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定林寺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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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所著《文心雕龙》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他的一生与佛教及定林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梁书·刘勰传》记述刘勰的生平事迹仅数百字，却两次提及定林寺。但是对于这座定林寺究竟位于何处？刘勰在寺内从事过哪些主要活动？刘勰卒于何时何处等问题，史书、方志的记载十分简略，有关专家的考证、论述又多歧异。爰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诸位学者、专家。
（一）
细检历代方志及迄今已经发表的有关著作、文章，涉及刘勰生平的定林寺，目前已达5处之多。
其一，南京钟山上定林寺。《建康实录》记云：“上定林寺，（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禅师竺法秀造，在下定林寺之后。”《建康实录》为唐人许嵩所著，应为记述南京六朝史迹史事的第一部方志。其后，宋代《景定建康志》记云，刘宋元嘉十六年“置上定林寺，西南去县十八里。”又云：“上定林寺在蒋山应潮井后，宋元嘉十六年禅师竺法秀造。”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则全文照录：“上定林寺，旧在蒋山应潮井后，宋元嘉十六年，禅师竺法秀造。”
其二，南京钟山下定林寺。上述《建康实录》在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条目下记云：“置竹林寺。……又置下定林寺，东去县城一十五里，僧监造。在蒋山陵里也。”《景定建康志》则记云：“下定林寺在蒋山宝公塔西北，宋元嘉元年置，后废。今为定林庵，王安石旧读书处。”《至正金陵新志》又是原文照录：“下定林寺，在蒋山宝公塔西北，宋元嘉元年置，后废。宋为定林庵，王安石旧读书处。”
其三，南京方山上定林寺。明葛寅亮修《金陵梵刹志·卷十》记云：“方山定林寺，古刹。在郭城高桥门外，……东城天印山后。南宋乾道（1165～1173年）末年，秦高僧善监创。按：上定林寺在钟山，寺废，因请其额于此，遂名定林。”
宋朱舜庸《方山上定林寺记》亦云“当乾道末年，有秦高僧善监始来是山，结庐行道。……即诣府请移钟山梁朝废寺上定林额于此”（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
其四，京口定林寺。山东《莒县文物志·莒县名胜·浮来山》一节中，提及刘勰“曾在京口定林寺编撰《众经要抄》”。莒县刘勰纪念堂陈列的《刘勰年表》中亦记述“刘勰二十四岁左右，僧祐到江南讲佛学，刘勰和他两人同住在定林寺里。……这里所说的定林寺，应指京口的庙宇”（注：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
其五，山东莒县浮来山定林寺。肖洪林、郡立均两位先生在《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中旁征博引，考定刘勰在南京定林寺“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不久即潜回故乡莒县，……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即刘勰）所创建。建寺后他曾校经于此，最后没有斯寺，亦葬于斯寺”（注：肖洪林、邵立均：《刘勰与莒县定林寺》，《文史哲》1984年第6期。）。
上述五处定林寺中，至少有三处与刘勰关连不大或毫无关系。
南京钟山下定林寺始建于刘宋元嘉元年，位于钟山南麓玩珠峰独龙阜之北，即今明孝陵的西北一带。该寺始建时规模很大，一些名僧亦曾留住该寺。但由于寺庙濒临溪涧，地势低下，自刘宋末年，特别是刘梁时已被废弃。据《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记述，昙摩密多于“元嘉十年（433年）还都（指建康），止钟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静，雅爱山水，以为钟山镇岳，埒美嵩华，常叹下寺基构，临涧低测。于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势，以元嘉十二年（435年）斩木刊石，营建上寺。”昙摩密多，即竺法秀，为南朝入华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深究禅法，译有《禅法要》、《普贤次经》、《虚空藏观经》等经藉。他在刘宋时期从荆州东下建康，住祗洹寺，授徒弘法，并一度入住定林下寺，但不久即着手营建定林上寺，并移居该寺，直至元嘉十九年（442年）在上定林寺内圆寂。上定林寺虽创建时间晚于下定林寺15年，但建成以后，逐步成为钟山名刹，成为江左佛教活动的中心。而下定林寺则逐步荒圮。许多史书均记载下定林寺“后废”、“自齐梁时已久废”（注：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刘勰自京口来南京的时间，约在齐永明年间（483～493年），此时下定林寺已经荒废，所以刘勰不可能定居该寺。
