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时期李先念对中国经济的思考
姜长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李先念作为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工作做了多方面的思考，这些思考和总结既提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又指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在历史转折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对于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成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做好今天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李先念；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
战争年代李先念作战勇敢，被毛泽东称为“不下马的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李先念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主要领导，为当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水利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湖北的财经工作得以快速恢复好转。1954年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后，长期主持财经工作，在各种复杂条件下保持了财经工作大局的稳定，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陈云指出：一九五四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一、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贫穷落后，举世闻名。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1](p5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是多方面的，李先念从产业发展和人才建设等方面论述了发展成就。
综上所述，普通高中的正常活动开展对资金有着较为强烈的依赖性，而当前的高中在财务会计实践中核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因此存有较为明显的资金浪费等情况，这种情况严重的影响了高中的实际建设和发展，因此在对一般高中财务会计核算价值分析的基础上讨论高中财务会计核算的重要内容，然后研究提升财务会计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措施，这样，整个高中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实践性指导和参考会更加的科学，而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论参考，最终的实践开展也会更具效率和质量。简言之，分析一般高中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内容与价值现实意义显著。
（一）轻工业发展方面的成就。
首先关于纺织业发展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压缩重工业的投资，发展轻纺工业。对于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情况，1979年2月25日，李先念将一份反映纺织工业部出口创汇有关问题的材料批送余秋里等人。批语指出：1.从1955年到1977年，我们没有重视纺织品创汇情况，而且遇到不少干扰，即使这样，纺织品在出口中仍占着22%的比例。2.今后抓得好，多出口针棉织品，多出口服装，换汇率就更大。出口色布比出口坯布换汇率也大。3.轻工业中有相当多的产品，搞得好，比纺织品换汇率还要高，至少是相当，手工业品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我们的特长。轻工业部要大抓而特抓。[2](p15)其次是工业美术品发展。1979年8月，李先念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建国三十年来，工艺美术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工艺美术品行销全世界，被誉为“东方的珍宝”。我国工业美术品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产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地方特色，这个传统不能丢掉，丢掉了就会失去信誉。[2](p6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压缩重工业投资规模，增加对农业和轻纺工业等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李先念对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有助于在中央领导层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工作形成共识并顺利推进。
（二）农业和粮食工作方面的成就。
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工作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关于农田基本建设方面，1979年7月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讲话指出：“经过解放后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在治理大江大河、兴建水库、修渠打井、平整土地、修筑梯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p380)关于农业和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李先念指出：“新中国成立28年来，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农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一倍半，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p355)农田基本建设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保障。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在改革开放前除基本满足人们的消费外，还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
（三）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防工业的发展。
1987年上半年李先念同外宾谈话中指出：“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在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同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和进步，为我们建设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基础。现在看，如果没有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打下相当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一定水平的科学技术基础，中国的核武器和很多重要工业设备是生产不出来的，经济发展更缺乏基本条件。不讲够过去党和人民创造的成果，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p569)与完整的工业体系相配套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毕竟建立起来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专家，锻炼出来了一大批管理经济的干部，有了一大批技术比较熟练而又勤劳勇敢的工人。”[1](p416)
三线建设是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一次工业和国防布局的重大调整，对于三线建设，1983年12月27日李先念致信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三线建设花了1000多亿元，不仅有国防尖端和常规兵器工业，民用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很多技术设备都是比较好的，技术力量也比较强；不少厂矿已经建成，发挥了作用。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受到林彪提出的‘山、散、洞’的干扰和破坏，不少厂矿企业确实需要调整和改造。但就整个三线建设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2](p224)李先念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对于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智慧园区总体构想中，其中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待完善。当前我国已经有大量不同类型园区，智慧园区经过长期建设和完善，园区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此期间必将出现原有园区和新建园区信息化系统对接问题，直接影响到智慧园区建设成效[2]。其二，园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内部包含二级单位，这些地块开发商由于资质不同，个性化需求同样有所不同，所以智慧园区总体构想需要予以综合考量。结合智慧园区总体构想，建立支撑平台层，实现对系统的统一管理，完善配套接口。此外，当前的智慧园区总体架构中，与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尚未完全融合。
