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卷”小考
谢科峰
我们在读古书时，经常能看到“篇”和“卷”这两个词，两者还经常一起出现对同一本古书的描述上，比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时就说，“《尚书》四十六卷，为五十七 篇”，这里的“篇”和“卷”指的是什么？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关于这方面的认识，过去由于材料不多，我们的看法不见得准确，现在随着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
我们首先谈谈“篇”、“卷”有什么区别，传统上提到“篇”、“卷”之分，主要是认为各自所依据的书写材料不同。写在竹简上的就是“篇”，而写在缣帛上的就是“卷”。清人章学诚就认为：“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近人叶德辉则在《书林清话》里指出：“卷子因于竹帛之帛。竹谓简，帛谓纸也……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大率都是这种意见的反映。清末西北出土了许多汉简实物，许多学者在对此进行研究后也支持了这一看法，比如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写《简牍检署考》时就说：“云‘卷’而不云‘篇’，则其书当为缣帛而非简策。”总之，认为书写材料的不同是“篇”和“卷”的主要区别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观点，建国后许多大家依然承袭此说，比较著名的代表就有程千帆先生。他在《校雠广义·目录篇》中就说：“文字的体裁先是竹简，所以称篇；然后用帛，所以称卷。”
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大量地下简帛古书的出土，这一观点也开始受到质疑，劳榦先生在研究居延汉简的实物时发现，居延简有部分竹简也可以像缣帛一样卷起来，所以 “篇”、“卷”之称，应该都是源自简牍这一早期书写材料的特点，写在竹简上也可以称“卷”。而关于竹简能不能用“卷”作为文本单位的问题，陈梦家先生的研究更为详细，他在总结上世纪50年代以前所出土汉简简册制度时指出，竹简也可以成卷存放的。他根据武威汉简的实例，指出简册在编册时即按编帘式编缀，在收卷时则按卷帘式或卷画式，以最后一简为中轴，以有字一面在内，背在外，卷完后首卷在最外一层的头上，综合居延汉简的情况，力证西汉时竹简称“卷”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面对这一新出现的观点，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做出了回应，钱存训先生认为，陈槃先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陈槃先生所提出的例证，均无一在汉代以前，而汉时“卷”已被广泛应用为纸及缣帛的单位；另外陈槃先生举《汉书·艺文志》的另一个例子也存在问题，《汉书·艺文志》书序中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而其目录则曰经二十九“卷”。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陈氏以为此处既曰篇，复曰卷，据此可以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以卷而为“卷”。对此钱氏认为，《汉志》既有“篇”，复有“卷”，反足证明陈说之非。若“卷而为卷”，则不必用“篇”字。
钱先生还举了《风俗通》的例子，里面有记载说“刘向事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说明刘向校书是先写在竹简上，后来校订之后再誊写在帛书上，著录时就将二者一并著录，因而产生“篇”、“卷”之分，因此“篇”和“卷”概念的不同当系材料和单位不同。
总的来看，在缺乏先秦简帛古书实物出土之前，两种观点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出自对同一现象的不同理解，比如钱先生这里举的《风俗通》的例子，余嘉锡先生就有不同的解读，他在《目录学发微》里指出：“案此则向之校书，皆先书之竹简，取其易于改治。逮校雠既竟，已无讹字，乃登之油素。”可见刘向校书时所用的简本并不会一同著录，而且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刘向校书也有可能将定本写在竹简上，比如《太平御览》卷六零六就引《别录》：“《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所以钱先生若以此为例来证明“篇”、“卷”的不同系书写材料的不同恐怕存在一定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简帛古书出土，我们能看到的古书实物越来越多，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首先，帛书不一定必然成“卷”，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就是折叠放置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也是如此。而竹简也有可能“卷”，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出土时虽然编纶朽烂，但根据竹简出土的位置图与简文内容，可知原简册是编为一卷存放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也有类似情况。如果简单地将“篇”、“卷”的区别就归之为书写材料的不同，恐怕有失偏颇；其次，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简册都是卷起来存放的。前述的居延汉简、马王堆的医书和云梦睡虎地的竹简都是呈卷状。因此奚椿年先生总结这两种现象说：“帛书未必卷，简册则无一不卷”。
