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政治学论文,国外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伴随着政治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结合，旅游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70年代初露端倪，并逐渐把旅游政治生活和各种旅游政治现象纳入其特定的研究对象。30年来，大多数旅游政治学研究者把最主要的学术视野聚焦于旅游政治学科建设、旅游政治化或政治旅游化的种种表现形态上。本文拟对国外旅游政治学的研究状况作简要述评，在我国目前旅游政治学研究几乎还是一片荒地的情况下，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同行的关注。
一、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的回顾
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旅游政治并没有引起旅游学、政治学和政策分析学应有的关注，它们对旅游资源分配的政治维度、旅游政策的产生和旅游发展政治学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研究兴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域和私域的许多决策者不愿承认旅游的政治本质；二是旅游政治研究没有得到官方应有的重视，官方既不鼓励也不给予财政支持；三是旅游没有被当作一个严谨的学术课题，一个对旅游有学术兴趣的政治学家可能被蔑视为一位寻求免税度假的机会主义者；四是旅游政治维度研究缺乏统一的方法与理论基础①。
作为对旅游现象进行政治分析的旅游政治学，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政治边缘学科的浓厚兴趣外，同时也与全球大众旅游的兴起与迅速普及分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旅游的崛起和腾飞使得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日益彰显，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和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层面关注和利用旅游活动，于是旅游现象就日渐异化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体现执政党意志和国家利益的政治行为。这为旅游政治学的最初形成奠定了基础。政治作为“为社会做出和执行权威性分配（具有约束力的决策）的行为或相互交往”②，是确认和协调旅游活动中各个行为体根本利益关系的最有效手段，解决旅游活动中在权力分配和运用影响下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始终主导着旅游政治学研究的话语权。
自修诺特(Jean-Maurice Thurot)1975年在《经济学》(Economia)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旅游是政治的一种简单继续”的灼见后，对旅游政治研究感兴趣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时至今日，尽管旅游政治学研究成果还远不能和生态政治学、网络政治学等其他政治边缘学科相提并论。但30年来学者们的辛勤耕耘毕竟为旅游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旅游政治学研究已取得了初步性成果，为下一步旅游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国外旅游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旅游现象，解读旅游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是旅游政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政治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为旅游政治研究提供了多维范式。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政治学知识谱系及其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旅游政治学科建构，旅游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相互影响。
学科建构视角：战后大众旅游活动的迅速普及与旅游经济的突起，为旅游活动与政治生活的联姻创造了条件。不管你是否承认旅游政治这个术语，旅游政治化或政治旅游化的意涵总是潜藏在国际国内旅游政策的夹缝之中。旅游作为政治的连续统(continuum)受到现代政治制度内政治动力学因素—政治领导人、政党、利益或压力集团的青睐。相比之下，旅游政治学术研究却远远滞后于旅游政治的实际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国外开始有少数学者关注旅游政治化和政治旅游化进程，相继从旅游政治学科建构视角解读旅游政治不被政治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重视的各种情形，探析旅游政治学的内涵、学科性质、基本研究对象。
权力政治视角：用权力解释千变万化的旅游现象，在旅游政治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在游历了许多地方后写下了如此感言：“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也许是第一次知道，旅游的概念是如何被权力的概念完全腐蚀。”③美国权力政治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那句政治就是关于权力，即“谁得到什么？如何和为何得到？”④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成了支撑旅游政治研究的核心范式。
政治系统论视角：旅游政治是由一系列复杂活动所构成的行为系统，如何使来自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流转化为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是旅游政治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美国政治学教授马修斯和堪培拉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分别在《国际旅游：政治与社会分析》和《旅游与政治学》著作中，根据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分析模式，解析了旅游决策过程的步骤及其相关变量，构建了旅游政治系统的动力反应模式。马修斯认为，旅游决策与行动是旅游政治系统模式中两个最基本的互为变量，决策者与系统成员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环节而实现相互间的沟通。也就是说，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基于政治目的，通过输入内外部环境的要求及系统成员的需要和支持，制定和实施积极或保守的旅游政策，并把它们输出给系统成员，系统成员会根据其利益需求作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旅游决策者再把反馈信息吸纳到下一步的旅游决策中⑤。霍尔的分析模式与马修斯的大同小异，但更强调权力分配、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对旅游决策的影响。
