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创新与收入增长：基于西部地区省际面板和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微观论文,西部地区论文,面板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创新的定义，理论界迄今未能统一，农户创新的概念更是如此。本文认为，农户的任何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传统或现有做法的改变，都属于农户创新的范畴。这里的“具有进步意义”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或生活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对传统做法的改变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或者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例如，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从事非法交易等活动，即便可能与传统做法不同，但也不应算作“创新”。由于农户具有生产经营主体和生活消费主体的双重身份，创新活动在其生产、生活领域①都会发生。但是，本文将只讨论生产领域中的农户创新。
迄今为止，创新已经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变量。在“三农”领域，创新也被视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在“三农”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对于微观主体(包括农户)创新活动的认识至今还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与农户创新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创新领域，主要包括农业技术研发、农业技术扩散或推广、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乡土性技术创新等方面。事实上，“技术”层面的创新自然也是农户创新的重要内容，但早从熊彼特开始，创新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参见熊彼特，2000)。最近几十年来，创新经济学理论快速发展，对创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其中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变就是“非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葛霆、周华东，2007)。因此，仅仅关注技术创新已经不符合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理念。
概念的演进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理论和政策含义。虽然新技术被大多数学者、政府乃至农民寄予厚望，但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业新技术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相信农业新技术对农民增产和增收有着毋庸置疑的促进作用，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农业新技术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良好的效果(Alene & Coulibaly，2009；Alene，2006)；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却发现，由于农业技术“踏车效应”②的存在，政府推广的许多农业技术对于农户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改善而言，其效果微乎其微，有时甚至是适得其反，这一结论对于包含制度、管理等非技术因素的“广义农业技术进步”同样适用(黄祖辉、钱峰燕，2004；刘进宝、刘洪，2004)。本文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对人们关于“三农”领域的创新问题产生模糊认识，对相关科技或创新政策可能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实际上，如果从微观主体行为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的农户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生产者，甚至不一定要在农村从事生产活动。他们追求的是综合收入的最大化，他们的创新活动不仅可以不受“技术”的局限，还可以超越产业界限和城乡界限而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展开——这样的创新活动无疑符合当代创新理论的最新理念，相关研究可能也会为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与上述农业技术相关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广义的农户创新③及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迄今未有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要做的就是基于西部10省(区)统计数据和局部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下面两个问题：广义的农户创新对西部农户的收入增长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不同类型的农户创新活动及其收入效应又有什么差别？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农村创新政策的完善或调整将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二、农户创新的收入效应(一)——基于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农户创新活动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创新的度量。虽然近几十年来创新经济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创新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特征使得对其进行准确的直接测度在理论界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借鉴现有文献，本部分对创新的度量将采用间接的方法。所谓间接的度量方法，主要是建立在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方法，其中又有两种形式：一是用效率系数度量创新水平；二是用“索洛余值”度量创新的贡献。本文将采用前者，仿照C—D生产函数构建农户的收入函数，进而用效率系数度量农户的创新水平。
(一)C—D型农户收入函数
已知C—D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1)式中，Y为总产出，A(t)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的劳动力数量，K为投入的资本数量，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