由此许多学者认为，“卷”这一概念的出现恐怕并不是出自帛书，而是同样来源于竹简。之前传统上认为“卷”的出现系在帛上写字并依篇幅长短剪裁下来卷成的一束，这就成了“卷”，由此认为“卷轴”制度也是发源于帛书，进而认为“卷”的名称也来源于帛书可以随意舒卷之意，因此将“卷”视为帛书的计量单位。但有学者研究指出，从东汉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策编连和保存情况来看，编连成策的竹简和木简，出于便于保存的目的，往往采取收卷的方式。可见“卷轴”这一形式，最早应该是来自于简策而并非缣帛，同样的，“卷”的名称也是从简策开始并非源自帛书。帛书的“卷”实际上只是卷起来的简策称卷这一方式方法的沿袭。也就是说，“卷”并不是从帛书开始的，也不是帛书所特有的单位。①
⑮㉟黄娟:《保守抑或激进? ——从居委会与业委会的关系看居委会的未来变革》，《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如果“篇”、“卷”之分并非源自书写材料，那么“篇”和“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由于去时久远，相关的记载阙如，而目前的出土实物材料也很难说清楚这一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思考转换个角度，不能只盯着书写材料不放，而从别的方面来寻找突破口。
简单地将“篇”、“卷”的区别就归之为书写材料的不同，恐怕有失偏颇；其次，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简册都是卷起来存放的
篇在最初既是物质材料上的起讫单位，又是意义上的起讫单位。到用帛做书写材料以后，篇逐渐失去作为物质材料上的起讫单位的意义，而逐步变为只代表内容上的起讫，卷却往往只代表物质材料上的起讫了。
我们来看看程千帆先生的相关论述：
信号系统时钟同步主要通过信号系统通信前置机(FEP)从通信系统时钟接口获取时钟源，信号系统内部以FEP获取的时钟源进行同步；外部时钟系统通常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进行同步时间校准，避免产生累计误差；信号系统内部通常采用NTP(网络时间协议)或SNTP(简单网络时间协议)进行时钟同步。信号系统时钟同步示意如图1所示。
虽然程千帆先生主张“篇”、“卷”之分系书写材料的不同，但他的这一段话，从书籍材料的发展出发，深刻地揭示了“篇”、“卷”涵义的演进。按照程先生的说法，由于竹简早于帛书出现，“篇”也可能更早于“卷”出现。因为后来帛书的出现，“篇”从原来既是物质材料的起讫单位，又是所载内容上的起讫单位，逐渐变成只有后者的功能，前者的任务由“卷”所取代。其实这种看法，很早以前就有人提过，章学诚就曾指出，篇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单位，首尾为篇，而卷是流传单位，因篇以为之卷。
从古书构成的文本单位来看，主要有“章”、“句”和“篇”。一般来说，“章”和“句”是比“篇”更小的文本单位，王充《论衡·正说》云：“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可见，如果说“篇”是首尾完整的文章的话，那么“章”是比“篇”要小一级的文本单位，“句”则又比“章”小。《文心雕龙·章句》云：“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无论是“位言”还是“分疆”，均说明“句”是有断句功能的结构单位，“意义”上倒不见得独立而完整。
无论是章氏还是程氏，都认可“篇”、“卷”属于古书流传中一个不断发展的计量单位，也看到了“篇”、“卷”概念在不断演进的事实。但他们将二者的不同归结为书籍材料的不同，其原因，一方面源自当时的条件限制，他们很少看到足够的出土实物情况，不知道帛书的书写往往也是源自竹简这一事实。有学者就指出，“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每行都有极纫的朱丝栏，从形式看，很像编联的简策，可见帛书出现的时期，要晚于竹书，帛书的行格是模仿竹书的形式。”②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囿于他们未能将古书文本单位与流传单位区分开来，而后者，可能是我们认识“篇”、“卷”涵义之别的关键。
