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出版业经营管理类领军人才的企业家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领军论文,管理类论文,企业家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出版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应该是企业家
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评选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一批领军人才。2010年评选出了第二批。眼下，第三批领军人才正在推荐评审过程中。这一行业领军人才包括业务、学术、技术、经营管理、科研和学科等五个类别。其中经营管理人才，评选出的一般都是在出版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责的负责人，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新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第三批领军人才选拔活动的通知》中，在“推荐条件”中有这么一条：
有较强的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善于管理创新，在推进本单位改革发展中取得突出成绩。带领的单位(部门)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打造品牌、资本运作、兼并重组、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方面成绩显著。积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励人才，单位内部管理高效规范。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构建和谐单位，取得显著成绩。
显然，这里的立足点是已经取得的或“突出”或“显著”的“成绩”。一个出版单位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能否取得骄人的成绩，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企业家的素质并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出版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领军人才应该而且必须是出版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就是企业家的竞争。出版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应该是企业家而不是商人。“企业家和商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商人不爱企业，企业家爱企业。企业家创办自己的企业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而绝对不是像养猪一样，猪可以卖掉，自己的孩子绝对是不会卖掉的。……企业家和商人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企业家一定要把企业做大，他把做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甚至自己的生命，因而他做企业的目的不是纯粹为赚钱，而商人的目的却很单一，往往纯粹是为了赚钱。所以只要你和商人或者企业家在一起一交谈，你就很容易判断他是商人还是企业家。从总体上来讲，企业家有比较厚道的一面，而商人相对来说就缺乏厚道的一面。因为企业家知道企业的兴衰并不取决于钱，不可能一切都是钱说了算，他清楚地知道企业中好多人并不是为钱而支持他的，所以企业家对人情冷暖有很深的感悟。”[1]我们读《海尔中国造》，感受到的主要不是海尔公司的管理手段、经营谋略和销售业绩如何如何，而是它浓厚的先进企业文化，是以张瑞敏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在出版业中也存在着企业家和商人的明显分隔，而且二者的区分标志更为明显，那就是看他对待“文化”的态度。对此，老辈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有过精彩论述。在他的目标和信念里，“文化”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张静庐自我期许甚高，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虽无缚鸡的腕力却有举鼎的雄心，甚至公开表白说，在当时上海的同业中，值得他钦仰，让他感到可爱的出版家，寥寥无几。在他这种貌似桀骜的语句背后，其实有一杆大秤横在心里，秤砣下面，分别站着两排出版人——有一排，张静庐敬称为出版商，可爱，却少；另一排，则只能呼为书商，市侩，却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排人都同样地做着关于书的生意，都同样地关心着出版后的利润，“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正因为张静庐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他敢自信满满地宣布：“我是一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姑不论对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2]从这些看似咬文嚼字的话语背后，表现的是张静庐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这位当年有上海四马路出版界“霸才”之称的出版人，是真正令人敬慕的出版家，而不是一个精明市侩的商人。只是他所谓“出版商”，实为今日之出版家或出版企业家；而他笔下的“书商”才带有当下出版商、发行商或书商的意味。
当然，作为出版家仅仅热爱文化还是不够的，出版企业家必须善于协调文化与经济、事业与商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精明老到的生意人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水乳交融为一体，就是出版企业家；把做大做强企业与做好做精文化有机结合，才是优秀出版企业家的应尽职责。优秀的出版企业家应该是有文化同时极具文化情结的商人，从事商业而又极具商业精神的文人。鲁迅挚爱文化，且办刊物，开书屋，屡屡试水出版，但他并不擅长经营管理，最终只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张元济同样钟情教育与文化，但他同时放眼世界，善于学习，脚踏实地地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商务印书馆，成为了近代中国出版第一人，是名副其实的大出版企业家。我们今天培养的出版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就应该是张元济、邹韬奋、陆费逵、王云五一类的出版企业家。出版企业家自然要会盘活企业，会赚钱，但钱永远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出版企业家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世俗书商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无怨无悔。
二、出版企业家应该具备企业家精神