关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应当看到，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全国已经有38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国民经济各部门共拥有44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这个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充分发挥这个基础的作用。”[1](p540)
李先念从几个主要的方面论述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这无论对当时经济工作的调整和推进，还是对今天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来说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改革开放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对于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中国曾在1957年和1965年前后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此外还有很多小的改革，但总体上收效不大，李先念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1](p376）
（一）“四人帮”的破坏。
李先念对“四人帮”利用一套假大空的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破坏或者阻碍生产的举动是非常反对的。1977年1月，李先念在经济部门汇报上的发言指出：我们经济部门的同志，对他们把经济工作搞乱了的危害，体会得尤其深刻。过去，我们要抓生产，他们就说是“唯生产力论”，是“用生产压革命”；我们要扭亏增盈，他们就说是搞资产阶级的“利润挂帅”；我们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吃穿问题，要进口几套化肥和化纤设备，引进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他们就说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总之，谁要抓经济工作，他们就给谁打棍子、戴帽子。这样一来，就搞得我们经济部门的同志提心吊胆，不敢抓工作，也无法抓工作。我们现在要通过批判“四人帮”，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3](p380)这次谈话是在“文革”刚结束后不久，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引导性的。
（二）“左”的思想的影响。
李先念指出要发展中国经济，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就要认认真真总结经验，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正确的方法和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但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顾实际想尽快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倾向，对此李先念是特别注意的，1979年6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时就指出：我们历来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全国有九亿人，如果现在提出在生活上赶上美国、赶上日本，那么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会更加贫困。[2](p44)
1980年7月27日，李先念会见马里客人时指出：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错误也不少，主要是太急了，“左”了。在农业方面，从土改到合作化，我们的步子比较稳妥，但人民公社搞急了，步子还没有走稳就想跑，结果摔破了鼻子。在工业方面，我们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是对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基本上也是对的，但对手工业，特别对小商小贩的改造搞急了，不允许小商小贩存在，统统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结果人民买不到东西，不满意。对个体经济的改造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确定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实际出发，能快而不快是不对的，但我们吃的是“快”的苦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人民生活中物质的问题估计不足，又急于想跑，基本建设搞多了，结果跑不快，跑了一年，赶快回头进行调整。人民希望我们不要再瞎折腾、乱跑，而要有节奏地跑。[2](p120-121)同年12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陈云同志说，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这是非常深刻的。要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就要认认真真总结经验，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编计划，作预算，搞平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我们过去往往在这方面吃了亏。”[1](p557)1986年5月6日，李先念会见几内亚比绍客人时指出：“中国过去经历过不少挫折，基本是个‘左’的错误。过去有些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什么都要纯而又纯，非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可。在农村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民不高兴。”[2](p353-354)
1987年上半年李先念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家都很热心，但有些时候操之过急，不量力而行。本来只能挑八十斤的，硬要挑一百斤以上，弄出病来，五十斤也挑不成了，蠢不蠢？受了挫折，有的同志还不接受教训，一旦形势变好，又头脑发胀，要大干快上。不少部门、地方，搞基本建设特别起劲，搞楼堂馆所成风，财政和信贷都受不了，只好“压缩空气”。我们过去带兵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敏感得很，灵活得很。如果跑不了就会被消灭。搞经济建设更要注意，经济上如果出了大问题，有时要几年才能看到，而且跑也跑不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大调整。我看搞经济工作有时比打仗还难，所以头脑更要非常清醒。[1](p576-577）他同外宾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央已作结论。我们的主要失误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左”。经济上要求快，心是好的，但不顾实际可能，总认为搞得越多越快就越革命，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就给戴帽子。结果，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经济上的这种失误，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有关，与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那时运动不断，搞过火斗争，伤人太多。这样，也就不能把党、政、军、民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1](p569-570)
要想有效地解决法庭口译中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准确性和中立性，法庭口译员在进行文化调解时至少要知道什么样的调解策略是在其职责范围之内的。笔者认为，口译员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在必要时添加信息；促进双方直接交流；澄清之前先获得法庭许可；不作随意改述；不向任何一方提供建议。
由于经济工作方面的失误，致使人民的生活长期以来没有大的提高，李先念指出：“关于人民生活。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达到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的愿望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的。”[1](p516)李先念通过对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思想的深刻反思和反复强调，有助于经济领域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
供应链管理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供应链金融对金融数据、金融操作的空间密闭性以及金融授信定向性均具有一定管理要求[4]。供应链金融可以借助供应链管理对信息流数据、物流数据以及资金流数据进行合并，并全程监控，保证供应链资金安全性和密闭性要求。此外通过供应链管理，可以进行供应订单流程全程跟踪，包括订单跟踪管理、贸易真实性管理以及贸易金额信息、时间、交易信息的综合匹配度等等，均可以满足保障要求。
