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角色转变的心理障碍研究--以宁波市江北区为例_心理健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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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5)03-0053-06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很少有关于被征地农民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据统计，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城镇覆盖率将达到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到8.5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从目前的35.7%提高到45%，这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将市民化。[1]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促进农民角色转变，缓和矛盾，减少纷争，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场所和生活方式，已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角色转变、角色适应和角色冲突，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且方法大多采用定性研究，而关注农民角色转变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障碍以及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较少。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进行SPSS统计分析，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角色转变面临的主要心理障碍，通过实证调查并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得出结论，为有关部门解决已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宁波市江北区村转居小区天成家园住户为调查对象。天成家园为村民安置小区，大多数住户刚刚从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因此，该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心理障碍概念宽泛，既可以指心理疾病的一种症状，也可以指轻微的心理异常，又可以与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同义。通常所说的心理障碍有一个比较一般的定义，即没有能力按社会认为适宜的方式行动，以致其行为后果不能适应正常的工作生活。这里的心理障碍主要是指轻微的心理异常，包括抑郁、焦虑、强迫等神经症。农民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可能因为生活方式、工作、人际交往等不能很快融入新环境而产生失眠、心慌等症状，因此了解其心理状态，做好安抚和心理疏导工作至关重要。

      SCL-90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在我国是被广泛使用的量表之一，能够较准确地鉴定被测试者的心理问题。该量表含有90个与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可测试心理健康问题的9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受测者在某方面症状的痛苦情况。因子分为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的平均分，＞2分时即超出正常均分，提示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心理问题。9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此外，还有7个项目未归入任何因子，分析时将它们作为附加项目，作为第10个因子来处理，以便使各因子分之和等于总分。[2]

      每个项目均采取5级评分制，要求被测试者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该项目所描述的问题(症状)，从自觉无该项问题(症状)到自觉该项问题的频度和强度都十分严重共分5个等级，相应的得分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

      此外，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对社区服务中心书记及部分被征地农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有效问卷率为90%。

      (一)被调查农民的基本情况

      

      被调查的180位农民中，已征地农民99人，未征地农民81人，表1列出被调查农民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从性别布情况来看，两组农民没有显著性差异，

=1.8，P=0.18，因此在性别分组中两组农民具有可比性。而两组农民在年龄分布(

=77，P=0.000)、受教育程度(

=14.8，P=0.002)和婚姻状况(

=81.9，P=0.000)上有显著差异。

      (二)计分方法和检出率

      1.计分方法

      (1)总分是90个项目所得分之和。

      (2)总症状指数，也称总均分，是将总分除以90(=总分÷90)。

      (3)阳性项目数是指评为2-5分的项目数，阳性症状痛苦水平是指总分除以阳性项目数(=总分÷阳性项目数)。

      (4)因子分=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数。

      2.评分标准

      (1)总分超过160分的，提示阳性症状。

      (2)阳性项目数超过43的(43项2分以上)，提示可能有问题。

      (3)因子分≥2分的提示有问题。2-2.9为轻度，3-3.8为中度，3.9及以上为重度。

      3.检出率

      

      检出率是指总分超过160分，提示有阳性症状的被试个数，或阳性项目数多于43项的被试个数，或因子分≥2的被试个数。通过评分标准和SPSS统计分析得到总分检出提示有阳性症状的共有18人，其中已征地农民9人，未征地农民9人。阳性项目数检出提示有阳性症状的共有36人，其中已征地农民21人，未征地农民15人。因子分检出率情况如表2所示。

      某一项目分≥2，说明具有阳性症状。从表2可以看出，已征地农民和未征地农民因子分≥2的检出率9个项目全部具有统计学意义，已征地农民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项目阳性检出率方面要高于未征地农民，而未征地农民在焦虑、恐怖项目阳性检出率方面要低于已征地农民。这说明在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上已征地与未征地农民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已征地农民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项目上的严重人数要显著多于未征地农民，而在焦虑、恐怖项目上的严重人数显著少于未征地农民。

      如果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或总分超过160分，则表明出现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进一步详查。由表3可知不论是总分检出还是阳性项目数检出，已征地农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都比未征地的农民多。

      

      (三)心理健康状况

      1.与常模(n=1388)比较

      

      从表4可以看出，已征地农民的躯体化、敌对得分均高于常模，P＞0.05，而偏执得分低于常模，其他项目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未征地农民除了人际敏感得分低于常模，P＜0.05，其他项目得分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与全国正常人相比，当地农民总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2.已征地农民和未征地农民比较

      

      从表5可以看出，已征地农民和未征地农民在各项目上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已征地农民的阳性症状均分(总量表得分÷总的项目数，或每个分量表得分÷相应量表的项目数)都在1分和2分之间，说明他们自我报告的心理问题症状比较轻微。换言之，他们自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好。

