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索沃论文,战争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当科索沃局势处于政治解决和发动地面战争彼此较劲的胶着状态时，发生了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的恶性事件。对于该事件，现在各方有三种看法即“蓄意”、“误炸”和“阴谋”。但实际上此事件连同整个科索沃战争已经超出了对单个事件性质评判的层次，而必须回归于国际战略高度上加以认识。因为结盟的美国和北约对不结盟的南斯拉夫不宣而战，已经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础，践踏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改变了人们熟悉的战争形态，葬送了已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成果，甚至破坏了国际社会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事实证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要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彻底改变和翻转国际关系的基本哲学、甚至基本概念。而在它们怀有私利的哲学和概念之下，西方强权国家已经开始为它们设计的“世界新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并试图通过强制方式将这些规则推向国际政治的实践。
因此，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布局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考察科索沃战争可能给21世纪国际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
一、科索沃战争和北约的新战略概念
在政治意义上，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对南斯拉夫境内军事和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企图通过强制迫使米洛舍维奇屈服。其标志是北约中断“朗布依埃进程”和放弃政治解决的任何可能性。第二阶段北约则转向自己新战略的实施和推广，其标志是在这一阶段北约各国首脑聚会华盛顿制定了所谓“北约的新战略”，扩大了北约组织的行动范围和功能，完全推翻了该组织曾经承诺过的将自己从“军事政治组织”改造为“政治军事组织”的诺言。特别是第二阶段对北约新战略概念的试验，说明北约对自己的行动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已经超出了针对南联盟的单一目标而升级到制造“战略先例”的层次。也就是，其一是要以空袭南联盟试验俄罗斯的反应能力，其二是试验中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反应限度。总之，其战略目的是要扫除北约东扩道路和扩大行动范围方面的所有障碍。
显然，美国正在科索沃试验它的“新理论”，并要将这种试验的结果融入国际关系结构的构建之中。因此科索沃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性问题的界限，也就是说它不再是所谓的地区热点问题。这与海湾战争的性质相比更为明显，海湾战争的影响只达到地区性的范围（海湾和中东地区），并因其由美国这个强悍的单极带着脆弱的多极化打起了多国部队的战争而受制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现状的约束；而科索沃问题则是一个对世界全局有影响的问题，因为它已把中俄两个大国牵扯其内，并首次成为摆脱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约束的单极世界霸权的实验场。科索沃问题也已超过所谓“政治解决”的意义，而直接带来了国际关系整体结构的震荡和改组。
因此，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北约的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因为它自身的逻辑已隐含其中。
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及其推行对国际新秩序前景的挑战巨大，问题的实质是应该由谁来建立这种新的秩序，新秩序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因此，一方面，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首先表现为争夺新秩序主控权的斗争；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新秩序游戏规则制定权力的争夺上。当善良的人们以为要由大家一起、也就是要在多极化结构的基础上来共同建立国际新秩序时，美国早就谋划要由自己主宰、也就是在单极结构的基础上干这件事了。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肆意妄为，正是单极世界制定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的开场戏。
还有更深的东西必须加以揭露。很可能的是，克林顿、布莱尔之辈已有了一套新的思维，国家主权、甚至人权都已不再是他们考虑国际关系的基础性概念，他们早在密室里设计了另外一些概念和逻辑。众所周知，克林顿和布莱尔热衷于所谓“第三条道路”，已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秘构了统一战线。而从美国和英国不按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战争法办事等大大超越常规的做法上，可以看出它们要把这些东西提前送入历史博物馆。“人权高于主权”，只是他们新理论的第一招。这个原则一旦流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间公认的国家主权权威就将失去功能。再接下去，让北约凌驾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之上，全面接收国际军事安全问题，则会成为它们在行动上的第一招。这个事实一旦成立，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就将被“最小化”。
21世纪国际关系的面貌很可能会使我们出乎意料，大跌眼镜。我们不认识它，但又必须接受它。人们会看到，侵略者的外衣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说辞越来越动听；霸权的逻辑会强悍得带着“替天行道”的肆意特征。表面现象将掩盖住问题的实质。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警觉，我们就会打破麻木意识而忽然抓住问题的实质：原来在人权、主权这两个基本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概念，那就是霸权。而它实际上就是所谓北约新战略概念的核心，用单极世界建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体制。
二、国际关系结构失衡、地缘政治震荡和国际国内问题倒位
科索沃战争及其北约新战略的推行已经对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关系这三个最敏感的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1.国际关系结构遭到冲击：单极至上、多极化逆转
如果再深入分析北约新战略概念及其在科索沃地区的试验，我们就会看到人们所熟悉的国际关系结构已经遭到冷战后以来最大的冲击，美国和北约已经在按照它们的意志着手改组国际秩序，这种改组的核心是重构以西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关系结构，排挤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东方大国，并阻止和切断中俄战略联合以便逐次整肃实行各个击破。质言之，就是要使单极化更加强化，在结构层次上构筑真正的单极世界。
