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2-0037-09
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①)思潮的异军突起，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现象②。但由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种种原因，在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步形成的热潮中，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虽然有一定进展，但迄今仍然相对薄弱，与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形成很大反差。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国内学界对该思潮之形成的思想背景、历史方位和基本性质尚未达成一定共识密切相关。本文拟就此谈谈我们的研究心得，以期推动该思潮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顾名思义，“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嫁接”的产物，但与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多种流派业已蔚为大观的“嫁接”相比，这一思潮显得姗姗来迟。究其原因，需诉之于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特殊生态。正如英国哲学家克里斯多夫·贝塔姆(Christopher Bertram)所说，这种思潮“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他不屑一顾，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看作是黑格尔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③。造成这一局面的思想背景，是20世纪西方学界所谓“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奇异“割裂”。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的创生，导致了分析哲学的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面貌，以至于许多学者把20世纪西方哲学称为“分析的时代”。不过，这个称谓实际上只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英语世界的哲学，因为分析哲学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始终未占主流。之所以会产生“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这种奇怪且容易导致误解的称呼(把一种以方法论为特征的研究方式与一种以地理位置来区隔的研究传统相对照)，乃因为欧洲大陆前后相继的主流思潮——从胡塞尔现象学衍生的存在主义与解释学传统以及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传统——很难用一个术语概括其方法，只能说它们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有或多或少的相通之处，而不似分析传统那样与思辨方法自觉“隔绝”。但必须注意避免这种称呼所可能造成的误解。实际上，分析哲学的早期策源地与兴盛地不仅在英美，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属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奥地利。同时，英美学界也有不少属于欧陆传统的学者。因此，与其表面称呼不同，这两种研究传统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标准，而不是地域标准。
我们之所以说20世纪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割裂”是“奇异”的，还在于这种割裂竟达到同在“哲学”名下却长期没有共同语言和交流途径的地步，这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景象很不相同：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有经验论与唯理论分别在英国哲学和欧陆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景观，但两者始终存在共同的问题和长期的争论。显而易见，这种割裂局面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不正常的，因而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出现了许多沟通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努力。但由于研究传统的惰性，这种努力长期应者寥寥。英美学界“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在这种沟通努力中诞生的一个重要思潮，它之所以能够得到蓬勃发展，乃得益于上述两大研究传统由于各自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而发生的双重衰落。
我们赞同把“分析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思潮”而不是一种“学派”，是由于这种思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和共同的核心信念，思潮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上，即其代表人物都主张运用分析方法来研究与重塑马克思主义。其研究领域不但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遍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乃缘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本性及其当代发展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以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传统背景下产生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创生本来就是告别思辨哲学的“神秘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吸收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的过程中，始终自觉地以建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性”与之明确区隔，而“分析性”本来就是“科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但从来不排斥逻辑—数学分析与语言分析方法，而且在其著作中大量运用了他们所掌握的逻辑—数学工具，同时也注重语言分析。④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与现代逻辑及分析哲学的发展长期处于脱节状态，以致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只与欧陆思辨哲学方法相容，而与分析哲学方法相排斥。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这种长期的误解，开拓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支“异军”，不仅在于它对两大研究传统分裂局面的有力冲击与突破，还在于它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一个根本区别：众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一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英美学界的一些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大都与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开创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轴心发展的、以把握“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批判为主要诉求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间接的历史关联，而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与之完全没有这种历史关联，或者说，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思想构境之中。