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风格论文,思想论文,吴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景超先生(1901-1968)，字北海，著名社会学家，安徽歙县人。1914年就读于金陵中学，次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求学于明尼苏达大学，1925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硕士学位(1926)、博士学位(1928)。获博士学位当年即回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193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与孙本文、许仕廉、吴泽霖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于1936年学社第五届年会时当选为理事长。1935年随翁文灏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参事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出任行政院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质管理局主任秘书即秘书长，以自己的学术专长，贡献于抗日战争。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重返清华园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消社会学专业，各院校社会学系也随即撤消，先生调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68年5月7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其一位堂弟带回故乡安葬，先生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一
今天，除了关注学术史抑或还有政治史的人们，吴景超先生已经不大被记起。我曾经问过社会学专业的多位硕士生、博士生“知道吴景超先生否”，均答不知。这真是一个讽刺！
一切有贡献于民族的人，终究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吴景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是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而载入学术史册的。
社会学并无一部辉煌的学术史，这主要归因其诞生的晚近。19世纪中叶，曾作为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秘书的孔德创立了这门学科。他创立这门学科的思想动机与学术动因，于今已不大可详考，但从其留下的诸多学术著述中，后人仍可窥知其学术野心和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的思路。孔德所处时代，既有的社会－人文科学诸学科各自在其悠久历史的基础上，在世界近代化大潮中，分别再创辉煌。但自视甚高的孔德并不以此为满足，深思熟虑之后，他建立了这门将诸多学科对象统揽其中、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的新学科。此后，经迪尔凯姆完善、补充入实证性研究方法，马克斯·韦伯创立、添加进客观性即价值中立性研究立场，构建了当代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和理性主义（又称为理解主义）传统，社会学理论体系终于建立。发展至今天，社会学已成就了一整套对社会作结构（静态的、共时态的）与过程（动态的、历时态的）考察的方法与框架。但究其根底，社会学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离开具体的社会研究对象及内容，它就是一个躯壳。而此学科作为方法本身，也需求应用于诸多社会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后世学者将孔德的整体性意图具体化、分解化、将社会学研究推广至几乎一切社会领域，致社会学庞杂，但更重要的是丰满。
全面研究社会，成为社会学之主旨，但能行者却寥寥。因为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社会学专业学养，而且须具备洞悉社会诸多领域及其症结之素养（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剖析力等等）。前者尚可通过专业学术训练而具备，后者则必须以社会关怀、天下关怀为己任。非如此，即使涉及，也是浮光掠影、哗众取宠。“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于是成为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必须禀赋。顺便说一句，于此可见韦伯理性中立倡导有悖于社会学主旨、有悖于人性本质之脆弱。这主要是其未从东方文化精粹中吸取养分所致，虽然他作为“伟大的外行”研究过东方文化。上述二者兼具者，方可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
吴景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他具备高度专业的社会学素养，运用其方法达挥洒自如、炉火纯青之境界，又秉持东方儒士之传统，两袖清风，心怀天下，纵横驰骋于诸多社会领域，论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及学术史。考察之，剖析之，洞若观火，成就恣肆汪洋之创见，后人面对此时，不免汗颜，恸然；或戚然、黯然。
二
吴景超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四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成就、特点。除最后阶段外，了无遗憾。即使在有遗憾的最后阶段，他仍心怀希望，勉力吁求保存社会学，至少是它的若干专业分支学科。其心其情，不能不令后世学人乃至整个学界尊重、缅怀。
第一阶段为其早期学术研究阶段，始自其求学于美国，止于赴清华园任教，并参加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工作。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发愤苦读，仅用5年时间，便获取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奠定了扎实的西学功底。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都市问题的。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讲授“社会学原理”与“都市社会学”课程。此期主要学术成就是发表了《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等专著。《都市社会学》将实证资料与历史资料相结合，以实证分析为框架，以都市发展为经纬，附以地图记载及沿革演变之分析，从界定都市概念入手，详析了都市与其附庸区域的沟通、互动，给出了都市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在研究都市内部生活时，强调都市社会环境与生活行为之关系；创立了中国的“都市社会学”。孙本文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国关于此方面著作，以吴景超氏的《都市社会学》为最早。”“全书四章八十四页，虽篇幅不长，而内容极简明扼要。”“吴氏于1925年至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Robert.E.Park)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这本书多少含有芝加哥学派的意味。”[1]秉持所学，精雕细琢，准确表达，积极传播，构成此期学术活动特点之一。简括之，乃述而略作。
