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江富裕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江论文,调查研究论文,生活质量论文,富裕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1)05-0055-07
目前，国内外关于文化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对于农民在富裕以后的文化生活质量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是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了解，不仅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量化、实化，而且有助于推动物质文明建设更上一个新台阶。
一
文化生活质量是标志人的文化生活条件、文化现实实践、文化理想追求的优劣程度与价值层次的综合性概念，是检验一定的社会或个人发展水平、文明程度以及需求满足程度的最综合的终极指标之一，是人类社会生活追求实践的主要鹄的，也是调动人的创造积极性与消费热情的主要动力。
21世纪的中国农村，面临着三大实践主题，即农村市场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这三大主题与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三大主题为条件与支持，而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可以促使三大主题的实践步伐加快，乃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此次调查我们选择的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福建晋江市。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证明，随着晋江经济的发展，它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走向城乡一体化新阶段的晋江农村，其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作为具有前瞻作用的晋江模式，它的已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的现状和走向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
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我们主要采取了实地考察体验、入户访谈、召开知情者座谈会、文献研究以及个案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入户访谈中我们根据农民的习惯与文化水平，拟定的指标量宜少而具体，尤其是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确定，我们只选用了满意度这一类指标。根据冯天立《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所设定的社会类指标，我们主要采用了教育、家庭和时间利用这3组指标。在教育方面，中心为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受教育意愿。在家庭方面，主要是他们的生育观、家庭规模和婚姻状况。在时间利用方面，了解工作、睡眠、家务、学习、娱乐等时间分配情况。另部分地利用了一些与文化生活质量有关的经济类指标，如收入、消费方式（住房条件、娱乐用的电器、文娱等）。
二
由于现代农民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此，我们的调查对象涵盖了三类身份的农民：(1)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2)经商与办企业的农民；(3)与第二类农民有交叉但又身兼农村党政干部的农民。通过对12户农民（均为户主）的走访调查，可以看出，晋江富裕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有以下几点特征和趋势：
1.富裕农民的生活模式已从生存型转向小康型，这就为他们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前提条件。在我们调查的12户农民家中，物质条件均已具备。他们的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均有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宽敞，装修较好。较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具有一般城市居民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放置文化生活器材所需的足够空间。在这12户农民家中，大都有多样中高档家庭文化设备，电视已经普及，并有家庭卡拉OK厅、音响、录像机、摄影机、乒乓球室等，便于他们在家中进行文娱和体育活动，而像乒乓球桌这样需占较大空间的体育设施在城市居民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已开始拓展兴趣，积极自愿地参加各种民间文体社团的活动，兴趣旅游。在文化消费方面，正在从观赏型转向参与型，由供需型向选择型，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关心健康、未来和下一代。
此外还有一些可喜的新动向，农民开始向求知方向发展，如藏书、收藏字画、出书等。一些农民企业家为寻求精神家园和思想寄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他们拥有大量藏书，大部分是有用处的专业书籍和感兴趣的书籍，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仅为装点门面。有少数企业家开始著书立传，虽然不多，但说明了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追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有生存需要，而且有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先富起来的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虽然还未相应地提高起来，但他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已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付诸实践，这已不同于起步阶段的对生活物质条件水平提高的侧重。富裕这一前提使得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足够的财力，也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城市居民。
2.闲暇时间的分配已得到较科学合理的安排。时间分配是测量农民文化生活质量水平的综合性指标。由于我们所调查的富裕农民大部分已经在从事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已不能再用过去的所谓农闲或农忙的季节性来划分，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与城市的八小时工作制类似，甚至更长，闲暇时间就少了许多。农民在闲暇时间的分配上，除了惯有的方式如看电视、闲聊和玩棋牌外，学习、旅游也已成为晋江农民的普遍休闲形式，已经出现时间利用率较高的趋势。同时，他们在进行看电视、读书报、闲聊等休闲活动时的目的性较明确，将侧重点放在新闻、时政上，了解国家政策形势，以利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读书也是有针对性地阅读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书籍，以解决生产上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已经在自发地、有意识地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并将这种提高与切身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当然，也有纯粹消遣与娱乐性的活动。调查中发现，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在文化生活质量提高方面略微不同于其他调查对象，他们自觉地去国外学习参观，并将此称为充电。尽管只是少数，但至少透露出一个趋势，那就是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第三代、第四代富裕农民的出现，他们对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甚至会比现在的城市人更为迫切。
