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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是度量衡制度逐步建立与健全的时期，但是由于诸侯割据，政权动乱和分裂，再加上史料匮乏，要想了解这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度，除需借助于文献记载、器物上的有关铭刻等材料之外，这时期各国钱币上的重量单位也是研究权衡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来钱币大量出土，钱币学家又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借助这些研究成果，从度量衡的角度再作一些探讨，对了解这时期各国的权衡制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从贝币到金属铸造货币
货币产生于什么时代，钱币学家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商代遗址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海贝，朱活在《古钱探源》中曾说：“起码经过夏代到商代，贝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货币了”。并例举商代彝器中常见赏贝、赐贝的刻铭为证。如中鼎铭有“侯易（赐）中贝三朋”。小臣邑斝铭文：“癸巳，王锡（赐）小臣巳贝十朋”（注：朱活：《古钱探源》，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西周铜鼎上关于贝的刻铭更为多见，如遽伯睘卣铭文：“用贝十朋又
（四）朋”。 
尊中有“三十朋”。效卣中有“五十朋”。《诗·小雅》中也有：“既见君子，易（赐）我百朋”的记载。彭信威认为，在铸币出现之前，经过夏商两代到了西周，贝已取得了货币或准货币的身份了（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除天然海贝之外，商周时期还出现了铜贝。
卣上刻铭“易（赐）贝卅寽。”商周时天然海贝均以朋为计数单位，而铜铸贝大概以“寽”为单位了。这说明西周时铜已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凭重量转让。原始货币是贝币，但因贝币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如不易分割、本身没有使用价值等，贝币被金属铸造货币取代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金属没有天然单位，因此在重量单位没制定之前，金属又不便于用作货币，这就决定了金属货币与度量衡之间的必然联系。
商周之际黄河中流的农业区，曾以常用的并可转让的青铜农具铲（钱或镈）充作交换媒介，到了春秋中期，钱或镈演化成货币，出现了形体较大而有简单铭文的空首布钱。春秋中晚期，周王室及晋、卫、郑、宋等国都铸造了空首布钱。战国时期，布钱形体缩小而演化为平首布，扩大了铸造和流通的范围。与布钱同时期，东方的齐国出现了刀化币。到了战国时，刀化使用地区扩大到燕国。战国后期，秦国出现圜钱，随即影响到周及刀布地区。而楚国则是使用金钣和铜贝两等货币。
货币虽起源于商代，但直到春秋前期，中国的货币经济仍不发达，在那个时代，论财物多以谷粟为主，九贡、九赋很少见到以钱币为赋，公卿大夫往往以采邑的多寡来衡量富贵，也少见以钱币为禄。实物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交换方式多以实物为主，即“抱布贸丝”（《诗·国风·卫》）或“握粟出卜”（《诗·小雅》）。这些等价物只是货币的雏形，而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春秋左传》中凡涉及财货之事，如贿赂、馈赠、献纳、乞求、盗窃、掠夺、积蓄等都以金、玉、车马、鼎彝、锦帛、衣服、兵器、粟米等实物为对象（注：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这时期货币还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到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发达的高峰，大量货币的铸造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据考古发掘证明，先秦货币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遗物，如1948年在河北易县发现战国铜币达500多公斤；1963年在石家庄郊区发现大批刀币，共重15公斤，计10000余枚；1957年北京朝阳门外呼家楼出土战国刀、布铜币3876枚；1954年河北承德出土一批刀币约100余斤；1951年锦州市出土窖藏明刀币50余公斤；1963年河北石家庄出土重约15公斤，计10,000余枚刀币（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973年在山西闻喜县出土了一批战国圜钱，共700余枚（注：朱华：《近年来山西出土的一些古代货币》，《文物》1976年第10期。）；1963年在湖北孝感县出土一批蚁鼻钱共21.5公斤（注：程欣人：《湖北孝感野猪湖中发现大批楚国铜贝》，《文物》1980年第10期。）；1979年在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晚期楚国金币共5187.25克（注：涂书田：《安徽寿县出土的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这期间钱币出土之多不胜枚举。