女性政治视角：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使他们在社会角色及思想行为的表现明显不同。在传统的性别政治和文化中，存在着绝对不能跨越的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藩篱。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所指出的，政治理论的模式是男人，而不是女人⑥。兴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旨在追究性别支配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对从政治的高度审视性别与旅游活动中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稳定和政治社会学视角：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旅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旅游目的地就会失去既有和应有的客源市场。旅游对政治社会环境动荡性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敏感与脆弱，往往使旅游成为国内国际政治与社会暴力性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考察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政变、恐怖主义、政治暴乱、政治抗议、社会动荡和罢工等暴力事件对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一直是学界高度的关注点。
国际政治学视角：国家之间旅游关系的发生是国家利益博弈使然，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的最后的语言只能是国家利益。国际旅游关系中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存在，往往是国家间总体关系的晴雨表和延伸。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国际政治学理论分析国际旅游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关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国际战争、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破坏性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成了许多学者的偏好主题，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
三、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政治学和旅游学是两门综合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它们在各自的纵向发展中所凸现出来的横向拓展趋向，为旅游政治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科养料，可以说是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基础和学科母体。这就决定了旅游政治学研究必然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可以说，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起步不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拓展和深化。不过，30年来学者们在旅游政治这块处女地上孜孜不倦的耕耘，毕竟为旅游政治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基础工作，现归述如下。
关于旅游政治学学科建设方面：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从旅游政治或旅游政治学概念到学科体系建设都存在许多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霍尔的《旅游与政治学》是迄今为止从政治学学科体系解读旅游现象的唯一专著。马修斯写道：“旅游著作总的来说缺乏政治研究。”⑦里奇特也认为，虽然旅游“逐渐引起社会科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仍然缺少持续不断的政治方面的研究。”⑧科斯托斯针对政治学没有把旅游作为自身的研究范围这一缺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认为“如果多学科交叉的旅游科学的发展没有必要的政治分析成分，那么它将不可能是完美的。”⑨关于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学者们认为它是一门交叉学科，而落脚点是政治学，即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现象。马修斯还从旅游行为科学维度分析了政治学同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一样，对旅游学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⑩。关于旅游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马修斯认为，旅游政治研究有三个主要方面：市场营销，特别是城市化国家市场营销中的旅游政治；正在发展中的东道主社会的旅游政治；关于旅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的意识形态争论(11)。堪培拉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认为，旅游的政治维度涉及国际、国家、地方和个体四个层面，而每个层面所涵盖的内容范围也不尽相同（详见下表）(12)。
现有的旅游政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个别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政策研究；旅游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政治经济学；旅游的意识形态本质；构建分析旅游政治和政府影响的恰当框架与方法。从发展趋势看，学者们在注重强调权力分配的“高政治”领域研究的同时，也逐渐给强调经济利益分配、旅游承载力或可持续发展等“低政治”领域应有的关注。