美国的战略意图显然是先领导欧洲，再领导世界，并从欧洲到世界扩大单极体制。从国际体制角度讲，现在的世界存在着单极化超越多极化的总特征，多极化并没有形成自己有力的格局态势并且显然受到单极化的严重束缚。这主要在于：
第一，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高居其他所有大国之上；同时它又拥有北约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军事政治集团，高居其他所有国际和地区组织之上（例如，在欧洲已经排斥了欧安会、欧洲联盟及其他泛欧性安排；在全球范围已经排斥了联合国和安理会（注：关于冷战后重新构筑中的欧洲格局，国内有关学者还提出了三个板块结构的说法。参见张蕴岭主编：《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4页。）。这是单极化格局的基础成分和结构性动因。第二，自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只有美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其他西方大国如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经济没有出现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科索沃战争直接打击了欧元。因此美国仍然具有领导西方军事政治同盟的物质基础（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显然与它在国际经济战略上的考虑有关。索罗斯被称为美国的民族英雄绝非偶然）。第三，国际关系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直接表现在多极化结构的软弱无力。过去人们对多极化的期望值过高，但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声“不”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的形成要靠实力和意志。现在，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化，相反“单极至上”要阻断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甚至颇有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劲头。多极化受到阻断反映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北约是单极的有效载体，它握有战争机器和具备灵活的干预手段；拥有185 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则是多极化的脆弱体现，它只能充当表决机器。从科索沃危机的进程看，北约凌驾于联合国之上，说明单极已经开始压倒多极化。北约撇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和秘书长，说明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上已经失去作用，也说明多极化结构已被耗散。第四，单极已经收拢了多极化中的若干“极”（如德国、法国和英国）。从美欧关系看，美国在1989年提出、在90年代进一步强化的新大西洋主义已经排挤了欧洲人的欧洲主义和欧洲个性。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欧洲大国中以反美为个性色彩的法国由于结束了从戴高乐到德斯坦一直执行的独立自主反美外交，而转向了从密特朗到希拉克的亲美外交。这是欧洲汇集于单极的显著表现。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则表明日本也将被收拢于单极之内。人们原先所指望的多极化，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多极化中的欧洲大国和日本本来就带有两极的特点，现在又带有被单极束缚的特点，即被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束缚的特点。第五，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演变看，冷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和理想主义盛行。保守主义强调美国的实力和政治军事优势；理想主义强调美国价值观上的优越感。它们排斥了在美国国内颇有市场的孤立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使得国际干涉主义和世界主义盛行并直接渗透到美国精英和民众的意识中。这二者的相加和膨胀，必然在国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得到体现，美国冷战后的国家战略已经定位在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这是美国极力要建立单极世界的思想基础。（注：参见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单极化走向极端必然导致世界霸权，因为做这种事的成本很低。一旦在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方面部署完毕，单极世界对于美国来说将是一件不太费事的事情。国际舆论常说，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其他力量中心的制衡，就会产生权力的腐败。在单极世界，美国搞的是国际权力的腐败，或者说是国际极权主义。它将以美国一家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各国之上。于是，很清楚，美国要以单极结构为框架、以西方价值观为内容，以“人道主义干涉”等新干预方式为主要手段，确立他们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即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带有排他性的世界秩序。因此，问题的实质是：（1）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现在并不仅仅要防止所谓“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政治”，而是要防止单极至上的世界帝国霸权。（2 ）西方对东方国家的战略进攻已从和平演变战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直接实施霸权的阶段。在政治单极至上、武器系统万能、经济贸易壁垒等结构性联系下，美国要为所欲为，对东方国家施加世界霸权的战略意图。
事态的发展已经表明，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某种带有重大转折性的变动，观察国际形势不能再用简单的、单一层次的多极化来思考问题了。而且，对于目前脆弱的多极化来说，如果不采取有力的结构性措施，很可能自己就要被“化”掉了。
因此，我们必须对国际格局有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是单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谋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已经受到来自单极霸权的严重挑战。
2.地缘政治：大陆心脏地带出现黑洞，边缘地带同盟强化
科索沃局势和北约新战略的推行，不但使国际关系基本结构失衡，也已经带来了地缘政治同样重大的变迁。
