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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所谓科学，指的是概念科学，而不是技术和技术科学。概念是理想化了的抽象。如真空、质点、加速度、光量子等。这些理想化了的概念能够解释、说明事实，这里的事实也即是我们所面对和感知到的现象。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现象，精神科学面对的是精神现象。概念具有严格的规定性、确定性和指涉性。概念构造出一个解释系统。这个系统由定律、原理、规则构成。如牛顿定律说明天体运动，电磁理论说明电磁现象，并认为这样的科学定律具有普遍必然性，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但这些定律只是理想化了的，似真的。似真和理想化表现在它使现象成为易领悟的、易把握的、可理解的、可证伪的。因为解释系统对应着要领悟和理解的现象。
把科学定律说成是似真的、理想化的，这与传统思维认定的“规律”、“定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观念似乎不相符合，这只有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才会理解到这一说法。因为“规律”、“定律”实际上是意识构造出来的。传统哲学思维认为有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客体，这个客体的客观性在于相对于不同主体具有不变性。一朵红花，不管谁来看，都是花，都是红色，红和花是“红花”这一认识对象所具有的客观性。但从现象学意义上讲，说这花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意识直观到的，是否有一个原本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红花”，不作判断、悬置。说是“红花”，人人都是说“花”，是“红色”的花，这一客观性是意识内在的客观性，而不能说是对象的客观性，意识不能说明意识之外的对象的客观性。意识要说明、判断意识外的对象即是一种超越。自然认识，也即科学思维即是这样一种超越，因而科学并不能说明自身的可靠性和合法性。
说概念、定律是似真的，是因为概念、定律是用语言、词语、符号去模拟、解释一个可见世界的现象。语言本身的诗意性、符号的人为性都使解释、模拟的可见世界现象相互对应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消失了。意识具有构造功能，这一构造是用词语构造的。词语、符号组成了一个可知的世界。可知世界并不是对可见世界原本的复制。我们说许多东西是圆的，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象圆的，符号数学定义的圆只能在知识世界存在。这个知识世界是一个由概念构造的世界，也即一个可知的世界，观念的世界。用概念化的知识来解释、处理可见世界的现象，也即是一种“纯粹思想的”观念的实践。可见世界的现象作为对象是感觉对象、经验对象；可知世界的对象是思维对象、观念对象。
科学，也意味着用数学、用方程式来表示可知世界。科学这个词也指数学形式，达到数学的纯粹规定性。数学是科学的基础学科，它必须贯彻到被称为“科学”的学科中去。理性、逻各斯精神，被各门具体科学所遵循而成为科学的科学性特征，这一特征是它们的共通性。数学是纯粹的科学，它超越各门具体科学。但我们要问：科学的科学性是数学保证得了的吗？数学的可靠性又是谁保证的？你凭什么说1+1＝2？
这样的问，就是问科学的“科学性”根据。
所谓哲学，指的是要为科学的那些似真的定律提供根据，使其成为真的。如牛顿的惯性定律以充足理由律推出，事情不能无因而生，第一推动是必要的；如物质不灭定律的成立，必须肯定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这定律能说明许多现象，并揭示出原子、电子、质子等构造物质时的关系。这些基本定律和科学命题从何而来？哲学必须提供论证，提供根据，要论证其合理性。
论证其合理性有二条路线。一是经验论的，认为合理性根据在经验中，如马赫、巴克莱、休谟等，这一条路线对自然科学产生过很大影响。另一条路线是先验论的，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直到康德、胡塞尔都是沿着先验论的路线从主体性的认识与构造上来回答的。
在经验中找根据就是实证的方法。从前认为在经验中被证实的理论就是正确的，实证是科学的特征。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的传统真理观的体现。卡尔·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才是科学的标准。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有可证伪性，是科学；而占星术、预言不可证伪就不是科学；马克思的预言有可证伪性，可说是科学，但不承认这种证伪性就会认为它不是科学。可证伪性是一标准，但仍然是经验标准，它摆脱不了时间的制约与限制，它提供不了科学成立的绝对根据。
哲学回答科学的合理性根据，就语言和知识特征来说是叙事性的。哲学知识的叙事性在真理的意义上不具有实证性，在知识的意义上被认为矮科学知识一头。但是，实证性无非是以经验的有效性来评判的，无数经验总和所归纳的结论，其普遍必然性是自身无法回答的。实证总是面对结果，面对经验。科学在离开实证性的结论面对自身的前提——真理成立的初始条件时，只能哑口无言。〔1〕
