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前后的梁代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陵论文,之乱论文,文学创作论文,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4-0042-06 侯景之乱是梁朝统治走向覆没的起点，它带给梁朝的不仅是深重的战乱和灾难，同时还有梁朝文学、文化的转型。江陵之变不仅结束了梁朝的统治，也开启了规模空前的南人入北之路，促成了真正意义上南北文化的融合。在这两次战乱的十年中，梁朝以建康和江陵为中心的两个作家群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创作中的宫体主题也一扫而光，所以，这十年是梁代文学、文化因浩劫而发生巨变的时期，值得我们关注。 长久以来，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侯景乱梁之前梁代的、江陵之变以后陈代的宫体文学，而很少考察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梁代文学创作。笔者所见，仅毛振华《侯景之乱与梁季诗风之变》[1]一文对乱后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分析，但尚不足以呈现梁末文学、文化转变的整体风貌。据我们统计，梁朝作于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作品，大致有11位作家的44首诗，4位作家的5篇赋，26位作家的117篇文[2]，创作时间是从侯景之乱爆发到陈霸先建立陈朝，作者全都出仕梁朝(部分作家后来出仕陈朝、北朝，但他们作于北朝、陈朝的作品不计在内)。其中文所占比重最大，如果仅以诗歌来分析，显然难以呈现梁末文学的全貌。基于此，本文综合诗文，分析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同时借以反思宫体文学，兼及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 一、乱离中文人命运的巨变 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台城，控制了梁朝政权。在攻城过程中，战乱、饥疫让繁华的建康及三吴地区变成哀鸿遍野的废墟。侯景之乱平定后，萧绎移都江陵，但内忧外患，三年后，西魏攻陷江陵，对江陵城进行了洗劫性掳掠，至此，梁朝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身处家国巨变中的建康和江陵作家们，命运发生了根本转折，大致来说，其人生走向可分为以下四类： 1.殒命于侯景之乱、江陵之变。其中有些在战乱中被杀，如萧纲、萧绎以及众多的萧氏子弟[3](P64)；有些饿病而死，如萧衍、徐摛、庾肩吾、谢举、褚翔、任孝恭、伏挺、王筠、刘孝仪、萧子范；有些客死他乡，如萧子云、庾仲容、刘之遴、刘孝威；有些则死于梁末诸王内斗，如张缵、萧纶、萧韶、萧賁。 2.侯景之乱后出仕江陵、陈朝。如颜晃、许亨、沈众、杜之伟、阴铿、张正见、孔奂等先仕江陵，后仕陈朝；何之元、张种、岑之敬、江总等在乱后出仕各藩王府，后入陈；徐陵出使北朝，后返陈；周弘正、沈炯在江陵陷后出仕北朝，后返陈；周弘让则是先仕侯景，再仕陈。 3.江陵之变后出仕北朝。如王褒、颜之推、宗懔、刘璠、庾季才、裴政、萧世怡、萧圆肃、萧大圜等人，均是江陵陷落后，作为俘虏入北并出仕于北朝；庾信是奉命出使北朝，以梁朝已亡，遂入仕北朝。 4.部分文人下落不详。如刘孝先在萧纪幕府，后出仕江陵，江陵之变后不知所终；刘缓曾是萧绎荆州府中盛负文名之人，刘邈曾在建康被围时劝侯景议和，他们并有宫体作品传世，但其事迹仅止于这两场战乱。 以上诸人虽为官僚，不过其文集、著作均有史可考，许多人还有诗文存世，因此都可算是文人。其命运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方面的历史信息： 第一，侯景之乱终结了梁代宫体文学的进程。两次战乱以后，以萧纲、萧绎为核心的宫体诗人群基本上零落净尽，除萧纲、萧绎之外，徐摛、庾肩吾、刘孝威兄弟、萧子云兄弟等重要宫体作家也都死于战乱，徐陵、庾信在南北间奔波，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首宫体作品；其他如刘孝先、刘缓等，尽管此前曾是重要的宫体作家，刘缓还因描写宫女的“横陈”而闻名，但揆诸情理，当他们面对着家国之难和疮痍满目的山河时，应当再也不会去描写宫女的笑靥和风花雪月的生活了。