3.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以前，农民的观念普遍较为保守，认为文化消费是奢侈浪费。现在随着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观念也日趋更新，文化消费成为平常事且不可或缺。据我们调查，1999年，晋江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费用多的达10万元以上，最少也有1-2万元。在这些文化消费中，由于用于购买电视机、音响、VCD等“硬件”的支出具有一次性的特点，而用于订报购书等“软件”的支出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因此无法在每年的开支中将这两项所占的比例进行具体的对比，但从总体来看，可以说这两项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较为合理，约占年总支出的3.59%，其中用于购买书报、订阅杂志、纸张文具的人均支出为2-3千元，这点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农民的求知欲呈明显增强的态势；家庭教育投资增加，对子女的期望值加大，促使教育投资加大，文化消费的大投入都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在晋江农村，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常见的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晋江富裕农民的普遍意愿是提高子女或孙辈的受教育程度，除了接受正常的九年义务教育外，或送去自费上大学，或送去参加各种技能的培训。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多方面享受，它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它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经济要进一步发展，要求人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一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愈发凸显，因此，富裕农民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将对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的深深向往寄托在子女身上。这种向往使得他们在子女教育费用上毫不吝惜，送子女进城读书，对本地的学校也是尽可能地选择好的学校。在晋江农村，有的教育质量好的学校因此不得不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入学的学生，至于中了签的学生家长的高兴劲比赚了钱还兴奋。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养鸡专业户对政府心存感激的事情之一就包括帮助解决了他的子女在市区内小学就读的问题。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更加现代、更加文明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渴求。
4.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农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有较大增长，它成为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在调查中发现，他们需要不同规模和水平的各种文化娱乐场所。晋江市政府为满足农民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以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在晋江的15个乡镇中，有3个镇已建成上规模上档次的文化中心，其中安海建成了800平方米以上面积的文化中心，金井有不亚于镇一级的文化活动中心，石镇村则由华侨捐资兴办了文化中心。90%以上的村有文化活动室，大都为利用寺庙、老人活动中心等现有场地。大部分村有灯光球场，灯光球场总数达400多个。大兴传统民族文化之风，在农村中活跃着许多自愿组合、自筹经费、自由活动的民间文化群体，如南音社、诗社等，1995年有162个，1997年有177个，现在大约有180-190个（其中还不含体育社团）。他们都在业余时间开展活动，一部分社团受聘演出，成为职业性的社团。村村有戏台，如青阳镇一个村一年有90多台戏，其他村镇整年都有演戏，重要节日时整个晋江各个村镇一天共有四五十场戏。同时，每个村镇的社团各有特色，如英林的南音诗社，有几十万的固定资产；磁灶的书法村，习书法者有200多人，多次获奖，送文化到城市；有的社团还走出了晋江，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进行交流。
在晋江农村，具有较高层次、富有地区特点的大众文化正在兴起。公益型文化活动经常开展，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和村办文化相互促进，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文化颇具生机。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学校文化、民族文化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群落大量涌现，健康发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品位、情趣日渐提高，大有直逼都市文化之势。晋江的文体活动场所的数目，如农村文化站、集镇文化中心的数目在全国均属于前列。
5.生育文化观念和养老文化观念发生变化。富裕农民普遍对家庭感到满意，认为妻子是贤妻良母，但在文化生活的参与上，妻子只有囿于家庭的小范围的活动实践。生育文化方面，生育文化现代化趋势出现。60-70岁年龄阶段的农民普遍认为子女中男性比例多一些较好，多一些生意上的帮手，便于打理生意，这反映了传统的多、男生育价值认同，主要原因是这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受传统的小农经济影响较深。但是，中年农民皆感到子女数目不宜过多，数量以两个孩子为好，生育观念开始由多、男生育转为少、优生育，同时注重养育的质量。养老文化也在进步，在赡养老人方面，由于生活较富裕，晋江农村中普遍善待老人，不仅给予物质上的满足，同时提倡尊老。
6.社会交往日趋密切。当高效率的社会化大生产为人们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满足了最起码的物质需要后，交往和发展的需要日益重要。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不同，它是实践的产物，又是实践的必要形式。扩大社会交往不仅能及时获得各种经济信息、技术信息、文化信息，而且有益于人们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各种社会共同体。晋江富裕农民的社交范围扩大，各个阶层、各个经济收入不同的群体间交往频繁。由于他们富裕前的经历和生活圈，他们仍有甚至赤贫的朋友。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往对象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已荡然无存。他们会有意识地结交政府公务员、公安部门的人员，以备不时之需，而他们的富裕也使得他们在结交这类朋友时有平等的感觉，原先农民的寒酸之气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已被农民特有的豪爽所代替。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他们的闲暇时间也被占用了许多，用于在外的应酬，如在一些高档的娱乐场所的消费在所难免。当然，主要的角色转变还是在年轻人中实现，出入这些应酬场合的义务也落在他们头上。而许多年龄大些的老人还是倾向于用喝酒、聊天、打麻将等方式联络感情，而且他们的功利性较少，有时只是为了怀旧。