（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轻工业占百分之五点九。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要适当提高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增加资金积累，从而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个方针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相反地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现象反而扩大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投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轻工业是百分之四；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投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四点八，轻工业是五点四。近三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没有降下来，一九七八年是百分之五十五点七，轻工业只有五点七，还低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上面说的这些比例数字，其中虽然有某些不可比的因素，但它确实反映了轻、重工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由于轻工业长期落后，主要轻工产品市场供应紧张，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出口方面也缺乏竞争能力。”[1](p389-390)李先念指出国民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为经济调整和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支撑，也指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方向。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中国重工业发展很快，但也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发展，一个方面的后果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1981年4月29日，李先念在会见布隆迪客人时谈话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走了不少弯路，而其中主要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农业合作化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既要发挥集体化的优越性，也要发挥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在分配上则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上要给农村社队更多的自主权。在发展多种经营时，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哪样能取得财富，就发展哪样，不能搞一刀切。[2](p138)李先念为《当代中国的农业》所写的序言指出：新中国农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兼有蓬勃发展和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在50年代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土地改革和农业恢复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使农业得以顺利发展，并且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但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造成了严重的挫折。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我国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接踵而至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进行改革，农业持续多年高速发展，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通过对交通、规划和道路现状进行分析，认为16号线上林路站设置在1号线二期车站南侧的方案一合理可行。该方案客流吸引较均匀，线路走行于规划桥桩中间，对既有高架桥影响较小。故方案一可作为推荐方案。
1987年上半年李先念同外宾谈话中指出：从前我们的计划统得过多，使经济失去活力。这方面搞得太厉害，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小厂国有化，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合作化的毛病有关。这个毛病虽很快作了纠正，但计划管得过死的问题没有解决。到“文化大革命”，“左”到了极点，关闭集市贸易，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做法，我们是从来不赞成的。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是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一是要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利。[1](p575)
1987年上半年李先念同外宾谈话中指出：我们在革命时期搞供给制，解放初期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那时候只能这么办。后来形成了广大职工和干部都拿着“铁饭碗”、吃“大锅饭”的现象，长期没有改，确对生产不利，也违反马列主义的分配原则。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坚决改掉吃“大锅饭”的现象，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办事。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就得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工作好、效益高的企业和地方先富裕起来，多得些，生活更好些。[1](p576)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经济工作中的失误甚至是错误也是非常明显的。对此李先念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2](p232)李先念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既有来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也有“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指导，同时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也有缺乏经验等方面的缘故。
三、坚持正确的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对于以前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李先念认为过去经济工作中主要失误是指导思想中“左”的成分太多，经济指导思想不能实事求是。1979年3月6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在讲话中说：二十年中大体是反右倾。有几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计划刚比较接近一点客观规律就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总体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2](p17)1979年8月2日，李先念会见外国代表团时指出：“我们走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下，我看有些也过急了一点。比如，小资产阶级、小商贩、小手工业作坊，把他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对的。所谓过急的地方，就是把这些一下子都变为国营企业，看起来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问题就麻烦了，变成了全民经济，你就要发工资，他们的积极性就没有了，这就是‘铁饭碗’。”[2](p58-59)
2.3 接种细菌 用生理盐水将菌液配成5×107 CFU∕mL，用移液枪量取0.8 mL于1 mL离心管中，用棉签蘸取接种于大鼠口腔内，剩余的用灌胃针注入大鼠口腔，连续3 d。第3天蘸取大鼠口腔唾液，接种在TPY固体培养基中，37℃厌氧培养48 h，观察变形链球菌生长情况。
（一）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在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据此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这是和李先念等领导人的认识分不开的。李先念指出，“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我们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动摇以至离开了这四条基本原则，就根本不可能有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各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是相互为用的，在现代国际环境中，关起门来搞建设根本行不通。1984年10月9日，李先念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会谈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建设是有成就的，但是发展不快。我们对外开放政策有助于国家的更快发展，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不会改变，如果改变对我们自己也不利。[2](p272)“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分的，是统一的，在执行中可以求得协调地进行。”[1]（p574）
（二）做好经济工作的综合平衡和适当集中统一。
1981年9月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曾经讲过，三十二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张搞低速度。安排速度总是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能够达到的速度而不去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1](p561)“过去折腾，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今天的中央，不会再搞那样的折腾，我看有这个把握。三十二年的经验说明，我们出问题往往是在形势很好的时候。一九五八年为什么出来一次折腾呢？就是一九五七年经济形势很好。我今天大胆地讲，一九六六年如果经济上是一九六二年那个样子，大家都去搞饭吃，‘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搞不起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1](p562)