如果说有关联，那也只是因为这种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给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我们认为，在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形成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三足鼎立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新格局中⑤，分析马克思主义当归入一种特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列。这是因为，与德鲁兹、鲍德里亚、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宣称自身已不是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不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代表人物均自指自身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表达强度上有所不同；同时，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后现代思潮中的相对主义基本立场；而从其自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致力于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途径的基本立场来看，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以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有更多共同之处。⑥
因此，以上述基本原则与基本立场划分，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而其特殊性(也就是与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种差”)就在于其所坚持的“分析方法”。理解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特殊性，重在理解其“分析方法”的性质。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G·A·科恩(Gerald Allan Cohen)，曾对该思潮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或称“分析技术”)作了如下概括：
这里所说的方法在广义上通常被称为“分析的”，因为对它们的运用要求并且会推进表述的精确与论证的严密。我们可以区分三类这样的技术。
第一类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20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作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后果)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接下来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它们源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数学形式，后者大体上始于莱昂·瓦尔拉和阿尔弗烈德·马歇尔时代。最后是描述选择、行动和策略的方法，它们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决策论”、“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当代政治科学。⑦
正是运用这三类分析方法或分析技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非常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分析与当代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分析相结合，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富含启发价值的结论。如果说他们与上述“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何普同之处，除了面对共同的时代课题之外，那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始人约翰·E·罗默(John E.Roemer)所强调的“非教条式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致思态度，或如科恩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敬畏感的承诺”。他们不再像苏东型马克思主义和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坚持自己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求真”为宗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逻辑建构及其在当代的解题功能。显而易见，深入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性”探索与“重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以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借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性质的争论聚焦于两点：第一，该思潮究竟是否像其名称所示那样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嫁接”的结果；第二，该思潮的“分析方法”之运用是否具有“反辩证法”性质。我们认为，对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给予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而必须通过对一系列基本概念的澄清加以深入探析。
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可从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学界发生的一场学术争论谈起。当时，我国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的两位主要推动者段忠桥和余文烈之间，曾就该思潮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不同见解。余文烈坚持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嫁接”、“结合”、“联姻”的产物的说法，段忠桥则依据前引科恩对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分析方法”三方面的说明及该思潮的研究实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不是特指20世纪以来流行的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而是泛指包括分析哲学方法在内的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方法。他认为，上述“嫁接”等说法只适用于科恩等少数哲学家，而不适用于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就此论证道：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科恩无疑是一个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他在其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运用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的另一创立者罗默是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如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2年出版的《剥削和阶级的基本理论》，运用的大多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数学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发现分析哲学的痕迹。它的另一重要人物埃尔斯特是政治学家，其代表作《弄懂马克思》主要运用的也不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而是理性选择理论。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赖特是社会学家，他运用的主要是社会调查与模型分析的方法；普泽沃斯基是政治学家，他运用更多的是博弈论。总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虽不乏深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但更多的是从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后者显然不是从分析哲学出发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运用的方法显然也不是来自分析哲学，而是来自他们各自的学科。⑧