这也意味着宫体文化的土壤已不复存在，梁朝宫体文学的进程就此终结；其终结的直接起点就是侯景之乱。 第二，江陵之变开启了南北文化深层融合的大幕。江陵陷落之前，这里汇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为梁室中兴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 “阖城长幼，被虏入关”[4](卷四八《萧詧传》，P860)，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乱后再遭沉重打击，梁室中兴之梦也就此破灭。从历史记载来看，南方文人同时大批入北，这是第一次。而当这批南方文化精英整体移植于北方之时，也就意味着南朝贵族文化的终结和更深层次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开始。从此，这批文人在北方政权的更迭中迁转，在乡关之思和故国之恋中煎熬，庾信、颜之推就是典型。而庾信之侍奉四朝十帝，颜之推之历事五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庾、颜的遭际、心声及创作，不仅是入北南士命运的写照，更是入北南士所推动的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其直接起因就是江陵之变。 二、乱离中文人创作的巨变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由此可知，从大同初年之后，梁代文学走上了宫体之路，萧纲、萧绎是倡导、组织者，徐陵、庾信为重要参与者；魏征还认为，这是梁亡的重要原因。宫体文学一直延续到太清二年侯景之乱的爆发。所以，侯景之乱前的梁代文学，并不是指整个梁代文学，而是指从大同初至太清二年之间的宫体文学。 侯景之乱爆发后，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赵翼的诗句“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来描述，可谓恰如其分。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的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这样的诗文相对较少。留存诗歌较多的是萧绎、庾肩吾、阴铿、张正见、江总，留存赋较多的是萧纲、萧詧、沈炯，留存文较多的是萧纲、萧绎、徐陵、沈炯。可以肯定，这些作品远不是梁末文学的全部，文章也大部分是军国文献，但其中反映的动荡的时事、浮沉的人生、沉痛的感情，却足以反映出梁末文学创作的深刻巨变。兹分述如下： (一)内容上，从宫廷、台阁转向军国时事和愍乱伤怀，视野宏阔，情感深沉 宫体文学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5](卷五三《经籍志》，P1090)，创作视野局促于花心月影和绣闺深宫，内容狭窄、单薄，风格清浅、绮靡；战乱发生后，作家心中蓄满忧患，他们的视野彻底转向了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一扫宫体风貌，作品视野宏阔，情感深沉，可以说，他们曾经热衷的“新变”和“吟咏情性”的文学理论，在这时的诗文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实践。 萧纲、萧绎、庾肩吾、徐陵均有较多作品作于这一时期。如萧纲在被囚禁时作的《被幽述志诗》，用“恍惚烟霞散，飕飏松柏阴”比喻梁朝承平时代的消散和自己的被幽絷，用“野路黄尘深”象征国家战乱，用“苍天空照心”反衬自己不甘、无助、绝望的心态，这与其宫体诗《咏内人昼眠》、《娈童》等相差悬远，所以王夫之给予了“沉郁慷慨，动人千年之下”[6](P303)的评价。萧纲另有《围城赋》、《悔赋》两文，其中《围城赋》仅存十句，是萧纲在建康城被围时影射佞臣朱异专权误国之作。《悔赋》篇幅较长，铺叙了许多飞扬跋扈而旋起旋灭的权臣如赵高、项羽、刘英、宁喜、梁冀等，以及许多张狂失志之士如杨恽、灌婴等。我们以为，这是萧纲在影射侯景，并用历史上的事例告诫自己，跋扈权臣必将灭亡，国家中兴“不远而复”。所以，《悔赋》应当是在抒写萧纲对梁末政局的悔恨，对侯景残暴杀戮、专权跋扈的批判，同时也勉励自己战胜困难、坚信国家中兴[7]。如果本赋作于乱前，也许萧纲会写出几多儿女情长的悔恨，但是，因为作于乱后，所以才使本赋转向了军国时事，有了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人生寄托。 