发展的。尤其是二战后，法国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重要位置，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刺激了城市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通过产业连锁反应间接地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法国率先提出并践行“理性农业”这一概念，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目前法国已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加工出口国。荷兰农业的外贸依存度很高，是名副其实的创汇农业。由于缺乏土地，荷兰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设施农业，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集中连片、设施先进的玻璃温室，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发达国家，又是英联邦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上，既受历史悠久的欧洲模式影响，又有后起殖民地国家快速兴起的自身特色。
曾经有一个时期，为了满足西方宗主国贸易需求，作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业不可能得到较快发展。二战后，因资源丰富而具有的价格优势，使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对企业实施高度的地方保护政策。在坚实的关税保护壁垒之下，澳大利亚的汽车、重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近几年也有较快发展。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和住宅需求，使城市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相当比例的小城镇，主要是早期依靠地方资源开发而产生。在小城镇的管理上，两个国家也有类似之处，如构建层级清晰、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的政府管理体制，设置功能健全、运行高效、自治性的城市管理机构，适时调整城乡行政规划以及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城市卫生等。
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方面，澳新两国具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农业标准化体系，通过不断加大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管理模式。作为高度发达的农牧业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代农业特色突出，农牧劳动生产率高，而且城乡居民福利待遇和基本公共服务已实现均等化。
(二)发展中国家“三化”协调发展的历史考察
在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发展的地位。因此，与西欧和北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农业发展基础也很薄弱，“三化”发展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
1.巴西
1825年，巴西摆脱葡萄牙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巴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经济实力居拉美国家之首。
在工业化初期，巴西得天独厚的农业为工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换回出口外汇、提供基础设施及创造消费市场等方面。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巴西开始实施重工政策，依靠外国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制造业，到70年代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了“巴西奇迹”，在钢铁、造船、汽车、飞机制造等现代工业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巴西的农牧业发达，被誉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在1950年前后巴西开始推进农业现代化，而且人口众多的巴西选择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因为巴西工业化过程中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原料及初级产品出口创汇的地位不断加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程度较高，对劳动力数量需求降低，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和对资金的需求提高，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被迫”流入城市。[4]
巴西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之前，巴西城市化进程主要依靠外来移民的推动，之后，工业化慢慢起步，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的步伐。1950—1980年间，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从36.2％上升到了67.6％。[5]但是由于历史、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巴西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区域不平衡、过度城市化和贫民窟等严重的城市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走出“拉美陷阱”，巴西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着力制定审慎的宏观经济策略，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包括建立自由市场机制、实现央行独立、加大社会财富再分配改革等措施。
2.印度
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由严重缺粮到基本自给，工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服务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重要出口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印度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并不顺利，存在很多问题。
印度在独立之后迅速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为了实现工业化，印度近几届政府都奉行科教兴国战略。然而，印度的知识经济和技术经济发展并未让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得到相应的实惠，农业投资率下降，传统工业不振导致工人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悬殊扩大。印度政府认识到制造业是增加就业的关键，不可能绕过制造业直接从农业经济发展到服务业经济，所以近年来，印度的汽车、电子、航空和空间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正努力谋求成为“技术制造业中心”。
印度的工业基本集中在城市地区，工厂也主要坐落于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由于社会文化结构、城乡矛盾、土地私有制度等因素影响，印度的城镇化进程比较缓慢。1950年，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为17％，高于中国13％的水平，但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1％，印度则仅为29％。[6]当前印度用于城镇建设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城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1966年，印度农业开始实施以使用生物学知识与技术获得高产品种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被称为“绿色革命”。这一战略使印度农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活跃城乡商品经济作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政府特别强调农产品加工在农村工业中的地位，尤其是外国资本和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作用，但成效并不显著。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扩大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大幅度提高公共系统和服务的质量，改善穷人的生活，并承诺将大量增加农业研究与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
(三)国外“三化”协调发展的经验教训
遍览各国发展进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但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三化”关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农业萎缩、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局面动荡，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在农业地位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农业与城镇化之间大多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但农业发展始终没有停滞；与之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高速工业化之时，普遍忽视了农业发展，致使农业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业发展的贡献者和牺牲者。
在城镇化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将城镇化建立在工业增长、农业进步的基础上，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集聚较为有序；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缓慢，农业发展停滞，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脱节，大批农村人口被“推向”城市，从而产生“城市病”和“过度城市化”现象，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在产业结构演进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地位不断提高，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产业科技化、信息化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中重工业仍占较大比重，产业科技含量较低，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其面临的迫切任务。
在技术进步方面，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密集为其经济结构的特征，并处于技术前沿；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主，往往需要经过消化、吸收、改进来取得技术创新。
在市场特征和政府导向方面，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在开放的市场化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运用市场化手段来促进“三化”协调的水平较弱，行政管理的特色较浓。
二、国内“三化”协调发展的省区考察及模式比较
“三化”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长期任务，各地区的发展大都经历了由重视工业化到工业化、城镇化并重再到“三化”联动的过程。尤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后，各地区对“三化”协调发展越来越重视，并在探索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东部和东北部“三化”协调发展的部分省区考察
1.山东
近年来，山东省强化陆海统筹、区域统筹、产业统筹，把建设蓝色经济区和半岛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着力打造功能互补的高端产业聚集区，布局合理的城市连绵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城乡统筹和“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