南京方山上定林寺，始建于南宋，距离刘勰活动的时代晚达700余年。该寺仅使用了钟山上定林寺的额名，并非为纪念刘勰而建，所以与刘勰的生平毫无干系。目前该寺院宇建筑早圮，仅存一座砖塔，古色苍然，欹斜欲倾，孤立在方山半腰丛林之中。
至于京口定林寺之说，更属子虚乌有。西晋末年，中原战事连绵，生灵涂炭。永嘉（307～313年）南渡，江北流人相继过江，大批衣冠士族离开黄河流域，移居江南。东晋政权乃于江南侨立郡县以安置之。南东莞郡即侨郡之一，镇京口，即今江苏省镇江市，刘勰祖籍山东东莞莒县，南渡后即侨居京口。但该处虽为刘勰的出生地及幼年居住之处，却并无定林寺。刘勰自20岁左右离家以后，长期在南京活动。相传梁昭明太子肖统曾在镇江招隐寺内建增华阁，邀约一批著名文人研讨编纂《昭明文选》，刘勰可能参与其事，但并无刘勰在京口定林寺编撰《众经要抄》之事。所以我们在考证刘勰与定林寺的关系时，应将南京钟山下定林寺、南京方山上定林寺及京口定林寺三处予以排除。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南京钟山下定林寺虽与刘勰无缘，却与我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文人王安石及陆游结下了不解之缘。指宋人张敦颐所撰《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一》记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高僧宝志西逝。梁武帝十分尊崇这位国师，乃“以钱二十万，易定林寺前岗独龙阜，以葬志公。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造浮图五级于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开善寺。”下定林寺以20万钱将前岗让与朝廷另建大寺，其本寺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到了宋代，称定林庵，亦称定林院（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后，归隐金陵，野居在府城东门与钟山半道上的“半山园”。王安石深爱钟山景色幽美，经常骑驴游玩钟山，疲倦时便到定林庵休息。后来，他就在庵内建了一个供自己休息和写字、读书的书斋，取名“昭文斋”。王安石在咏“定林所居”（即昭文斋）诗中云：“屋绕弯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注：王安石：《临川集》。）。约100年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两次慕名来游钟山定林庵。第一次在昭文斋壁上题名曰：“乾道乙酉（1165年）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5年后，陆游重游钟山，定林庵已被火毁，而他在昭文斋壁上的题名却被寺僧事先摩刻在寺后的崖壁之上。1975年10月，陆游题名石刻被发现，成为我们考证下定林寺遗址的重要资证。
（二）
史料证明，刘勰的一生和南京钟山定林上寺关系密切，情缘深厚。他曾三次在定林上寺留居，前后时间几达20年之久。
刘勰第一次进入定林上寺是在他的青年时代，约20岁以后，他只身离开京口故居，来建康定林上寺依僧祐居住。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
僧祐乃一代高僧，原籍徐州，出生于建邺（今南京），幼时即随家人入江东第一座佛寺建初寺礼佛，后出家。14岁时入定林上寺，为法达之弟子。法达即定林上寺的开山祖师昙摩密多，亦称竺法秀，“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僧祐在法达的指导下，精研佛学；又曾受业于律家所宗的一代名匠法颖，“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注：《高僧传·释僧祐传略》。）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肖子良多次敦请僧祐开讲律学，披释精详，辨解入微，大受欢迎，听众常达700～800人。僧祐又是一位佛教文史学家，他十分注意保存佛教史料，广泛收集佛教典籍、卷轴；自己著述亦丰。当时庙宇又饶有资财，富于藏书。刘勰得此良机，“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潜心攻读佛教典籍及各类经史群籍，积十余年之功，遂能“博通经论”，并协助僧祐抄撰辑录，整理其所藏经籍，“区别部类，录面序之”，先后编出《出三藏记集》15卷、《弘明集》14卷、《释迦谱》5卷等大量经籍（注：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史称“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注：《梁书·刘勰传》。）。开我国寺院搜藏佛教文献之先河，僧祐及刘勰功莫大焉。
