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特殊关系”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一个与台湾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日本与台湾的特殊关系体现为：其一，台湾近代100年来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处于与大陆分离、隔阂的状态，而日本统治就占据了50年。在这50年中，台湾是日本战略上向东南亚扩张的桥头堡，经济上是日本的殖民地。其二，二战后的50年内，日本殖民时期的统治痕迹仍然深刻地影响台湾的社会意识和经济体制，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日台经贸关系是台湾对外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其三，冷战时期，日本在安全上依靠美日同盟提供“保护”，冷战后，美日同盟加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防范。美国对台政策也从维持海峡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模糊战略”，调整为增强武器售台，防止“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战略清晰”。日本则强调台湾海峡局势关系到东北亚的稳定，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计划将日本、台湾纳入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这些佐证表明，日台关系的走势及其变化，正在成为影响美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因素。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时，日本曾以特有的“日本模式”处理了台湾问题，然而在现实中，日本与台湾发生了种种超越民间层次的实质性关系。冷战后，这种“特殊”关系有增无减。分析和研究日台关系的特殊性，判明日本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显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
一、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自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后，台湾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日本热情结”。日本漫画家小林善纪发表《台湾论》，鼓吹“伟大的日据时代”，台湾“国策顾问”金美玲与之附和，并挑起了“台湾共和国”的“独派”大游行，在岛内煽起了一阵又一阵与日本因素有牵连的“台湾自立”运动。与此同时，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在会见一日本研究团体时，竟公开表示“希望”台日双方能“针对中国威胁”，进一步加强分工合作。（注：作者注：时至今日，台湾的一些社区单位，文教和卫生系统，都还可找到日本时代的影子，一些地区甚至还保有完好的日居时代的户籍。）这些“亲日动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皇民”思想在台湾社会的反映。
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社会。经济上，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化，使台湾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市场。文化上，日本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幌子下，在台湾大力普及以“皇民化”为核心的所谓“国民”教育。根据台湾光复时期一份统计资料的记载，当时的“模范皇民家庭”高达50万户。
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的辛酸史，日本殖民统治所保证的“生活优裕”，以及远离祖国大陆抗日主战场的经历，使台湾社会上层不少“精英”“感谢日本”，认为日本“帮助台湾实现了现代化”，认为台湾社会在日据时期“没有民族尊严但秩序井然”。这些劣根性思想，后来成为台湾社会中“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一奴化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虽然这种思想未成为台湾人民的主体性意识，但殖民统治结束后，“皇民情结”依然在台湾社会中发酵，成为左右台湾人民心态的重大不稳定因素（注：作者注：台湾历史上的“二·二八”历史悲剧，固然与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直接相关，但事件发生过程中，也牵涉到台湾社会的日本势力。）。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专制统治进一步加深了台湾民众被迫害的情结和民怨，甚至使台湾一些民众产生了“背祖”的逆反心态。日本统治台湾50年在台湾民众中所结成的“日本式的世故人情”，“日本的文化情结”等社会现象，也随着国民党统治时期日台关系的发展而得到保留。中美建交后，日本右翼通过东京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继续对台湾社会进行渗透。在90年代，台湾社会中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祖国大陆的思潮，其背后仍然离不开日本背景（注：根据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近作《台湾史记．卷四》披露，李登辉时代，日本船舶振兴为背景的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透过在东京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等管道，向台湾赠送“对台工作费”。接受日本捐款的台湾南海基金会，就是用此款项邀请金美玲回台讲演的。许介鳞：《台湾史记．卷四》，台湾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第326页。）。相比之下，香港历经英国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香港民族”、“港民自决”或“英国皇民”之说。而只有日本51年殖民统治经验的台湾，却常有“台湾民族”或“台湾独立”之论，岂不耐人深思？
