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女英雄传》的侠女形象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侠女论文,英雄传论文,儿女论文,意义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晚清出现的新侠女
晚清文康的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一角，是古代小说中最后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侠女形象。①这位侠女在后来的小说戏曲中广为流传，成为清代侠女形象的代表，也因其不同于以往的性格命运而引起了学者的批评。
小说中的何玉凤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幼学得一身武艺。后其父被奸臣所害，她化名十三妹，携母流落荒山，与江湖豪侠为伍，寻机为父报仇。富家公子安骥和村女张金凤被恶僧困在能仁寺，十三妹慷慨相救，撮合二人成婚，并赠金助安骥救父。安家、张家等人为感谢十三妹大恩，乃苦劝何玉凤也嫁给安骥，以使她能够安身立命，过上富贵尊荣的生活。成为安家大奶奶的何玉凤，将侠女的豪侠果决变作治家的精明与魄力，佐夫成名，助安家重振家声。
从十三妹到何玉凤，不只是人物从“英雄传奇”中的“江湖”，走到了“世情小说”里的家庭空间，传统的侠女叙事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是叙事角度的变化。叙事者从体察人物内心的角度，写孤独高傲的侠女现实境况中的真实一面：贫寒孤苦，信息封闭，缺乏人际的情感交流，无法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内心焦虑不安。“住在这山旮旯子里，外间事物一概不知。”②“可怜这位姑娘，虽说活了十九岁，从才解人事，就遭了一场横祸，弄得家破人亡，逃到这山旮旯子里来，耳朵里何尝听到过这等一番学问话？”叙事者强调了人物的女性气质。比如她对其他女性的生活方式和装扮穿戴的好奇与羡慕。十三妹初见安太太，通过她的眼睛，有一段对安太太衣装首饰的细致铺张，从中见出十三妹的女孩儿情态：“看了这番说话、行事、待人，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儿原来还有这等一个境界，他心里顿觉甜苦寒暖大不相同，便益发合安太太亲热”。这种心理活动是寻常的女儿情态。其他如侍母的孝心、对普通人的温和、为人谋划的细致以及女性喜欢撮合他人婚姻的天性，都是她身上更本质的女性情感。周作人认为世间固有十三妹这般矜才使气的女子，小说不过是捕捉到了现实中的一种人物性格而已。③
二是小说放弃了传统剑侠模式对女性的神异化描写。唐宋剑侠小说都极力强调侠女超越凡俗的“异人”形象，《儿女英雄传》则用十三妹的话说，她的武艺得自家学真传，“我可不是上山学艺，跟离山老母学来的。”身为一个普通女性，豪侠如十三妹也要嫁人生子、需要在人群中安身立命。如此，唐宋剑侠小说中疏离于伦常关系，不受性别规范约束的侠女模式被打破了。十三妹在安家、张家、邓家的帮助下，作了安家大奶奶，脱离孤立无依的困境。在家庭空间中，她也需要长辈的训诫开导，姐妹的劝说提醒。女孩儿的羞怯娇痴之态同能仁寺中的神勇身手判若两人。
脱离了剑侠小说的神异化身体，这位侠女就必须回归到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依靠家庭生活。她和周围的普通人建立的是亲密自然的人际关系，在她身上，没有了唐宋剑侠女性倏忽来去，游戏人间的态度。小说的这种安排是用儒家“安身取誉”的人伦关怀作为人物角色演化的内在线索与逻辑的。因而这个人物的常人之身，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民间伦理的温情色彩，以及近代文学中的平民意识。
三是对女性名利欲望的肯定。婚后的何玉凤对功名利禄的功利态度，是传统剑侠女性，甚至世情小说中的普通女性所不具备的。成家后，她给自己出了个绕手的大难题，要给公婆节省精神，成就丈夫，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早把从前作女儿时节的行径全副丢开，却事事克己、步步虚心的作起人家，讲起世路来”。她的活动空间转向琐屑狭小的人际关系、家庭事务。作为管家的大奶奶，每日计虑思谋者，无过料量柴米、支应门庭。安家又是坐吃山空、家道衰落的人家，何玉凤开口言名言利，也在情理之中。第30回里她更是菊宴箴夫，以位尊禄厚、荣亲养亲激励丈夫求取功名。这些言行举止和传统剑侠小说中的女性不同调，也和世情小说中女主人公隐忍恬淡的境界判然有别。