我们认为，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分析哲学之关系的这种讨论是有意义的。在西方学界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论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嫁接”、“结合”、“联姻”的说法，但并未就此展开深入讨论。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为他主编的论文集《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所撰写的导言《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分析的》，就是以这种“嫁接”说法为基调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好几种，“它们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甚至研究内容的深浅程度都有所不同”，“并非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为了把这种说法与“嫁接”的基调相协调，韦尔只好诉诸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最表面的共同特征，即对严密性和明晰性的追求。“他们中多数人毕竟一直受英语圈哲学的主导传统即所谓分析哲学的影响，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想保持那种严密和明晰的传统”，“如果分析哲学还剩下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方法，更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的风格”，“现在，关注严密性及细节的做法在实践中五花八门，而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理论化和立场都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化标准予以考虑和评估”。⑨这可以视为对段忠桥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但显然是一种过于表面化的回答。
我们并不反对使用“嫁接”、“结合”、“联姻”的说法来把握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我们认为需要认真讨论段忠桥提出的上述问题并予以深入把握，这对于理解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性质，是极为关键的。
正像段忠桥一再强调的那样，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哲学研究思潮，其研究诉求几乎遍及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领域。但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是一块“整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由哲学上的“嫁接”也可推至总体上的“嫁接”。考虑到分析哲学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也发生了“应用转向”，即从以意义与真理问题的分析为重心转向以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法哲学等问题为重心(如罗尔斯《正义论》即被视为分析哲学应用转向的代表作)，故“嫁接”的说法更顺理成章。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嫁接”的说法本身，而在于如何对这种“嫁接”的实际机制作出具体分析。
韦尔曾指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样的历史方位：“当身处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人正在探讨‘后分析哲学’或正在研究‘超越分析哲学’的时候，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却乐于谈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⑩韦尔这里所揭示的实际上是“语言论转向”之后的分析哲学传统研究范式的衰落。对这个传统研究范式可采用英国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如下阐释：
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奎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11)
正如达米特所指出的，现在许多分析哲学家已放弃了第二条准则，因而我们可将坚持这两条准则所要求的研究范式的哲学称为“狭义分析哲学”，把将只坚持第一条要求的研究范式的哲学称为“广义分析哲学”。也就是说，广义分析哲学注重语言分析方法的“功能”，但并不排斥在对思想的综合说明中它与其他研究方法的互补作用。显而易见，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不排斥这种广义的分析哲学研究范式，这正是上述“嫁接”论的首要根据。
但是，我们发现，国内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都普遍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在狭义分析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和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牛津学派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通过使用现代逻辑工具把日常语言整编为克服了日常语言固有缺陷的理想人工语言，揭示被日常语言的表层结构所掩盖的深层逻辑结构，才是哲学研究的正确进路；后者则认为，这样的整编必将扭曲日常语言的自然用法，正确的研究进路应当是运用本真态的自然语言来逐步澄清语言的多层面用法，从而澄清由于语言用法混乱所造成哲学混淆。两大学派的长期竞争在充分暴露了各自的片面性之后，才在具有实用主义背景的美国分析哲学家推动下，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了融合。在融合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是：哲学研究终究是一种面向日常语言的事业，但日常语言本身具有难以摆脱的歧义性、隐喻性与可增生性，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人工语言为载体的逻辑工具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同时，对人工语言的理想化成分所带来的失真性保持足够的警惕，推动尽可能逼近自然语言的逻辑工具的锻造。分析哲学的这种发展既推动了各种非经典逻辑研究的蓬勃兴起，也使语言分析方法的功能发挥领域逐步扩大。正是在这种广泛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分析哲学逐步摆脱了狭义范式的羁绊。
显然，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之时，狭义分析哲学两大流派的分野已经消弭，因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与科恩一样将语言分析与逻辑分析并提，但对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劣并没有深刻的体认，多数学者都满足于日常语言分析而很少使用现代逻辑工具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更没有去努力把握现代逻辑新工具的发展。就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三个公认的创始人而言，科恩由于本身学术背景的限制(其牛津老师赖尔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开创性著作主要运用的是日常语言学派的方法，对现代逻辑工具的运用十分有限(尽管他已不像他的老师们那样予以排斥)；罗默堪称数理经济学家，本来把握现代逻辑工具并不困难，可惜的是他一直满足于运用数学建模方法来追求严密性，没有深究其背后的逻辑机理；三个创始人中唯有出身挪威、早年曾从事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既注重自然语言分析，又注重运用现代逻辑工具从事逻辑分析，从而获得了仅运用一个方面的分析方法所难以获得的成就。科恩本人也曾就此作了这样的说明：