从文献记载来看，《战国策》中言及财物则以货币收入为主，书中记述“百手”、“百镒”、“千斤”、“千镒”的事例就不下30余处（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齐策一》中还记有公孙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此外，还有“一布”、“刀布”、“百束布”等都是指铸币而言（注：《墨子·贵义》：“今士之用身也，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管子·揆度》“刀布为下币。”《荀子·富国》“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荀子·荣辱》“余刀布，有囷窌。”《韩非子·内储说》：“得百束布”等。）。官营手工业也以货币收入。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可以确定是贝，当前能够确认为金属货币，只能上溯到东周时期，而在商品经济中普遍使用可能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了（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东周时期的货币形态十分复杂，从总的形制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即布币、刀币、圜钱和铜贝币。货币上所见重量单位有釿、镒、寽、两、
（锱）、朱（铢）等。
二、货币中的重量单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重量单位在货币中的标准有过十分确切的论述：“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了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若干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可以合成
等等。因此，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货币商品流通》，人民出版社，1972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古代的货币名称多采用重量单位的名称，如英国的镑、法国的里弗、意大利的里拉、中国的半两、五铢钱等。但是古代货币与重量单位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在重量单位制尚不健全或十分混乱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先秦时期货币中的重量单位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来看，一方面形式多样，模铸文字繁杂、轻重大小有别，反映出当时经济和政治有很大的割据性。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或城市铸币往往在同一地点出土，而且币制和铸文也往往相互影响，又说明当时各国经济关系逐渐趋向统一。我们在分析铸币上的单位时，很难完全按照国别或是完全按照币型分类，只能大致以重量单位、名称分述如下。
（一）釿
布币上的“釿”字是不是重量单位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斧斤以时入山林”（注：《孟子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庄子·在宥》云：“于是乎釿锯制焉”（注：《庄子集解》卷三第64页，《诸子集成》第三册。）。《说文》云：“斤、斫木斧也”。段注“此篆象形之下，当有一曰十六两也六字”（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斤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集韵》则认为：釿与斤同（注：《集韵》云：“釿，三斤。器之釿锷或作三斤”。《四部备要》经部卷之二，中华书局，1938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釿，古量名，从全以斤。全，古金字，古币文有半釿、一釿、二釿”（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十四，光绪戊戌年重刊本。）。故釿是从斧斤转化来的，它本是生产工具，由于斧斤有一个约定的重量，后来斤又转化成一个重量单位名了。在货币上的“斤”都写作“釿”。釿、斤从字源上看当是一个字，但货币上的单位“釿”与秦汉时的重量单位“斤”在量值上是有区别的。“釿”在战国时也曾用作布币以外的计重单位，如魏国的铜鼎上常见以釿、益记重。
货币上的“釿”主要出现在布币上。黄河中游（关、洛、三晋地区）是我国古代主要农业区，所以钱、镈这类农具在殷周之际曾被作为交换的等价物，出现了原始的铲布。原始布特别粗大，上面没有文字，形制、大小与青铜农具——铲极为相似，重量达190克以上（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原始布的特点是在大小、厚薄以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晚于原始布的空首布已较为规整，钱币学家根据其形状不同，分为平肩弧足、耸肩尖足、削肩弧足等类型（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首布都有大小两式（或两式以上），形成我国早期货币流通方面的一种比较完善的“子母相权”制度（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空首布上一般均有文字，或为数字、干支字、城邑等，偶见有“釿”字。