关于旅游与世界和平关系方面：这是旅游政治学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包括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维度。如何看待旅游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国外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无非表现为三种态度。以世界旅游组织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考察旅游与和平的作用，旅游都是一种促进理解与和平的巨大力量，因为旅游能通过人际间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渗透与宽容，促进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只要能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以至消除可能会引起战争或由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一些学者还通过对朝鲜半岛、土耳其、希腊、阿根廷和北爱尔兰等旅游个案研究，为世界旅游组织提出的“世界旅游能够成为世界和平的动力”提供佐证。但也有少数悲观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尚早(13)，充其量也不过是未来主义者的声明而已(14)，因为“旅游本身既不能导致偏见的自行消除，也不会促进社会关系的改善。旅游仅仅为社会接触的发生提供机会。”(15)布朗(Brown)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质问：“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确实是一个著名并且时髦的观点，可它真能做得到吗？”(16)有的学者通过对曾经有过出境旅游体验的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旅游体验对游客产生积极影响的只占极少数，多数游客的态度往往是朝消极的方向变化，那些有过出境旅游体验的人对旅游能促进世界和平作用的认识比无出国旅游体验者更持不大积极甚至否定性态度，这说明旅游既不能影响人们彼此间的看法，也不能密切人们之间的关系。阿伯拉罕·皮扎姆和皮尔斯(Pearce)等折衷派人物则认为，旅游在世界和平领域的确有积极的作用，能间接促进不友好国家间和平的实现，条件是游客要有机会与东道国居民进行零距离接触，遗憾的是现有的旅游产品设计与市场运作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那种坚信旅游会导致全球范围理解与和平的观点未免有点夸大其词(17)。
关于旅游与政治稳定方面：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政治局势是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保障。旅游对社会政治动荡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表现十分突出。国外学者基本上围绕政治稳定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和政治暴力事件对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展开研究。霍尔认为，“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目的地的一个基本条件。”(18)里奇特和沃(Waugh)更是以批评的口吻说：“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速下滑。”“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吸引，而是政治平静构成旅游首要条件这一事实。”(19)也许旅游者的出游动机与目的会存在差异，但目的地的人身财产安全却是游客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共同因素。影响旅游行为与发展的不稳定性政治因素很多，常见的有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政变、恐怖主义、政治暴乱、政治抗议、社会动荡和罢工等政治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等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外学者归纳为：人们由于担心安全问题而取消或推迟、变更旅游计划，不愿意卷入一场不愉快的体验；新闻媒体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安全感，从而妨碍其旅游业的发展；有关国家政府可能发出旅行忠告，或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事发地；旅游者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亲朋好友可能劝阻客人来访；交通部门与旅游服务部门因政治暴力事件致使陆、海、空出入境口岸关闭可能会损失大量客源；国际会议、商务会议可能因政治暴力事件而取消、延期或转移到别的目的地，从而使客流减少；政府为了使遭受政治暴力事件危害的旅游业，特别是受损害的旅游形象得以恢复与发展，须花费巨额资金来进行广告宣传，可能不得不降价促销；妨碍外资投向旅游产业；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暴力事件可能影响周围国家的旅游业发展；国际性政治暴力事件往往会影响或改变全球的国际旅游格局；安全检查，特别是边防检查所需的时间更长，这使部分游客心感不适；旅游运作商、旅行社与航空公司不愿冒险组团到危险地区，担心预定不足而加价会损毁它们的商业信誉；游客和航空公司旅行保险可能会困难重重；前往事发地观光的游客可能会遭到歧视性的待遇，甚至被列为黑客；民用机场、宾馆等旅游设施可能被军方和难民占用；外币黑市的出现等(20)。
关于旅游与政治结构方面：旅游对各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各国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由结构调整带来的政治功能的变化等方面。专门职能的旅游机构的设立，是旅游问题获得足够政治关注的产物。霍尔在《旅游与政治学》第二章考察了各种与旅游政策和发展相关的国家机构及其运行，讨论了国家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注政府在旅游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了影响旅游政策和决策的各种政治因素，譬如制度安排、政治精英、利益集团与权力等，尤其是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影响的重要性。从世界范围看，因各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不同，它们在旅游主管机构的设置上可谓五花八门。按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资料，大致分为五种模式：旅游委员会模式，如美国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旅游部模式，如菲律宾旅游部；混合职能模式，该模式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混合职能部，如马来西亚的文化旅游部，二是在其他职能部下设旅游主管机构，如韩国在交通部设旅游局：直属内阁或中央政府的旅游局模式，如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属于政府部门序列的非中央机构模式，如爱尔兰旅游局。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协调、规划、立法、激励、充当利益保护人等。不同模式下政府对旅游的参与度存在差异，复合制国家的政府参与度一般要比单一制国家低(21)。