在C—D生产函数中，A(t)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之外能够带来产出增加的各种因素(例如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通常又被称为“广义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A(t)被称为“效率系数”，用来反映广义技术进步的水平(李子奈、潘文卿，2005)。将要素投入之外的所有因素归之为技术进步，这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缺陷，因为其它一些并非人类技术进步的因素(例如气候变化)也会对产出造成影响。但是，由于这种方法回避了直接测度创新的现实难题，也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测量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用效率系数度量广义技术进步基本上还是被广为接受的。
可以类似地构建C—D型的农户收入函数：
(2)式中，Y为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其它各个变量的含义与C—D生产函数基本一致。由于本文中“创新”与广义的技术进步内涵基本相同，为了更加直观地表达本文的思想，本文将A(t)称为农户的“创新水平系数”，用来代表农户的创新水平或程度。
以(2)式为基础，在影响农户人均纯收入的投入要素中，除了考虑农户投资、劳动力数量外，再加入土地资源数量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在此基础上，对(2)式进行扩展：
为了探讨农户创新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需要对不同地区农户的创新水平进行比较。鉴于全国各地区之间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为了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地理因素的差异对A(t)计量结果的干扰降到最低，本文只选择了上述环境因素差别较小的西部10省(区)④(重庆和西藏由于数据不全，未包括在内)作为样本，并采用了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
由于乡村从业人数部分缺失，无法获得劳均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人均数据，并部分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对于人均投资，用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代表，并根据各地1995年为基期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但是，由于农村居民纯收入没有相应的指数用于折算，因此，收入数据未折算，这会使得A(t)中必然含有价格上涨的影响，但由于同一年份各地价格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大，各省(区)农户创新水平的对比为横向比较，所以，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忽略。本文的数据中，农户人均纯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⑤，乡村人口数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⑥；乡村总户数来自中经网⑦，由于最后三年的数据缺失，因此，对于2006-2008年仍使用2005年的乡村总户数数据。
模型的
为0.8118，F统计量为50.18，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截面固定效应检验的F统计量为42.79，时点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118.77，相应的伴随概率p均为0.0000，表明该面板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的系数分别为0.1702和0.0101，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西部地区农户的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每增加1％，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0.17％；而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01％。
(三)西部各省(区)农户创新水平的比较
对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技术进步水平的比较，边界生产函数模型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李子奈，潘文卿，2005)。本文也运用边界生产函数法来对西部各省(区)之间农户的创新水平进行比较。根据(9)式，在不考虑时点随机效应(时点随机效应反映的是各省(区)农户的平均创新水平系数随时间波动的情况)的情况下，各省(区)农户创新水平的差异实际上就是A(t)中个体固定效应的差异。以个体固定效应最大的广西的农户收入函数为例，其边界收入函数(对数形式)如下：
据此可以计算得到西部各省(区)农户的创新水平相对系数，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10省(区)中，广西农户的创新水平最高，其次是四川和内蒙古，农户创新水平最低的是甘肃，只有广西的70.35％。总体说来，西部各省(区)之间农户创新水平相差不大。
(四)农户创新水平与纯收入水平的相关检验
下面对西部各省(区)农户的创新水平与人均纯收入水平进行相关检验。表3给出了2008年西部各省(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和农户创新水平相对系数，同时也给出了它们的排名。
通过表3可以看出，西部各省(区)农户2008年的人均纯收入排名和各省(区)创新水平的排名基本一致。创新水平相对系数与人均纯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37，两种排名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830，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15和0.003。这表明西部各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农户创新水平越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越高。
三、农户创新的收入效应(二)——基于云南省微观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利用边界生产函数法计算出不同省(区)的农户创新水平系数以及相对系数，证明了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与创新水平正相关。但是问题在于，创新水平(相对)系数是对收入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一种间接测量：它反映了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创新行为本身。因此，为了使上述结论更为稳健，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对常见的农户生产中的创新行为及其程度进行“直接”量化，利用云南省部分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建立农户收入的回归模型，对创新与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验证，同时也可以考察不同创新行为的收入效应。
(一)农户收入函数
根据上述C—D收入函数的思想，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户的要素投入、创新行为和程度，因此，假设收入是要素投入与创新的函数，即：收入=f(要素投入、创新行为和程度)+其它因素。农户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其它因素则包括气候变化、制度变迁等。为了使不同规模的农户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劳均数据。考虑到农户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可能会带来收入的直接差异，这里引入受教育程度变量，用农户的劳均受教育程度表示。