2 自然态度、科学态度与哲学态度
人面对世界和自身有三种态度：即自然态度、科学态度与哲学态度。胡塞尔曾作过这样的区分。
自然态度是一种对直观、经验采取接受的态度，不加怀疑与反思。对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产生课题意识，始终生活在世界之中，但这一世界是非课题化的世界，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可普遍探讨的课题，经验、习惯、法律解决了一切。总之，是沉湎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的人是还没有苏醒的人。
人的苏醒方式有二种，一是科学意识的苏醒，二是哲学意识的苏醒，前者体现为科学态度的产生，后者体现为哲学态度的产生。
科学态度超出了自然态度的直观经验、相对的视域，将自己显现为超主观、超相对的客观性，在可见世界的后面发现一个可知世界。发现也是构造，可知世界是意识构造的。为了证实这个可知世界的准确性、有效性，发明各种仪器、工具，在手段上不断改进与提高，但这种改进与提高无非是感觉功能的延长与增强而已。
科学态度仍以自然态度为基础，因为最后它仍建立在直观、经验、相对的视域之上。如自然态度的“地心说”、科学态度的“日心说”。“地心说”完全建立在经验直观上，而“日心说”则依赖了仪器观测、计算、预测、证明，但这一结论最后仍需经验直观的验证。〔2〕
哲学态度是一种根本上的观念或态度的革命。当科学态度将自己视为客观的，在世界“之外”进行研究时，哲学态度却仍能自明自己仍在世界之中，人无法独立出研究对象，“二分”的主客体实际是一体。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存在不再被视为前提，不再被视为有效，也不说无效，不说存在，而是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课题。这意味着“悬置”、“加括号”，这一现象学方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革命，哲学也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悬置”所排除的是自然态度和科学态度毫不怀疑的东西。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打破了科学客观性的美梦。说人在世界中，也即人在语言中。所以，人不是世界、语言的创造者。人必须借用语言去表达认识。语言的公共性成为认识的前提，语言的先在性也使每个人并不具有那种天生的“纯洁”，每个人都有“偏见”，有“成见”，要探究知识、世界在成为这副样子前的样子，因此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是哲学意识的苏醒。
哲学探讨的是“如何可能”。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科学意识虽早于哲学意识的苏醒，但哲学意识的苏醒却要困难得多。科学态度意识不到反思探究的必要性。科学强调自身的客观性是想加强自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实际上，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已超越了科学本身，已是对科学合法性的一种表达，这一表达已是一种叙事表达了。
尽管哲学意识的苏醒有实践、实用的目的，如“终极关怀”，道德绝对命令等等，但又不是为了实践、实用目的，而是要通过先验的还原发现纯粹意识及其相关物的本质结构，是对纯粹理论的兴趣与好奇心。一旦进入先验领域，作为具体生活的这个可见世界及人就被悬置了，只关注理论的意向。先验领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不以意志为转移，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先验前提，是一个超越了具体的观念呈现，比如“人”，先得的“人”，这“人”是“人”的意识：是“人”的意识的本来结构（是先在的）和意识的活动方式，等等，它超越了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只是作为观念呈现的，它排除了任何事实的人。
总之，科学态度造就了单纯事实的人，但真正的、苏醒了的人却不只是事实的人，更不是自然的人。他不只满足于知道某物是什么，还要知道某物、某事应是什么？为何是什么？他要追求哲学的、理性的生活。
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着逻各斯这一人人信守的构成知识的定律和秩序的生活，也是具有求知冲动的努斯精神的生活，它是二者统一了的生活。哲学与科学都体现了理性精神，但哲学所表现的理性是具有超越事实和经验而要把握超验，对纯粹概念（范畴）、对概念本身进行研究的愿望和能力。
3 科学与哲学：谁是谁的基础
哲学要为科学的合法性提供论证，并不意味着哲学即是科学的基础；尽管哲学能够为科学提供合法性证明，也不意味着哲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哲学既不能充当科学的基础，如同“屋基”，也不能对科学作概括和总结，充当“屋顶”。
