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现实思考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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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武器。今天,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党的政治动员,对于我国更好地发挥政治优势,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动员,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是在我国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特定背景下发生的,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相当低下、民主意识相对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党在政治动员中注重的是通过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发生变化,以发挥他们的自觉能动性。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认识和理解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是“精神动员”,其实质在于发挥人的精神的作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政治目标,运用、创造了许多政治动员的形式和方法,如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阶级斗争,普及政治宣传,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政治组织,树立先进典型等。这些形式、方法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党在较短时间内聚集足够的力量,实现政治目标奠定了群众基础,并为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动员积累了宝贵经验。政治动员是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服务的,它必须“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因此,党在建设时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创造性地运用过去的经验,把政治动员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我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政治目标也随之转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间,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盲目照搬了革命时期的经验,使党的政治动员出现了巨大的偏差:(1)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以致在理论上提出了“客观规律可以人为地消灭和创造”等观点,在实践中出现了“深翻地、高密植”、“砍伐树木、砸锅炼铁”等现象。(2)过分突出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从政治态度上来划分阶级,在理论上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错误观点,而且在实践中企图通过阶级斗争来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积极性,使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国走上了靠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3)过分突出了政治思想的作用,企图用思想政治工作冲击其他工作,单纯依靠共产主义精神来调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忽视了他们正当的物质需求,使党的政治动员缺少了持久动力。(4)过分强调了群众运动的作用,仍然搬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甚至用以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这不仅导致了群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挫折、冷漠、反感,造成了政治气氛的沉闷和压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以运动式的参与掩盖了制度化的参与,助长了人们的轻视法制的心理,使党的政治动员缺乏法制的保障。(5)过分强调依靠工农等劳动群众的力量,不仅一度把知识分子看作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认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这不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的发展,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危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对高度集中的传统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也得到提高,独立人格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形成。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文化仍然十分落后,而且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同时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建设决定了我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仍然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政治动员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政治动员工作:

(一)把政治动员和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结合起来。政治动员从本质上说是为党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服务的,然而由于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政治目标反映着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党在向人民群众“灌输”政治目标的过程中也提高了人们的期望,特别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并通过宣传导向,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个人的物质利益产生了自我抑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逐渐挣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的束缚,开始沿着竞争规律流动,使人们有了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国家也不断通过经济发展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但是一般来说,落后国家受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刺激,经济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物质要求,这就造成了“要求”形成与“要求”满足之间的差距,容易使人产生“社会挫折感”。特别是我国人均占用资源较少,国家可供分配的利益有限,一时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要求。这些都需要党在保障人们正当的物质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动员来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二)把政治动员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国际竞争环境的激烈,党的政治动员始终坚持了高度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其运行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行政命令的干扰,在某种程度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戒心和不安全感。我们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以保护人们的政治热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更需要加快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种法制经济,它必须用规范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正常的市场秩序,界定人们的权利,保护每个“经济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即使建立也无法正常运作。此外,由于政策的“解冻”和市场经济的“激励”,人们长期抑制的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要求突然迸发出来,个人物质利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政治参与的迫切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政治参与的“爆炸”可能会发生政治动乱,前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个命题。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来疏导人们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作为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定型的、基本的行为规则,确实可以有效地调控党和国家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利于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纳入到党和国家的政策轨道上来。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把国家、集体和个人有机地联接起来。由于我国缺乏法制传统,加之建国后没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法制建设在我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因为法制调控的成本比较昂贵,国家调控仅靠法制必将导致社会交易成本过高。因此,我们还必须发挥道德、意识形态的作用,把法制建设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三)把政治动员同扎实的文化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党的政治动员从根本上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不高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党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其政治动员侧重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荒话偏见,而没有政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00页)实践证明: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参与程度是与人们的文化基础成正比的。革命时期甚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间,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低下,他们对自上而下倾泻而来的各种观念、口号缺乏理性的思考,甚至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的“压力”下根本不需进行思考,只需按照社会流行的方式去做,从而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缺乏主体意识,加剧了其权威崇拜的心理。这在20世纪60、70年代人们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称为“大救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在政治动员中出现的偏差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不高有着直接联系。我们必须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参与程度。

总之,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高度统一,保持旺盛的奋斗精神和协调一致的良好氛围,使社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动员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可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导致人民群众普遍的“从众心理”;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建设信心,激发执行中央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可以有效地抵御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并提高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在政治动员中,我们一定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要求,为他们的政治热情注入持久的动力;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用程序化的法律、制度调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消除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戒心和不安全感,提高他们的自主参与热情;更重要的是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逐渐改变他们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为他们普遍的、自主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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