(二)农户创新行为类型及其度量
如前所述，要准确地直接度量农户的各种创新行为非常不易。为此，本文将首先对农户的创新行为进行类型划分，分别选取现实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创新活动作为代理变量，并设立创新程度的变量。这里对创新的类型略作说明。在当今理论界公认的OECD(2005)《奥斯陆手册》(第三版)中，企业创新被分为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本文认为，《奥斯陆手册》中的创新形式均属于生产和销售领域，而事实上，在企业或农户的“产前”环节——获取资源过程中，同样有创新活动发生。例如农户由单纯依靠自身资金积累发展到外部融资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或由耕种自己的土地变为租种他人土地，再如熊彼特列举的第四种创新形式——“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等，均属于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之前获取资源方式的创新活动，而这些创新活动又未包含在《奥斯陆手册》的四种创新形式中。为此，本文将农户生产经营中的创新行为分为五类：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和资源获取方式创新。其中，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基本采用了《奥斯陆手册》(第三版)的定义。
具体而言，本文设计了如下代理变量来测度农户的创新行为：
1.资源获取方式创新变量。本文选择“大额借款”作为资源获取方式创新的代理变量。农户的大额借款等融资活动，往往意味着农户由单纯依靠自身积累向主动获取外部资源转变，而且这一转变往往是出于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进行产品、工艺或营销等方面创新的需要，因此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创新活动。
2.产品创新变量。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经济作物收益率一般要高干粮食作物，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比例，是农户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产品创新形式。②就业类型。就业类型的转变在更大的跨度上反映了农户产品的变化，因而同样属于产品创新的范畴，例如农户劳动力就业从种植业向林业、畜牧业、渔业转变，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等。③外出务工比例。外出务工往往意味着农户的产品由有形的农业产品变为无形的劳务。它不仅反映了农户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们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其创新意义更加重大。
3.工艺创新变量。工艺创新反映了生产过程中新方法或新技术的采用。根据西部地区农业技术采用的实际情况，本文用优良品种、薄膜或地膜、温室、灌溉、机耕等技术采用的比例变动来衡量此类创新。
4.营销创新变量。营销创新涉及市场细分与定位、定价策略、市场推广等诸多方式。鉴于农户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市场拓展”代表营销创新，并用“将产品卖给当地收购站或农贸市场”、“主动建立自己的客户网”来分别代表农户不同层次的营销行为。
5.组织创新变量。小农的组织结构简单，其内部的组织变革不甚明显或难以观测，而较易观察到的只有外部的组织创新活动。农户的这些外部组织创新活动在现实中主要有采用合伙制或股份制、参与“公司+基地”产业组织、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鉴于在西部地区专业合作组织较为常见，本文选择“是否参加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代理变量。事实上，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可以在信息、技术、管理等诸多方面为农户提供方便，也因为可以促进组织内部农户之间以及组织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流而成为创新的“温床”。
6.创新程度变量。不同的创新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也不同，创新的先行者和模仿者通常会有不同的收益率，这一点在农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农民无组织的情况下⑧。为此，本文引入以下三个变量来表征创新程度的区别：“是否独创”、“领先区域”以及“是否有别于一般农户”。
(三)数据说明
本次分析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09年暑假本课题组对云南省昆明、保山、楚雄、大理、德宏、红河、丽江、临沧、怒江、普洱、曲靖、玉溪、昭通13个市(州)所做的农户调查。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则，本次调查农户366户，共获取农户家庭调查问卷360份，其中有效问卷331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91.9％。在331个有效样本中，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样本共165个，占49.8％。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本文对农户按各种收入所占比重进行了分类，其中，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非农业户分别为72户、124户、90户、45户，分别占全部有效样本的21.8％、37.5％、27.2％、13.6％。
根据以上所述，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和设计的变量见表4。
考虑到抽样调查中数据存在观测误差，因此，劳均纯收入和劳均生产投资均取2006-2008年的平均值。表5给出了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四)回归模型估计和结论
根据理论模型：收入=f(投入要素、创新行为和程度)+其它因素，本文以劳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投入要素和创新行为及程度为解释变量，其它因素用随机误差项μ代表，建立回归模型。由于劳均纯收入的样本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对劳均纯收入取对数，经检验，劳均纯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最终的模型设定为：
在解释变量中，外出务工的比例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力外出存在自动选择的问题，即贫困家庭可能会优先选择外出务工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二是外出务工收入因农户劳动力素质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三是外出务工的生活成本因其所在城市、负担的城市生活人口数不同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外出务工比例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故引入其平方项。运用SPSS16.0软件估计(12)式，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线性关系显著(F=11.899，p=0.000)，拟合优度为0.407，但多个变量不显著，且机耕比例的系数符号为负，经济意义明显不合理。工艺创新变量的两两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ρ(良种种植比例，灌溉比例)=0.634，ρ(良种种植比例，机耕比例)=0.687，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普遍同时使用了这三种技术中的2-3种，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创新程度变量“是否独创”与“领先区域”、“是否有别于一般农户”的列联表