现在谈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通常把三个人称作它的创立者：G·A·科恩、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这种做法不无道理，这里我将遵循这种做法。人们会说，科恩是同前边确定的哲学的方法(指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分析方法——引者)相联系的，罗默是与经济的方法(即建立经济领域数学模型的方法——引者)相联系的，而作为政治科学家的埃尔斯特则是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相联系的，这种说法大体上不错。但这种说法也有些不准确：因为埃尔斯特对这三种方法的研究最深入最广泛，这三种方法都被应用于他的著作；因为罗默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博弈理论家；因为科恩的著作也不是一点不涉及以简单的前数学形式出现的博弈理论的那些方法。(12)
科恩的这种评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至学界更多地把埃尔斯特看作“博弈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忽视了科恩本人所强调的这种分类的“失真”之处，即埃尔斯特实际上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全面精通上述三类“分析技术”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埃尔斯特所熟练掌握的现代逻辑(一阶逻辑与模态逻辑)分析技术，是大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缺乏的。实际上，埃尔斯特的这种研究风格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是比较孤独的。其中多数学者只对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应用感兴趣，他在哲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方面的工作并未得到很大呼应，多数学者对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多地仅体现为一种严密性、清晰性的追求，而对以往狭义分析哲学两大流派最重要的遗产——逻辑分析技术和言语行动理论都未能展开深入的哲学与方法论研究。因此，除上述对埃尔斯特的评论外，段忠桥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哲学兴趣并不浓厚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由此可见，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形成是狭义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产物，只有在诉诸科恩与埃尔斯特的创始文本上是正确的；而从该思潮后来的整体发展看，则只有在以往分析哲学所体现的“广义分析”精神的运用上，才可以保留“嫁接”的说法。
科恩的上述分类所导致的另一个重要的“失真”之处，是遮蔽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两部创始性经典著作的重要差异。罗默曾在其主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在1978年诞生的，其标志是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和埃尔斯特的《逻辑与社会》这两部著作的出版。”(13)深入比较这两部奠基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显著的差异，即《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主要以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为主，以逻辑分析方法为辅；而《逻辑与社会》则主要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以日常语言分析为辅。然而，尽管埃尔斯特本人在《弄懂马克思》(又译《理解马克思》)等著作中反复强调了这种差异，但这种差异及其重要性却长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研讨。相反，正由于对这种差异的忽视，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长期未能充分重视埃尔斯特在《逻辑与社会》中通过现代逻辑工具特别是模态逻辑的运用所获得的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大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把“辩证法”与“思辨方法”混为一谈，而无视埃尔斯特在《逻辑与社会》中已经充分论证并一再强调的对两者的明确切割。直到2000年，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修订版导言中，仍然保留了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如下界说：
“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背景下，它有两个相关但又相应不同的意思，一是广义的，一是狭义的。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都是分析的；从狭义上讲，大多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的。在每种“分析”的意思中，成为分析的都要反对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就广义的“分析”而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辩证的”思维的；就狭义的“分析”而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整体主义的”的思维的。创立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是拒绝了这样的主张，即马克思主义本身(指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引者)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14)
“分析”方法与“辩证”方法相互排斥，的确是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科恩还就此特别申明，他本人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把“反辩证法”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特征，是不无根据的。韦尔曾讨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中哲学家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家研究范式之间的诸多差异，但认为他们对待辩证法的态度具有高度一致性：
除了把辩证法看作讨论相互联系和变化的抽象方法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给辩证法以任何重要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认识倒是相当一致的。许多人将辩证法，或至少是辩证法的应用归为“日益不可信的方法”。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不过，韦尔也指出了两个“对于辩证法持同情态度”的例外，一是虽非创始人但被公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艾伦·伍德(Allen Wood)，另一个就是埃尔斯特。在他看来，“在对辩证法的一种特定的解释中，埃尔斯特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值得保留的重要贡献”(15)。
埃尔斯特本人对“辩证法”的明确态度，在其公认的最重要代表作《弄懂马克思》(1985)中有明确论述。埃尔斯特以《说明与辩证法》为题作了全书的方法论导论，对他此前研究中获得的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认识作了如下概述：