国有国魂，军有军魂，师有师魂，一个企业也要有自己的企业之魂，那就是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个词是由英文Entrepreneurship一词翻译而来的。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19世纪的西方，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是对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西方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界定往往见仁见智：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社会创新精神”；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与特征是“创造性破坏”，等等。我国学者中，张维迎把企业家精神归纳为四种精神：创新、冒险、不满足和英雄主义。汪丁丁归结为三种精神，即创新、敬业、合作。丁栋虹教授则是这样界定企业家精神的：
所谓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企业家在所处社会、经济体制下，从事工商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优胜劣汰的无情压力下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素质。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家的行为表现出来，体现在企业家的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而且是优秀企业家共同的基本特征。[3]
归纳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应该是一种价值体系，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下中国真正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土壤，缺乏企业家精神养成的环境。“当今中国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人心浮躁。这种环境导致了我国企业人创新思想退化、冒险意识淡薄、担当精神缺失。而且，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中国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都不宽松。”[4]若从企业家自身的角度来看，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认为中国企业家最缺乏的是“契约精神”，可谓一针见血。出版业乱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契约精神的缺失关系密切。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意人的文化层次不断地提高，所从事的领域也大大拓展，涉及地产、能源、家电、互联网甚至文化产业的诸多方面。不少生意人(如煤老板、房地产商)赚了钱，甚至成了大亨巨富，赚钱的手段千差万别，包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利用权力寻租、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法律漏洞和政策的不完善性等等。而在出版传媒界，同样的急功近利，同样的人心浮躁，同样的GDP崇拜，致使出版人应有的创新意识、责任意识、契约精神、冒险精神、执著精神、合作精神普遍缺乏；自然我们不乏精明的书商、会赚钱的发行商、会钻政策空子的文化地产商，但实在找不出几个严格意义的出版企业家。业内人士曾无可奈何地说“张元济不可追”，既有外在环境的不能追，也有主观愿望的不想追，还有内外交困的不会追。
出版人职业化程度偏低、出版界官本位盛行是企业家精神缺乏的成因之一。比如说出版社社长，真正职业化的较少见。在大学，出版社社长和其他中层干部一样实行轮岗交流的不在少数，机关党政干部或者专家教授转任社长的比较常见，有的学校明确规定出版社社长必须是教授。而在原来国家部委的出版社，级别一般都是正局级，社长一职也往往成为安排干部、解决干部级别待遇的一个去处。现今的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的管理者，大多是厅局级，个别管理者甚至是副部级。出版发行企业有行政级别，自然就成了宣传文化口党政部门派遣干部、解决某些人职务提升的一个重要出口。就像现在的大学校长，有副厅级、正厅级、副部级的区别，大学校长官僚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大学多的是“教育官”，缺的是“教育家”。出版社职业社长的缺乏，和大学职业校长的缺乏一样，导致的是职业精神的缺失。
我国近现代杰出的出版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职业出版人。今天少数经营管理得比较好的出版企业，社长(总经理)也往往是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任职时间比较长的。韩旺辰先生在新浪博客中的《出版社改制呼唤职业社长》一文，给人以启发。他指出，所谓职业社长是以经营管理出版社为终身职业，以契约的方式接受出版社产权人的聘任，取得出版社法人财产的使用权，以经营者的合法身份经营管理出版社，实现出版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以自己的人力资源为资本获得个人收益，并取得职业业绩的人。出版社职业社长有三重含义：一是对社会来讲，社长的职业化仅仅是社会分工的具体表现；二是对职业化的社长个人来讲，要把创办出版社、发展出版社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来追求，以自己的人力资源为资本，获得个人收益；三是职业社长是受出版社产权人的聘用，拥有出版社的法人财产使用权的经营者，要为产权人创造利润。具体来说，出版社的职业社长是拥有出版社法人财产使用权的经营者，而不是出版社资产的所有者；他是受聘于出版社资产所有者，而不是受政府机构聘任的“官员”。笔者个人认为，没有出版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职业化，企业家、企业家精神都是无从谈起的。
至于当今的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借助国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春风，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从十个方面，给民营书业全方位、全环节介入出版提供了政策保障。总署的目的是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文化建设，促进出版行业科学发展，但笔者个人对民营书业的迅猛发展却另有一番隐忧。当然民营书业也不乏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出版人，但总体上仍停留在张静庐说的“书商”层面。这里有的是商人，缺的是企业家；多的是商业意识，少的是企业家精神。只要把我们今日腰缠万贯的书商，和近现代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李小峰、吴朗西等出版家比较一下，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二者在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方面的巨大差距。企业家精神是内在的，外显的东西则是各自生产的出版物。留存于世的出版物可以见证出版的品质，见证出版人的品质与精神。
三、出版企业家可以从近现代同行前辈身上汲取精神养分
