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极限问题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极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虽然发表了大量著述，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故有些重要的研究点尚未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环节也需要再“梳理”。在这里，本文拟就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极限问题的方法论，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旨在求教。
一、要注重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变化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学术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是先进的，而其生产关系则是落后的。一般说来这并不错，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否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公式化的“套路”：发达国家先进的方面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其落后的方面都是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一研究思路既无助于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发展的事实，也无法解释马克思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据此，笔者以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要全面、正确地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就必须在方法论上顾及到：不仅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考察，而且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的考察，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发展对新的社会因素、关系和条件生成的作用有机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是指：从以实物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到以实物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以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包括：对技术专利、直接用于生产的各种软件系统、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品牌、现代化生产的组织能力、生产组织的知识和技术储备等的所有关系）为主导的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使生产资料的所有特性和管理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所有权”主体在其形式上日趋分散化和多元化；“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日趋增大，这两者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为旧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形态开始解体，在分配关系中表现为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有关著述中已作了详尽的考察，故不赘述。在这里，笔者仅想就此指出一点，即：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从经济必然性的角度界定资本的发展过程，资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一自我否定过程的根本基础就是作为生产过程相对独立要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一根本基础在资本自身矛盾运动中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动因”是指由科学技术调动起来的各种“自然力”，而决定这种动因生成和发展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即作为生产过程相对独立要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生产过程相对独立要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使资本对知识性生产资料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资本用来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即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必然最终孕育出摧毁它存在基础的根本条件：人本身所完成的直接劳动终将不再是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决定财富生产的是人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控制。“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由此，资本价值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为生产过程相对独立的要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就直接体现在资本价值关系的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如果说，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作为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系统所有制关系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的话，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对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等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在整个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中已经呈现出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极限思想的科学性。
二、不能简单地从“地缘化”和“知识化”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说到这里，笔者联想起近些年来学术界流行着的两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极限的观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一旦遍及或推广到全球，就必然导致对资本的彻底否定（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得出的结论），因为，资本那时已经没有活动的空间了（或者说，资本矛盾已没有得以转移和发展的空间了）。二是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共享性”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必然要超越资本关系所控制的范围，导致资本关系的衰微。我以为，这两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否则就会在逻辑上出现以下两种偏差。
其一，把资本主义发展极限“地缘化”。这种偏差很容易导致这样一种“乐观”的判断：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了，它的衰微为期不远了。我以为，“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缘概念，而是一个直接关涉到人类整体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联系程度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地缘化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如果简单地从地缘的角度来理解资本全球化，那么只能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场所限定在地球范围，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早已扩展到地球以外的空间了。这里仅以美国空间扩张为例。1958年1月底，美国的空军“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霍默尔·A·布谢衣准将，在“华盛顿太空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的设想，他说：“随着美军在月球上永久性军事基地的设立，以及美国人对月球了解程度的加深，美国军方完全可以在月球上建立一个人造环境，能源、火箭燃料和氧气都可以在月球上就地取材。”在美国军方一次高层绝密会议上，布谢衣准将甚至表露出更加勃勃的野心：美国军方不仅应该把月球建成一个军事基地，美国政府还应该把月球宣布为美国的领土！他表示：“美国人一定要抢先登上月球，在这场特殊的领土竞争中，美国人决不能当第二，否则的话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959年6月，美国“陆军弹药导弹司令部”向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提交了一份题为“地平线计划”的绝密报告，该报告论证了在月球上建立陆军基地的可行性问题，宣称在月球上应该建立“可以保护美国在月球上潜在利益，可以对地球和太空实施侦察，可以承担军事通讯任务和可以在月球表面进行作战的”永久性的美国军事基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格雷厄姆提出“高边疆”理论。这一理论为一年后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此，美国的空间扩展一发而不可收。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人首次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开辟了人类天战的先河。199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的文件《军事航天作战理论》指出，空间力量的主要任务包括空间支援、力量增强、空间控制和力量运用四个方面。2000年5月9日，美国空军参谋长和空军部长联合签发《航空航天部队：保卫21世纪美国》白皮书，强调美空军将由现在的空战为主转变为既可空战，又可在太空作战的“航空航天一体化”空军。