在施莱德尔巴赫看来“屋基”、“屋顶”之说都是错误的。“如果说哲学是为科学的一门学科提供根据的‘屋基’，那它终归是属于这门学科的，其中就无任何东西是‘哲学的’。物质是什么？核物理学家会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生物学家会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告诉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对此也将一无所知。‘屋顶’的比喻恰恰是对哲学的令人绝望的奢求：一个并不真正了解科学的哲学家，怎么能将科学的种种成果统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图景而不造成极大的混乱？”〔3〕
说哲学不能是科学的基础，是各门科学并不依赖哲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理论不直接影响科学，虽然科学无法完全摆脱哲学的影响，而且在渊源上至少也可说是同一“家族”。可是，在现代科学的成功面前，哲学能有的却只是自卑。
哲学不可能去综合各门科学而成为科学的霸主。想使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这是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以来就有的一个理想。但胡塞尔的“科学”其含义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纯粹的本质科学。那被人称为科学的，在胡塞尔看来都还是事实科学。事实科学虽然结出了硕果，但并不能说明自身何以能结出硕果，它的有效性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为有效性是经验中的，而经验总具有偶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本质科学是超越了事实，即不包含事实的高一级科学，它是超验的，是事实科学的前提；它是纯粹的，是经过现象学的先验还原与本质还原而建立起来的，排除了一切实存的事实，具有绝对可靠性。不过这样的科学性的哲学还只是“准备”和理想。
哲学必须把科学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来。对科学现象这一如此深入到社会各角落的观念视而不见，也只能说明哲学的无能与盲目。哲学必须反思科学，保持对科学的冷静态度。反思不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建立一个完备的关于科学的保障体系。这里的反思是指用纯思、冥想性的、存在性的、诗性的诗思，以此来克服计算性的思。海德格尔为此开拓了道路。
对科学的冷静态度，是意识到它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与必死性也决定了科学与哲学的有限性。哲学对无限的把握注定了不可把握，或者说只能思辨式地把握。但那个无限与超验作为一个永恒的维度永远会召唤与牵引着我们，它也总向我们敞开着。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这是又一说法。若果真如此，即科学的理论、方法、原理、乃至公式就应该可以运用到哲学中去，如同数学运用到各门科学中去一样；没有科学的屋基支撑，哲学大厦就应坍塌。哲学如果真要偎依在科学的怀抱中才能存活，那从事哲学思索的人都应该先去学习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
不过，近代自然科学也的确促进了现代哲学的复兴，但自然科学的成就反过来又毁灭性地威胁着哲学，这才使得胡塞尔疾呼欧洲科学与哲学的危机，即使哲学能提供科学的合理性证明，科学自身也不需要这证明，何况这一形而上学的迷梦也开始破灭，胡塞尔的超验基础也并未提供出来。一部分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已明白，科学和哲学都是为事实（现象）世界穿上一件用词语和符号编织的“理念的外衣”，而且这件外衣是人为编织和虚构。〔4〕这是二者共有的特征与联系。 这一联系并不在谁是谁的基础，谁又能真正站在“屋顶”作概括和总结。
4 科学与哲学的相通性与联系
哲学与科学的联系是通过词语和符号编织“理念的外衣”建立起来的。
（1 ）语言与符号科学成为本世纪二门学科最富魅力与影响力的探讨主题。卡西尔把符号形式的研究作为哲学研究本身，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符号学这样一门一般性科学中的一部分，皮尔斯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被符号所渗透；胡塞尔最先将语言与意义联系起来。从生物学角度提出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的雅可布森因此获诺贝尔奖，从存在论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海德格尔影响了整整一代思想家。〔5 〕符号学被用到自然科学，如微生物、免疫学中。〔6〕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 既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又为哲学带来了崭新的变化。这为一事实。
语言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涉及语言的发生，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涉及音律、语法、方言等等；作为哲学，语言已经成形，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思维的居所，观念在语言中形成。它是范畴、概念的前提，有语言人才能反省。语言构成人的处境、境况，人有语言也就有偏见。语言的先在性证明了偏见对理解与解释的先在性。语言也不再被认为是传达语言之外的本质的工具。