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出版企业家，他们秉持着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数典未敢忘中华，出版业的同行先贤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值得开掘和借用。从企业家精神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契约精神包括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和契约救济精神。其中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这种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守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诚信伦理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现代优秀的出版企业家，往往是较好地吸取了西方契约精神之精髓的。举一个小例子，老作家萧乾谈及老商务对作者的信守精神就颇有感触，他曾经在《我与商务》一文中说，他的一生没有一本书能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评研究》那样，跟随他如此持久。“1935年以后，我的生活流动性很大。但不论我走到上海、香港、英国，战后1949年又由香港回到北京，商务总按季度向我报告该季度销了多少册，作者应得版税若干，并如期汇到。1935年在商务出的书，版税通知单一直跟踪我到解放后。”“只有严格的企业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5]其实，我国到现在已不缺少法律，政府不缺少规章，企业不缺少制度，但为什么仍然乱象丛生呢？关键是缺乏法律观念和契约精神。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恶性竞争，在出版界也非常普遍。老商务注重制度建设，更注重制度的落实，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契约信守精神。
2.献身精神
讲企业家精神往往提到的一条是敬业精神。笔者觉得用“敬业”一词，似乎很难概括绥青、张元济们那种“为书籍的一生”的职业出版家的职业精神。他们不仅仅是以出版为职业，为谋生手段，而且是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立功立德的志业，是一种人生为书、书为人生的崇高境界。张元济就是这样一个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出版事业的出版企业家。真正的出版企业家是不愿，也不能退出出版企业的人。
1902年张元济从南洋公学投身商务印书馆这个小印刷作坊时，便立定了扶助教育、救国济民的崇高理想，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随着清王朝的覆没，他在仕途上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913年，他的老同年、统一党的熊希龄(1870～1937)，试图在袁世凯总统下组织内阁，邀请张元济出任教育部长的职务。一些老朋友包括张謇和梁启超都进入内阁，但张元济坚决拒绝，宁可留在商务印书馆，这显示了他在把出版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以实现传播知识使中国富强一事上很有信心。”[6]而以张元济扎实的国学功力，勤奋的钻研精神，高韬的学术眼光，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著作等身的一代学问大师的，但张元济一生没有写什么论文，没有写作一本学术专著，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智慧倾注在了出版事业中。人们称他为著名文献学家、国学大家，主要是对其文献整理刊刻上的贡献而言的。试想，我们今天还有如此功力的出版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奉献于出版吗？我们有哪个出版机构的老总能像张元济那样拒绝国府部长职位的吸引而不为所动？
3.冒险精神
没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在美国3M公司有一句很特别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着冒险和失败，但是你如果不想犯错误，那么就什么也干不成。法国出版之父罗贝尔·拉封(1916～2010)说过一句值得咀嚼的话：“出版业是赌博业。”的确，出版企业家也应该具备才干与气魄、雄心与胆略，敢想敢闯，百折不回。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期创造的辉煌，与它的首任总经理夏瑞芳的企业家冒险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商务早期发展过程中，夏瑞芳利用社会变革提供的机会，大胆试，勇敢闯，在几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上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为商务迅速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首先，他把原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高薪聘请来执掌编译所，为商务后来的腾飞准备了人才资源和思想条件。第二，顺应时代潮流，及时出版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最新教科书》等教学用书，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三，1900年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所设的修文印书局，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经营，吸收并运用了外国先进的排版技术和资金，提高了生产力，扩大了经营规模。夏瑞芳的心胸与气度，才干与胆识，无疑是商务起飞的关键因素之一。后来从商务出去自立门户的陆费逵也是具备这种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就冒险准备成立自己的书局。当时这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已是商务“重臣”，担任出版部长和《教育杂志》主编，可谓深得信任和重用，但雄心万丈的陆费逵决意出去闯一番事业，据说商务为了挽留他曾许以每月四百大洋的高薪，他仍不为所动，毅然前行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冒风险并不都会一帆风顺，夏瑞芳在“橡皮股票风波”中使得商务遭受了巨大损失，陆费逵的快速扩张也加剧了中华的“民六危机”，但这些有着执着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出版企业家，敢于担当，绝不推诿和退缩，最终都渡过了难关，开启了新的航程。同时代的出版企业家王云五推出大型的“万有文库”，章锡琛出版了多家大书局都不敢出的《辞通》，也都体现出一定的冒险精神。
关于企业家精神在出版业的体现，比较重要的还有创新、合作、执著等等，就不一一展开。时代热切呼唤当代中国涌现出能接续前贤的优秀出版企业家，也呼唤出版企业家精神的昂扬焕发。新世纪的出版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应该是有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行业精英、业界灵魂。我们也该尽可能为出版企业家的成长、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创造好的环境、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