1959年山西侯马出土的12枚耸肩尖足空首布，其中一枚模铸五字，尚可辨识的仅为“黄釿”二字，意为“衡釿”，或“当釿”（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外河南等地出土的削肩弧足空首布上的铸文有“三川釿”、“武釿”等字（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根据近年来出土的几件战国时期魏国以“釿、镒”标度重量的铜鼎，折合每釿当为26至32克（注：见拙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那么空首布上的釿是否就是其币材重量的标度呢？据实测，平肩弧足空首布大式带范塞者，大抵39克左右，不带范塞大抵30克左右；耸肩尖足空首布大式带范塞大抵38克左右，不带范塞是30克上下（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说明早期的空首布约略相当于一釿重，釿应当是它重量的标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标度或价格标度，最初都是用重量标度的原名作名称”。削肩弧足的空首布及前两类的小式，重量都在18～30克之间（包括范塞），显然是晚于前两类大式的减重后的空首布，因为“执行价格标准职能的贵金属的重量不断变动和减轻，但是它的重量名称却保持不变”。“于是，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就和金属的一般重量名称在历史过程中脱离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这时“釿”只是铜铸币的名称，而不再标明这种空首布的币材重量是一釿了。
由空首布嬗变而来的是平首布，主要流通于战国时期。平首布无论出土的数量和范围都远远超过空首布，仅山西阳高一处就出土13000枚（残破者不计），以釿为名称的也明显增多，有在釿字前贯以地名的如“彘釿”、“垣釿”、“阴晋一釿”、“甫反一釿”等等，其中大多数属魏国，少数属韩国。平首布上除铸地名外，有些还铸有货币单位，“半釿”、“一釿”、“二釿”等。如1956年在山西芮城出土的一坑平首布钱，计重10公斤，其中“安邑一釿”121枚，“安邑二釿”64枚（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安邑是魏国迁都大梁以前的都城，安邑×釿币是战国早期布币中较为多见的一种。平首布都是减轻的“釿布”，模铸在平首布上的“釿”，已不再代表币材的实际重量标度，只是布钱的名称。钱币学家把这些釿布分为早、晚二期，晚期釿布的重量更加减轻（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表一）。
表一 釿布的重量比较表
币名
早期重（克）
晚期重（克）
备注
半釿布 约6～9 约4～6各家所测之
一釿布 约12～17约10～13
数略有出入
二釿布 约22～30
它们之间重量的比例，从币文上看应是2:1:0.5，实测重量也大体相当。
从春秋时期的空首币重约30克，至战国晚期平首布已降至10克左右，釿布的重量呈明显的减轻趋势。对这种现象朱活认为：“平首布钱仍称为‘釿’，这里的‘釿’字已成为布钱的名称，而不再标度布钱币材的实际内容……。所以把平首布钱的重量误解成为‘釿’的重量逐步减轻是不符合事实的”（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萧清说：“布币的单位‘釿’的重量，从春秋时期的空首布重约35克，降至战国早期釿布的12～17克，至战国晚期，釿布已降至10克左右，这明显与掌握铸币权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铸币贬毁的行为相联系”（注：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数百年间，各国君主不断进行货币的伪造，夺去了铸币原来的重量，以致事实上只留下原来的名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金属货币重量减轻，一方面随货币经济的繁荣，轻型的货币更适应流通的需要，这是货币制度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也是古代金属铸币流通方面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此外，战国中晚期楚国铸行了大小两种布币，大币正面模铸文字“旆比当釿”，“旆”从“市”声，有大的意思，“比”与“币”音近，可以通假（注：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
”和“比”》，《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意为“一个大币相当一釿”。大币背文为“十货”，重量多在31～34克之间，与三晋地区大空首布相当。钱币学家认为“十货”就是“十个贝货”之意，楚国的贝货就是蚁鼻钱，蚁鼻钱大小轻重不等，据分析3克左右的重量也比较适中，因此，一件旆币的重量与10枚蚁鼻钱基本相当。小币面文为“四比（币）”，背文为“当釿”。朱活认为“四币”是“四分釿”的意思。这种小布币总是两个布脚对脚相连，俗称“连布”。1件连布是半釿，2件即一釿。据测1件连布的重量大抵15克左右，2件连布（即4枚小布）为30克左右，这与一枚“旆布当釿”布的重量也约略相当（注：朱活：《蚁鼻钱新探——楚国地方性的布币“旆币当釿”》，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图一）。