1988年10月15日，李先念致信赵紫阳、李鹏并转中央常委，对经济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指出：“要有集中统一。中国是个大国，该集中的不集中，该统一的不统一，四化建设很难成功。改革也好，开放也好，中央手里必须有一把‘米’，才能把‘鸡’叫过来。如果连‘鸡’都叫不过来，中央不掌握经济实力，没有权威，就很难做到集中统一。”[2](p455)1989年11月23日，李先念将撰写的《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送江泽民、李鹏。《意见》中说：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不能丢，否则就会乱套；要有集中统一，要强调中央大权独揽，把应该集中的权力集中起来，首先是掌握能左右局势的财力、物力等。[2](p498-499)
（三）必须坚持不折腾的原则。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大呼隆的毛病，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乱折腾。这要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全党同志和所有做经济工作同志的思想上牢固地确立起来，并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一再强调的这个指导原则，是从我们三十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曾几经周折，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循序前进的连续过程。国家实力的增强，需要长期的积累。忽上忽下，上得很猛，跌得很凶，不但损失很大，而且往往要花几年的时间来恢复元气。大跃进时，广大群众热情很高，我们领导上犯了高指标、瞎指挥、刮“共产风”的错误，结果损失很大，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经过这两年的恢复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还要花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这两次大的折腾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在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还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两次大折腾，还有一些小折腾，耽误了许多时间。[1](p488-489)
李先念认为做好经济工作，要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和适当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79年3月李先念同陈云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p248-249)经济发展要稳，就是要做到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而要做到综合平衡，必须有中央适当的集中统一领导。
王建国《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思考》指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思想‘三进’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是高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时代需要；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必然要求。”[1]吴爱萍《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思考》指出，推进习近平新思想“三进”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大学生头脑的重大举措；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迫切需要；是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新时代青年的必然要求。
（四）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
1.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国民经济分配的两个大项，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表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积累率要适当，不能过高，否则人民生活得不到逐步改善，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最终也必将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从三十年的经验来看，积累率保持在25%比较合适，最多不能超过30%。1970年以来，我们的积累率过高，实践证明这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在调整期间，我们要下决心把积累率降低下来，今年可以降到30%以内。今后，即使国家财政情况进一步好转，积累率也不宜于突破30%。[1](p534)
1983年6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建国以来出现过几次基建规模过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力”的概念弄清楚。量‘力’的界限在哪里？就是要保持财政收支、信贷存放、物资供求的平衡。财力是以物力作后盾的。从原则上讲，物资的分配，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需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实际上就是保证简单再生产。剩余的部分，除了必要的物资储备等以外，才可以用来搞基本建设，安排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力’的界限。”[1](p565)
2.处理好农轻重比例关系，做好农业和粮食工作。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和粮食问题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农业发展得比较快的时候，轻工业就上得比较快，重工业也上得比较快，市场繁荣，财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安定，整个国民经济就搞得比较活。反之，农业下来了，困难就很多，日子就很不好过，工业的发展速度势必放慢，甚至停滞、倒退。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1](p532)
b) 当在第一次绕线圈环行时，CW光束在B、b处，而CCW 光束在E、e处同时发生串扰，其相位差为lBdβ‖-lEeβ⊥，与主波列的相位差分别为lBdΔβ，lEeΔβ，则当三者均小于时，产生振幅型偏振误差，
农业发展方面，1979年7月李先念指出：“三十年来的实践经验反复证明，什么地方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那里抗灾能力就强，农业生产就稳得住，上得快，什么地方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差，遇到风调雨顺还能对付过去，遇到较大的旱涝灾害，农业生产就大幅度地跌下来。”[3](p380)1981年7月27日李先念在会见多哥客人时指出：中国的农业一是靠政策，包括所有制、价格政策，用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靠科学，提高生产率，要推广良种，它可以增产。三是靠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要破坏生态平衡，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2](p146)1988年4月19日—5月28日，李先念在湖北省视察工作，在谈话中说：三年困难时期，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也可以说是饿怕了。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注意粮食问题，就是吸取了那时的教训。[2](p419)
PPOE模块实现了图像传输系统中数据解析的功能,其工作原理如图4所示。它在PCIE事务层上对数据做处理,解析TLP包头,提取TLP的负载数据pic_package,再对pic_package做包头卸载工作,提取出有效的图片数据,这与pic_package组包过程正好相反。
李先念作为长期主管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他通过对经济工作的思考，阐明了中国长期发展亟待解决明确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有助于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改革开放的决策，有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所可能遇到的大困难，从而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这从历史的层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先念.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2]《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李先念.李先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4]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 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5-0069-06
作者简介： 姜长青（1975—），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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