此期学术活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其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吴景超在美国留学时便和胡适有较多的书鸿往返，他常常就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如中国工业化问题等致信胡适以请教。在清华参加《独立评论》工作后，更其如此。吴景超后来回忆道：“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适的。我提出疑问，他给我答案。这些答案也就逐渐成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对于思想问题去请教他，对于行动问题也去请教他。”[2](p.111)此期诸多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改良主义理念及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注：胡适及其弟子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于思想上理解为独立主义比较准确、精当。即独立研究、独立思考、得出独立结论。不为外界及即定思想所羁绊，所左右。此亦为陈寅恪先生之原则，他曾说：“天生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可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赠1929届北大历史系毕业生》））便足显胡适的思想印迹。直至受胡适影响，赴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对这一变动，他曾“踌躇莫决，只好又去请教胡适。他毫不犹豫地劝我到南京去。”[2](p.110)1935年底，吴景超离任清华园，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是“希望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增强团结力量，从事抗战。这次辍学从政，当时胡适先生曾坚嘱要以‘宝师自处’、‘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所谓‘出山要比在山清’。”[3]颇具“知识救国”和“为帝王师”的先贤遗风。这一阶段后期，其学术关注的重点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必然由此涉及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地主、土地等问题。
第二阶段截止于1947年吴先生重返清华园执教。此阶段不仅兼容其在清华园的早期教学、科研活动，而且还包括在《独立评论》的兼职和在国民政府的工作。在国民政府工作期间，他还利用余暇，主编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周刊《新经济》。此阶段，吴先生活动空间兼跨行政与学术，其学术亦兼具经论与策论。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论文、评论、政论，量多质精，几乎涉及一切社会领域，并均为重大、敏感问题。更难得的是，他的论著见解独到，不泥古，不拘洋，不惧上，形成并保持了独立、客观的学术风格。虽社会改良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仍贯穿其间，但出现了微妙变化。致此变化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对抗战期间达官贵人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之行径的痛恨。其次是对西方列强损害中国利益的不满。再次，受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内诸多经济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影响，开始关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思潮，并略有接受。社会学家李树青先生回忆说，在重庆时，“吴先生派我掌管由中外各方送来的机密经济情报。并嘱将外文部分译成中文，加以编整，每月出版一册《经济汇报》，送交各政府机关参考。在当时英文情报中，常暴露重庆达官贵人的贪污不法行为。特别涉及英美两国为维护中国法币价值的巨额借款，如何监守自盗，在香港挖取外汇，从中谋利。当我接获很多此类情报，而请示如何处理时，吴先生说：‘据实编纂发表。’”[3]李树青还回忆，此期吴先生还多次谈及论及苏联经验虽无足法式，但对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还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阶段截止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止于1949年；第二时期止于1952年。第一时期，吴先生任教于清华，兼职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新路》即该会周刊，他此期的一系列论文、评论、政论多发表于此，其余则散见于《世纪评论》、《观察》等杂志。此期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并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国情，探求解决之道。民族关怀的殷殷之心，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中国社会发展之路，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他曾对比研究了美苏两国经济体制，大力倡导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他称之为经济自由或自由经济）相结合，认为二者完全可以融合，并无矛盾。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模式（布鲁斯称之为市场型社会主义）产生之前，即有此观点，不能不令后人震惊、叹服。此期，他与胡适思想渐行渐远。平津战役结束前夕，胡适曾派人给他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离（北）平南下。他不仅不为所动，反劝胡适一道留下来。他从内心认同时代的转换，想以自己的学术为新中国服务，以自己对中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新中国的发展。他曾对一位从国外归来的清华校友说：“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学社会学的决不能轻易放过。”满腔热情、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此阶段的第二时期，有以上思想基础的吴先生积极参观并参加了土改。其间他放弃了一贯坚持的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生产关系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转而认同土地制度的革命。他还写了一本《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短篇幅著作，进一步表达了他对苏联模式应用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认同。这一时期，他也自我批判过与新时代不相符的思想，检讨过自己曾经的观念。甚至与潘光旦一起，帮助翁文灏老人完成了归国后（1951年）所作的思想检查。这些作为，他均是自觉的、主动的。他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学识会有贡献于新的时代，因此他除旧布新，勉力跟进时代的观念、思想与要求。