语言—思想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弗雷格从清理概念来清理哲学的混乱，试图在哲学中追求数学一样的语言，先找到纯粹、标准、正规的语言（数学是这样一种语言）；然后再回到自然语言、回到语言的自然用法（日常语言），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概念（语言）和事实间的关系。
（2）语言编织的共同概念出现在二门学科中。如“时间”、 “空间”、“物质”、“因果性”等等。它们既是科学也是哲学探讨的对象。海森伯说：“这些概念从十九世纪起就成为僵硬的自然科学的框架，而且也造成了广大人群的一般世界观。”〔7 〕哲学用这些概念也同样影响了公众的世界观。哲学也被认为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这遭到了胡塞尔的批判。世界观的学说使一切都成为“立场”问题，“立场”的历史相对性瓦解了哲学成为科学的理想。世界观不能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提供规范的概念。如果概念是世界观提供的，概念就不可能只受一种世界观支配；概念也因此会失去普适性。
“不确定性”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它表示在原子阶层上一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可能同时被准确测量。海德格尔把“不确定性”看成是此在（Dasein）的内在可能性，用于存在论分析，认为每个人都在寻找着确定与不确定的存在样态，目的在于不臻于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不确定”的一员。〔8 〕德利达从“不确定”性中发展出“差异”的概念，“差异”表明了任何语言因子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都不可能一下子呈现出来，它们总是推迟着，延缓着的。〔9〕
（3）从科学角度看，科学定律是来自对事实的归纳、 来自经验；从哲学角度看，科学定律是人整理自己的感官材料的学说，这整理首先离不开概念、范畴，也即离不开语言。科学就是用一个形式的、符号的世界去代替感觉的、经验的可见世界。二者如同一根链条的二端，这链条就是语言。
科学定律虽属于科学，但用苏醒了的哲学意识去领悟就能领悟到哲学意义。如相对论，作为科学，它说明解释许多现象，作为哲学它说明时空的相对性与相关性，人要介入进去，不但颜色、形状离不开感官构造，时空也是人的直观形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作为科学，能说明人的许多现象，特别是心理、行为现象，也能治病，具有客观有效性，作为哲学，它又告诉人意识、思维、理性的虚假性。
又比如要探讨记忆，从科学角度入手，就去寻找影响记忆的原因；从哲学角度入手就问为什么有记忆，记忆中的意识是如何呈现，时间与记忆的关系等。无意识使记忆变得可以理解，能说明记忆现象，也成为意识的一个前提。
（4）科学认知的极限处也是哲学的生长处。 如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问题的几率诠释的争论就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的争论。爱因斯坦相信诠释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规律”，凭什么相信这点？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一个认知的极限处争论的。在这极限处，实证无法验证，它仍然要靠观念间的思辨。争论不仅表明各自的科学与哲学态度，也包含了信念作为一种背景影响着研究者和争论者。
如何理解、看待科学结论、定律，不是科学本身给予人的。自然科学只告诉人事情是怎样，而不是“应当”怎样；哲学作为规范科学涉及人追求一种在哲学基础上支配自己全部生活的古老愿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世界观的立场无法为自下而上的问题提供答案，无助于解决伦理宗教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一切成为“计算”问题，“计算”不等于理解和解释，真正的解释是“使某物在先验性上得到理解”。
5 结论
科学与哲学二者的关系其论域是广阔的，我坚持二者的差别，这差别也使我们看到其联系。特别是哲学不能把自己等同于科学，哲学一旦去说明事实就会变为科学。哲学应该研究纯粹的观念、概念和范畴。但哲学既不可能为科学奠基，也不可能去概括和总结科学，也不能只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科学也不能成为哲学的基础。哲学必须解释科学。语言象是一根链条编织着概念与理念，把科学与哲学连结起来，这编织是人为的，不免虚构。这编织也是人类精神所构造的家园。因为精神唯有透过语言才能命名自己。荷尔德林说：“精神就象火花，它将自己燃烧为灰烬。”
灰烬是尽头，也是源头，如圆一样循环，这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