首先，欧亚大陆的地缘形势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北约原来的公约规定该组织只能在成员国范围内采取行动，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这种行动被严格限制在欧洲部分地区的范围。而北约新战略已经突破了原来的盟约限制（即只能在成员国范围内采取行动）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规定（即只有安理会才有权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北约自行决定可以在“地区之外”执行任务及其该组织功能的扩大，必然带来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动。因此，问题的焦点是：北约东扩是从西欧伸展到中东欧和东南欧的推进过程；而北约新战略的实施更使其行动范围从欧洲伸展到欧洲以外。这就是说，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限于欧洲的地区性质，其东扩过程和采取行动的范围要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即包括中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选择来讲，如果北约东扩和所采取行动的范围仅限于欧洲，那是地区性层次的问题，只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而与中国无关，因为它把战略边界推进到头也只是俄罗斯国土的边界。但如果北约行动范围伸展到欧亚大陆，问题的性质就是全球性的，那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相当致命。现在，伴随着北约东扩和新战略的推行，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即在从西向东的一条长线上，已开始形成一条联动性很强的战略线，对地缘政治全局影响极大，很可能再次导致发生政治地震并对各国战略选择产生致命的影响。俄罗斯、中国和若干地区性强国都集中在这条战略线上，它们分别从该战略线的东、西两头和侧翼受到挤压。
其次，说东西两向在战略上有高度的联动性，一是在于东西两大地缘焦点已经互有呼应和联系之势，这就是西边的北约东扩和东边的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彼此可以产生共振效应。北约东扩是单极展开的过程，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也是单极组合的过程（有人说在亚太地区美国也在着手建立“小北约”，指的就是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和TMD系统）。二者均突破了双边性质，而到达了多边战略界限，属于一种战略格局的再分布。这种再分布说明，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军事同盟强化的严重事态，已经置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非结盟形态于极难应付的境地。两相对比就会看清，边缘地带和大陆心脏地带之间的结构已经失衡。无可否认，北约东扩不是孤立进行的过程，它也对欧亚大陆东西两侧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过程，它从边缘地带的东向呼应着西向的北约同盟强化所造成的地缘政治效应。有人把科索沃问题说成是欧洲的“周边事态”，并非没有道理。二是在于东西两向都有若干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西向有南斯拉夫、伊拉克的先例；东向便有中国面临的三大焦点问题，即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这些焦点问题，或者已经成为、或者有可能成为单极世界推行霸权战略的着力点，而进一步强化单极世界主宰变动的地缘政治连锁效应。
结合东西两向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动，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型国家战略显然是要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布局，这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说，美国应该实行“欧亚地缘战略”。（注：关于美国地缘战略的有关设计，可参见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而与此吻合，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战略已经定位于两洋战略，即同时可以打两场战争。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国一旦建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在手中握有了一把无人可以攻破的“盾”，而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又使它手上握有了不止一把可以随意攻击他人的“矛”。这将为其推行单极霸权目标提供攻守兼备的利剑，它甚至可以寻机深入欧亚大陆的腹地，对欧亚大陆上的某些大国实行分化肢解的手术，以造成对单极世界特别是美国最为有利的地缘格局。美国的两洋战略也将有可能再度推行以科索沃为先例的单方面施加意志的“绝对战争”。
更加严重的是，同东西两向边缘地带出现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进程相比，大陆心脏地带则出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黑洞”，（注：[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即战略联合态势的空心化局面。布热津斯基所说欧亚大陆出现“黑洞”，当初指的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沦为二流强国，但现在地缘政治结构上的进一步失衡则更超出了苏联解体带来震荡的效应。可以说，原来出现的“黑洞”，现在变得更大了。因为，在东西两向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进程，对大陆心脏地带已构成由外向内的包围态势和压迫之感。
事实还说明，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两极格局瓦解和雅尔塔体制消失，并不证明东西方关系问题已经获得彻底的解决。相反，东西方关系中的矛盾仍然存在且明显尖锐，瓜分和争夺东西方关系中的地缘政治遗产的斗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并带有互有得失、反复较量的特征。对于东西方关系的调整，美国试图以北约东扩和美日战略关系的加强来全面完成。中俄则只有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才能共同抗拒不利态势的出现，改变地缘政治的改组格局。因为，这也很明显，大陆心脏地带所内聚形成的穿透力极强，对周围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绝不可小视。中俄这两个处于大陆心脏地带的较弱强国的联合，足以对付超级强国美国和它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同盟。
3.国际政治正在加速变化，将超过国内问题的变化速度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20年开外，国际政治会加速发展变化，其变化的进度和强度都会超过国内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80年代进入国际缓和时期以后，所谓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互动过程加强，但那只是这种互动过程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标志是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各国包括一些大国都注重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改革问题及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带来了一些大国从以往的外部势力范围的收缩。现在，这种过程已经开始进入其第二个阶段，主要标志是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主要是因为单极世界要加速改变现存国际体制，而确立它占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大国特别是拥有联盟或集团的大国开始进行排他性的单方面安排，并且要抢先制定出国际关系的新“游戏规则”以使后来者就范。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没有结盟的大国，只能对此作出适应性的战略调整，开始把战略重点放到改善自己外部环境和摆脱孤立上面来，同时被迫反对以霸权行径单独制定“游戏规则”。因此，无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后者，注重国际问题的解决，在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下具备迅速调整自己战略位置的能力，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重要性的换位，必须成为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一个基点，并要以此为基础重新考虑对外战略。如果漠视这一点，我们有可能犯极大的错误。