关于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方面：在旅游活动中地位日趋凸显的国际旅游，是一种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的国家间交往行为。一方面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是国际旅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国际旅游作为一种异文化交往行为，在主客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这对消解国家间的误会和隔阂，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与和平愿景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莫拉那(Mowlana)和斯密思(Smith)认为，旅游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全球旅游基本结构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里(Urry)则强调，“旅游国际化意味着不分析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不能解释任何特定社会中的旅游方式。”(22)国家间旅游流的激励与限制通常是积极政治关系与消极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马修斯认为，世界旅游被证明能产生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首先，在非政府层次上，不同国家居民个人相互接触并体验不同于己的文化，这是一种私人国际关系的发展，当然，它会因政府行为而改变；其次，有一种国际关系的公共层次，这关系到政府与政府之间对事关产业和旅游活动重大事项的处理；最后，有一种企业——政府层次的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旅游涉及到政府与国外私人投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23)。霍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作为国际关系基本组成部分的表现形态：第一，旅游是国际外交、国家对外政策议程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第二，旅游被作为取得国际合法性和尊重威权制度的一种工具；第三，旅游被当作满足领土要求的一种手段；第四，旅游是和平的动力(24)。修诺特从依附论视角分析了旅游活动的频繁性造成了东道国对客源国的经济依赖，这种依赖会影响东道国对客源国的对外政策(25)。马修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通过加勒比地区个案研究，把意识形态对国际旅游的影响归纳为：旅游业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旅游是殖民经济的一部分；大多数的世界旅游是白人制度和价值观的一种侵蚀(26)。阻碍国际旅游发展的各种限制也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有人把它分为五大类四十个选项，内容涉及东道国和客源国对出入境手续、随身携带物品、投资经营许可等领域(27)。地缘政治的变化是改变国际旅游发展模式、流向和流量的根本因素，一些学者通过对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同质性为基准处理国家对外关系的冷战时代的旅游进行研究发现，观念建构是影响国际旅游发展的关键。譬如1950-1959年期间，共有170万美国旅游者访问了古巴，占旅游者总数的85%，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严重依赖美国客源市场的古巴因受美国制裁而受重创(28)。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本国人民与西方国家人民之间的接触，以避免思想“污染”，对发展国际旅游进行了名目繁多的限制(29)。冷战结束，东西方对抗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东欧的旅游市场对西欧全方位开放，这无疑会引起欧洲以至全世界旅游流向与流量的巨大改变。
关于旅游与国界关系方面：国界是国家的象征，它的自然屏障与交界国的相关边境政策和政府管理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国际旅游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各国对国界线如何具体划分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寸土必争，但对国界所能带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的关注却远远甚于过去。马兹莱特(Matsnetter)把旅游与国界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远离国界的旅游区，在这种类型区里，国界对旅游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渗透度；二是仅与一国国界相毗邻的旅游区，这种情形除了能把一些游客吸引到旅游区所在国外，也会吸引部分游客到交界的非旅游区国，这为后者发展旅游提供了机会；三是跨界旅游区，这种情形对于交界双方来说可以把区内旅游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否则，国界会成为旅游发展的瓶颈(30)。替莫西则在马兹莱特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国界在旅游发展中的三种功能，即壁垒功能、目的地功能和修饰功能，分析了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对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强调国界两边国家之间合作进行旅游规划的原则和必要性。
关于性旅游与政治关系方面：《旅游中的性别》的作者们从男女之间的现实权利、行动和资源所有权角度分析性别在旅游中劳动分工的强化作用以及性旅游对男女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拉赫尼认为性旅游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某个地方所特有的，而是几十年的政治选择和政治事故所造成的。”他还以日本和泰国为例，分析了女权发展对性旅游市场的冲击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31)。里奇特则探讨了性别问题上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旅游研究领域，列举了政治组织和旅游中发生的对性别差异有重要影响的各种趋势。里奇特认为，旅游活动中男女分工不平等，男性控制了私人和公共旅游部门的大权，而女性通常是旅游“第一线”的最适宜人选，甚至把女性卖淫作为旅游吸引物合法化(32)。
总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集旅游政治学研究之大成的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性成果。然而，研究力量薄弱、研究范围狭窄、成果数量不多及其深度不够等问题的存在，毫无疑问是制约新世纪旅游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重要瓶颈，也是国内外旅游政治学研究应着力解决的重大难题。
注释：
①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John Wiley & Sons,New York,1994,PP.2-5.