二、特殊的日台经济关系
日台特殊经济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美国对日政策的结果。时至今日，台湾在经济上仍然不能摆脱对日本的依附地位。
1.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日本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考虑如何利用共同防御计划和其它经济援助，将日本战前的工业资源和东南亚的自然资源连结，使日本成为美国“军需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军事设备和原料基地。目的是降低美元成本，保障日本的出口市场并促进日本经济的复兴，从而以美日为轴心，在亚洲形成一个积极的反共联盟。
在美国扶植下，日本经过恢复经济的第一阶段（1945～1955年）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二阶段（1955～1973年），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扭转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较快地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亚洲经济大国。1973年底，世界爆发了由石油危机引起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对日本是一次沉重打击，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20%，失业率上升，从此进入经济低速增长的第三阶段（1974～1991年）。
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增长和资本输出。1965年～1973年，日本贸易出口额从84.5亿美元增加到396.2亿美元，8年间增加4.3倍。1965年，日本成为资本输出多于资本输入的国家。1970年，资本输出达11.5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日台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
2.台日经济关系的内容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设计的“太平洋经济结构”是以美国消费，亚洲生产为架构的。由日本这只领头雁率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个框架下的台日经贸关系，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贸易方面，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因素，台湾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自1952年迄今，日本市场占台湾出口总值之比重，位居前列。在1969年之前，日本一直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此后呈逐年降低之势，目前是台湾第二大出口市场（约占17.9%）。
输入方面，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时期（1955～1973年），日本超越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并一直持续至今，约占台进口总额的1/3。1972中日建交、台日断交之后，台日贸易关系非但未淡化，反而更加密切，双方贸易总额从断交时的14.23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350.1亿美元，短短20年间，贸易成长达30.5倍之多。
与此同时，台对日贸易逆差随之扩大，由1972年的6.7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时的34.498亿美元，1984年回落至28亿美元。但自1986年起又恢复增长，1991年增至96.9亿美元，1992年再增至128亿美元。1995年后，受台湾岛内极需原料、零组件、机械设备及日元大幅升值，特别是两岸关系紧张的影响，台对日逆差增至171亿美元，1999年再创新高达182亿美元。根据2000年1至3月的统计，逆差已达45.3亿美元，比1999年同期增加了15.6%。
在对台投资方面，日本资本在台湾投资最多，分布面最广。据台“经济部”统计资料显示，1952-1997年的45年间，台当局核准侨外直接投资共8880件，总金额为290亿美元，其中日资74亿美元，占25.5%，居第一位。
3.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控制
台日贸易逆差逐年增大，是导致台湾经济在技术源头上严重依赖日本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从三个方面对台湾经济加紧控制：
一是控制生产技术。台湾与外国企业的技术合作，最早始于1952年与日本的第一宗合作，70年代末以前，技术合作几乎受日本垄断。在1952～1979年间，经台湾当局核准的1318件技术合作项目中，来自日本的项目达926件，占70%以上。至80年代开始；台湾为了减少对日本技术的依赖，开始注意分散引进技术的源头，从美欧引进的项目有所增加，但直到1994年6月，台湾从海外引进的4031件技术合作项目中，日本仍占了2379件，达59.46%，仍居第一位。
台湾工业主要是靠日本技术发展起来的，台湾引进技术有2/3来自日本，但日本对台湾技术转让上却严加控制。台湾企业得不到关键性技术的转让，不得不长期依赖日本公司供应零部件和半成品。在进行技术移转时，台湾企业每年要向日本支付大量的专利权使用费用，除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外，产品的销售也受到许多限定。对若干以高价售给台湾的关键零组件，日本也实行价格控制。日本各产业同业公会中，对于零组件的外销价格有极严密的控制系统。如果台湾在引进这些关键零组件后自行开发成功，日方往往可以立即采取极低的统一价格来打击台湾业者，或者和他们在台湾通过技术合作所扶植的公司来打击台湾自力发展的公司，达到“以台制台”的目的。这种长期形成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台湾产业的整体水平大大落后于日本。
二是渗透金融行业。日本对台湾金融业的渗透起步较早。1959年9月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成为首家在台设立分行的外资金融机构。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对金融业的逐渐开放，日本金融更是大举进军台湾。许多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也以非正式名义长驻台湾，不仅从事存放款义务，而且掌握台湾金融市场情报，为日资企业服务。