萧绎、庾肩吾也有类似作品。萧绎《遗武陵王纪》作于侯景之乱平定之后，当时萧纪从西蜀发兵，进攻江陵，萧绎企图用兄弟之情来感化萧纪，诗中“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似是写景，其实是描述三峡地区军事激化的现实，“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则抒写骨肉相残的悲愤。历史上，萧绎以兄弟阋墙而骂名千古，但揆诸情理，无论他有多么狠毒，诗中的悲愤应当是其真情流露。庾肩吾有《乱后行径吴邮亭诗》，是他逃离建康城、行经吴地的诗作。在诗中，庾肩吾蔑称侯景为“獯戎”、“杂种”，坚信国家能够中兴，“休问鼎尚重，秉礼国犹存”，言下之意，正朔所在的梁朝不是轻易能灭亡的，并表明日后要“誓雪五陵冤”，即要平定战乱、洒扫梁朝祖陵。庾肩吾是萧纲器重的文人、宫体文学的健将，但却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诗风大变，发出了谴责侯景、誓雪国耻的呼声。事实也证明，庾肩吾在辗转吴地后奔赴江陵，参与到平定侯景之乱的斗争中，兑现了自己的呼声，死而后已。 (二)风格上，从香艳绮靡转变为苍凉沉郁、雄健悲壮 宫体作品无论诗、赋还是文，都“伤于轻艳”[8](卷四《简文帝本纪》，P109)，以至于被魏征评为“淫放”、“轻险”，但这些语词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评价梁末作家的乱后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或苍凉沉郁，或雄健悲壮，具有崇高品格。 1.苍凉沉郁的风格。最能反映这种风格的是那些抒写乱离情怀、感慨人生命运的作品。留下这类作品较多的是庾肩吾、沈炯、阴铿、张正见等人。他们都有在侯景之乱中辗转流离的经历，所以作品沉郁苍凉，真实感人。如阴铿的名诗《晚出新亭》作于太清四年(549)[9](P173)，其时作者刚逃出建康城，在秋暮时分登亭眺望，看见江水浩荡、暮云低垂，听到山后的声声戍鼓，遂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用黯淡的意象营造出了苍凉沉郁的氛围，形象地烘托出了逃难者迷茫、惶恐的心态，是宫体文学时代很难出现的风格。相类的作品还有萧绎的《幽逼诗》四首。这是萧绎的绝命诗，其中“西陵最可悲”一语隐含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经营荆州、企图中兴梁室而成空的悲叹，“终非封禅时”则暗含着对自己平定侯景之功的缅怀。这比阴铿诗更为沉郁、悲凉，应该是梁末作家最凄苦的心声，当然也可看成是梁末最沉郁的作品之一。 此时滞留北朝的徐陵，文章风格也沉郁悲凉。为了求得北齐仆射杨愔等的同情、通融，以赢得返回梁朝的机会，徐陵创作了《与齐仆射杨遵彦书》和《在北齐与宗室书》两文。其中《与齐仆射杨遵彦书》成了六朝骈文的代表作品，是“亘古常新、传诵人口的名篇”[10]，文中的“向汉之悲”、“思乡之梦”最为感人，在华美的语言、顿挫的音节中凝练着苍凉沉郁的悲情，可与庾信的“暮年诗赋”并驾齐驱。 值得一提的还有梁朝作家的乱后赋作。应该说，宫体赋最能代表宫体文学香艳绮靡的风格，可是，乱后赋作却从主题、情感到风格均有大变。除前文已述及的萧纲《围城赋》、《悔赋》外，还有萧詧《愍时赋》、沈炯《归魂赋》、江总《修心赋》。《愍时赋》是萧詧在投靠西魏后有感于傀儡政权时慨叹家国命运、自恨无能为力的赋作，《修心赋》是江总在太清四年流寓会稽龙华寺时感伤身世、时局的作品，《归魂赋》记述了沈炯经历江陵之变、被西魏掳掠后返回陈朝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愍时赋》和《归魂赋》，在铺写中夹带着强烈的家国情感，痛定思痛，沉郁苍凉，足见时局对作家心灵震撼之深、之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震撼，他们赋作的视野何以会从女儿情长转向家国命运，赋作的感情何以会从苍白转向浓郁、深沉，且转变得如此迅速、彻底。从发展角度来说，这组赋还开启了庾信《哀江南赋》和颜之推《观我生赋》之先声，值得重视。 2.雄健悲壮的风格。这类风格的作品大多与描写军容相关，诗歌如萧绎《藩难未静述怀》中“霜戈临堑白，日羽映流红。单醪结猛将，芳饵引群雄”表达英雄归心、军力强大的豪迈，萧圆正《狱中连句》中“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暗”反映了他在狱中对三峡地区军事矛盾激化的揣想，庾肩吾《登城北望》中“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嵕。