唐宋小说中的侠女们对男性既无物质上也无责任上的要求。她们的身份多是下层商贩，每日外出经营，供养坐食的丈夫，如贾人妻、荆十三娘、崔慎思妾以及洪迈的《解洵娶妇》、《侠妇人》中的人物等等。世情小说中的正面形象，更是些忠实于情感或者安守妇道、对男性没有名利要求的女子，如目下无尘的林黛玉、以柔弱为正的燕梦卿(《林兰香》)，沉默地追随丈夫的杜少卿妻等人物。
何玉凤望夫成名、打造成功男性的野心和这些正面的人物格格不入，倒是和薛宝钗以及《儒林外史》中那位痴迷于八股、以“制义难新郎”的鲁小姐心有戚戚。不同之处在于，文康带着赞赏鼓励的心理写何玉凤的“俗气”，并无丝毫揶揄之情。文康所写的新式侠女，既非为了恣意驰骋想象，如历来文人笔下的剑侠女子；也非如曹雪芹、吴敬梓那样为了洞察人生的审美超越，而是出于迫切的功利目的。
何玉凤式的侠女在晚清的出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平民意识对文人题材的改造。文康把侠女形象从神异化的模式中解脱出来，重新放置在“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恢复女性的正常伦理诉求，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让侠义精神和日常伦理、民间道德融合起来，顺乎近代平民的意识。二是晚清小说创作中各类题材的合流趋势，造成了各种人物模式叠加于一身的现象。何玉凤式的侠女可以视为一个特殊时段的文学现象，值得人们给与相应的关注与研究。
二 由身体建构引发的批评
《儿女英雄传》的侠女形象，在民间接受层面与学者的研究视角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差。现代学者对十三妹向何玉凤这个治家贤妇的角色转换大多予以否定，认为这是文康庸俗世界观的具象。为了肯定十三妹这个由侠勇落入凡俗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干脆否定了她的侠女身份：“十三妹并不是侠女，她只是一位有着侠女经历的‘性情中人’和有着‘人味儿’的奇女子。”④似乎唯有如此，她的性格才有内在的逻辑性。这种判断自然同绝大部分读者的阅读感受以及文康的苦心经营不相符合。
集中在十三妹形象上的各种诟病大多源于其身体建构的分裂。大略而言，对这位近代侠女的批评主要在三个方面：性格不真实、颠覆了侠女的清高形象以及身体建构的多重性。
1.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孙楷第认为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及结婚后，……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⑤
2.颠覆了人们印象中侠女志行高洁的形象，十三妹新婚不久就有菊宴谏夫之举，想要夫贵妻荣，“超人”的这一跤未免跌得太低了。⑥
3.身体建构中各种原型拼接叠加的痕迹难以圆融贴合，不免引起人们感官的不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十三妹“当纯属作者臆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
这些批评中，侠女身体建构的多重性所引起的感观上的不愉快是首要原因。小说中的十三妹似乎有着互不相属的两副身躯：身为挺刀仗剑埋首风尘的侠女，她食量惊人、力大于身，超越了人体的生理局限；作为清末社会病态审美观的具象产物，她又裹着一双“好小脚儿”，款款趑趄，连站得久了也力不能任，“细条条的身子，娇娜娜的模样”和惊人的大胃口、粗豪与婉顺等各种矛盾的体格情性合诸一具肉身之上，难免让人有不信服的观感。
身体的多重建构还造成了性格逻辑上的混乱感。郑振铎认为“十三妹无性格，不近人情，没有感情，无血肉，写成个死的人物，看起来令人很不愉快。”⑦胡适的《〈儿女英雄传〉序》指出十三妹“侠”的身体和武功是“超人”的写法，“在《封神传》或《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里，便不觉得刺目”，而在《儿女英雄传》这样一部现实氛围的小说中则难以让人接受。
以上所举的针对何玉凤的各种批评，都出自大家硕学，一直以来相沿为成说，没有人仔细考究过之所以如此的背后原因。仿佛这个人物只是文康本人异想天开的产物，而毫无文学与时代的轨迹可循。其实，如果留心叠加在其身体上的各种小说模式，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个人物出现在晚清的必然性。
三 多重身体的来历
满族文化学者曾以旗营中的健壮女子解释十三妹的来历，⑧但那些外貌和行止完全男性化的旗营女子并不能概括这个复杂的人物。更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十三妹的人物形象塑造直接源自中国小说中具有悠久传统的女侠形象，并没有特别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⑨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小说史，就不难发现建构这位晚清侠女身体的材料一直历历可循。