三
从所调查的内容反馈出的情况来看，晋江农民富裕后的文化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消费观念存在一定的误区，而这最终会影响个人文化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和获得必要的乐趣。晋江富裕农民在提高文化生活质量方面有主动的追求，温饱、住房等已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已经有意识地加大在生产性投资和教育投资等方面的投入，这已成为主流，这说明这种富裕已经是更高层次的富裕，这也预示了未来中国其他地区农民富裕后的追求趋势。但这些先一步富裕起来的农民大都只有小学水平甚至是文盲，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加上文化环境先天不足等因素的客观存在，致使一些人盲目跟随文化消费，有时甚至占主导地位。当前农村文化消费中的重复性、盲目性、无计划性较严重，仅从占有电视机的数量来看，12户农民中平均每户为3台，甚至更多，造成闲置与浪费；休闲时间增多，但是休闲方式则比较单一，大多数人都是用一些简单的室内活动打发闲暇时间，如看电视、看书、打麻将等。在与干部座谈中，他们也谈到，农民中仍存在有一定的赌博行为、色情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2.相对滞后的文化基础设施成为农民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瓶颈”。农民富裕后对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追求，使得他们在农村现有条件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自发地向城市流动。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许多富裕农民到城市买房定居。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有的农民在上海、厦门等地购有住房，还有的把整个家族孩子寄到外地的名校读书。这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生意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农民对当地文化生活环境的不满足感。由于农村的文化生活条件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无法满足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文化需求，于是他们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对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的向往，自觉自愿地向城市流动，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追寻更高的文化生活质量。
前已提及，晋江的文化设施建设情况较好，文化设施为数不少，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有待疑问。问题之一是许多文化中心的活动室里参加活动的人员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被吸引到此的本地农民很少。问题之二是有的文化中心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出租它用，成了名不副实的纯经营性场所，违背了充实居民文化生活的福利性原则。问题之三是以往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在于重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停留在表层文化层次上，忽视深层文化尤其是人的价值观、道德意识、精神面貌的建设。表层文化建设虽然十分必要，但仅仅停留在表层文化的建设上是不够的，它必然导致社区文化建设缺乏深度和后劲。我们认为应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关注深层文化问题，使之相辅相承，互为促进和提高。此外，文化生活还应体现本地区的地域特点、人口特质、文化传统，并使之能与本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相适应。
3.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或曾经而且现在也还是被称为“迷信”和“旧事物”的现象大量涌现。多数的家族祠堂、庙宇被修复，在地方文化舞台上，一大批已被淘汰的传统习俗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譬如菩萨生日、祭典等重大日子里，总会有由一家或多家筹钱聘请剧团来表演。这说明在晋江富裕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落后的传统习俗仍然存在，并占有不小的空间和市场。传统迷信的沉渣泛起既与农民的素质不高有关，也与一些地方和政府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松懈甚至有意的提倡不无关系。
4.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是目前晋江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的主要担忧。在访谈中，有85%的农民认为社会综合治理不好，治安情况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外来流动人口在晋江农村所占的比例增加，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淡漠，这些都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素质问题。素质无法提高，就无法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跨越，就必然导致恶性循环，影响到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到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四
农村城市化的内涵是农村社区形态向城市社区形态的转化，农村城市化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带动地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城市化的本质，在于最终实现农民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具有现代特点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是当务之急，面对已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应采取的对策为：