观察表4和表5，EMBBO算法5次测试的各目标函数值均小于或等于3种MBBO算法和GA所求值，其中存储效率优先原则对应的函数值稳定在9 093.3上下，上轻下重原则对应的函数值稳定在1.644上下，左右质量均衡原则对应的函数值稳定在0值。由此可知，EMBBO算法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按照一般的理解，古书的构成应该是“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但如果认真考察古书的构成，我们往往能看到许多复杂的例子，比如最小的“章”和“句”重合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一“句”也完全有可能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也有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而存在。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有很多这样“一句”就是“一章”的情况，像《论语》里这样的例子就很多，比如《为政》篇里的“君子不器”章，《述而》篇的“子之所慎”章，都是一句话就是一章了。而郭店简《语丛》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情况。
“一句”可能就是“一章”，同样，“一章”也有可能就是“一篇”。 《战国策》里的“章”就大小差异悬殊，许多“章”的篇幅比其他文献的“篇”都要长，郭店简《穷达以时》是“一篇”，与其对应内容在传世文献中的记载都是作为篇的“一章”。
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古书的“卷”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我们以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实物为例，冯胜君先生曾专门比较了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形制，发现战国竹书“卷”的大小比较悬殊。以郭店简为例，郭店简中可以确定的最小的“卷”（包含竹简数量最少的单独编联的简册）是《忠信之道》篇，全篇仅由九枚竹简组成；而最大的“卷”（包含竹简数量最多的单独编联的简册）《语丛一》篇则由一百十二枚竹简组成。另外，《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四篇简文形制完全相同，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编联在一起的。如果这四篇简文编联在一起，则这一卷所包含的竹简数量可能会长达一百九十五枚。此外，陈剑先生通过考察《尊德义》、《成之闻之》篇简背数字，认为如果《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简文编联在一起，恰好与简背所记清点竹简数量的数字相吻合。如此说成立，则上述三篇简文编成的一卷包含一百二十八枚竹简，虽说此说还存在较大疑问，④但战国竹书“卷”的差距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上举的例子，郭店简中最小的“卷”可能仅由九枚竹简编联而成，而最大的“卷”则至少有可能包含一百十二枚竹简。根据统计，郭店简所用竹简的宽度一般在五至七毫米之间，照此推算，则最短的“卷”展开不超过十厘米，最长的“卷”则可能长达六十至七十厘米之间。由此可知，此时的卷小的可能单手即可握持，而长的可能必须要依靠几案这类以为凭借才能阅读。上博简“卷”之大小的情况，基本上没有超出郭店简的范围。
古书文本构成单位这样复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书流传时“章”、“篇”和“卷”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从文本构成上说，古书“积章而成篇”，一篇完整的文章是由许多不同的章构成的。但如何“积章而成篇”，在古书流传时“篇”、“章”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章与章之间的顺序会不会发生调整？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们还有待深入。不过对“章”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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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现在学界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意义单位”的角度来进行考察，
可见，“篇”和“卷”概念的形成，都和竹简有莫大的关系，但是随着后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使用的增加，使得这两个概念开始出现模糊，也使得长期以来“篇”和“卷”之间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传统上认为“篇”、“卷”没有分别的人不多，卢文昭云：“篇即卷也”，更多的人认为“篇”和“卷”是有区别的，两者会因为彼此内容的多少而有所出入。张舜徽先生认为，古书中文章篇幅过长，则可能一篇分为数卷，也有可能因为篇幅短小，而数篇合为一卷，余嘉锡先生的看法亦与此类似。从出土实物来看，古书中确实存在有多篇简文合抄为一卷的例子，比如上博简中的《平王问郑寿》与《平王与王子木》篇就是合抄在一起的。而一篇分为数卷的例子，陈梦家先生曾举过武威汉简《仪礼》的例子，《仪礼》中的《士丧》、《少牢》两篇篇幅很长，文字达六千以上，如果按六十字一简的容量，需要用百简以上方能编连成册，这对翻检极为不便，因此分为两卷，郭店简《性自命出》大体也属于这类情况。从这些情况看，似乎“篇”、“卷”都是古书的文本单位，两者只不过是内容多少罢了。这正是之前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关键所在。