第四阶段自1952年至其病逝。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撤消社会学及社会学系，经几代学人努力而享誉海内外的清华也成了一所纯工科院校。而撤消社会学的理由完全同于被后人讥讽为“全智全能”的苏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在苏联不设社会学专业的理由：社会学少数有用有价值的部分已包容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内，因此是无必要的；其他部分则全是庸俗的、反动的，因而是必须淘汰的。顺便说说，此公也以“资产阶级先验论、种族论、唯心论”之类的理由，阻止了摩尔根基因学说、维纳控制论在苏联的传播与研究，实际上他对这些学说一窍不通。个中教训不言自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正直的生物学家，揭穿了他父亲支持的李森科的骗局，颠覆了苏联对于基因学说的政治结论。社会学专业的撤消及其理由对吴景超不啻为当头棒喝，他因报国无门而无所适从。此期，他参加了民盟，想通过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践行其初衷，或聊补无奈于一二。为了适应社会，他开始写一些违心的文字，诸如《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也写了一些应景之作，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问题》、《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积累与消费》等。后人阅读这些文字时，应持以公允、理性、宽容、理解之心态。因为那是一个将广大知识分子视作外人并责令“洗澡”、痛加改造的时代，是一个胡适还具有“战犯”身份的时代。这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人为的偏见也掺杂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尊重历史，它要求分析一切历史问题，必须将之放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状态之中，而不是相脱离。这样才能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准确地而非歪曲地、深刻地而非肤浅地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即使在此情形下，吴景超仍在思考“中国的社会学往何处去的问题”。并在1957年第1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在此文中，他谨慎地说：“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他建议（仅仅是建议）：“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与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此后，他又发表了《一些可以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一文（《新建设》1957年第7期）。于狂澜既倒之际，其坚韧意志与良苦用心，惟史可鉴。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研读有关顾准先生的资料时，有这样一则史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次高规格的中外学术交流中，有外国学者问，在你们那一非常的年代，你们还有真正的学术、思想和知识分子吗？我国一位学者凛然答道：有，我们有顾准！岂止顾准，我们还有孙冶方、翦伯赞、田家英、周小舟、陈梦家、陈寅恪等等，还有吴景超先生！正是他们，承传了中国文化之薪火。他们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吴景超先生因“鼓吹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注：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成为摘帽右派，1968年5月7日病逝。1980年10月17日终获平反。同年秋季，经邓小平指示，社会学等被禁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
三
吴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领域宽广，而且视野现代，视角科学，结论前瞻，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留下了里程碑意义的建树。
在美国求学期间，由研究都市问题发端，吴先生即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回国后，中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其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在《我们没有歧路》一文中（《独立评论》第125号》，他说：“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我们只有一条路是活路，虽然这条路上的困难是很多的。”用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工业化对于民族的意义。关于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他的学生李树青后来回忆说：“在清华任教期间，吴先生感到中国是一个人数众多，生产落后的国家，在开发途径上，不宜采用英美的资本主义方式。”其后，他又认为“无论如何，苏联的历史经验虽无足法式，却是值得借镜的。”[3]英美的工业化道路，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民主政治建构并统一了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依农轻重之序展开并完成的。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则是通过高度公有制（其实质乃国家掌控所有资源），和大规模计划经济（其实质是国家集中配置资源）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的，因而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吴先生重视苏联经验，表明了他对中国工业化速度的关心和对东方社会的深刻认识。苏联方法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运用国家权力实施相应政策，这与东方社会之传统一脉相承。30年代在中苏两国学术界，进行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吴先生对此一定有所注意。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一文中，他还强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人才的培植，是必须的，因此而增加的投资，也是必需的。生产工具是我们有形的资本，而经验技术则是我们无形的资本，但是这种无形的资本，也须花去有形的金钱，才可以产生出来。”[4]这不仅看到了工业化所需的最重要社会条件之一，而且简直有了舒尔茨“人力资本”范畴雏形。他提出应当放手充分利用外资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外资的作用完全不同。在《论外人在华设厂》一文中，他认为：“我们以为在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的时候，外人在华设厂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而在不平等条约取消后（1943年，在美英支持下，中国近代以来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均被废除。这是基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诸国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引者注），外人在华设厂，便是利多害少。