在许多场合，马克思都把“辩证方法”当作了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主要方法。马克思实践过任何一种这样的方法吗？如果是的，它对理解来说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呢？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将讨论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式推理的三条线索，它们都具有一种被诉诸的主张，如果这不就是辩证方法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辩证方法。第一条线索是在《导言》的核心部分(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者)和《资本论》第1卷前几章(它们都受到黑格尔《小逻辑》的鼓舞)中使用的准演绎程序。第二条线索是恩格斯编纂过的辩证法，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第三条线索是社会矛盾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精神现象学》。我认为，第一条线索勉强可以理解；第二条线索有一定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限制的)旨趣；而第三条线索则显现为是作为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每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中，辩证方法都可以用“分析的”语言来表述，这并没有为那些相信这两种推理模式之间有一种根本性分野的人提供辩护。(16)
显而易见，埃尔斯特在这里并没有一般地去“反对”马克思乃至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致力于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分析性“重建”。他所反对的只是使用黑格尔式思辨语言与思辨推演方法，同时认为在现代逻辑与语言哲学已获得充分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完全可以对其合理的方面进行可为分析哲学家所接受的重建工作。换言之，他所要回答的是分析风格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是否可能的问题。正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旨趣”，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中，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是最为系统和全面的。(17)
面对埃尔斯特如此明确的申明，段忠桥等学者却仍然断言“在埃尔斯特的论述中，我们根本看不出他肯定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有价值的方面”，“从中根本看不出他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任何肯定”。(18)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埃尔斯特在《弄懂马克思》中的提示，去深入研究埃尔斯特思想的奠基性著作《逻辑与社会》。在《逻辑与社会》中，埃尔斯特不仅对辩证法之“分析性重建”的可能性明确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从上述三方面(特别是第三方面)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埃尔斯特的这个诉求与他长期关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两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他在《逻辑与社会》一书导言中就此作了如下说明：
我想概述一下对促使我写作本书的一些问题的感受。黑格尔式逻辑或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长期论争是其最主要的灵感来源。前者的支持者指责后者处理的都是平庸的东西，他们主张区分在日常生活和科学中起作用的低级知性与可用于形而上学论证和辩证洞见的高级理性。分析的逻辑学家们则反驳说，辩证法虽然克服了平庸，但却以不可思议为代价。我则试图提出一种中间立场。我认为，辩证思想家在找出有趣的有时是关键的问题上，具有独特的天赋……我的(工作)标准就是找出那些辩证哲学家自己视为通过辩证推理所作分析的范例，并表明它们能够被译成简明的逻辑论证。(19)
毋庸置疑，埃尔斯特不赞成盛行于西方分析学派与思辨学派的一个“共同观点”，也就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的截然对立，而是以“中间立场”致力于两者的“融通”。埃尔斯特对于自己的这种融合工作的成果具有高度的自信，特别是对经过他运用现代模态逻辑工具重新阐释的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十分珍爱。他宣称，这种非但不与形式逻辑相冲突、而且可以奠定在形式逻辑分析基础上的社会矛盾理论“正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要贡献，特别是把它和他的内在信念形成的理论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更是如此”(20)。同时，他认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特贡献”(21)。无论我们对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作何评价，他的这种论断显然与科恩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科恩对于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反辩证法”特征的断言，乃缘于他本人的偏见，并不能真正涵盖埃尔斯特。
就科恩所谓“狭义”分析方法即所谓“方法论个体主义”而言，埃尔斯特通常被视为其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首要代表。这主要是缘于埃尔斯特在《弄懂马克思》中对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所体现的功能主义方法论所展开的批判。埃尔斯特认为，这种功能主义方法论只不过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个变种，尽管它符合马克思的部分文本实际(从而不是科恩的创造)，但他认为这是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相冲突的。埃尔斯特的批判对科恩本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加之罗默之成果的反向示范(罗默完全接受了埃尔斯特所阐释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使科恩后来走向了“弱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但我们认为，以往对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都没有重视它与其“社会矛盾”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未能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矛盾”理论的逻辑重建的独特视角来考察埃尔斯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性质与功能，这也是对埃尔斯特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重视不足的一个后果。由思想史的视角可以见得，埃尔斯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确立与坚持，与其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马克思“社会矛盾”学说之分析性理解的确立与坚持密切相关，他也是由此视角入手认识到以“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来理解与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成为“博弈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因此，探讨埃尔斯特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社会矛盾”理论之“分析性重建”的功能与局限，也有助于探讨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功能与局限。