山沉黄雾里，地尽黑云中。霜戈曜垄日，哀笳断塞风”抒写作者登城看到军容显盛时的悲壮情怀；文章如萧绎《驰檄告四方》以及回答王僧辩劝进的四篇令文等，或抒发壮怀激烈，或铺写心绪茫茫，我们都能感觉到冲突于其中的情感洪流，形成文章壮盛的气势和雄健的风格。 三、梁末文学作品的军国文献价值 侯景之乱是梁朝矛盾的总爆发。乱起后，梁军纷起勤王，但除萧纲诸子及萧纶之外，其他人均各怀鬼胎，如萧绎坐镇荆州，不急父兄之难，先诛弟侄，导演了梁末诸王相互残杀的悲剧；萧纪盘踞西蜀，“据雍、蜀之资，遂不勤王赴难”[8](卷五五《萧纪传》，P830)，以保存实力为先；萧统诸子以襄阳为根据地，拥众逡巡，自结联盟，等待时机。平乱后，萧绎定都江陵，引得众议纷纭。江陵陷落后，王僧辩、陈霸先为争权而内斗，剩下王琳独力支撑，直到陈朝建立。在这个力量交争、矛盾汇聚的时代，梁末文人已不可能再优游卒岁，而是过着一生中最为揪心的岁月，同时也为戡定战乱、中兴国家而奔走、思考。他们用文笔记录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四个系列的文章分别反映了四个重要事件，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反映萧氏兄弟阋墙而斗、勤王不力之事 主要有萧纶《与湘东王书》，萧绎《与武陵王纪书止蜀军东下》、《与武陵王纪书》、《又与武陵王纪书》、《与诸藩令》等五篇。其中萧纶《与湘东王书》反映了在建康城被围时，萧绎坐拥强军却逡巡观望，攻杀萧誉、逼反萧詧，这引起了萧纶的不满，遂写信规劝；萧绎《与诸藩令》是告诫其他藩王务必服从自己，莫效萧誉、萧詧，其他三篇书信是在叛乱平定后，萧纪从西蜀发兵准备与萧绎决战，萧绎写信劝止。事实上这些书信都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最终萧绎击溃了萧纶，攻杀了萧纪，但这组文章却真实记录了这些梁朝要员的痛苦心声，尤其是萧纶的书信痛陈利害，情文并茂，清晰地呈现了他拯救时局的努力和面对兄弟阋墙的悲愤。萧纶也留有宫体作品，但这篇书信与其却有天壤之别。 (二)反映梁末群臣劝萧绎登基称帝之事 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沈炯《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初表》以及《第二表》、《第三表》，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下断劝进表奏令》、《又答王僧辩等劝进令》等七篇。由于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谋略，所以在战局初定后就成了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选。应该说，古代皇帝登基之前的劝进程序大都近于虚伪的闹剧，梁朝君臣劝进萧绎亦如此，不同的是，萧绎登基还带有较浓的悲壮色彩，萧绎本人也极力渲染这份悲壮以鼓励士气，所以，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文章，还是颇受感动。尤其是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一文，十分精彩。当时萧绎为萧纲举丧完毕，他用寥寥数笔，不仅抒写了父兄被害的悲愤，而且引用周武王、汉高祖的故事，鼓励群臣共赴国难：“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仪。”似此之句，辞气慷慨，把骈文长于用典和气势磅礴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不仅是萧绎文，即从徐陵等人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立新的国君是多么迫切。因此，这组文章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远非宫体文学可比。 (三)反映定都江陵与定都建康的论争 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萧绎《议移都令》、《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等三篇。