我们决不可把外人在华设厂一事，与外人曾在中国享受的不平等特权，等量齐观。”“可是还有人说，外人在华设厂，同类的民族工业，将因竞争而失败，我们为保护民族工业起见，所以反对外人在华设厂。这是一似是而非之论。我们应当认清，现在国家民族所需要的，是赶快的工业化，赶快的把新式生产事业，在中国境内树立起来。至于在中国境内所树立的工厂，是中国籍，抑是外籍，乃是不大重要的问题。”[5]当然，“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庞大，以及资本的缺乏，是我们将要遭遇的巨大困难。”因此要假以时日；要降低生育率；以资本辅助劳工，以生产增加资本。[6]以上可见，吴景超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诸方面多要素的协调并进发展过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地位更其突出。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改良和发展中国的农业。当务之急，是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生产关系，对这一点，吴景超是坚定不移的。他写道：“中国的田赋应当减轻，我也同意。不过我们如作这种提倡，乃是为自耕农着想的。至于地主（孤儿寡妇除外），假如政府有什么办法，把他们那些不劳而获的收入，尽量吸收到国库中去，不留一个钱给他们，我们也不说半句批评的话。”[7]可见其对农村落后制度的厌恶。但在总体上，他主张以赎买的方式改革农村生产关系。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地主与欧洲特别是东欧的大地主，性质并非相同。“中国的地主，有一大部分，其所有的土地并不很多，平日虽靠收租度日，但并没有多少盈余。而且地主之中，也还有不少的孤儿寡妇。假如一旦把他们的土地都没收了，这些地主便要成为社会上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用收买代替没收，便是要给这些地主一些时间，使他们另谋出路，使他们知道不劳而食的日子，不久便要过完了，应当早点作些别的打算。这不是剧烈的革命，而是和缓的改革，可以避免许多痛苦。”[8]这种社会改良主义的策略立场，他一直坚持到1949年之前。1947年他还写道：“地主阶级，虽然已失其功能，但他们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对于他们地位的形成，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我们不可以为其人是地主，便要驱逐他，或者杀掉他。我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从一个不生产者，变为一个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提议以七年的时间，来消灭这个阶级的理由。”[9]以赎买方式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不少国家获得过成功，后来在台湾地区也获得了成功。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背景下，未必可行。但这也显示了吴景超从全社会视角考虑这一问题的策略性。1951年，他参观并参加了土改，彻底转变了自己的观点，对土改表示支持。他说：“解放前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我采取了超阶级的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以为阶级利益的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10](p.74)可见，吴先生对于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观点是进步的、发展的。
针对中国农村的落后与破败，吴景超1928年底在金陵大学授课时就认为，应当发展农场，因为农场的组织结构比较现代化，发展农场的办法是开垦荒地（张謇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其次，应当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业中的过剩人口。此后，他又认为，尽管中国的人口过剩已成事实，但至少有几条路可走，包括殖边、移民于热带岛国、节制生育，特别是发展实业，疏导乡村中的农民到城市中去。3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著名的论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分别刊载于《独立评论》第118号和第136号。他说，我们应当首先明了发展都市的意义。中国的都市尚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都市对于农村应当有更大的贡献。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实业，既可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又可为广大农村人口转入都市就业创造条件。此外，留在农村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便是发展交通，沟通城乡，于城乡人员、商品流动、交换都是有利的。第三种事业便是扩充金融机关。总部设于都市的金融机关应将支行、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资金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也可以放款内地利于农民。民间资金流动起来了，盘剥农民的高利贷者亦无计可施了。“岂非农民的一种福音吗？”为此，中国的各级领袖们，必须要有现代“都市意识”。吴先生不仅看到了都市发展对于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作用，而且洞见了其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和转移庞大农村劳动力的功能。
早在20年代末期，吴景超就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节制人口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一文中，他强调：“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庞大的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他又强调：“我们看到现在两种新的势力，使中国的人口膨胀，超过以前的速度，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严重的局面。”“我们认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人口的最好方法，是中国目前应当采取的人口政策。”“这是各种救国事业之中一种最重要的事业，是建造新中国的各种办法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希望海内人士同情于这种主张的加以鼓吹及宣传，使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合理舆论早日实现。”[11]将中国人口问题提升到“救国事业”高度认识，真是振聋发聩。在1957年第3期《新建设》上，他仍然发表了《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以呼应马寅初先生，尽管马寅初先生1955年所发《新人口论》早已受到冷遇甚至批判。吴先生此文明确反对将主张节育等同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为马寅初先生辩护）。他坚持：“中国必须实行节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加增率。”今天，国人终于无奈地知道了这些论点对于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科学价值。