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埃尔斯特融通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努力之忽视，当然与分析哲学的大背景相关。正因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是英美分析哲学背景下兴起的一种思潮，从而也带有其天然的缺陷，其对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理论的“隔膜”并不难以理解。其中始终可以看到罗素、波普尔、邦格等人对辩证法的误视与错解的回响。(22)这一点对埃尔斯特本人的辩证法研究也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长期展开了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论争，但这种论争已经显示出的两种方法所可能有的辩证互补路径，并未成为论争双方的研究主题。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西方哲学两大研究传统的整合融通工作已成为大势所趋，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学者逐步跳出分析方法与辩证方法互相拒斥之传统认识窠臼，试图认真探讨两者的互补机理，这十分有利于摘掉对马克思主义之“反分析性”的有色眼镜，把握其本来面貌。例如，韦尔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文集导言中就曾指出：
有人可能会认为，对分析和细节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关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马克思本人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常谈到自己的研究是分析的，甚至到了“琐事”这一步(比如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不管分析哲学中分析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分析广泛地存在着，我们可以像毛泽东那样说，辩证法“可以分析任何事物”。如果说辩证思维与分析思想之间存在不一致的话，我不知道它表现在哪些地方。(23)
正是本此认识，韦尔在文集中选编了一些具有辩证倾向的学者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批判性研究。但从其中所选文本来看，尽管已有学者专题研究了埃尔斯特的方法论思想，但对其融通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方法论努力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然而，由此我们已可以明确断言，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否具有“反辩证法”性质的问题，若作断然肯定的回答或否定的回答，都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们认为，在现代逻辑获得新的长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埃尔斯特等人融通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努力及其所获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深入挖掘的。
总之，作为一种自我指认“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光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差异，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审慎区别，对特定学者甚至特定文本作具体分析，祛除各种简单化概括造成的遮蔽，挖掘其具有启发性与建设性的“珍宝”。
注释：
①“analytical Marxism”在汉语文本中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式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译法，本文取第一种译法。
②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导下，自1981年起，每年9月在英国举办一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史称“九月小组”。正是在“九月小组”推动下，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在80年代形成庞大的“产业”，这种“产业”的规模只有拥有长期“根据地”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相比。90年代后，小组成员先后发生了研究重心转向，研究领域有了较大差异，但小组的活动一直保持到2000年，直到2001年由于美国“9·11事件”的突发而中断。此后，尽管小组成员仍有不定期聚会，但不像以前那样常规化了。该小组在90年代所获得的成果被小组成员及其他研究者广泛运用到各研究领域之中，迄今仍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占有主导性地位。[参见威廉姆·H·肖、沈亚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廉姆·H·肖教授访谈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5)]
③[英]克里斯多夫·贝塔姆：《剖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刘斌译，载《现代哲学》，2003(4)。
④参见张建军：《论〈费尔巴哈论〉中“唯物主义”的双重语义》，载《江海学刊》，2004(6)。
⑤参见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卷，第Ⅲ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⑥我们认为，把所有“自指”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认同后现代立场的思潮归入“晚期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使上述“三足鼎立”格局的把握成为一种周延的划分，当然这并不排除各种中介性、过渡性形态。同时，我们主张把所有“自指”马克思主义但又具有后现代相对主义立场的思潮归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不赞同对其他直面后现代“问题”、但不拥有相对主义立场的思潮使用此称谓。
⑦[英]G·A·科恩：《2000年版导言：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2页，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译文略有改动。
⑧段忠桥：《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4)。
⑨[加拿大]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2-5页，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⑩[加拿大]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3页。
(11)[英]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第4页，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2)[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2-3页。译文略有改动。
(13)John E.Roemer,ed.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Edward:Elgar Publishing Company,1994,p.ix.
(14)[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2页。译文略有改动。
(15)[加拿大]罗伯特·韦尔等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6页。
(16)Jon 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7.(中译本参见何怀远等译《理解马克思》，第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7)参见张建军：《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载《学术月刊》，2008(8)。
(18)段忠桥：《再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6)。
(19)(20)(21)Jon Elster,Logic and Society.Chichester:Wiley,1978,p.3,p.41,p.4.
(22)参见仓茫：《评波普尔和邦格对辩证法矛盾观的批判》，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4)。
(23)[加拿大]罗伯特·韦尔等主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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