笔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天战”决不仅仅是对地面战争的支援，同时也是空间资源争夺的手段。由此可见，不能简单地以地域为尺度来规定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张，当然也不能简单地以地球为尺度来度量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因此，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并不意味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我以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上看，“社会空间”可分为“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前者是指发展广度意义上的空间，而后者是指发展深度意义上的空间。这两者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资本全球化既有一个发展广度的问题，即资本以既定形态在全球扩展，更有一个发展深度的问题，即资本不断以新的形态在全球扩展（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发展形态的问题）。目前国外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方法论上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表示着对资本生产方式矛盾在全球发展形态即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内在空间”的一种思考，至于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则可另当别论。所以，对资本全球化不能简单地从地缘化的角度来理解，否则就会在方法论上导致对资本主义发展极限认识的简单化。
其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知识化”，即：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和分配简单地视为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因素，视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极限。其主要根据就是知识的共享性及其生产的社会化特性。这里主要谈谈所谓“共享性”。应该承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知识的这一特性的确有与资本关系相悖的一面，但是，知识的这一特性也有与资本关系相通的一方面，否则就不会有如马克思所言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使自然科学第一次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再则，相当一部分知识生产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同物质生产相结合才能显示其使用价值。当知识从“无形”转变到“有形”，其共享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即便是“无形”的知识，其共享性也是有限定的，知识产权就是这种限定的表现形态。最后，至少从当代世界的结构来看，知识的共享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共享，当然也不存在什么由“共享”所带来的共同“益处”。学术界有的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主要是指一般教育资源和非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这个“层面”，上述观点就会转变成为谬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配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而易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10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1.2倍，其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1上升到74∶1。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没有否认在当今时代知识的共享性及其生产的社会化特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否定性一面的意思，而是讲单就这一点还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由上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既不能简单地从地缘化的角度来理解，也不能简单地从知识的共享性及其生产的社会化特性的角度来理解。笔者以为，从方法论角度上看，只有把资本全球化和知识的共享性及其生产的社会化特性纳入对资本价值关系的考察，它们对我们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发展极限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三、资本交换价值关系所规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界限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
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交换价值关系是最适合社会生产发展的经济运行形式。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价值关系又有着一种“天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使交换价值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运行形式确立下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必须附着在交换价值关系上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生产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把财富及其创造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及其创造，对财富及其创造必须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及其创造来度量。对它来说，不能用交换价值来度量（这种度量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就不是财富。应当看到，这的确是人类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不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与“财富”毕竟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这两者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财富”要比“价值”宽泛得多。一般说来，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标准的都是人类的财富，但并非人类的财富都可以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来度量（或严格、准确的度量），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其在特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的体现等。资本的矛盾就在于：它既要调动一切科学力量和科学精神，以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又要把它所调动起来的科学力量和科学精神控制在交换价值所界定的范围内，抑或说，它在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调动社会集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从而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的同时，又力图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种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以尽可能地把它限制在“作为价值体所保存的范围内”。世界近代以来，人和社会（包括社会生产）的片面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裂，人、社会和自然间的对抗等，都可以从资本的这一矛盾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然而，一旦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点，就会导致资本的彻底自我否定。到那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限制不再取决于交换价值关系，而取决于“它对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所谓“个人的完整发展”，就是指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生产的限制取决于“它对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就是指生产的限制发展取决于它对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当然，资本的彻底自我否定是一个复杂、漫长的世界历史过程。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关系仍能在总体上控制它所调动起来的科学力量和科学精神，包括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言之，用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来度量社会财富，生产中知识的价值需要通过交换价值关系来体现，这仍然在总体上适合人类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尽管这一法则的内在矛盾在当代世界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在上述历史时期内，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要与交换价值关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在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历史时期，即在人类为了获得更好、更多的外在生活条件的历史时期，撇开交换价值关系，人类从生产过程获得的利益关系就无从度量，从而人类生产在总体上也就失去了动力源。我以为，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其彻底自我否定的界限或者说自我发展的极限也就是由资本交换价值关系所规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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