吴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市场经济实现了消费自由，从而使资源能按民众的需求配置。市场经济还实现了择业的自由，从而使劳动力能自由流动，有利于人尽其才。特别是择业自由导致了创业自由，这就使资本与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能在相当程度上在人民掌握之中，这样必有利于发挥全社会人民的创造性。所以，“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12]“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很高的理想，经济自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成绩。如何兼而有之，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及英美的社会主义者所常辩论推敲的一个问题。”“现在推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采取计划经济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将来所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在人类价值系统中，“我同样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13][14]显见，他的经济自由、价格机构等，就是市场经济（制度）。他把这看作是人类社会大文化系统演进的一个辉煌成果。他设想将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分开，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虑。他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而且是坏处最少的一种。权力的不平等才是更深刻更基本的社会不平等。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克服收入的不平等，但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平等。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岂非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苏联国内政治权与经济权的集中，是苏联人民的最大不幸。不过这种不幸，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体系之下，经济权力，即财产的控制权与使用权，依旧是可以分散的。”[15]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被扬弃，是否印证了他的话呢？
吴景超先生为增进人民福利提出了种种对策性建议。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他说：“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第二要改良生产的技术，第三要实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节制人口的数量。”[16]在《缩短贫富距离》等文中，他认为缩短贫富距离的主要办法是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实施所得税制与遗产税制、发展社会福利、提高消费品生产的比重、降低生产品生产的比重、改革分配制度与方法等。[17]
吴先生对中国政制问题，认识异常清晰。《中国政制问题》一文，将中国政治现状与未来发展，梳理得明明白白。他认为中国政制问题应作三方面讨论：“第一，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第三，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对第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关于第二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民主已渐为社会之共识。关于第三点，民主政治的实现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因此“凡是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应该努力，在中国的环境中，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这是和平的——同时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分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等到条件完备之后，再行民主政治，便如水到渠成，毫不费力了。”[18]而苏联的做法，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经济民主，也不利于政治民主。吴先生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是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条件。
“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未产生于中国（东方）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吴景超在发表于《独立评论》162号的《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文中，给出了发人深思的一个答案。当时李约瑟尚未提出这一问题，而吴景超不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努力解答之。他认为，开拓、发明、建设、创造，与一种利、革一种弊的能力，是人类积极适应环境能力的根本。在这诸多能力中，最可注意的，是“发明”的能力。因为诸多能力，可归之于“发明”。发明的东西愈多，积极适应环境的力量也愈大。而近代以来的最重要的发明，便是自然科学的发明，而这正是中国人缺乏的。他据倭克朋名著《社会变迁》的观点“发明的重要元素，便是文化基础”进行了讨论。“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诵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即《理想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便没有成就吧。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工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工夫，并非不能下工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作我们的文化基础。”这些论点切中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要害：读经、做官、封闭、缺乏开放与交流，终致近代中国文化的落后。吴先生强调：“但这两点，也可以帮助我说明我的题旨，就是中国不如人的问题，乃是文化不如人，而非遗传方面不如人。”所谓“李约瑟问题”，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在李约瑟尚未提出时也触及过，他认为专制主义对思想的禁锢、统驭，科举取士对读书人的规约，以经为本以技为用的文化导向终致于此。这一分析异常深刻，加之吴先生的补充，基本给出了“李约瑟问题”的社会成因。