钟山定林上寺，当时乃南朝佛教活动之中心，名僧辈出。据粗略查考《高僧传》及《续高僧传》等书，可知与刘勰同时在定林上寺之高僧即有僧柔、法通、道嵩、超辨、慧弥、法令等人。齐梁王侯贵族如齐竟陵王肖子良、梁临川靖惠王肖宏及处士名流何点、周颙、明僧绍等人，经常策踵出门，殿展禅堂，或咨戒范，或听内典（注：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刘勰得此机遇，遂在佛学、道学、儒学及文学的研究方面，均已登堂入室。他在协助僧祐编定佛教典籍的同时，又在定林上寺内写成了一部我国古典文学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刘勰的名字，因《文心雕龙》这部辉煌巨制的传世而名垂青史，而钟山定林上寺，也因刘勰曾在此沤心沥血、精心撰写《文心雕龙》一书而留下了庙宇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页。
梁武帝肖衍天监初年，刘勰离开定林上寺，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职奉朝请、中军将军肖宏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仁威将军肖绩的记室，最后任昭明太子肖统宫中的通事舍人兼步兵校尉。由于出身寒微，刘勰的一生仕途坎坷，虽在太末县令任上，“政有清绩”（注：《梁书·刘勰传》。），终未得蒙升迁，无法施展自己“达则奉时以骋绩”（注：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的政治抱负。
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六、七年间，刘勰奉诏第二次进入定林上寺。据《高僧传》二集卷六《僧旻传》记述，天监六年（507年），梁武帝“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旻。”此次入寺参与《众经要抄》之撰辑，为时虽不到一年，但此时刘勰正在太末县令任上，梁武帝特诏一在职县令与众高僧一起撰辑佛经，可证刘勰对定林上寺所藏佛教经籍之熟稔，询非常人可及。
梁天监十七年（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对刘勰长年呵护有加的僧祐卒于建康建初寺，葬于定林上寺之侧，刘勰为僧祐写了碑文。不久，刘勰奉诏第三次进入定林上寺。据《梁书·刘勰传》记云：“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
刘勰自第一次进入定林上寺不久，即为高僧超辨制作碑文，其后，又为京都建康的不少寺塔及高僧制作碑文，为僧祐制文，事属理所当然。而自上次编写定林上寺的藏经以后，事隔多年，僧祐当又搜集不少卷轴、典籍，所以梁武帝特诏刘勰再次参与定林上寺所藏佛教经籍的整理、增订、校证工作。此时的刘勰已年逾半百，垂垂老矣。仕途失意，升迁无望；加之遭逢大变，恩师僧祐西逝，遂于经籍编校事宜结束后，即矢志出家。他出家的地点，当然选在他旦暮相近20年的定林上寺。
刘勰晚年出家的这座定林上寺，不久亦告荒废，此后数百年间史籍无征。宋代以后史书诗词中的钟山定林寺，均指钟山定林下寺。如前所述，这与王安石、陆游等著名文人曾在此休憩、游赏及题咏有关。
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曾化费两天时间，在钟山寻访古迹。他在《游钟山记略》（注：[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他先后踏访钟山定林下寺及上寺遗址的情况。第一天，他游“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独龙阜也，梁开善道场，宝志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图五层覆之。”宝公塔后有木末轩、名僧娄慧约塔及三绝碑亭等古迹。“又东折，渡小涧，涧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即王安石）尝读书于此。”第二天，宋濂又攀援上山，“折而东，路益险。……有二台，阔数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北郊坛祀四十四神处。……又力行登慢坡。草丛布如毡，不生杂树，可憩。思欲籍裀褥，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无五十弓，不啻千里远。竭力跃数十步，辄止，气定又复跃，如是者六七，竟至焉。”据此，可知唐宋以来志书所载不诬，钟山上、下定林寺，同处钟山南侧，但定林下寺在山麓，邻近独龙阜宝公塔；而定林上寺则在山腰之上，已近峰顶矣。其具体位置，在南朝刘宋北郊坛祀的上方，建于一块平缓的山坡上。
