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原版文献的价格、书目与采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版论文,书目论文,文献论文,采访论文,价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进口原版文献的价格与出版信息一直是困扰各类图书馆和情报信息机构正常采访国外新学术成果方面的两大难题。下面笔者从专业文献采访人员的角度出发，分析一下国外出版社的价格与书目以及外国图书馆界所采取的应付措施。
一
原版文献的价格由于种种国内原因(外币兑换值、国内物价指数、运输转口费等)和国外出版商的提价，几年间书价幅度飞涨到300%，这种势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每年上浮20%至40%[1]。国内绝大多数图书馆早已无法承受，纷纷停购原版文献，对国家整体引进国外专业文献的资源建设造成巨大损害。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情报界，也有类似的困境。
西方社会的出版与发行部门多为私营公司，其出版的文献均以特殊的商品形式在市场上参与流通。伴随着近年来西方经济的萧条与波动，出版商只能随行就市，以抬高图书售价来应付可能破产的局面。加之近年来国外出版行业不断发生大规模的企业侵吞与合并现象，势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类损失只能通过垄断书价，以高额利润出售图书，借以向读者转嫁危机得到经济补偿[2]。在一般情况下，对于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为避免承受损失，出版商往往采取严格控制发行量，局限在专业领域内发行，对领域外则采取以少量、昂贵为对策而推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瞄准专业文献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信息价值，在对待国内与国际的销售、发行上采取两种双重的价格政策：一种是图书馆与个人读者间的差价；一种是国内与国外、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差价。据初步推算：一般国外用户订购的出版物要比本国用户多付20%的差额费，有的甚至高达70%。各出版商都在不断地修改自己出版物的差价额，以便于采取灵活的差价政策，向国内外用户提供所需的学术著作[3]。加上发行流通环节中各类承包商的种种附加费，最终送到专业采访人员手中的原版文献，其价格也就自然难以令人置信了。例如：1989年美国国内图书的价格上涨率为6.7%，1990年上涨率为4.6%，其增涨幅度远远不同于我国在同期内的上涨水平。再有外国出版商大多将价格昂贵的精装硬皮书推销给国外用户，使外国用户承受双重高额利润所带来的巨大负担。据美国版权协会有关资料表明：1989年美国出版的硬皮精装书平均价格为40.1美元，同期出版的贸易软皮书的平均价为16美元，大众纸皮书的平均价为4.38美元，[4]上下差价高达35.72美元。
80年代初期，差价问题引起国际图书馆界的重视，IFLA为此多次召开报告会来商讨对策。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采访部门以联合的方式同出版、发行商谈判解决差额现象，取得了一定的补救效果。在这些国家，如英、美等国的出版、发行部门常常感到对自己的最大读者图书馆了解甚少；而图书馆采访部门又常常感到对图书市场的贸易信息掌握不够。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文献领域内由出版、发行商和图书馆采访人员共同发起组织了N.A.G.英国全国采访组织。该组织有宗旨，有例会，有自己的研究活动与学术刊物。它的作用在于对文献采访及出版物协调工作进行研究，对海外图书采购及贸易价格实施指导，对国内外的图书贸易进行可靠性调查，并迅速反馈学术界、读者群中对各类出版物的需求趋向[5]。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拉美国家资料研讨会(SAIAIM)”等。目前，这种逐步扩大的文献采购组织日益受到各国文献流通领域的重视，成为一种有效地保障各类文献在出版、发行、采访工作之间能够正常运行的纽带机制，在社会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我们图书馆与信息部门的采访同行却落后得多，只习惯于消极地坐在办公室，满足于单纯的查重、填写订单等内部事务，盲目发出订单，至于价格要多少给多少，忽视了对图书馆之外的调查与分析。在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唯一的解决方式只是等、靠、要的伸手观念。对于专业采访工作者自身怎样适应国际书业形势的变化，如何寻找采访工作在整体文献资源建设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以及今后解决差价问题的出路何在等问题，则思之甚少。出版、发行人员则只注意销售量，至于三者之间更大范围内的结合，目前还未有实际进展。
二