三是操纵销售渠道。长期以来，日本商社在台湾无孔不入，迄今台湾出口商品仍有30%握在日本商社手中，而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则高达85%以上要通过日本商社进行。例如日本在台湾的家电合资企业的产品几乎全由日本公司控制外销。自1990年以来，日本大型百货集团也相继进入台湾。日本财团通过与台湾财团合作开设公司或技术合作，除掌握台湾百货业经营权，并因此拥有了台湾大片的土地资源。
4.台湾对日依附地位的加深
台湾长期受日本市场与技术的控制，在增加逆差的同时，还加大了对日本的依存度，形成台湾科研开发滞后，难以摆脱逆差困境的格局。例如，台湾出口到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关键性零部件几乎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因此即使对日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但却伴随着从日本更大的进口。
台湾技术水准与日本的落差，是另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尽管近年台湾在高科技事业的研究发展已有长足进步，但在科研上的投资远不及日本。而且台湾民间企业的规模过小，又以中小企业居多，不但无力自行从事发展研究，更无法投入巨额资金从事新产品的创新开发。因此，仍需以接受外来已开发的生产技术为主，缺乏自力更生，开发产品的能力。
消除对日贸易逆差，减低对日贸易依赖，成为台湾经济增长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长久以来，近年来，台湾“经济部”提出改善对日贸易逆差的四大工作计划，包括“改善对日贸易结构计划”、“加强对日经贸工作计划”、“加强对日贸易推广计划”、“分散进口市场来源方案”等，但结果均适得其反，对日贸易逆差不但未能消除，反而日益扩大，对日经济依赖不但未能减低，反而益趋加深。目前，日本仍是台湾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对日进口占台湾进口总额的比率，平均为29%左右。
三、日台“安全”和政治关系
冷战后，日本国内看待中日关系的视角有了新的变化，在国内政争中出现把中国列为假想敌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步向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坚持并强化了原来的基本观点，即强调日本在台湾海峡“独特的”历史和地缘因素，并且把日本的利益范围，扩大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周边”。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利益的对立。这也是冷战后日台“安全”和政治关系发展的基础。
1.后冷战时代美日共同利益的扩大
后冷战时代，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和“防卫新指针”的出笼，以及北约的东扩，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两大组成部分。就美国来说，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其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日本来说，冷战后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是继续借助美日关系，达到日本建立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的。
从美国国家战略的发展来看，1994年美国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法是“扩展战略”，1995年是“参与与扩展战略”，而到1997年5月发表的安全战略，则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安全战略。显然，美国已经把它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在确保21世纪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营造于已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宣称它在亚太的战略优先目标是加强美日同盟和与中国对话。其中，美国又把美日同盟视为保证亚太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把美日安全关系，由冷战时期联合对付共产主义的影响，转变为共同对付地区安全。
对日本来说，冷战时期，安全问题是美日关系的支柱之一，具有压倒一切的性质。冷战后，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上“鼓励日本作出更大的贡献”，符合日本国内所提出的，兼顾日美同盟，争取和实现作“平等”大国的政治主张。而确保日本在台湾的利益，也是“平等”大国的目标之一（注：作者注：在日本国内对美日安全同盟关系进行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指出，“新指针”的重点是“正常局势下的合作”，即“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反应”和“日本周边地区出现对与日本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局势时的合作”。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此外，日本的右翼势力还认为“中国威胁论”的复活，有利于美日共同利益的扩大，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威胁”下，届时美国可能再次对日本进行扶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针对中国的所谓共同利益中，日本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比美国强烈，日本在鼓吹“中国威胁论”方面，也比美国积极得多。首先，日本担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会使中国在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高压政策而转向注重与中国合作，从而使日本同美中两国打交道时，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其次，日本以特有的方式应对“中国威胁”。