②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第13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③转引自彭兆荣：《旅游人类学》，第87页，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④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⑤Harry G.Matthews,International Tourism: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Inc.USA,1978,p.92.
⑥Rebecca Grant,"The Sources of Gender Bia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ebecca Grant and Katleen Newland(ed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9.
⑦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John Wiley&Sons,New York,1994,p.2.
⑧琳达·里奇特：《在旅游研究中关于性别、政治作用的探讨》，见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张广瑞等译：《全球旅游新论》，第37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⑨Martinus J.Kosters,(1984).The deficiencies of tourism science without political science.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1 (4) pp.610-612.
⑩Harry G.Matthews,International Tourism: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p.88.
(11)Harry G.Matthews,International Tourism: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p.88.
(12)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18.
(13)Barlow,M.(1988).Tourism,peace,and conflict:a geographer's perspective.In Tourism-a Vital Force For Peace(ed.L.D'Amore and J.Jafari),Color Art Inc.,Montreal,Canada,pp.108
(14)Din,K.(1988)Tourism and peace:desires and attainability.In Tourism-a Vital Force For Peace(ed.L.D'Amore and J.Jafari),Color Art Inc.,Montreal,Canada,p.80.
(15)Anastasopoulos,P.G.(1992).Tourism and attitude change:Greek tourist visiting Turke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4):pp.629-642.
(16)Brown,K.(1989)Is tourism really a peacemaker?Tourism Management,10(4),pp.270-271.
(17)Abraham Pizam,Does tourism promote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friendly nations?In Abraham Pizam & Yoel Mansfeld,ed,Tourism,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John Wiley & Sons,Inc.,New York,1996,p.211.
(18)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92.
(19)Richter,L.K.and Waugh Jr,W.L.(1986).Terrorism and tourism as logical companions.Tourism Management,December,p.231.
(20)See Abraham Pizam & Yoel Mansfeld,ed.,Tourism,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John Wiley & Sons,Inc.,New York,1996,pp.159-160,pp.232-233.
(21)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p.20-58.
(22)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59.
(23)Harry G.Matthews,International Tourism:A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pp.10-11.
(24)Colin Michael Halh,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62.
(25)DavidL.Edgell,International Tourism Policy,Van Nostrand Reinhold,NewYork,1990,pp.39-40.
(26)Harry G.Matthews,International Tourism: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p.78.
(27)Colin Michael Hall,Tourism and Politics:Policy,Power and Place,pp.65-66.
(28)罗吉那·施卢特：《旅游业的发展：拉美国家透视》，《全球旅游新论》，第210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29)斯蒂芬·威特：《前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对入境旅游的开放》，见《全球旅游新论》，第36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30)Dallen J.Timothy,Tourism and Political Boundaries,Routledge,London,2001,p.10.
(31)Leheny,D.(1995)A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Sex 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2(1):pp.367-388.
(32)琳达·里奇特：《在旅游研究中关于性别、政治作用的探讨》，见《全球旅游新论》，第376-388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