吴景超先生通晓英、德、俄语，深入研读过不少马列原著。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不同意以阶级斗争途径实现之；他赞同社会主义倡导的平等，但又坚持经济自由理念；他认为资本主义也在不断改善，会造成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冲击，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是无法实现的；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但不是决定一切，它和上层建筑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他均是从学术性角度提出的。部分歧见，来自于他的局限性；部分歧见则来自于他的诚实与探求。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尚未成为学术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科学体系，其本质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学术讨论、争鸣、探索。马克思主义于此中不断吸收新的成果，改变自己的形式，显现强大的生命力。故而，后来有人据此诟病于吴先生，是没有道理的。其做派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前面提及，吴先生作为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的表征之一，就是他的学术足迹遍及几近所有社会领域，并都能见前人之未见，发前人之未发。有学者认为，1949年前，正是以吴景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从全社会视角作过真正深入的研究，真知灼见，熠熠生辉。此说虽有失偏颇，但不失真实。由上述吴先生之学术结论，可窥见一斑。以吴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所持市场经济—经济自由理念与后来所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显然相冲突，他们不同意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是显见的、突出的，但他们对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又昭彰于世。这是否构成后来社会学被取消、禁止的原因之一，姑存此论。
吴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本改良主义宗旨，诉求（制度）变革而非革命。对革命的“历史火车头”（马克思语）作用，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吴先生是认识不足的。但他并不固执己见，而能与时俱进（如对土改的认识等）。即便持改良主义立场，也与鲁迅先生所认为的改造中国须韧性战斗之观点吻合，也不妨碍吴先生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所以他许多学术见解的精辟前瞻，诸多学术结论的高瞻远瞩，至今令后人惊叹，并对这些见解结论大都未能付诸实践痛心扼腕。今天，其部分成为了国策，部分成为了现实，部分仍在被社会验证，但付出的代价已不可言喻。后人面对这些曾蒙历史尘埃而终光芒四射的思想，应当问的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为什么常常纵容无知取代真知，甚至容忍谬误战胜真理？
四
吴景超先生受过系统、严格的西学训练，精通多种外语。但其立论行文，却相当的中国化。除外国学者人名往往标出原文外，余皆不见标示外文。也不多用西学术语、范畴，而是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准确、精练、明白地表达之。这不仅足显了吴先生之学术功力，而且构成其学术风格之一。一位专治西学的学者曾经给出过治西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地道的西文译成地道的中文，亦能将地道的中文译成地道的西文（陈嘉先生语）。吴先生当之。
吴先生学术风格之二，文风朴实，语言平实，论证精当，逻辑简明，绝无玄奥晦涩之论证、故作莫名高深之炫耀，通俗易懂，但鞭辟入里，指心见性，切中命门要道，真正做到了“神奇化易是坦道，易化神奇不足提”（华罗庚先生语），显示了其普及学术，以理论教育并掌握群众的努力。这也是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救国之道。中国许多前辈学者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学术风格之中，社会学界的潘光旦、费孝通、陈达等诸先生皆然。
吴先生学术风格之三，注重实证统计，论述必有根据。如他在论证以改良方法解决中国土地制度问题时，反复考订，确认中国佃农占农民总数30%余。他在论证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时，列述1927年美国工业部类，计有335种，纽约有305种，芝加哥可以找到275种。而中国工业门类，至30年代仅98种，天津只有39种，汉口则更少，仅有20种。因此发展都市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如此才能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如此等等，充分显现了他对于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的把握。
吴先生学术风格之四，乃悟透西学，具国际视野，中西比较，西西比较，旁征博引，善用史料，说话皆有出处。如他论证中国近代缺乏自然科学的原因之一，乃缺乏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即举例瑞典，分析其因地缘与诸多文明国家交流之便利，成就其现代化。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分比自己创造的成分为多。在《论经济自由》中，他多方面多层次实证性对比分析了美苏两国状况，得出了苏联模式于战争有利，而在和平时代，不应牺牲经济自由的结论。今天，斯大林模式恰恰被相当一部分学者称之为“准战时经济体制”。
吴先生学术风格之五，注重研究社会重大问题，关注社会敏感问题，即使一得之见，也秉笔直书，不回避，不矫饰。工业化问题、土地制度问题、人口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中国近代之落后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人种问题等等，无一不如是。终成就其博大精深、气度恢弘的学术格局。
吴先生学术风格之六，是并未秉承社会学所谓价值中立的理解主义传统。这表明其以社会学作经世致用、救济民生、匡扶天下之学的学科理想。因而他的学术研究多有鲜明价值判断及倾向。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大都如此。否则，他们怎么会在1957年遭到几乎集体被错划为右派之厄运？
吴先生的学术风格，既反映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将社会学本土化之努力，又表现了他们所取得的社会学本土化之成就。
吴景超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仍从德、俄文原著认真研习马列主义，还写过《搞活区域经济》等论文提交政协讨论。尽管这一切，已于事无补，但先生读书、做人、利天下之心，矢志不移。
历史会产生误会，历史也会发生荒唐，但历史决不会被长久扭曲，尤其不会被从根本上扭曲，因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使是当代主体性史学观，也未偏离人类普世性的、根本性的价值观念。因为这些价值观念，乃是“先验律令”（康德语）。历史因此才有意义。否则，人类无需历史。当历史的阵发性误会与荒唐过去之后，“此在”便明澈地呈现出“存在”，呈现出本质（借用一点海德格尔的意思）。吴景超先生最终必这样必如此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曼海姆意义上的）认识史上，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
（作者附言：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南京大学图书馆陈远焕兄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