图一 连布拓本
旆币不是楚国的主要货币，而是地方性货币，从其出土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楚国的东境，接近布币地区，显然是为了适应与韩、魏布币地区的交往而产生的。旆币注重的是布钱与贝货的兑换关系，流通的时间也很短，故当三晋布币重量已明显减轻的战国中晚期，旆布仍保留着每釿30克的重量。
（二）寽
寽是商周时期铜的计重单位。西周铜器卣上刻铭“易（赐）贝卅寽”，说明最早的铸贝——无文铜贝是以寽为计量单位的。布币所见的重量单位主要是“釿”，而魏国迁都大梁（公元前362年）后铸行了一种“当寽”布，这种布币面文有四种（注：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约略的重量见表二。
表二 （当）寽布重量比较表
梁夸釿五十尚（当）寽重28～17克
梁夸釿百尚（当）寽 重15～17.2克
梁正（币）百尚（当）寽重16～10.8克
梁
（半）（币）二百尚（当）寽
重7克
四种布币的比重应是2:1:1:0.5，与同时流通的布币“二釿”、“一釿”、“半釿”的重量也约略相当（见表一）。可见这里的“釿”字是布钱的名称，不再是币材的计量单位了。“梁夸釿五十当寽”，是指这种釿布50枚相当一寽重；“梁夸釿百当寽”是指这种布币100枚相当一寽重；“梁半币二百当寽”，则是指这种布币200枚相当一寽重。按照“当寽”布实测推算，一寽重1000～1500克左右，这与据战国晚期东周铜钫推算出一寽重1100～1300克重量约略相当（注：拙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种“当寽”布显然是为了适应使用不同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的两地间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专门铸造的货币，性质与楚国的“旆币当寽”布相同，反映着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间密切的商业经济关系。
（三）“賹”和化
齐国刀币上常见模铸“××法化”等字，以“齐法化”为最多。“化”未见用作重量单位而像是货币的名称。后来圜钱上有“賹六化”、“賹四化”，化似乎又是货币单位了。××法化刀币重量一般为45～47克，相比而言，“法化”铸币轻重、大小、形制似乎相差不大，因此有人认为齐国的法化钱（或称法钱）应该是合乎当时政权规定标准的铸币。
賹化币：齐国以賹和斤为黄金的计量单位。文献中齐以賹（镒）为重量单位之处多见，如《管子·乘马》：“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注：《管子校正》卷五第15页，《诸子集成》第五册。）。《史记·田单列传》：“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刺客列传》：“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注：《史记》卷八十二、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镒”旧说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说法虽不同，但总是在两以上的单位，或与斤属同一个等级。賹化钱的賹写作“
”。从字形上看，当为二十朋贝之意，从量值上比较，此处的賹又不可能是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之镒，也不会与魏国铜鼎刻铭釿、镒的镒属同一级的量值单位。那么，这类钱币上的“賹”又是怎样一种单位量呢？朱活认为可能是《小尔雅》中所说的“一手之盛为之溢”的溢，即一手抓小米量之重，大约重43～50克（注：朱活：《三谈齐币》，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也相当于一枚“法化”刀币之重，此为一家之说。
（四）朱、两、
朱（铢）、两、（锱）是秦国圜形钱上常见的重量单位，一锱合六铢。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是秦国的法定单位早已被众多的历史事实所证明，那么秦国钱币中朱、两、的重量标度，是否能反映这个时代重量单位的实际量值呢？
秦国铜铸币形制主要是圜钱，早期的圜钱为圆形圆孔，多为一两型，币文可释读为“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三”和“珠重一两·十四”，重量在14克左右（注：朱活：《秦钱考略》，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过去有人认为这种一两钱是称钱的专用砝码，但它们制作并非十分规整，标度虽皆为一两，实际重量却不尽相同，轻者9克、重者达15克以上，所以还是应当看作钱币（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这种圜钱应该是秦国半两钱的前身。后期圜钱有半两、两；两钱重约8克，与半两实重相当。两即12铢或半两，所以也属半两型钱，是秦半两钱的变异，曾与半两钱同时流通（图二）。
图二 圜钱与早期半两钱文之比较
1～3.圜钱
4～7.半两
秦半两圜钱始铸于战国后期，秦统一六国后又通行于全国，成为中国之法定通货。秦半两的铸造、发行应当是由国家垄断，无疑是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所用单位又是政府颁布的法定单位，原则上应该是“其重如文”的，因此过去曾有人以秦半两推算秦之衡法，得秦一两合16.1398557克（注：a.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上虞罗氏重刊本第71页。