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简册的顺序一旦发生变化，原来的顺序很有可能就会就此湮灭不见。而因为竹简这种特殊的书写载体，为古书的章序提供了多种组合的可能，变化一旦发生，一种新的文本也随之诞生，它势必将对旧的文本产生影响，《说苑》的成书，使得阜阳简和定县简这样的文本便难以再流传下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新的文本往往有着不同的架构，我们难以据此还原原来的文本。还是以《缁衣》为例，许多学者试图建立起今本与简本之间的联系，柯马丁先生、李零先生、钟宗宪先生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见解，但终究难以完全还原简本与今本之间文本变化的过程。
因此，“章”的这种复杂情况，反映出古书流传过程中文本单位和流传单位会经常处于
因为竹简这种特殊的书写载体，为古书的章序提供了多种组合的可能，变化一旦发生，一种新的文本也随之诞生，它势必将对旧的文本产生影响游移不定的状态，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篇”和“卷”自然也会随之难以固定。对此李零先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战国秦汉古书像气体，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概况。
另一边，马丁和萌萌随警员一同赶到了教授的公寓，可是这间公寓里有许多房间，每间屋子里都有不同的住户，杰克究竟被关在哪儿呢？
对于古书流传来说，其基本单位当然是一个文义首尾完整的文章，具有“单位意义”的“章”显然还不够，古书“文本流传的基本单位是机构上更高一层的组织”③，也就是“篇”。正如前文所述，竹简不仅可以卷，而且很有可能是以“卷”的形式存在并流传，这里所说的“卷”，与我们所习惯理解的系古书的文本单位不同，而是指古书所存在的一种物质状态，即以“卷”为单位进行流传，其具体的数量可能还是称“篇”。
对2.3的全部数据进行对比和综合之后，研究者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死亡凸显和亲密关系丧失会显著降低高自尊被试的职业期望、职业承诺、职业价值观及职业认知，除此之外，死亡凸显还会显著降低高自尊被试的职业情感，但二者对低自尊被试的职业认同及其各因素无显著影响。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根据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实物所反馈的信息表明，战国竹书“篇”和“卷”在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即一篇为一卷，能够确定的多篇合编为一卷的例子很少。而帛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为例，很多篇文献是多篇合抄为一卷的，个中原因，冯胜君先生认为，“这也是因为缣帛作为书写载体，幅宽往往是固定的（如帛书《周易》抄写在幅宽为四十八厘米的整幅帛上，而帛书《老子》则抄写在幅宽为二十四厘米的半幅帛上），而长度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较长的帛可以抄写多篇文献，收卷和阅读都很方便。相反，如果把篇幅较短的文献都从所抄写的较长缣帛之上剪切下来，就会形成很多零散的布条，不便于收藏”。而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所熟知的余嘉锡先生所提的“古书多单篇别行”一说，在以竹帛为古书载体的时代，“应该主要反映的是竹书情况，这是由竹、帛作为书写载体分别具有的特点所决定的”。
韩禄伯先生指出，一章之所以成为一章，首要的是要看它是否是一个意义单位，它的主题是否把它从其前和其后的文字区分开来，它的意思是否是它自身所含有的。宁镇疆先生也指出，一定的“意义”是构成“章”的核心内容，是一章之所以为一章的关键要件，是将其与其他章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章”既然作为“意义单位”，“章”与“章”之间便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在“古书分合无定”、出此入彼的情况下，章节之间的结构可能就会显得十分松散。而竹简这一特殊的书写载体，其可以灵活编动的特点使得“单个的简和较短的册（串编起来的竹简，长度相当于一篇之中内在连贯的一些段落）在已定型的篇的范围内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这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为简册的重新编排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在古书流传时，古书的传抄者可以出于自己的需要，主动对简册的章序进行调整，比如今本《说苑》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见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阜阳简和定县简，如果将这些内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战国乃至到汉初，今本《说苑》的材料在流传时十分灵活，常常出此入彼、分合无定，反映出相关章序的变化系传抄者主动进行的调整。