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陈 红1,2,张 欢1,胡 小 勇1
(西南大学 1.心理学部;2.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市 400715)
摘要: 亲密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亲密关系即浪漫恋人或夫妻关系。本文梳理了学者对浪漫关系中牺牲研究的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公平理论等)并探讨牺牲如何影响伴侣双方的关系满意度,研究发现:(1)寻求共有取向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在关系中牺牲,并不求立即回报,令双方都对关系感到满意;(2)牺牲动机会影响双方共同的关系满意度体验,当个体出于趋近动机牺牲,并且接受者感知对方为伴侣聚焦的趋近牺牲动机时,双方都会对关系感到满意,而当个体出于回避动机牺牲,则可能使关系受损;(3)牺牲者在牺牲时感受到的真实性,以及接受者感知到其伴侣牺牲的真实性,也有助于提升双方的关系满意度。未来应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更多开展关于浪漫关系中牺牲现象的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 浪漫关系;牺牲;共有取向;趋-避动机;真实性
一、引 言
亲密关系是人类关心的重要议题,也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心理学研究将亲密关系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亲密关系是指与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情感意义的人建立密切友好的交往关系,如与父母、朋友的关系;而狭义的亲密关系又称浪漫关系,包含恋人和夫妻关系。
在浪漫关系中,牺牲(Sacrifice)指个体放弃自己的直接利益,包括时间、资源、个人目标和偏好等,去提升伴侣或关系幸福的行动[1-2]。对于个体而言,在一段浪漫关系中,经常会面临选择、兴趣和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为了关系的持续和增长,牺牲必不可少也不可避免。大多数人认为,牺牲能够帮助双方学会协调彼此的个人利益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使关系长久,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牺牲于个体和关系而言,究竟是得还是失?本文将简要介绍亲密关系中牺牲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在浪漫关系中,个体的牺牲对双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二、牺牲的相关理论
国外学者运用多种理论研究情侣和夫妻在关系中的牺牲,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开展较晚,未见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研究多基于国外的理论展开。
(一)社会交换理论
该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创始人为霍曼斯,主要代表人物布劳把社会交换界定为“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3]。”社会交换理论关注交往中的回报和成本,认为个体在施惠于他人时其实期待着回报,并且期待回报的最大化,而只有交往双方互相提供回报才能维持个体间的相互吸引和继续交往。
个体在交往过程中会不断评价牺牲的成本和得到的回报,用成本和回报的差值评估关系的结果。当他们发现回报大于牺牲的成本时,则认为在这段关系中的结果是有益的,会选择继续这段关系。
公平理论认为在不公平的关系中,个体会感到烦恼。当牺牲多于获得的回报时,他们会体验到怨恨、生气和难过;当牺牲少于获得的回报时,也会感到内疚、羞愧和焦虑。Hatfield和他的同事从公平角度出发,证实了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个体是关心公平感的,公平感的缺失或存在对个体的满意度会有显著的差异,公平的关系会更加稳定。所以当人们恰好地从关系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不多也不少,他们会感到最舒适[7-10]。
(二)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延伸,由Kelly和Tibaut提出,并应用于对亲密关系的研究。该理论更好的描述了关系中的双方相互依赖的特点。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记录下自己在关系中的牺牲和所得,即牺牲的成本和得到的奖赏,并对此进行权衡和比较[4]。当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持续用低成本的牺牲获得高回报,将对亲密关系感到满意,增加对关系的承诺,从而促使个体不断去维持关系[5-6]。
(三)公平理论
采用管路柜集成组装,将EPCU、IPM、IRM、停车制动、撒砂装置、踏面清扫、升弓控制等模块安装在制动柜中,方便操作和检修。
本次工作于湘江株洲河段,利用钻机进行沉积柱钻探取样,钻机参数及取样方法详见文献[18].从上游到下游共取得三个沉积柱样品,依次为:体育馆(ZH)、玻璃厂(ZF)、石峰桥(ZU).沉积柱样品位置如图1.现场对沉积柱进行观察描述和分层后,用不锈钢刀铲按3 cm的间距进行沉积物连续取样,共取得沉积物样品27件.野外沉积物样品编号后装于干净的塑料封口袋中.