2004年，山东省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制造业强省的战略部署，提出要追踪现代制造业发展趋势，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突出产业体系、区域布局、企业组织三个重点，构筑山东制造业新构架。通过将规模调大、层次调高、结构调优，山东成功实现“工业强省”向“先进制造业强省”的转变，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打造了一批工矿型、商贸型、农产品加工型、旅游观光型等特色经济强镇。
通过大力实施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为基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山东省把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相结合，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居民向社区集中。在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基础上，山东省全面放开县域内户籍迁移政策，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订购房落户政策，并加快住房、就业、社保、教育等与户籍管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让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山东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起步比较早，通过积极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等“六个一体化”，促进了城市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山东还将全省划分为东部外向型经济区、鲁中南生态型经济区、鲁西北基地型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开发型经济区等四大区域，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2.江苏
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者和示范者。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开始探索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路子。1982年，江苏省提出“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发展方针，把产业发展、产业支撑放到城镇化的突出位置，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和要素向城镇集聚。
在工业方面，“江苏制造”在全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2006年年初，江苏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意见》，提出“新型”的重点在于在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能降耗、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方面取得突破。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江苏省采取了产业布局大调整举措，把集中在苏南的块状工业区布局，调整为以“三沿”为轴线的带状工业布局，在提升沿沪宁线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同时，加快建设沿江基础产业带和沿东陇海线加工工业带，并积极培育北部增长极，在更高层次上加快区域工业化发展。
在城镇化方面，江苏省城乡规划全覆盖，是全国的率先之举。全省基本形成了从区域到城市、从城镇到农村、从总体到专项的层次分明、相互衔接、配套完善的规划体系，构筑了“三圈五轴”的城镇空间结构。此外，江苏省通过构建开发园区与乡镇工业小区之间的配套产业链，形成了一大批专业园区、专业镇、专业村，成功实现了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实现了城乡产业联动发展，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
作为经济大省和工业大省，江苏省的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2011年4月，江苏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把农业现代化工程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八项重点工程之一，鲜明地提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力争到2015年，苏南等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大力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措施，江苏省连续8年保持了“三农”投入增加、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形势。
2012年，江苏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三化同步”，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3.浙江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工业规模不断壮大，尤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早在1995年，乡镇工业就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4。2002年12月，浙江省委召开了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习近平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2003年1月，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量的新扩张”。
2006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率先开展并完成了新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修编。尤其是提出把中心镇培育成为现代小城市的战略决策，成为浙江省实施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新战略的关键举措。[7]2009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浙江省政府签署《关于联动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把浙江省作为全国实践新型城镇化和推进生态文明条件下城乡差异化互补协调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浙江省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是综合性的农业高产区域。2007年1月，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指出：“浙江新农村建设最大的特色，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统筹城乡、合力推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整体推进的路子。”其创新之处，就在于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以新型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以新型工业化成果反哺农业、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持续稳定转移、以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社会文明进步，走出一条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4.吉林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吉林省的加工制造业比较发达。但老工业基地长期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效益不高、活力不足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省委九届十次全会提出了实施支柱优势产业跃升、特色资源产业提升、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等“十大计划”。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吉林省比较关注产业布局与空间布局的融合。并将县城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通过强化产业支撑、增强吸纳人口和就业的能力，使之成为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8]但全省的城镇化增速较慢，“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仅由52.3％上升到53.3％，5年才增长1个百分点，而全国平均水平是每年增长近1个百分点。2010年，吉林省提出了长吉一体化率先带动、东中西部区域联动、城镇乡村共进互动的发展思路。
吉林省地处“黄金玉米带”，是著名的“黑土地之乡”，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为了实现“五大一强”的目标(粮食大省、牧业大省、林业大省、北方特产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农村经济强省)，吉林省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加快推进产加销有机结合、农工商一体经营，努力打破生产要素的地域、行业、城乡界限，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工业和流通领域延伸，使更多的农民不断向工商领域转移。
2010年，吉林省提出了“三化”统筹、“三动”并举的发展战略，即“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施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和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二)中部和西部“三化”协调发展的部分省区考察
1.湖南
2001年11月，湖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三化”发展战略，这是湖南省根据省情实际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创新，为后来新型工业化的建设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2006年，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一化三基”战略，将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省的第一推动力。2007年起，湖南省开始设立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并先后制订了30多个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文件。湖南省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传统重化工业的转型升级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治理企业污染，坚持绿色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9]
2010年，湖南省提出了“四化两型”战略。2011年11月，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将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作为实现未来五年任务的总战略，提出要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方向和目标，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为基本途径，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推进节能环保、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努力实现优化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人本发展。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开始进行“两型社会”第二阶段的探索实践，主要任务是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形成较完善的“两型社会”建设制度保障体系和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促进机制，全面增强城市群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初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2.四川