检验统计量(分别为30.117、26.02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三个变量之间亦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模型的标准化残差与标准化预测值的散点图提示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在(12)式中逐步剔除引起共线性的变量，并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权重
为(12)式的OLS估计残差)对异方差问题进行修正，得到的最终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经过修正的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99.9％，变量中除了温室比例的显著性水平为0.046外，其余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表明：
(1)投入要素对农户的劳均纯收入有正向影响，当劳均生产投资、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分别增加1000元和1亩，劳均纯收入相应提高1.1％和1.4％。以劳均受教育层次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家庭收入有较大的影响，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劳均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小学—初中”，“初中—高中”等为一个层次)，劳均纯收入平均增加35％。
(2)资源获取方式创新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正向影响，但影响较小。大额借款数额每增加1000元，劳均纯收入将提高0.3％。大额借款数额对收入增长影响较小的原因可能是借来的款项并非都用在了生产上，调研数据表明，有31.1％的农户借钱是为了建房，有28.7％的农户借钱是为了子女读书，只有35.3％的农户借款是为了生产投资。
(3)产品创新对农户的劳均纯收入影响明显，其中，经济作物种植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劳均纯收入增加0.38％，而就业类型每向非农产业方向跨越一个台阶，劳均纯收入提高37.4％。这反映了中国非农产业的生产率和收益率远远高于农业的现实。从创新角度看，农户由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虽然短期内可能收益率提高较大，但它终究会受到农业技术“踏车效应”的影响，因而长期收益或总体收益终将有限。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是一种超越了农业的创新形式，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踏车效应”的魔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劳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影响，随着家庭劳动力外出比例的增加，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根据对调查样本的分析，这种复杂的变化可能源于：①劳动力外出比例较低的农户多是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少量富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非农收入相对农业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因此，这部分农户收入增长较快；②劳动力外出比例高的农户，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城市以从事非农业为主，所以，这类农户能获得比从事农业更快的收入增长；③对于劳动力外出比例在转折点(1.744/(2×1.794)≈0.5)附近的农户，根据家庭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人外出、一人务农的两个劳动力家庭，另一类是父母务农、子女外出的四个劳动力家庭，这两类农户的外出务工收入虽然较高，但农业收入很低，因此，这两类农户的劳均纯收入都不高。综上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4)工艺创新对农户的劳均纯收入有一定影响，影响显著的是薄膜或地膜使用比例、温室比例以及灌溉比例，当它们分别提高1个百分点时，劳均纯收入将分别提高0.13％、0.64％和0.12％。良种种植比例和机耕比例相对于上述三种新工艺而言，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明显。农业内部的工艺创新导致的劳均收入增长率较低，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农业技术的“踏车效应”：单纯的农业新技术采用可能会带来产量的大幅上升，结果往往是增产容易、增收难。
(5)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组织对收入增长是有益的。回归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参加组织的农户劳均纯收入平均高出36.8％。本文认为，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创新，而且它还非常有利于其它形式的创新，例如采用新技术、获取新资源、控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价格以及采取其它营销策略等，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它有着分散的农户所不具备的价格控制能力，因而不会带来“踏车效应”。
(6)营销创新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拓展每提高一个层次，农户的劳均纯收入将提高13.4％。营销创新同组织创新一样，也不会带来“踏车效应”，因为它往往是在产品收获以后通过市场拓展和定价策略使农户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因而增收效果良好是容易理解的。