      三、已征地农民症状自评状况

      (一)不同性别已征地农民比较

      

      从表6可以看出，已征地农民中男性和女性在各项目上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表明已征地农民心理健康状况不受性别因素的影响。

      (二)不同年龄已征地农民比较

      将已征地农民按照年龄分组，进行年龄组间的比较。从表7可以看出，不同年龄人群在症状总分上有显著差异，特别是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分上的年龄组差异显著。通过事后多重比较检验，得出在躯体化因子中50岁年龄段、60岁以上年龄段与18-29年龄段差异显著，P＜0.05；在强迫因子中50岁年龄段、60岁以上年龄段与其他各年龄段差异显著，P＜0.05；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以50岁年龄段人群分布最高，P＜0.05；抑郁因子以60岁年龄段得分最高，与其他年龄段差异显著；精神病性因子以50岁年龄段与20岁年龄段和40岁年龄段差异显著；总分以50岁年龄段、60岁年龄段分别与20岁年龄段、40岁年龄段差异显著。

      

      (三)不同婚姻状况已征地农民比较

      从表8可以看出，不同婚姻状况已征地农民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分上有显著差异，P＜0.05。通过事后多重比较得出躯体化因子、抑郁因子，未婚与已婚、离婚的已征地农民差异显著，已婚、离婚的已征地农民的躯体化和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婚的已征地农民的得分；在人际关系敏感、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和总分中离婚与未婚、已婚的已征地农民差异显著，离婚的已征地农民的这几项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四)结论

      与常模相比较，已征地农民的躯体化、敌对得分均高于常模，而偏执得分低于常模，其他项目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未征地农民除了人际敏感得分低于常模，其他项目得分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

      对比分析已征地农民与未征地农民两组人群可以看出，二者在各项目上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二者心理健康水平相当，且已征地农民的阳性症状均分(总量表得分÷总的项目数，或每个分量表得分÷相应量表的项目数)都在1分和2分之间，说明其自我报告的心理问题症状比较轻微，其自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好。

      已征地农民出现有阳性症状个体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未征地农民，P＜0.05，表明已征地农民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项目的严重人数要显著多于未征地农民，而在焦虑、恐怖项目上的严重人数显著少于未征地农民。

      年龄、婚姻状况影响已征地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性别因素对已征地农民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小。不同年龄的已征地农民症状自评存在差异性，随着年龄增长，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因子明显增长。就强迫因子而言，50岁年龄段、60岁以上年龄段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就人际关系敏感因子而言，50岁年龄组人群分布最高；就抑郁因子而言，60岁年龄组得分最高，与其他组差异显著，表明年龄因素对已征地农民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年龄越大的已征地农民各症状越明显，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分析婚姻状况的影响情况，可以发现已征地农民在已婚组中，躯体化和抑郁因子得分高于未婚组；在离婚组中，躯体化、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表明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已征地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是离婚组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在村转居过程中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与常模和未征地农民相比心理健康水平差异不明显，但已征地农民出现阳性症状的人数显著多于未征地农民，且年龄、婚姻状况对已征地农民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中老年和离婚者。为更好地做好征地后农民的安抚工作，不仅要注重硬件设施的跟进，如安置房配置、养老保险制度协调，也要积极关注软件资源的情况，如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生存环境的改善等。要站在失地农民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才能给失地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针对问卷调查和访谈得出的结论，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个体层面。为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教育引导和素质培训，丰富他们平时的精神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如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健康周活动等。不断丰富已征地农民文化生活，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引导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可以定期举行一些书画展览、体育比赛，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幸福感，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对心理健康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特别是老年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土地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更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应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照顾。从各地的经验来看，很多撤村建居的地方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丰富老年人的生活，让他们积极地融入新的生活。[3]

      其二，社会关系层面。发展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4]提升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是身心健康的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已征地农民中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和离婚者由于自身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所以更可能在征地之后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和心理问题，社区和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的组织邻里互助、志愿者进社区、温暖夕阳红等活动，拓宽他们的社交网络，减缓心理不适，使他们尽早更好地适应新生活。

      其三，政策和制度层面。加强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等实际支持。失地农民心理状况的改善根本取决于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的好转。只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了更好的社会保障，他们的社会心理发展才会有牢靠的现实基础。因此需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着手，加强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等实际支持。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特点，一方面，要提升他们的认知水平，改善他们的认知状况，提高他们的内在心理对社会变化的吸纳与适应能力，使他们更为理性和全面地认识现实，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来适应现实、开创未来。另一方面，要提升他们对市民角色的认同度，增强他们对新角色进行主动建构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避免因为角色混乱所导致的内心矛盾及行为混乱，促使他们顺利地实现社会适应和角色转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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