2007年12月，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确定了“一主、三化、三加强”的基本工作思路，并明确提出“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实现两者良性互动，共同促进”。2012年5月，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努力形成“三化”联动、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四川省坚持把大力推进工业化作为核心战略，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电力、饮料食品和现代中药等优势产业，积极培育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生物工程等有潜力的产业，努力打造一批千亿产业，形成优势产品链条，发展产业集群。各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仅带来了自身发展质量的提升，也成为周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进而加速城镇化的直接动力。
四川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推广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强力推进“三化”联动发展，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十一五”末，四川省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分别由“十五”末的34.2％和23.3％升至43.8％和40.3％，[10]城镇化步伐基本上紧跟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人口伴随产业向城镇聚集的良好态势。
(三)国内“三化”协调发展的模式比较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存在差异。从东中西部的发展来看，在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模式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交通便利与对外开放，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这些成功模式的产生大都是因其发达的工业。总的来说，东部地区主要是资本驱动的工业化模式。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标志的城镇体系，如今这些地区城镇化速度稳定甚至适度放缓，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城乡差异趋于缩小，城乡关系趋于和谐。
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建设对大城市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因此其大型城市所占比例较高，但城市数量偏少，而且由于城市建设较早，一些公共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遗留问题较多，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资源开发或战备需要的推动下展开的。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一方面加速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当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东部地区仍有一定差距。中部地区缺少特大型城市，同等级的城市发展规模差别不大，城镇化主要是推进城市群的建设，促进资源优势互补和自由流动。西部受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和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影响，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大型城市的带动力不强，很多地方主要是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11]
不可忽视的是，部分东部沿海和内陆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我国的粮食主产省已由过去的20多个减少为13个，粮食调出省也由以前的10多个减少为6个，昔日的“南粮北调”已变为今日的“北粮南运”。[12]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省份以放弃和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那么在工业化不断深化、国家产业布局已相对稳定之后，中西部传统农业大省，已不可能也不允许再复制沿海模式。这些传统农业大省不仅要承担为本省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诸多贡献的功能，而且担负着在全国大的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中为其他先期工业化省份提供诸多贡献的功能。
三、国内外“三化”协调发展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对于国内外“三化”协调发展的经验或模式，不能简单地照搬，必须立足当地实际，积极借鉴有益经验，吸取深刻教训，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三化”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
(一)遵循经济规律，理清“三化”协调发展思路
“三化”协调，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三化”协调发展格局，否则就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关键阶段，农业的基础保障任务日益艰巨。我国农村人口庞大，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包括农民转移就业、增收及农民市民化问题。从我国实际看，既有工业化动力不够强劲的制约，更有城镇化引领不足的软肋，同时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我们应充分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认真分析当前我国“三化”不够协调的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快补齐“短腿”、拉平“短板”。
(二)依托地方优势，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三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差异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合适的推进模式将会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如果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会因城市配套设施的缺乏，出现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暴涨等问题。反之，则会由于城镇化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就业不足现象，产生贫民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3]各地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将国家的方针大计与地方实际有机结合，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环境容量、市场需求和产业状况，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三化”协调发展模式，并把成熟的区域发展模式适时在同类条件的地区进行推广。
(三)强化政府引导调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发达国家近200年的经验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对“三化”协调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发达地区“三化”协调发展取得的成就，与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密不可分的。市场为其提供广阔的需求以及充分的资源、资金、科技、劳动力集中渠道，政府则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还要完善各项市场制度。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政府要尽量放开；对市场没有能力调节的，政府要积极引导和调控，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共同作用，确保“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四)科学制订规划，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
“三化”协调发展，需要布局合理的空间结构支撑，规划水平决定了建设效果。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高水平的规划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建设和发展。从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来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将大幅度提高，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未雨绸缪，要对所辖范围内的产业、人口、城镇等的总体布局以及区域资源特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城镇建设、产业集聚、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城镇结构合理化、产业布局最优化，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功能定位清晰、空间高效利用、产业分工合理、“三化”互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避免“三化”协调走入建设用地供应不足或者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死胡同。
(五)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
传统的“三化”发展道路，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尤其是水源、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对保障农业生产至关重要。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生态环境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一些国家过度郊区化的教训[14]以免造成耕地减少、环境破坏、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的后果。“三化”协调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国不能再走牺牲农业、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老路，要立足长远、着眼全局、统筹考虑，以应对各种制约和挑战。
(六)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15](p.159)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依靠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趋向，然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国家开始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实现了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但也有一些国家忽视了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和运用行政手段，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和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改变，但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欠发达等因素的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仍未根本解除。在推进“三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快体制创新步伐，大胆试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要建立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长效机制，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形成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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