平乱后，萧绎君臣围绕着定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最终结果是定都江陵，但从江陵被围后，朱买臣要求斩主张定都江陵的宗懔、黄罗汉“以谢天下”[11](卷八《梁本纪·梁元帝纪》，P244)的事来看，定都之争十分激烈。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定都江陵是萧绎败亡的原因之一。现存这三篇文章就是当时定都之争的历史见证。从文章来看，徐陵急切盼望着国家能确立政权核心，所以他认为不必东下建康：“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汉祖、殷宗，皆无恒宅。登封岱岳，犹置明堂；巡狩荆州，时行司隶。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言下之意，可以定都江陵。萧绎《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在定都问题上的态度则比较委婉，表面上看他似乎即将移都建康，其实那只是安抚王褒、周弘正等主张定都建康者的幌子，在骨子里萧绎并不想东下建康；但是，诏书命令“遣军东下”，即派王僧辩率军东下、驻守建康，这使得江陵守备空虚，直接导致了江陵被西魏迅速攻破的现实。萧绎在江陵被围时曾给王僧辩写信求援：“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这话可与其诏书相印证，说明战略错误是萧绎败亡的直接原因，而非定都江陵。 (四)反映王僧辩在北齐军逼之下接纳萧渊明之事 主要有徐陵《为贞阳侯与太尉王僧辩书》六文、《为贞阳侯与荀昂兄弟书》、《为贞阳侯与裴之横书》，王僧辩《与贞阳侯渊明启》两文，裴之横《答贞阳侯书》，佚名氏《为王太尉僧辩答贞阳侯书》两文、《代陈司空答贞阳侯书》等十四篇。萧绎被杀后，梁朝无主，北齐趁机武力护送萧渊明回国，企图逼王僧辩接纳萧渊明，以建立听命于北齐的傀儡政权，王僧辩怯于北齐军威，答应此事。而陈霸先则不同意建立傀儡政权，遂袭杀王僧辩。这十四篇文章正反映了萧渊明与王僧辩、陈霸先之间斗智斗勇、来回交涉的情形。作为文人的徐陵，充分发挥他骈文高手的作用，为萧渊明尽忠尽智、奋笔疾书，可以说，徐陵赢得“一代文宗”的称号，是从撰写军国文书开始的。后来徐陵投靠陈霸先，霸府文书基本出于徐陵，这也真正奠定了他“一代文宗”的地位；而在宫体文学时代，由于有萧纲、萧绎、庾信等人，徐陵还难以一枝独秀。从这个角度来说，徐陵是接受了战乱的洗礼，文学创作才得到升华，进一步说，如果不是家国浩劫带来的精神洗礼，徐陵、庾信等人也许只能是著名的宫体作家，而不能成为六朝骈文的巨匠甚至集大成者。因此，梁末时局的风云动荡带给国家的是灾难，而带给文学、文化的则是深刻变化。 四、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意义 (一)为宫体文学提供借鉴，成为反思宫体文学的素材 宫体文学是以萧纲为首的梁代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探索，但其结果却是消极的、失败的，以至于骂名千古。是战乱刺痛、震撼甚至洗涤了作家的心灵，所以他们乱后的创作不约而同地转向描写家国时事和乱离情怀，视野宏阔，沉郁苍凉。在历史评价中，宫体作家骂名千古，似乎创作宫体作品完全是出于作家自身的原因，可是，梁末宫体作家创作的转变却说明，当生活发生巨变时，他们便立即扫除了原来的宫体风习，这说明生活才是创作的根本源泉，宫体文学之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特定的生活。进而我们会问：所谓“特定的生活”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我们看来，就在于特定的人文、历史和思想条件。宫体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应联系思想、文化、历史进行多角度解释，而不能归因于某一点，详参拙著《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中关于宫体诗的论述[3](PP.187-193)。这是梁末创作的转变留给我们的基本思考。 应该说，梁末文学创作转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甚至可以推理，如果这些作家有着充裕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诞生一批高品位的优秀之作，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走出侯景之乱。