(7)创新程度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显著。相对于“非独创”的农户，有独创性的农户劳均纯收入平均高出36.6％；农户创新行为领先的区域越广，收入增长越多，领先区域每提高一个层次，劳均纯收入提高13.6％。从经济学上讲，独创性、领先性或差异性往往意味着定价权，因此，其增收效果较好，这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模仿者”或“追风者”往往收益低下。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调研样本中，农户生产经营中的创新行为，无论是资源获取方式、产品、工艺还是营销、组织等方面的创新行为，都会对农户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换言之，创新是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比较而言，不同的创新形式其增收效应有着较大差别。其中，超越农业的产品创新(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能给农户带来较多的收入增长，农业内部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二者都是通常所说的“农业技术创新”)的增收效果相对要小得多，这也验证了许多文献中提出的农业技术应用“踏车效应”的存在。样本中资源获取方式创新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如果考虑到调研对象中只有35.3％的农户借款用于生产投资，这种借用外部资源的创新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将会更大一些。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无论是基于西部省际面板数据还是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均表明，创新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高度正相关，因此有理由相信，创新是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与近年来许多实证分析所指出的农业技术进步(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对农民增收贡献不大的观点貌似不同，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笔者在分析中发现，农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包括转变种植结构、采用新的耕作方法等)在整体上确实很难为农户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这与上述有关文献关于农业技术采用存在“踏车效应”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本文所关注的“农户创新”已经超越了“农业”的限制，也不再受到“技术”的桎梏，现实中“自由”的农户已经可以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城乡之间通过资源、产品、工艺、营销和组织等多种手段实现其生产要素的“新组合”⑨。也就是说，对于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农户而言，他可以通过新的农业技术增加产量或提升产品质量，同时还会通过综合运用其它创新手段，避免单纯的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产品价格下跌，而如果在农业内部做不到这一点，他还可能跨越产业和城乡界限，进行更大范围的创新。最终，农户通过更大时空范围内全方位的创新活动，实现其收入增长的目标。因此，“农户创新”与“农业技术进步”概念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政策含义就是：对于农民增收目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差强人意，而微观主体(农户)的全面、综合性的创新活动则值得期待和关注。
同时，对样本的分析结果还表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同的创新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样本中，与常见的技术创新相比，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更大。因此，对农户创新而言，仅仅关注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农户的其它创新形式同样可以为增加收入做出贡献。在中国农村，也可以观察到大量的事实，农民除了技术之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出现许多创新活动，而且其增收效果往往颇佳，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出现了“农村创意经济”的新理念⑩(李学术，2010)。在面向农村的创新政策方面，技术创新通常是政府关注的焦点，但上述分析的结果则在客观上要求决策者对农村创新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政府在关注和支持技术创新的同时，应该启动更为全面的创新政策，为农民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激励。
基于上述分析，面向农村的创新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第一，实现由“技术主导”向“创意主导”转型，倡导和发展农村创意经济。根据创意经济学的最新理念，“创意”实际上囊括了包括新技术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形式，而且生产经营中的各个环节无不需要创意的支撑。因此，发展创意经济，就意味着突破了“技术”的窠臼，进而倡导全面的创新。第二，在扶持对象上由“农业”向“农民”转型，从鼓励农业技术进步到关注农户创新。这一点将意味着突破产业和地域的限制，对于农户收入增长也将更加富有成效。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生活中的创新活动也大量存在，例如新型能源技术、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采用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在云贵川地区，由于生活用煤氟含量很高，地氟病高度流行，而少数农户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卫生习惯和改进自己的炉灶从而减少对自己健康的危害。
②该理论认为，由于技术进步造成成本函数下移和供给函数右移，加之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产品价格由于供给增加会急剧下降，最终导致农民收入降低。
③本文有时所称“广义的农户创新”与“农户创新”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为了与通常所指的“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相区别，同时也为了强调农户创新行为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④根据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西部地区特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⑥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6-2008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⑦中经网网址：http://db.cei.gov.cn。
⑧经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农户采用一项新技术生产产品赚钱后，周围农民一哄而上，结果该产品收益率很快一落千丈，许多农民甚至血本无归。
⑨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熊彼特将创新视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⑩所谓创意经济，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简言之，就是由人类的创意主导的新型经济形态。而创意就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想法，例如新理念、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型、新的文化形式等(李学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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