(四)相互回应的动机管理理论
相互回应的动机管理理论认为浪漫关系是一种相互回应的关系,要使关系顺利且对双方都有益,个体必须学会预期并满足对方的需求,即相互回应[11-12]。相互回应的动机管理理论建立在一个中心假设的基础上,即以建立相互回应互动的方式来缓和(分散)对自我利益的关注,要求关系双方都成为有效的动机管理者[13]。浪漫关系双方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需要平衡两种动机,一种是与伴侣联结,另一种是保护自我利益,只有双方都成功管理自己的两种动机,才能够协调彼此的需求,使双方共同获益,对关系满意。该理论还强调信任的重要作用,在关系中越信任对方的人越能看见更多的获益机会,越不信任对方的人越能看见更多损失的机会,这是一种风险评估,越信任对方的人可以加强联结目标,不信任对方的人则会强化自我保护的目标,从而影响个体牺牲的决定和对牺牲的感受。
此外,相互回应的动机管理理论强调个体在关系中牺牲越多,投入的成本越多,越相信自己对伴侣的爱[13-14]。
(五)互惠利他主义理论
进化心理学提出互惠的利他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非亲缘关系者间的利他倾向以互惠为基础,施助者认为自己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点获得回报,即期待现在花费的成本在日后会被回报带来的利益所补偿[15]。所以在浪漫关系中,个体作出牺牲的同时,可能也期待着伴侣的回报,而回报可以是伴侣的感激和爱,也可以是伴侣对这段关系承诺的增加。
从图2的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度空间分布及其演变上看,2005年处于高度协调阶段的有日照、临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和开封7市.2010年,泰安市进入极度协调阶段,其他城市依然处于高、中度协调阶段行列,与2005年情况一致,略有波动变化,但是协调阶段并未发生改变.2015年,除原先的几个高度协调城市外,阜阳和莱芜两市进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泰安和济宁两市则进入极度协调阶段,说明这几座城市的旅游经济和城镇化水平均相对较高,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较强.总体而言,淮海经济区各市的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度虽逐年有波动变化,但变幅不大,相对稳定.
(六)自我验证理论
自我验证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由William B. Swann[16]提出,主张一旦人们有关于自身的想法,就会努力去证明这些自我观念。个体进行自我验证的根本原因是增强对现实的预测和控制,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并且也有助于使外界对他们的看法和他们对自身的看法一致,从而使社会交往变得可预测,更加顺利。在浪漫关系中,牺牲是自我验证的表现。倘若个体认为自己对伴侣的关心积极性很高,而牺牲的行为恰好是公认的一种表达关心的重要方式,个体会在关系中通过牺牲使自身感到真实,从而验证自己是个合格的伴侣。故而通过牺牲体验到真实性,进行自我验证,这和个人需要、幸福以及关系的质量有关[17]。尽管为浪漫伴侣牺牲并不是自我验证的唯一方式,但却可能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牺牲是关心对方最强有力的指标。
由此可见,在浪漫关系中,共有取向的个体会以更亲社会的方式表现自己,更倾向于牺牲,对于共有取向的牺牲者本人来说,为对方牺牲,满足对方的需求是他们的追求,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和伴侣有强烈的联系和承诺,从而对这段关系感到满意并且会有更多的积极情感表露[31]。即使没有收到来自对方的明确回报,高共有力的个体在为另一半牺牲时也会因为体验到更多积极的情绪,会更多感到被另一半感谢,获得自尊和满足,从而体验到更强烈的关系满意度[26,28,32-33],而对于牺牲的接受者来说,由于感到自己的需求得到了另一半积极主动的关注,认为对方对自己是积极回应的,因而会充满感激之情,也会对这段关系感到更加满意[34]。故这种情况下,牺牲基于双方都是获益的,对于关系的持久和质量也是有益处的。
公平理论由心理学家Adams于1965年提出,最初是用于研究员工激励程度的一种激励理论,后来Walster等学者陆续将公平理论运用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中。
三、牺牲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随着众多理论的提出和应用于对浪漫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对浪漫关系中牺牲的现象有了不同的有趣发现。大多数短期研究都强调牺牲的重要作用,表明人们越愿意在关系中牺牲,越能和自己的伴侣相伴更久[18-19],那些更愿意牺牲的个体对他们的关系会更加满意和忠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与伴侣的联结,而牺牲的接受者也会感受到更多的爱和支持,建立亲密感,提升关系满意度[1,20]。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牺牲都对关系有益,因为即使是再小的牺牲,牺牲者都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而对于接受者来说,对方的牺牲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会给他们带来压力。此外,也并非所有的牺牲都是发自内心,而这些并非发自内心的牺牲会让双方都体验到消极的情感,降低关系满意度[21-22]。因而探究浪漫关系中牺牲对伴侣双方关系满意度影响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阐述三种观点。