三、中国的战略调整势在必行
国际关系基本结构和地缘政治态势的改变及国际问题重要性超越国内问题的趋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位置，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一，我们必须有判断；第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一句话，对中国外交要进行反思，而且必须以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来进行这种反思。要全方位地通盘思考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不能仅仅限于对外交政策的适应性的被动调整上。否则，在未来不久形势再次骤变时，我们可能会束手无策。
从冷战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各种事态来看，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边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今，美国和北约东扩战略所带来的战略效果实际上已经到达东亚地区。如上所述，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上北约东扩、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这三个事情是有联系的，它们已经对欧亚大陆两翼同时形成威胁，并已经形成建立单极霸权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地缘政治的基础。冷战后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冲撞了国际关系结构，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中国。
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历史性的机会就隐含在这种大变动之中，选择已经包含在判断之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可以选择：
由于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相反单极阻断了多极化的趋势。对付单极世界的方法已不是多极化，而是恢复两极体制，即单极之外的力量中心和潜在力量中心的战略联合。在目前特定的时刻，只有恢复两极体制，才能恢复和保持国际关系结构的均衡和稳定。由于在单极至上涵盖多极化的混合模式下，美国要乘机用单极扼杀多极化；所以，单极之外的较弱的强国只能用两极对付单极。当然，对付单极霸权并不缺乏外部的国际资源和实力，因为国际政治现在并没有走进死胡同，其他潜在的力量中心仍然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组合这些国际资源和潜在力量中心。我们还需明白，恢复两极体制，实际上是在保存多极化中的合理成分，因为多极化中的合理成分存在于单极之外而非单极之内。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关系的平等和均衡及推行人道主义，不能建立在单极格局的基础上，这种格局只能带来战争、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和“人道主义灾难”。换句话说，真正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经由平等的两极过渡体制而构建的未来长期稳定的多极体制的基础之上。（注：关于国际体制的稳定性作用，包括两极和多极体制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华尔兹和戴维·辛格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在，我们应该结合冷战后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加以认识。）
恢复两极体制仍有我们不会放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两极是什么样的两极体制也很重要。恢复两极体制重点在于恢复大三角关系。战后历史曾经表明，大三角关系是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催化因素；在形态上，它是两个弱者对付一个强者的均衡结构。目前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中俄两个较弱的强国对付超级强国美国的三角。只有恢复了大三角，中国外交才能具有较好的回旋余地，正如70年代那样。同时恢复两极体制和大三角关系，这是最终恢复多极化的最主要方法，是倒转和阻断单极化的最有效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办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新的两极体制应该是松散的有弹性的两极体制，而不是严密的两极体制。同时，构筑大三角关系在于对美国摆出有效的造势和布局，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上述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有效关联，完全可以采取“政经分离”的原则，分别对待和有效处理国际政治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政经分离”原则是指：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其重点是以全面强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解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能仅仅限于双边关系范畴，而应以“新安全模式”扩展到多边关系领域。当然，双方可以就此交换战略利益；中国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其重点是解决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双方的关系虽然会在双边和多边范畴交叉进行，但重点只能以发展双边关系为主。而且双方交换的只是彼此所需的经济利益。现在，国际关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和复合型的，实际上战后以来国际关系结构即是如此（两极覆盖多极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不能是单向度的、平面的，而必须是多层次的、复合型的和立体的。
最后，考虑到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互动过程已进入第二阶段，在有力推进经济建设以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应格外注重以外交增加国家力量。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应付力量失衡的动荡和冲击，它完全可以通过发挥外交的作用加强自己的力量份额和改善自己在国际上的处境。发挥外交的作用，包括使用多种外交的方法。
①资料来源：《参考消息》，1999年5月5日。
标签：军事论文; 北约东扩论文; 地缘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世界政治格局论文; 科索沃战争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