据宋《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北郊坛”条目记载，南朝“宋孝武大明三年（459年）移北郊于钟山北原。今钟山定林寺山巅，有平基二所，阔数十丈，即基地。”“梁武帝北郊为方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为壝再重。”“宋书云，江左未立北郊，地祗众神共在天郊。成帝立二郊。天郊则六十二神，……北郊则四十四神。”北郊坛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到明初宋濂前去寻访时，两座平台依然，据此可定定林上寺的具体方位。令人欣喜的是，当笔者正在撰写此文时，南京市文物局及中山陵园管理局的有关同志告知，这座湮没已久的南朝地坛遗存已被发现。据《新华日报》1999年8月8日载文披露，这座遗存位于紫金山（即钟山）南麓海拔277米处，北依钟山主峰，下临紫霞湖。坛体取正南北方向营造，主体建筑由四层台面组成。坛体用土石筑成，边长近90米，总面积逾8000平方米。
据悉有关专家正在对该处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进行研究论证，但与明初宋濂寻访古迹时的记载对照观察，笔者认为这座遗存的发现，为定林上寺遗址位置的认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证，正如陆游题名石刻的发现，为定林下寺遗址位置的认定提供实物例证一样，具有特殊的价值。
（三）
关于莒县定林寺与刘勰的关系，肖洪林、邵立均两先生在《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中已雄辩地论证了“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即刘勰）所创建。建寺后他曾校经于此，最终没于斯寺，亦葬于斯寺。”苏兆庆先生亦认为：“刘勰在钟山定林寺出家以后，稍事停留，念于羁鸟峦旧林，池鱼思故渊之义，怀着孤苦无告的心情，潜归到了故籍东莞莒（即莒县），依浮来山定林寺而终老一生”（注：刘树芬、周笑通：《浮来山》，日新书印1998年。）。
笔者认为，刘勰在钟山定林上寺变服出家后不久，即潜归山东莒县故籍、隐居浮来山、青灯黄卷、孤寂以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梁书·刘勰传》在记述刘勰一生事迹时，基本上循时记事，对刘勰在钟山定林上寺变服出家的过程，记述亦甚具体。但却突然以“未期而卒”四字作结，语气太过突兀。比《梁书》晚出仅23年的《南史·刘勰传》则将此关系重大的四个字删去，显系存疑。当时连年争战，人口流动频繁，不少高僧更是行踪不定，四出弘法，莒县高僧来宁者有之，刘勰潜归山东故里亦非难事。加之刘勰如不愿在都城的近郊钟山隐居，京口故居又无亲属可投，则当以返回祖籍东莞莒县之途最合情理。《刘勰与莒县定林寺》文中，列举刘勰曾定居该寺的几条物证，即彦和墓塔遗址、古遗石乌鱼碑座及落款为“隐仕慧地题”的“象山树”石刻，均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现在浮来山怪石峪的“象山树”三字篆文，传为刘勰亲书。不少专家考定此三字各指一事，“象”通像，谓寺内众多的造像；山即浮来，树指寺内的古银杏树，三者合为浮来胜景。其实，浮来山为莒县名胜，由来已久；古银杏枝叶扶苏，繁荫数亩，历3000余年的沧桑巨变，亦系莒县名胜，号称“天下第一银杏树”；唯“造像”一事，值得玩味。佛寺均有造像，何以能位居浮来山及古银杏树之前呢？考刘勰青年时代起，即依僧祐居处10余年，而僧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注：《高僧传·释僧祐传略》。）。可见僧祐在佛教造像及建筑工艺方面的高超技艺。刘勰长年随侍，且曾为僧祐所造浙江剡山石城寺石像制作碑文，长达2600余言，对佛寺石刻造像亦应十分熟悉。当时莒县定林寺内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石刻造像，或存有意义特殊的造像，故能与山、树合称浮来胜景。
但断定“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所创建”一语，似尚缺乏实证。莒县定林寺建于县城之西八九公里处的浮来山上。定林寺僧相传：“晋太元（375～396年）间，高僧竺法汰曾背铜佛来此山（即浮来山）住锡立寺”（注：刘树芬、周笑通：《浮来山》，日新书印1998年。）。竺法汰乃东晋太元年间高僧，为名僧佛图澄之弟子，淹贯经史，博通佛典，原籍东莞，避乱南下，太元十二年（387年）逝于建康瓦棺寺。后世浮丘僧侣奉竺法汰为莒县定林寺之开山祖师。南朝刘宋年间，高僧僧远曾在莒西浮来山讲法，被奉为继竺法汰后的第二代名僧。据此，莒县历史悠久，浮来山环境清幽，高僧来此建立寺庙，弘扬佛法，询属常事。且刘勰既属失意潦倒，晚年潜归故里，何来精力及财力在几年内创建这座规模颇大的寺院。所以，我认为莒县浮来山可能在东晋时即已有寺，而刘勰从建康潜归故里后，即居于该寺。至于寺名定林，则应与刘勰有关，当系他在钟山定林上寺留居多年，情缘深厚，返回原籍后，特意将该寺改名定林，藉以抒发自己深切怀念之情。总之，现在的莒县定林寺，实际上已成为全国唯一现存的刘勰纪念景物，应该妥善保护，以资纪念。
收稿日期：200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