(一)共有取向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浪漫伴侣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在关系中个体遵从交换取向,只关注能用付出换回多少所得[23];而共有理论则认为浪漫关系并非是交换关系,而是典型的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24],个体遵从共有关系取向,以非一致性的付出为基础,并不期待立即交换[24-25]。在共有关系中,人们感到对对方的幸福有强烈责任,关注的是如何满足对方的需要,渴望提供帮助,并不求回报,因为他们将牺牲看成是固定有益的[26-28]。
部分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时,只是机械地记忆公式、原理以及结论,而很少真正理解公式与原理的内容以及推导过程。这种机械记忆的学习方法会使学生的运用能力降低,从而在考试过程中不会运用相关的物理知识,最终导致考试成绩不理想。比如:关于电阻与电源电动势相关知识的学习,很多学生只是简单的记忆纵轴截距为电源电动势,而内阻为纵轴截距除以横截距,并没有关注坐标原点的位置。如图1所示,如果将甲图像转变为乙图像时,依然按照同样的公式进行运算,则会出现错误。
Impett等人在一项日记研究中,首次研究牺牲动机是否会影响接受者的关系满意度,又是如何影响。最终发现,除了牺牲者本人在趋近动机的牺牲时会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和更高的关系满意度,牺牲行为的接受者也同样会在对方趋近动机的牺牲中体验到这些积极结果[41],而当个体出于回避动机牺牲时,例如由于回避冲突或者回避伤害接受者的感觉而牺牲时,接受者会体验到消极情绪,报告更少的关系满意度。因为回避冲突或者回避伤害接受者的感觉,接受者的需求虽然可能依然会得到满足,但极大可能不会产生感激之情,而牺牲者本人也因为放弃了个人喜好或利益,产生消极情感,从而对关系的满意度并无帮助。Visserman等人[34]对此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伴侣牺牲动机的感知(即接受者感知到的牺牲动机),是影响感激产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将感知到的牺牲动机结合趋-避动机理论划分为六种类型,分别为伴侣聚焦的趋近动机(如使对方开心)和回避动机(如避免对方失望)、自我聚焦的趋近动机(如使自身感到是位合格的伴侣)和回避动机(如避免产生内疚感)、关系聚焦的趋近动机(如为了关系的和谐)和回避动机(如避免冲突),并最终得出结论,只有感知到对方的牺牲动机为伴侣聚焦的趋近动机时,才会感知对方对自己需求有所回应,从而对其牺牲行为产生感激之情,而关系聚焦和自我聚焦的趋-避动机的牺牲,被自我利益所污染,不够直接和强烈,不能令接受者产生感激之情。例如个体为了不使伴侣感到失望(伴侣聚焦的回避牺牲动机)或对自己生气(自我聚焦的回避牺牲动机),而放弃自己喜欢的球赛,答应伴侣去参加一个无聊的聚会,这时虽然其伴侣的需求得到满足,但由于这种牺牲不是完全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而是被关系利益和牺牲者的自我利益所污染,因而不够直接不够强烈,所以不能令对方感到需求是被回应和关注的,故而不能产生感激之情,从而对关系满意度并无提高。冯青青等人基于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也发现个体的牺牲动机会影响其伴侣对牺牲的感知,从而影响关系满意度;并且经常使用趋近牺牲动机的人对他人的趋近牺牲动机的知觉敏感性也会提高[42]。
分油机方面面板单元在硬件关键技术分析、原理图设计、PCB布局布线及软件设计时,对系统信号的完整性、抗干扰设计做了充分的考量。原理图各个模块设计了必要的去耦电容[12],PCB布局布线过程中根据电气规则检查结果进行大量的修改直到没有任何错误,分油机控制面板软件设计具有结构精简、性能可靠和省时易改等优点。[13]
真实性(Authenticity)指一个人的行为是由真实的、内在的力量驱动的存在状态[44]。个体在牺牲时的真实感受对个人的幸福以及关系的质量有重要影响[17],压抑自己在牺牲时的真实感受对伴侣双方和关系都是代价高的[22]。
(二)趋-避动机
心理学上通常将动机划分为两种类型:趋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在社会动机领域,趋近动机引导个体趋向于积极结果如关系中的亲密和成长,与个体以及关系幸福的增加有关;而回避动机会引导个体趋向于避免消极结果如矛盾冲突和拒绝,与个人以及关系幸福的下降有关[35-38]。
以往研究发现人们为浪漫伴侣牺牲的原因也可以区分为两类:(1)趋近动机的牺牲,如为了使对方感到开心,为了提高与对方的亲密度,为了感到自己是一个合格优秀的伴侣;(2)回避动机的牺牲,如为了避免产生冲突,为了避免令对方感到失望,为了避免对自身产生的一些诸如内疚之类的不良感觉[32]。简而言之,当个体由于趋近动机牺牲时,他们关注的是为关系带来积极结果;而当个体由于回避动机牺牲时,他们关注的是转移消极结果。
人们潜在的牺牲动机和伴侣感知到的牺牲动机,都会对双方的情绪和关系满意度产生影响。已知趋近行为往往和积极情绪相联系,回避行为往往和消极情绪相联系[38],当个体为了伴侣的幸福去牺牲时,会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强烈的自我实现感和与伴侣更强的联系;而为了避免冲突去牺牲,则会体验到更多怨恨,矛盾等。综合国外的众多研究,从趋-避角度进行总结,发现当人们为了趋近目标(和回避目标相比)牺牲时会收获最大的收益[33,39]。在浪漫关系中,有强烈趋近牺牲动机的个体会报告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和稳定性,对伴侣的需求会有较大的行为回应,有强烈回避牺牲动机的个体则报告较低的关系满意度和较低的对伴侣需求的回应,回避动机的牺牲会增加情侣最终分手的可能性[33,40]。