同样，传抄者对简册章序的调整可能也是处于客观原因被动进行的，因为竹简很容易由于存放过久而出现简册散乱，整理者面对这种已经发生错乱的简册无法还原原貌，只能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进行整理。以《缁衣》为例，郭店简《缁衣》和上博简《缁衣》无论是文字还是简序上均较为一致，反映出《缁衣》在此时的传本已经相对稳定，章节的内容和章序已经基本定型。虽然各章之间在文义上并没有直接的承接，但是许多相邻章节之间的主题往往是比较接近的，反映出它们之间这种在章序上既彼此独立，又有机结合的特点。但今本和两个简本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别，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缁衣》的简本在流传中简册发生散乱终致难以复原，汉代的整理者在整理时按自己的理解对简册的顺序重新进行了处理。而这一处理，最终形成了今本的面貌。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船用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优化船用品市场的资源配置。广西应进一步拓展物流网络通道，完善提升物流设施，培育物流龙头企业，着力打造覆盖船用品主要生产厂家、主要港口、主要船舶修造基地和船用品集散地的船用品现代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减低物流成本，提高船用品市场供应水平，强化广西航运服务业整体功能，提高竞争力。
通过前面我们的分析，现在大体可以清楚，古书提到“篇”时，说的是一个意义首尾已经比较完整的文章，而提到“卷”，则更多的只是在说古书的一个计量单位。在这方面，很早以前陈梦家就有过总结，他认为，卷与篇的分别主要是在于篇是一个篇题或一个内容起讫完整者，《诗》三百篇中的每一篇便是此例；卷是册，则指编册成卷，可以包含短章若干篇，可以包含长篇的半篇，可以相当一篇。居延所出永元器物簿编为一册一卷，其中实包含简文中所自称的五个“一编”，一编即《汉书·张良传》所记载的“出一编书”之一编，《史记·留侯世家》与此同，集解云：“徐广曰：编一作篇”。在《汉书·艺文志》则一律作篇。刘向称《既夕》为《士丧》下篇，则《士丧》、《既夕》是一篇两卷或两册。《汉书·艺文志》大小夏侯的《经》与《章句》都是二十九卷而《解故》二十九篇，则《经》与《章句》均是一卷一篇。李零先生也认为，古人所说的“卷”和“篇”的概念并不相同，“篇”是按内容起讫自为长短，而“卷”则是竹简编联成册的一种长度规格。
总结以上的认识，我们大体可以认为，“篇”是指首尾完整的文章，而“卷”是指由简帛等书籍书写材料的存放方式而形成的书籍计量单位。⑤篇既可以是文本单位也可以是流传单位，而卷一般只作为流传单位出现。回到开头所提到的《汉书艺文志》里的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分为五十七篇，每一篇篇名确定无疑，可见篇作为文本单位是确定的，而卷数四十六，则与当时古文《尚书》流传的状态有关，属于古书的流传单位。
“篇”是指首尾完整的文章，而“卷”是指由简帛等书籍书写材料的存放方式而形成的书籍计量单位。⑤篇既可以是文本单位也可以是流传单位，而卷一般只作为流传单位出现
我有些头晕，我说八叔，你听我说。八叔摆了摆手，甭说了，你那些事大家都知道，你这住院住的是干部病房，花了五万，都是那个佟老板垫付的，对不对？
❶ 刘洪：《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载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167—168页。
❷ 此说系史树青在文物杂志社主办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参见《文物》杂志编辑部：《座谈马王堆汉墓帛书》，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❸ 来国龙：《论战国秦汉写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与固定》，载《简帛》（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522页。
❹ 当然陈剑也承认此说尚无充分证明，有极大的推测成分，可能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陈剑：《郭店简〈尊德义〉和〈成之闻之〉的简背数字与其简序关系的考察》，载《简帛》（第二辑），第225页。
不同的照射数目，90%等剂量线所覆盖PTV剂量分布状况一样，靶区剂量的分布受照射野数目的影响不大，90%体积的PTV接受最低剂量是50 Gy。靶区以外卷入正常组织的5野布野比9、7野布野多，其中9野布野最少，脊髓保护5野低于7、9野。
❺ 参见李若晖：《古书流传柬例》，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研究生论文。
编辑/ 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