一、超越常人生理局限的神性身体来自唐宋剑侠小说，即胡适先生所说的聂隐娘、红线一流的剑侠“超人”。唐人小说写武艺重虚轻实、不讲细节，重点在“常人不能领略的奇”，“作者务求神化武者之技，以致造成起码在故事中不许有对手的局面”⑩。十三妹的出场就以类似的神秘面貌示人。在乡野村路上“骑着匹乌云盖雪的小黑驴儿”的年轻绝色的女子形象，让人联想起王士祯《剑侠传》中同样骑黑卫奔驰于路的高髻女尼。王士祯笔下的这个人物在清代广为传播，是剑侠女性的形象标本，不难想见文康在设计人物之初所受的影响。十三妹在客栈遇到安公子的场景则酷似“二拍”中《程元玉酒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谈侠》中的剑侠女子。小说用模仿剑侠女子的叙事方式引入了十三妹这个人物，并在十八回以前的叙事中尽量延续了她的神性，如她无人能敌的武功，强健到超越女性身体的神力等等。这些都让人难以忽略她身体中残留的传统剑侠的成分。
二、神勇粗豪的血肉之身来自话本中的绿林世界。《儿女英雄传》是宋元话本、《水浒传》等侠义公案小说流脉上结出的一枝。小说最为读者喜爱的典范性的打斗场景是《杨温拦路虎》和《水浒传》式的一拳一腿、势均力敌的真实细节铺叙。血肉之躯的胆量、勇力、奋张喷涌的血脉以及肉身的痛感、力量的极致，都在这种肉搏式的打斗中表露出来。在这里，人物身体实在的体积和质感是渲染的重点，如武松天神样的形貌，鲁智深胖大的身形，等等。这就要求叙事者交代人物能量的来源以及生活细节上的趣味性等问题。民间艺人不会放过这些有趣的话题，如出奇的体格、惊人的胃口或者暴烈的性格等等，从武松、鲁智深、李逵再到《三侠五义》中的诸人都是如此。
这些身体特点还鲜明地保留在十三妹身上。小说在前半部尽力渲染十三妹力大于身的勇力和武功。她一出场，就像江湖好汉那样用气力确立了权威。她用两个手指头勾提起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众人无不惊讶。她在能仁寺手刃恶僧，“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一段对《水浒传》好汉杀人场景的模仿。
这位十三妹已不同于唐宋剑侠人物，她身上流淌着来自话本中江湖世界的草莽血脉，她惊人的体能就不是神力，而是一副能提供如此能量的好肠胃。“这位姑娘，诸事好难说话，独到吃上，不用人操心”。同水浒英雄一样，十三妹在能仁寺中杀完恶僧，首先想到的也是就着僧人现煮的肉、现成的饭，“风卷残云，吃了七个馒头，还找补了四碗半饭，方才放下筷子。”(11)
在结亲前的早上，她吃了四个馒头，八块栗粉糕，两碗馄饨，两碗半粥，引起了女眷们温和的窃笑。显然，摄入了这样食量的身体已不属江湖莽汉而是位闺中静女。
三、其治家贤妇的形象是明清世情小说中理想女性的优化组合。《儿女英雄传》的主旨是为了与《红楼梦》的悲剧相对抗，何玉凤身上兼具了林黛玉和王熙凤的身影。从圆梦补恨的角度，文康设计了双凤共嫁安骥，让何玉凤一展治家才能。她的“脂粉队中的英雄”的美名与治家魄力有凤姐的影子；治家秉持公心，得到众人爱戴的品格，则属于《林兰香》中燕梦卿式的温婉贤淑的女子。安家大奶奶的形象来自安居阃内的世情小说人物，她们个个心思细密、情感婉曲，同江湖暴客的形象有天壤之隔。
四 何玉凤形象的意义
何玉凤这个人物的多重建构方式，其实质是宣示着新的文学时代来临前，旧小说的一次无力的突围。作为晚清小说家，文康无力挽回即将解体的旧秩序，在他的想象中能够拯救衰落者，唯有何玉凤这样从旧文学中择优捏合出的人物，故不惜堆积旧小说中所有受人欢迎的人物模式。
从文康的角度看，何玉凤之所以成为前后冲突的两截人物，是有其必然性的。
首先，侠女身体的多重性建构是提升女性价值和意义的手段。文康带着为《红楼梦》圆梦补恨的求全之心，倾尽气力要塑造一位“天生的英雄气壮，儿女情深，是个脂粉队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的人物，是为了配合其重振家声的世俗理想。文康借助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的侠女，建构平民化的性别秩序，其出发点是缓解社会性别规范给男性身心带来的沉重压力。安学海主张保身崇德，但在功名事业的公领域既不成功，治生齐家方面也很乏力，其重振家声的使命需要女性的帮助与担当。在那个时代，人们深受性别秩序限制的观念中，普通的女性、寻常的身体似乎难当大任，作家所能寄托希望者，只能是经过改造的“侠女”这样一类幻想人物。