但无论如何，应该对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给以肯定。张溥云：“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12](P365)其实，徐、庾文章与唐人最近的是他们的后期诗文，而其后期诗文的开端正在侯景之乱以后。所以，梁末文学的转变有着较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末文学创作的转变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发生的，而不是作家的主动选择、积极思变；萧纲等人主动选择的宫体文学是一条不归之路，而被动走上的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文学大道。 (二)梁末文学创作转变与文化转型 梁代后期形成了香艳、软媚的文化品位，当时文化虽然号称全盛，但骨子里却缺少积极、刚健的发展动力；这样的文化方向，如果没有变革，那必然是死路一条。因此，梁末已经处于南方文化发生变革的边缘。侯景之乱摧毁了原来文化的发展基础，也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遗憾的是，限于文献，我们只能通过文学创作的转变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 梁末文学创作的反思特征，可以证明梁末文化的转型。比如庾肩吾在《乱后行径吴邮亭诗》中坚信能平定侯景之乱，萧纲在《悔赋》中追悔梁末政治决策的重大失误，沈炯在《归魂赋》中将个人命运置于家国命运的背景上，痛陈心路，反思生平，都体现出鲜明的反思特征。更有甚者，前引许多书信、军国文献等，严肃思考时代政局，积极探寻拯救国家的方略，这比起宫体文学的思理苍白来是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侯景之乱以前没有人反思，比如乱前的贺琛、萧介、傅歧，分别对梁朝的积弊和侯景南投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相比之下，梁末的反思却形成一股思潮；尽管这些反思来得有点仓促、被动，可毕竟进步了许多，可看成是梁末文化转型的表征。 我们还可以从梁亡后的一些信息来推理梁末文化的转型。梁朝的灭亡成了遗民心里的沉重痛楚，即使他们再次出仕，对于梁朝仍难释怀。如庾信、颜之推，虽身仕北朝，却魂牵故国，其《哀江南赋》和《观我生赋》在叙及梁亡时，沉痛、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萧纲之子萧大圜，身仕北周，却抄写萧衍、萧纲文集，编纂《梁旧事》30卷，显然是对梁朝覆亡的反思。另据《隋书·经籍志》载，作于侯景乱后或梁亡后，反思、记载梁朝故事的著作尚有何之元《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姚勖《梁后略》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梁太清录》8卷(作者不详)，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10卷，《梁末代纪》1卷(作者不详)，谢吴《梁皇帝实录》5卷，《天正旧事》3卷(作者不详)，《皇储故事》2卷(作者不详)。此外，《北史·裴政传》载裴政有《承圣实录》10卷(《隋书》本传载为《承圣降录》10卷)。尽管这些著作已亡佚，但从题目可知，其中至少有九部是关于侯景之乱后的梁朝历史的。这批著作既是遗民情结的体现，也是侯景之乱后梁代文化反思特征的延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乱之后必有反思，是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遗憾的是，梁末文化的转型是短暂的。陈朝建立后，延续了宫体创作和佞佛风习，回到侯景之乱前的文化发展方向上来。但这并不能抹杀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梁末文化的转型是唐代文化到来前的曙光。这也正印证了金克木先生的话：这“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13](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