Clark等人的实验研究证实了具有共有取向的个体对伴侣的需求会更加敏感和帮助其伴侣。更有趣的发现是在浪漫关系中有共有取向的个体在为伴侣牺牲时,当伴侣不回报,他们往往会更喜欢对方[24,29]。在维持还是离开一段浪漫关系时,高共有力(Communal Strength)的个体也更可能在分手时会因为考虑对方的感受,考虑对方对关系的忠诚,而选择维持这段关系,即使这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利益[30]。
晚自习结束后,同学们在路灯的指引下,在小道上有序地向寝室走去。这时,天上的明月像个大玉盘,又大又白又圆。谁见了不想把它从天上摘下来,当作周五给爸妈的见面礼呀!夜深了,寝室的灯渐次熄灭,一切都安静下来。爱热闹的小虫子们也依偎着小草,在草丛间沉沉欲睡。月光如水一般,倾泻下来,让整个校园都躺在她那怀抱之中。
故从趋-避动机理论来总结牺牲对于浪漫关系中的牺牲者和接受者的影响,会发现个体出于趋近动机牺牲,尤其是当接受者感知到的也为伴侣聚焦的趋近牺牲动机时,会令牺牲者和接受者双方都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提升对关系的满意度,并且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39];回避动机的牺牲往往会使牺牲者和接受者都体验到消极情绪,减少对关系的满意,并且具有较强回避动机的人特别容易与亲密伴侣进行不断升级的负面沟通,会导致强烈的消极认知、沟通困难和回避的持续[43]。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趋近动机和关系质量、关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回避动机与关系满意度、关系质量的相关却均不显著[42]。这究竟是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造成,有待后续更多的研究进行探讨。
无论如何,趋近动机的牺牲带来的结果往往使双方和关系都获益。牺牲本身对于关系并无帮助和伤害,对关系满意度存在重要影响的机制之一是个体的牺牲动机和对方感知到的牺牲动机。
(三)真实性
下肢深静脉栓塞(DVT)是指下肢深静脉特别是腓肠肌部位静脉血栓形成,全血液运行障碍,从而出现患肢肿胀疼痛等一系列症状和体征[1]。它是妇科盆腔手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有研究报道,妇科盆腔术后DVT形成的发生率西方国家为11% ~29%[2];国内报道为0.13% ~6.78%[3]。由于近年来临床妇科术后发生DVT明显增多,曾经由于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致死亡事件发生,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4]。故引起临床医师高度重视,在手术前后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及护理,能有效防止DVT的发生。
在浪漫关系中,个体在牺牲时体验到的真实性是行为的自我验证的反映[29],如个体认为自己对伴侣非常关心,则会通过牺牲来验证这种想法的真实性,因为牺牲是公认的表达关心的重要方式。
Stein等人指出教学任务要能充分发挥其教育价值,还需要教师使用恰当的教学策略.他们提出若干保持和降低教学任务高认知要求的教学策略[55],这些策略对于创造型教学任务的实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以往研究证实自我报告的真实性程度能够预测关系结果。Brunell等人[45]发现真实性基线水平高的个体在两周和四周后,会在关系中报告更多的积极结果和更高的总体幸福感。上文提到浪漫关系中高共有力的个体会比其他人在牺牲的时候有更多积极体验,Kogan等人[26]对此进行了验证并作出解释,高共有力的个体之所以会体验到更多积极结果,是因为在牺牲时感到更加真实,可以验证自己。此外,研究发现,在浪漫关系中,个体由于回避动机牺牲时,会感到与自我需求背道而驰,从而体验到不真实感,会产生消极情绪,减少亲密[39,46],但Impett等人[47]的日记研究证实了,回避动机的牺牲并不总意味着得不偿失,取决于个体在牺牲时体验到的真实性。Wickham[17]则发现了个体感知伴侣的真实性也会对关系有影响。如果个体在一段关系中感知到伴侣的牺牲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出于妥协,会更加信任伴侣,视这段关系更加稳定,更不容易结束这段关系。
故在浪漫关系中不论是牺牲者在牺牲时体验到的真实性还是接受者感知到的伴侣牺牲的真实性都会预测这段关系,使双方和关系都获益。
四、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一段浪漫关系中,牺牲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使双方感到满意,关系获益。具有共有取向的个体会倾向于在关系中为对方牺牲,往往不求回报。而个体牺牲时的动机,会塑造双方共同的情绪体验和关系的满意度体验。个体的牺牲可以分为趋近的牺牲动机和回避的牺牲动机,伴侣感知到的牺牲动机也可以结合趋避角度分为六种类型。通常当个体出于趋近动机而牺牲,并且对方感知个体的牺牲为伴侣聚焦的趋近牺牲动机时,会对双方都有一系列积极影响,会提高对关系的满意;而个体之所以在关系中牺牲并体验到积极结果,是因为自我验证的需要,牺牲能够让自己和对方都感受到真实性,从而对这段关系保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当然,目前关于浪漫关系中的牺牲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也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尚未作出解释,需要后续进一步探究:
(1)目前对于浪漫关系中的牺牲研究,多以问卷和日记研究的方式,范式比较单一,很少用实验去操纵相关变量,未来可采用合理的实验范式考察牺牲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其次对于研究对象选择,国内外研究多选择恋爱关系中关系满意度可能更高的大学生,涉及的牺牲范围比较小(相对于夫妻群体),当涉及比较大的牺牲时,对牺牲者本人和接受者的影响可能会不同,其作用机制也可能变化,因此未来有必要增加样本选择的多样性。
(2)在脑科学领域,虽然存在有关浪漫关系的一些有趣的发现,但并未关注“牺牲”现象,如近期日本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与执行控制有关的脑区和男性对恋情的忠诚相关[48];Goldstein等通过实验发现女性和爱人牵手时,感知到的疼痛程度会显著低于没有握爱人手时,并且女性报告疼痛最低的夫妇,其脑电图输出也最为相似[49]。鉴于脑与浪漫关系的这些有趣发现,未来研究可探索牺牲影响关系满意度和关系质量的脑神经机制,考察在关系中习惯牺牲的个体其某些脑区的活动是否存在相似性。
随着外科手术抗菌药物使用量的增长,细菌耐药性问题日趋显著,近年来新型细菌耐药情况也更为严峻,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问题成为我国医疗卫生部门的重大挑战[1]。外科治疗中,抗菌药不合理使用是引起严重耐药和二重感染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迫切需要制定合理管控措施[2]。为加强Ⅰ类清洁手术切口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我院于2015年11月开始实施Ⅰ类清洁手术切口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综合管控,选择该模式实施前后在本院行Ⅰ类清洁手术患者分别作为对照组、干预组,比较其实施效果。
(3)本文中提到的研究多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尤其在中国牺牲可能更多地受男女性别的影响,这其中涉及男尊女卑、男女依附的一些传统观念和家庭角色的分工等等因素,导致中西浪漫关系的相处模式可能存在极大差异,从而牺牲的结果也可能会产生不同于国外研究的结果。此外,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直接采用国外学者提出的“牺牲”概念,用于描述日常生活中小而平凡的行为,而在中国语境下,牺牲更多地喻指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有着更崇高的意义,用于描述伴侣之间的相处可能稍显沉重,不能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笔者认为未来研究中采用“付出感”更适合中国文化背景,并可以借鉴“付出-回报失衡理论模型”[50],该模型用于研究工作中付出与回报失衡状态对工人自尊、工作倦怠的影响,来建立浪漫关系中的付出-回报模型,考察浪漫关系中的付出与回报的关系。
总之,影响中西方浪漫伴侣间牺牲的机制可能存在差异,而目前国内对于浪漫伴侣间牺牲的研究开展较晚也较少,多是在西方基础上进行总结,并未提出新的视角和新的范式去开展中国化研究。未来可以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研究中国人在浪漫关系中的牺牲现象及其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1] IMPETT E A, GORDON A M. For the good of others: toward a positive psychology of sacrifice[M]// LOPEZ S J. Positive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best in people. Westport, CT: Praeger, 2008: 79-100.
[2] RIGHETTI F, VISSERMAN M. I gave too much: low self-esteem and the regret ofsacrifices[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8(4): 453-460.
[3]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40.
[4] KELLEY H H. Attribu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M]// JONES E E, KANAUSE D E, KELLEY H H. (Eds.),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1: 1-26.
[5] KELLEY H H,THIBAUT J W. Interpersonal relations: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M]. New York: Wiley, 1978: 341.