虽然日本决策层中将中国视为对手和威胁来源的看法相当普遍，但日本在国际场合避免公开谈论“中国威胁”。同时，日本不断提出对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和停止核试验的要求，以此表达日本的“担心”。再次，在双边关系中，日本新一代领导人显示出他们不像老一代领导人那样重视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由于日本政府对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的不断“发难”，“对中国不满”的情绪也强烈地影响了日本的民间社会（注：作者注；在日本国内，不论是上层政策制定者，还是知识界精英，都没有对二次大战的统一的认识。例如，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占领台湾是帮助台湾发展经济”、“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使东南亚从法、荷、英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对华战争是为了保护在华的日本商人”、“珍珠港事件是因为美国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引起的”等等。）。
2.日台“安全”和政治关系
在美日共同利益扩大的基础上，日台“安全”和政治关系呈现如下趋势：
其一，安全上视中国大陆为敌。亚太地区的地缘特征，是各国在地理上缺乏共同、有形的前线，该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对哪种威胁最为至关重要，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大体上承袭的传统战略思维，是以威胁制威胁。可是，日台之间的“安全”关系却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们都把中国大陆视为“共同威胁”。日本担心中国再次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并在台湾问题上“威胁”它所谓的“航道安全”。台湾的掌权势力则想借助美、日外力，实现不同程度的“独立”。双方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地区导弹防御计划(TMD)，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散布台湾出事对日本威胁最大的观点。台湾问题的特征之一，在于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密切，容易成为美日这样的大国手中的筹码。冷战后，随着台湾对美日安全与经济依赖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日台关系开始改变过去的低调形式，逐渐浮出水面。日本除了与台湾发展种种实质性关系之外，日本政界、学术界还散布一种论点，强调日本在台湾的具体利益大于美国，认为如果发生“台湾危机”、难民潮、导弹误射等，都直接威胁日本，认为如果海上交通线出事，日本所受的损害也大于美国。
其三，争取美国的默允图谋军事合作。冷战后。日本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关系到日本“安全”的借口下，争取到美国的默允，已经发射了两颗具有侦察性能的卫星，为今后日台的军事情报交流创造了条件。在有争议的南沙问题上，2000年日本也开始派出“打击海盗”的船只在南沙水域进行巡航。而这些水域，与奉行“台独”路线的台湾当局宣称其“领土范围”仅指台、澎、金、马，在地缘上“刚巧”是一致的。
其四，除了强调台湾海峡的局势关系到东北亚的稳定外，在政治上日本采取了发展日台关系的举措。多年来，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始终跟随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关系，在日台关系上体现出对美台关系的附和。1999年7月，台湾李登辉抛出“两国论”。7月13日美国发言人发布美国关于“一个中国”的声明后，同一天，日本发言人重申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内容涵盖一个中国、地区关系、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表明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方面继续与美国战略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与台湾保持渠道畅通。
台湾方面对日本也不乏回应。从1993年起，台湾开始推行以“拓展大国关系”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其中日本是重点。从1995年起，台湾政要先后会见了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参与策划邀请李登辉访日。虽然日本后来在李登辉访日问题上有所节制，但整体而言，日台高层往来已经突破了民间和非官方的界限。
其五，增强地区战略态势。最近，在涉及朝鲜半岛的“周边”问题上，日本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反应，再次突出了日本在东亚安全和政治利益。日本在追击不明船只动用武力的过程中，使该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沉没，引起中国对此的严重关切。
上述事件，实现了50年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边”水域使用武器射击“不明船只”的“突破”，以“坚决的态度”显示了日本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水域与日本利益攸关的认可，是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战略态势增强的具体表现（注：作者注：日本追赶“不明船只”，已有时日。1999年4月，日本领海内发现了不明国籍的船只。日本运输省随即发表公告，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紧急出动，命令日本军舰追赶“不明船只”，并同时以仰天30度的角度发射了50多发炮弹。以示警备。该不明国籍的船只后来到了北朝鲜的海港。 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安全防卫法案，这个法案提到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概念，规定一旦日本“周边”出现了影响日本安全的事态，美国可以出动军队，而日本则提供后方、给养等等。与此相对应，日本自卫队法案也作了修正，规定日本不仅可以派出自卫队到别的国家去，而且可以携带“机关枪”去救出“在外的邦人”。）。