b.计算数据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1984年。），精确到小数点七位数，这当然只能是计算所得的数值，而实际上历代留存下来的秦半两“轻重无定”，并非能做到整齐划一。正如《史记·平准书》所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注：《史记》卷三十第1442页。）。如按秦每斤合253克计，每两当合15.8克，标准之秦半两当合7.9克，从有实测数据的秦半两来看，一般在7克左右，但却有相当一部分不合标准，最轻的仅0.2克（注：韩钊：《试论中国古代货币标准化》，《中国钱币》1934年第1期。），轻者一般为3克左右（注：郑汉亨：《秦半两钱文图说》，见《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重者达20克以上，因此要想从钱币上来推算标准的重量单位，恐怕只能是徒劳。正如彭信威所说：“遗留下来的半两钱，如同牡丹叶一样，枚枚不同，至今还没有发现制作整齐、文字规矩，可以一望而知为官炉所铸的半两，因此也难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确定衡法”（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以朱两为单位的，除秦国之圜钱外，还有一种圆肩圆足的平首布，由于它的首及两足的部位各有一个穿孔，故习惯上称作“三孔布”，币正面模铸文字多为地名，另一面记有“一两”，或“十二朱”。由于朱（珠）、两是秦汉时期的重量单位，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秦国的货币，裘锡圭根据币上的地名证明它是战国晚期赵国的货币（注：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圆肩圆足三孔布汇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当为可信。据实测，“一两”铸文的三孔布，重量在15～17克之间，“十二朱”重7.2～3克（注：朱活：《布钱新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与秦国的单位量值接近（图三；图四）。
图三 三孔布拓本
图四 三孔布拓本
1.应乡（背十二朱） 2.平台（背十二朱） 3.上
（背十二朱） 4.北九门（背十二朱） 5.安阳（背二十朱） 6.阿（背十二朱）
三、称量货币——金钣
金钣上的钤印文字过去多释作郢爰、陈爰、专爰，今改释为郢爯、陈爯和专爯，或统称为称量货币。
楚国盛产黄金，后世发现的各种金钣多出自楚国故地。金钣上常见有铜印钤成的小方格，通常每格印有二字，以“郢爯”、“陈爯”、“专爯”为多见。郢是楚国都城，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来虽曾多次迁都，但楚人把迁都之所在均仍称“郢”。“郢”即楚国所通行的一种金币。“爯”写作“
”。过去多释作“爰”。有人认为“爰”即“寽”，是重量单位。现在看来“爰”与寽并非一字，而且“爰”也未见用作重量单位。关于“爰”字的释读还有不同见解，日本人林巳奈夫首释为“爯”（注：林巳奈夫：《战国时代的重量单位》，《史林》51卷2号，1968年。）。安志敏在《金版与金饼》一文中又对这一释读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郢爯”中的爯写作“
”，“陈爯”中的“爯”写作“
”，“专爯”中的爯写作“
”，东周铜钫中的爯写作“
”，颇为相似。此外，战国至汉初墓葬中还出土了作为冥币的模制品，其中以郢称为最多。称字已明显写作“
”（注：安志敏：《金版与金饼》，《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李学勤先生也说：“楚国的金钣文字以‘郢爯’、‘陈爯’为多见。爯字释作‘爰’是不对的，汉初的泥制金钣文字多作郢爯，可以确证楚金钣的释读”（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金钣中的“
”释作称与它的使用方法也是相符合的。楚国黄金作为流通货币，早已被大量出土的金钣所证实。这种金钣没有固定的形状，并不是一枚一枚用模铸造的，而是在浇铸成的一大块扁平的金钣上打上许多印记，使用时还需再次分割成小块。金钣上的印记排列并不整齐，分割时也不可能准确、等量，因此在流通过程中还要经过称量。黄金是贵金属，准确的称量对于流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近年来在湖南、湖北、安徽等楚国故地的墓葬中先后出土的数量较多的天平砝码，是楚国金钣作为称量货币的另一佐证（图五）。
图五 最近出土的“郢爰”和“陈爰”拓本
1、19.安徽临泉鲖城 2、6、8、10、14、15、18.安徽临泉艾亭 3.湖北江陵纪南城 4、5、7、9、12、13、16、17、20、21.安徽阜南三塔 11.湖北宜昌