1.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职能和社区的作用。首先，政府部门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1990年著名经济学家M·波特提出有名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资源，如劳力、土地、矿产等；“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巨大规模经济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财富驱动阶段”：人们对个性的全面发展及非生产性活动需求大大增加的阶段，这里的需求指的是诸如艺术、体育、音乐、保健、旅游等。从要素驱动到财富驱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含量不断增加。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是文化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是文化力，文化的力量成了比资本、机器、劳力更强大的新经济力量。马克思的现代化观也认为，一切民族的历史之路在于，“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即是说，理想的现代化状态应该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化的高度统一。作为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应在思想上首先有这样的认识，即提高文化生活质量是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工作中将这项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并将其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软性条件。其次，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在发挥政府职能之外，应加强发挥社区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服务职能也应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潜能和整合社区的好形式，也是解决和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的途径之一。
2、应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和职能，建立和健全政府扶持和指导下的社会化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事业方面，可以采取投入主体多元化，就是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办法，采取吸引社会资金包括外资的办法，扩大投入渠道。要更新观念，转变思路，不要只是把社会文化事业当成花钱的事业，而要将社会文化事业产业化。通过制定优惠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扶持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吸引社会资源向社会文化事业流动。把社会文化事业当成一种产业来经营，如文化业经营、科技业经营等等，增强文化事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政府机构在发展农村文化工作，应采取以下一些做法：抓组织，坚持“群众文化群众办”，作发管理辅导工作，密切注意发展流向。不仅重视家庭文化建设，更要重视农村群体文化建设，因为它反映了家庭文化的外部延伸，而且是农民文化参与行为的社会集结，从它那里可以把握到农民文化生活观念上的变化。文化馆是组织、辅导群众艺术文化的主要阵地，是文化活动的主要载体，因此对镇一级的农村文化站工作要重视和加强。对影响大的文化社团进行管理，设立民间文化管理处，要以动态的管理方法管理民办文化。要善于抓重点，以点带面，如少儿文艺的指导，举办全县的文艺汇演、调演；举办与农村文化社团对口的民间文化比赛，促进社团的巩固和提高；举办培训班来提高业余文艺队伍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继续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等。
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成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了，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需要社会事业中相关的部分如文化教育、娱乐设施的发展能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不断满足农民的需求，唯其如此，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更有效地得到提高，农村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升华。然而，即使在晋江这样的在全国来说比较富裕的地方，仍存在“瓶颈”现象，“瓶颈”的底部是农民对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日益膨胀的需求和呼声，而诸如学校生源的城乡界限、文化中心等文娱设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因素，却在不同程度阻滞了农民要求发展的趋势。对此，政府部门应及早作好准备，要有超前的心理准备，对症下药，在实际工作中应切实发挥和利用现有的文化服务设施，切实消除产生“瓶颈”现象的原因。
3、“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问题在于，政府应如何正视与引导这个问题。晋江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保留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也遗留下许多与现代生活相悖的陈规陋习。如：普渡、佛生日之类的封建迷信。尽管富裕农民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小农观念的束缚和几十年来僵化体制下形成的僵化观念，初步建立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如竞争观念、效益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法制观念、冒险观念、效率观念、时间观念等等。但是人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特质，取决于价值观支配下从事经济活动的态度和心理，这种态度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积淀。这种积淀作为一种“隐型文化”弥漫于一个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层面。因此，对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文化生活质量提高方面的作用应有充分和必要的认识。当前，在对待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问题上，应正确把握好对民族传统文化选择向度，我们应当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现在大都是浅尝即止的功利性的挖掘）进行筛选，筛选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现代趋势的文化，排除那些对文化与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成分，然后，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得以发扬光大，进而在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方面发挥正效应。
4、党的十四大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现在的问题在于，“自发的文化生活追求”如何过渡到“自主的文化生活追求”，将农民对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的潜在欲望与要求激发出来，成为有意识的需求，让他们认识到文化生活质量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就需要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生动的现实来教育和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追求更高的文化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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