[6] HUSTON T L, BURGESS R L.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an overview[M]// BURGESS R L, HUSTON T L.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9: 3-28.
[7] TRAUPMANN J, PETERSEN R, UTNE M, et al. Measuring equity in intimate relations[J].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81(4): 467-480.
[8] HATFIELD E, TRAUPMANN J, SPRECHER S, et al. Equity and intimate relations: recent research[M]// ICKES W.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Springer, 1985: 91-117.
[9] WALSTER E,BERSCHEID E,WALSTER G W. New directions in equity researc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3(2):151-176.
[10] HATFIELD E, RAPSON R L, AUMER-RYAN K. Social justice in love relationships: recent developments[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8(4):413-431.
[11] REIS H T, CLARK M S, HOLMES J G.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s an organizing construct in the study of intimacy and closeness[M]// MASHEK D J, ARON A. Handbook of closeness and intimacy. Mahwah, NJ: Erlbaum, 2004: 201-225.
[12] SPRECHER S, FEHR B. Compassionate love for close others and humanity[J].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5(5):629-651.
[13] MURRAY S L, HOLMES J G.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dependent minds: a motivation-management theory of mutual responsiveness[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9(4): 908-928.
[14] MURRAY S L,HOLMES J G. The commitment insurance system: self-esteem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nnectionin close relationships[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8(7):1-60.
[15] TRIVERS R L.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1(1):35-57.
[16] SWANN W B Jr. Self-verification: bringing social reality into harmony with the self[J].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1983, 2:33-66.
[17] WICKHAMR E. Perceived authenticity in romantic partn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3(5):878-887.
[18] VAN LANGE P A M, AGNEW C R,HARINCK F,et al. From game theory to real life: how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ffects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in ongoing clos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7(6):1330-1344.
[19] VAN LANGE P A M,RUSBULT C E, DRIGOTAS S M, et al.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7(6):1373-1395.
[20] STILLMAN T F, LAMBERT N M.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of meaning and belonging[M]// HICKS J, ROUTLEDGE C.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Dordrecht, NL: Springer, 2013: 305-315.
[21] CAIN D M, DANA J, NEWMAN G E. Giving versus giving in[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4(1):505-533.