古籍中关于战国时期的黄金计量常见以“斤”、“百斤”、“千斤”计。楚国盛产金玉，并且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这一历史事实已被史籍所载和大量出土的楚国金钣、金饼所确认（注：建国以来仅江苏出土金饭的地点就有36处，仅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便出土了各种金币等共11000克。详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金币窑藏》，《中国钱币》1983年第2期。）。近年来，许多学者根据《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和《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的记载，以及完整的金钣重量多在230～280克以下，认为完整的金钣即合当时楚国的一斤。我们根据朱活“1987年以来新发现楚金统计表”中抽出其中完整的金钣列成下表（注：朱活：《楚金再探》，见《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表三）。从表上可以看出，尽管金钣印数差距甚多，少则10方，多则16、20方，有时达24方不等，这些完整的金钣重量虽然也有差异，但是如果剔除与平均值相距过多的2块分别重280克和449克，其他15块重量均在250～266克之间，平均重255克。这说明金钣在铸造时因厚薄不易控制，而所打上去的钤印也多少不同，但总的重量却相距并不太大，尤其与铜铸币相比，就更显得金钣每块的重量是相对准确的（注：彭信威测量过的铜铸币，有许多重量相差数倍，如安邑一釿，轻者6克许，重者在17克以上，而安邑半釿，有的竟达19克重。详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黄金是贵金属，价值高，因此当时的铸造者会努力使它们保持一个标准重量，只是由于技术水平低，又不是一时一地所铸，出现的一定的差值当不足为怪。从出土的金钣来看，金钣上的印字排列并不整齐，而且完整的金钣只是少数，所见多为半钣、三分之一钣，有时只剩下一两个钤印或半印，说明金钣在流通时都必须经过天平等衡器称量之后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因此说金钣（金饼）还不能称作铸币，而是称量货币。据报道，与天平配合使用的铜环权，在楚国故地常有出土，仅长沙地区101座春秋末至战国中期的墓葬中就有49座出土了铜环权，总数可达398枚，其中有一套完整的环权共10枚，重量大体以倍数递增，最大的1枚上刻有“均益”二字，权重251克，10枚相加约合500克（注：高至喜：《湖南楚墓中的天平砝码》，《考古》1972年第4期。）。铜环权上“均益”如果是代表此权之重为一益的话，那么此一益之重既不同于齐国“賹化”圜钱（每賹合43～50克），又不同于魏国铜鼎记重之釿、镒之镒（每镒约合300克）。但与完整的金钣平均之重相近，故此处之“益”应该是增益的意思，“均益”是指这套环权的重量均匀地递增。
表三 金钣重量比较表
币文
印数
重量（克）
发现的时间、地点
陈13印
250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3印
250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4印
449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7印
250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0印
235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2印
265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2印
258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陈16印
230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1972年
郢19印
280安徽阜南县三塔公社1970年
郢17印
262.8
安徽阜南县三塔公社1970年
郢18印
263安徽阜南县三塔公社1970年
郢22印
263.5
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郢22印
259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卢金
21印
250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卢金
19印
261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卢金
18印
264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卢金
16印
266.6
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1978年
综上所述，以钱币求单位量值多不准确，也不可靠，只能作参考和辅证资料。因为首先钱币毕竟不是度量衡器，它不是以重量标准的身份出现的，而且古代钱币的铸造技术有很大的局限。中国钱币一向是用手工制造，多用泥范，每范只铸一次，范范不同，版别多得惊人。再加上铸钱的时间、地点也各不相同，造成钱币轮廓有阔狭，钱身有厚薄，因此轻重也不可能一律。其次，金属铸币一开始是以重量单位命名并代表了一定重量的币材，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钱币重量减轻而名称则不变，钱币上的重量单位显然已不再代表该币的重量，而转变为价值单位了，即金属铸币的名义含量与金属含量逐渐分离。一般来说，同一名称的铸币金属含量呈减轻的趋势。尽管如此，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史资料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钱币上反映的各国度量衡单位，以及其所含有的一定时间和区域内的重值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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