四、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日台“特殊”关系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台政策已经从维持海峡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模糊战略”，调整为增强武器售台以防止“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战略清晰”。日本则强调台湾海峡局势关系到东北亚的稳定，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在美国执意推行将日本、台湾纳入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情况下，21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美日、美台、日台关系的发展方向上仍然掌握主动权，日本将继续在安全保障方面依赖美国，不会采取突发的军事行动打破东北亚的均势。历史表明，一旦日本打破这种均势，就会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和战争。这意味着，日本将会节制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注意与美国的对台政策保持更多的一致。这种保持一致的趋势是否发生变化，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调整。如果美国认为有必要继续鼓励日本在安全事务上作出“更大贡献”，甚至如一些美国内部亲日势力所主张的，将英美的特殊关系作为美日关系的参考，那么，美国对日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将使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进一步复杂化。
其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对日本而言是增强其活动能力的一种机遇。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将对这一机会加以应用，包括民进党执政引起台湾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时，伺机增加日本的影响。日本在军事上依附美国，政治上无力执行自主外交，一定程度上是跟在美国后面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目前，台湾社会分裂现象加剧，“台独”意识抬头。而日本国内也处在政治改革前夜。由于日本右翼与台湾民间的联系，远远系超过美国官方与台湾的关系，加上台湾社会中尚存有“皇民情结”，这些条件，起到了对日本右翼亲台势力“鼓励”的作用。这股势力对日本政府过去比较克制的，不公开把台湾包括在“周边范围”的对台政策不满，不赞同日本在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发挥正面作用。如果日本社会继续右转，这部分人建议的把台湾问题与“中国威胁”联系起来的政策主张，有可能成为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严重因素。
其三，日台双方在经济上继续存在“特殊”的利益结合点，台湾产业处于附属日本生产技术的代工、加工阶段的局面较难改变。台湾的产业结构显示，台湾主要出口产品所用的零组件等绝大多数来自日本（注：作者注：以台湾自日本的进口结构看，组件占45%，原料25%，机器占21%，主要为机械及电机设备，其中又以电子产品部件（如彩色高解析影像管等）及集成电路进口额较高。此外，还有特殊功能的机械、硬式磁盘驱动器及自动数据处理机等。）。正是从日本的进口，构成台湾对美出口的基础。而这些产品，都是台湾短期内不可能自各自足的，因此短期内不可能扭转对日的贸易逆差。逆差问题解决不了，台湾经济愈发展，高科技产品出口越多，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也愈深。由于台湾在经济上不可能摆脱对日本的依附，就不可能排除日本对台湾的政治影响。
其四，随着两岸加入WTO，大陆市场作为台湾经济的发展腹地，越来越体现出美日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为应付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在经济上可能进行的联合，日本对加强以日本、韩国、中国和台湾在东北亚进行经济合作为内容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可能采取较过去积极的态度。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对化解和引导日台关系朝向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总之，从目前的态势看，日中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日本的对台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援助政策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正朝推进“两个中国”的方向走（注：作者注：在台湾，自“两国论”推出后，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中处于上升状态。目前，台湾当局正试图以“民主国家”身份，把WTO等国际组织作为台湾进一步搞“两个中国”的政治支点。台湾当局的政治需求，与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十分活跃，表明将奉行“亲美自主”路线新立场的日本，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台独”势力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图谋，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日本政府不同形式的回应。这是在考虑台湾问题时，万不可忽略的。）。但是，只要日本对台政策的框架不直接排斥中国的统一，中日经贸关系的互动，就有可能影响日本对台湾问题的考虑。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就具有节制日台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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