下面再谈谈出版信息源(即新书目录)的问题。目前国内进口新书购订目录基本上集中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刊印的几种书目中，可以说它是国内最有权威性的购订书目，其它几家经营公司远远不如它。但是这种权威是否具有国际水平呢?其书目能否反映世界出版现状呢?答案是很难评判的。理由很简单，要想将每年近百万种出版物统统收集汇编成册是根本办不到，也是不现实的。例如：1989年美国出版商周刊公布全美出版法律新书1096种(其中新版书292种、新书802种)[6]，而同年中图进出口总公司的预订目录中所收入的所有西文文种的法律新书仅728种。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前面陈述的情况外，笔者认为还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国外出版业在兼并、联合的大背景下，又有大量小型化、个体化的趋势，这些小出版商在许多方面代替了大公司不愿进行的出版工作。比如读者面较窄的专业著作、某些新兴冷门著作、非正式出版物等，对大公司来说是赔本的买卖，但对小公司来说则因其人少利薄而具有优势。据美国版权协会公布的数字表明：小型出版社目前占全美出版总数的91.4%。它们大多采取小范围、定向学术领域的经营活动。而以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为首的几家国内发行商所收集的范围恐怕只能局限在国外几家大型商社中。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利用国内购买的国际联机检索软件系统来查询外国专业文献，40%～50%在国内无处可阅[7]。有一个实例，1992年初结合国家有关人权课题研究的项目，笔者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国际联机系统获得有关英文人权著作目录700余条，原想在北京查询出部分原著，但最终如大海捞针，所得无几。过后有关课题考察组去国外访问时，刚一提出此类问题，美国人权组织当即与有关协会联系，没两天就提供了一份多达数千条的涉及美国与其它各国人权研究的出版物清单，并且随时就可获得复制件，当然需付高额美金。考察人员回国后谈及此事，深深感叹发达国家在文献信息服务上真是太快、太方便了。由此可见，书目工作特别是境外原版新书情报源的获取方面，也是整个引进原版文献工作的最重要部分，需要图书发行部门与文献采访部门下大力气去抓才行。
三
国外的经验多次向我们证实：出版商、发行商与图书馆采访人员是一个有机的联合体，只有当这个联合体之间采取有效的渗透与参与时，才能促进整个文献流通领域的正常运转。在许多发达国家，由出版商、发行商和采访部门共同发起与组织了图书采访协会或专门俱乐部，以固定的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来负责调解、监督各类出版、发行事宜，扩大专业文献的发行渠道，加强文献信息源的流通量及处理各类技术问题。这类组织的优点在于为出版、发行提供了可靠的预测，为新书、好书提供了更快、更广泛的信息；并能迅速反馈读者对文献需求的动态与质态状况，促进发行部门扩大文献收集的覆盖面，做到有的放矢。
从我国进口文献的最终结果来看：专业原版文献中的90%都集中在图书、情报信息部门采访馆员手中，对进口文献发行部门来说，专业图书馆、信息中心是其最大的读者。了解、研究这个最大的读者群，与之进行密切的合作是出版、发行部门的一个中心任务，否则我国的原版专业文献引进工作就难以摆脱当前的持续萎缩状况。
原版文献的价格与书目，这两方面工作的加强对于采访馆员来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采访人员是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文献需求上的最权威代理人，只有在国内各类图书、信息机构采访人员的有效配合下，才能使上述两方面工作有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当前我们采访人员自身的权威性怎样呢?很值得同行深思。美国一位采访同行在其采访过程中经过调查分析出所在学术领域对原版文献需求的六个趋向：需要发达国家商业性出版社与大学出版社的最新学术性书刊；需要特殊的资料；需要各国小型或外文出版社书刊；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的非正式出版物；需要从其它组织或不著名的机构获得出版物；需要综合类现刊与过期文献。他从以上六个需求出发，着手进行理论上的采访目标研究，在取得出版、发行商的理解与配合下从事国际间文献采访与交换的可行性工作[8]。对这种较深层次的采访研究与实践，我们绝大多数馆员思之甚少，以至于反馈给出版、发行部门的学术动态、读者信息也很弱，进而造成全国范围内进口原版文献工作的极大盲目性与被动性，不能给学术界提供价格优惠、全方位、大容量的信息服务。以美国六大类出版机构为例：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政府出版社、学术出版社、出版联合企业、小型与私人出版社，它们各自在学术出版物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掌握与了解它们不同的作用将直接影响采访工作的质量与数量。仅以国内法学界对专业文献的需求现状来说，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文献都较偏重于对“灰色文献”(指政府、学术团体等出版的非正式出版物)的利用。由于法学学科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此类文献带有极高的专业参考价值，但这类文献目前在国内很难收集，通过正式发行渠道几乎无法获得。在实际专业研究中，尤其是涉及当代国外新学术领域的研究中，有大量的信息源集中在此类文献中。专业采访人员如果只是坐等发行公司上门推销，满足于现有文献的简单订购，其结果就如同盲人摸象，只会使采访工作在进口专业文献流通过程中所应体现的学术价值丧失殆尽，进而造成我国在进口专业文献整体资源建设中的盲目性后果，使专业图书、情报信息部门在国内、外科研人员心目中渐渐失去应有的学术地位，失去上级领导与学术界对进口文献工作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