[22] RIGHETTI F, IMPETT E.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motives, emotions, and relationship outcomes[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7(10): 1-11.
[23] ALGOE S B, GABLE S L, MAISEL N C. It’s the little things: everyday gratitude as a booster shot for romantic relationships[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0(2): 217-233.
[24] CLARK M S, MILLS J.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1): 12-24.
[25] FISKE A P.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ity: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2(4):689-723.
[26] KOGAN A, IMPETT E A, OVEIS C, et al. When giving feels good: the intrinsic benefits of sacrifi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for the communally motivated[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12):1918-1924.
[27] LAMBERT N M, CLARK M S, DURTSCHI J, et al. Benefits of expressing gratitude: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a partner changes one’s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4):574-580.
[28] LE B M, IMPETT E A, KOGAN A, et al. The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rewards of communal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3(6): 694-710.
[29] CLARK M S, MILLS J, POWELL M C. Keeping track of needs i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2): 333-338.
[30] JOEL S, IMPETT E A, SPIELMANN S S, et al. How interdependent are stay/leave decisions? on staying in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sake of the romantic partne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8(5):805-824.
[31] CLARK M S, FINKEL E J. Willingness to express emotion: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type, communal orient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5(2): 169-180.
[32] MILLS J, CLARK M S, FORD T E, et al. Measurement of communal strength[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4(2): 213-230.
[33] IMPETT E A, GABLE S L, PEPLAU L A.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aily sacrifi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3):327-344.
[34] VISSERMAN M L, RIGHETTI F, IMPETT E A, et al. It’s the motive that counts: perceived sacrifice motives and gratitud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J]. Emotion, 2018(5): 625-637.
[35] ELLIOT A J, GABLE A L, MAPES R.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in the social domain[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6(3): 378-391.
[36] GABLE S L. Approach and avoidance social motives and goal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6(1): 175-222.
[37] GABLE S L, IMPETT E A.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es and close relationships[J].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2(1):95-108.
[38] CARVER C S, SUTTON S K, SCHEIER M F.Action,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emerging conceptual integration[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0(6): 741-751.
[39] NEFF K D, HARTER S.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lict resolutions among adult couples: does women’s other-oriented behavior reflect their true selves?[J]. Sex roles, 2002(9/10): 403-417.
[40] IMPETT E A, GORDON A M, KOGAN A, et al. Moving toward more perfect unions: daily and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approach and avoidance goal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6):948-963.
[41] IMPETT E A, GERE J, KOGAN A, et al. How sacrifice impacts the giver and the recipient: insights from approach-avoidance motivational theor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4(5):390-401.
[42] 冯青青,周晖,梁意颖,等.基于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J]. 心理科学,2017(4):975-982.
[43] KUSTER M, BERNECKER K, BACKES S, et al. Avoidance orientati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negative communic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5(2):262-275.
[44] HARBUS A. The medieval concept of the self in anglo-saxon england[J]. Self & identity, 2002(1):77-97.
[45] BRUNELL A B, KERNIS M H, GOLDMAN B M, et al. Dispositional authenticity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8):900-905.
[46] IMPETT E A, KOGAN A, ENGLISH T, et al. Suppression sours sacrifice: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costs of suppressing emotio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2(6):707-720.
[47] IMPETT E A, LE B M, ASYABI-ESHGHI B, et al.To give or not to give?sacrificing for avoidance goals is not costly for the highly interdependent[J].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3(6):649-657.
[48] UEDA R, YANAGISAWA K, ASHIDA H, et al. Executive control and faithfulness: only long-term romantic relationships require prefrontal control[J].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018(3): 821-828.
[49] GOLDSTEIN P, WEISSMAN-FOGEL I, DUMAS G, et al. Brain-to-brain coupling during handholding is associated with pain reduc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11): 2528-2537.
[50] MARMOT M, SIEGRIST J, THEORELL T, et al. Health and the psychosocial environment at work[M]//MARMOT M, WILKINSON R G.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105-13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9.03.012
收稿日期: 2019-01-19
作者简介: 陈红,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积极人格品质与心理健康研究”(SWU1709106),项目负责人:陈红。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9)03-0099-07
责任编辑 曹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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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浪漫关系论文; 牺牲论文; 共有取向论文; 趋-避动机论文; 真实性论文;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论文; 西南大学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