同明清小说中众多的悍妇妒妻一样，何玉凤也违反了孟子“以柔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她对世俗责任的透彻看法和行为的果敢，超出安学海父子之上；她在房帏中的谦让，显示的是她超出众人的控制力。这种控制他人和自我情感欲望的能力，是强者的标志，同她的挥金杀人、仗义行侠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婚姻关系上，她要塑造、成全丈夫，而不是随顺、服从他的喜好。透过被作者极力道德化的描写，这个人物强壮的体格、坚定的意志，她从人格到经济的影响力，还是显示出超越家庭局限的力量。侠女的身份使她成为凝聚安家、张家、邓家几个家族相与情意的纽带与核心。她从长远之计、经济筹谋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等“庸俗”的角度，劝导逼迫丈夫专心科举，要求男子尽到对家庭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从十三妹到何玉凤，虽所处文化和外部境遇不同，英雄之在闺阁家室之中，其本质特征——即对内的控制力和对外的征服力，还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的。
其次，侠女多重身体的建构是晚清小说题材合流带来的结果。《儿女英雄传》是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和世情小说的混合体，其中人物并不以叙写侠义为满足，逼真呈现世俗生活场景和各式人物的内心情感成为叙事的主要目的。长篇白话小说的容量几十、上百倍于文言短篇，唐宋文言小说中，由文人虚构的单薄空洞的侠女形象，如何被充实、填满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从效果看，多重身体叠加的人物塑造方式虽不完全成功，却是比较经济的创作手段。
最后，道光、咸丰年间古代白话小说已进入终结期，故事情节和人物“多套用传统的模式，缺乏作家自己的创作个性。”(12)何玉凤式侠女的出现，正是旧小说无力塑造写实性人物的表现。为对抗《红楼梦》里写实性人物带来的悲剧结局，文康所能设想出的英雄，不过是陈套翻新，在既有模式中重新拼接组合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何玉凤多重模式叠加的肉身，正是旧小说叙事模式疲惫空乏的必然结果。传统的人物类型难以满足新的要求，文康在塑造古来未有的侠女时，不得不翻尽了箱底，用力过猛，却适得其反。这不但是文康个人的问题，更体现了旧的章回小说在晚清的必然命运。
总之，侠女作为古代小说史上一种独特的人物类型，其演进的轨迹是从非写实的虚构到写实型的人物。何玉凤这位侠女身上的种种新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侠女形象演进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对这个人物身体建构中多重成分的清理分梳，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小说在具体编创模式上的“集大成”状态和原因，理解其时文学现象的复杂性。
注释：
①续书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宏文书局石印本32回《续儿女英雄传》；宣统间4卷40回石印本《再续儿女英雄传》，作者俱佚名；另据佚名《续儿女英雄传序》称此前已有续书。京剧剧目有“红柳村”(“十三妹”)、“能仁寺”(“悦来店”)、“弓砚缘”(“青云山”)等，至今仍在搬演。参见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还读我室书主人评：《儿女英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④袁锦贵：《十三妹并非“性格失常”的“侠女”》，《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⑤孙楷第：《关于儿女英雄传》，《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6页。
⑥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90页。
⑦郑振铎：《清朝末年的小说》，见《郑振铎说通俗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⑧金启琮：《北京郊区的满族》，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⑨艾梅兰著，罗琳译：《竞争的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⑩马幼垣：《水浒传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社2007年版，第181页。
(11)《儿女英雄传》第9回。
(12)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