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特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验场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经济特区，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而提供特殊的经济政策、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的行政区域。经济特区的种类很多，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工业开发区、自由工业区、边境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以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区，以从事对外贸易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和综合性的经济开发区。这些经济特区享受政府所给予的一系列特殊制度和优惠政策，如特殊的贸易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优惠的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外汇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等。
今年是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我国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经济特区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议案，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宣告诞生。经济特区创办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纷纷利用自身的优势和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迅速发展经济，经过20年的时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举世瞩目的发展“明星”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兵。
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边陲小镇，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风景秀丽、投资环境优良、经济比较发达、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滨城市。市区常住人口从1979年的3万余人增加到现在的400多万人，20年间增加了近400万人，在1979 年到1989年的10年间增加了160.19万人，年均增长19.8%。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00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2025.7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达到184.8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5万元。1980年至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1.2%，工业增加值年均递增4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递增41.8%。20年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45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现有外商投资企业1万多家，内地驻深企业、 机构近9000家，世界500强企业有76家进入深圳。1998 年“三资”企业总产值1273.5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6.7%。据海关统计， 1998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452.76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939 倍，平均每年增长43.4%。其中出口总额264.24亿美元，是1979年的1044倍，年均递增44.2%。
经济特区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全中国20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取得的成就的缩影。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长9%的奇迹，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巨大变迁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所发生的这一切，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而受到了世人前所未有的注意，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其研究的视角也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研究”。在过去的20多年中，海外学者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如果说，我国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那么，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它理所当然吸引住了许多海外学者的注意力。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
海外学者从中国经济特区创办伊始，就对特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至今不断。经过近20年的积累，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成果的形式看，它们既有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也有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从研究的方法看，既有经济学的探索，也有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和交叉学科的观察；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一般的宏观分析，也有具体的微观研究；从研究成果的性质来看，既有定性的分析和抽象的概括，也有实证的调查和个案的研究。要而言之，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中国经济特区的特征；设立经济特区的原因；经济特区的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政策；经济特区的作用和性质；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经济特区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特区的未来等。
正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莫理斯.迈斯纳和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桥英夫所看到的，经济特区并不是中国的创造发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时，世界上已经有400多个形式不同的“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自由港”， 其中30个国家设有加工型自由贸易区55处，仅在亚洲地区就达上百个。但是，与世界上业已存在的各种经济特区相比，中国的特区有其明显的特点。
其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经济特区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设立的，而中国的经济特区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政府允许在经济特区采取一些灵活和特殊的经济政策，但不允许有政治上的特殊之处。采取特殊的经济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引入资本主义，相反，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佳科夫博士把中国经济特区的这一本质特点概括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其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特区相对，中国的经济特区具有更大的综合性。中国的经济特区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区、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但上述这几类特区的功能在中国的经济特区中又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
再次，由于国情和所处的时代不同，吸引外资和对外合作的要求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区要更严格。正如英国苏萨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郝秋笛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特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在合资企业中严格控制外国资本的比例，外资一般都限定在50%以下。又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高科技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起来的，所以特别注重外资的科技含量，而其他经济特区所依靠的多半是附加值较低的外国资本。
最后，中国的经济特区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例如，深圳靠近香港，珠海与澳门毗邻，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这些经济特区的设立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不无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
中国为什么要设立经济特区，这是海外学者在研究的早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既有与其他国家设立特区的共同原因，也有自身的特殊目的。一般地说，设立经济特区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国的资本，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创办经济特区的一般动因，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特区。然而，细心的海外研究者力图进一步探究中国设置经济特区的特殊目的。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大桥英夫的研究尤为深入。
大桥英夫认为，中国之所以创办经济特区除了上述一般原因之外，还应加上以下几点。第一，通过特区向内地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全国各地纷纷在经济特区开办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内联”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内地传递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方法。第二，进行市场经济的实验。特区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经济特区是学习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理想场所。第三，开发区域经济，通过经济特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区的规模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要大得多，如台湾的高雄、南梓加工区面积分别只有0.69和0.9平方公里，而深圳特区的面积是327.5平方公里。特区经济实际上是区域经济，特区的发展也就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第四，引进华侨资本。中国在海外有多达近千万华侨，分别在四大侨乡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设立特区，显然具有吸纳侨资的意图。第五，统一祖国。实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早日回归，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目标，在深圳、珠海和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服务于统一中国的大目标出发的。
中国在经济特区除了引入大量外国投资外，也引入了许多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其中多数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入的，这些做法不仅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而且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情况使得海外学者在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在不同观点之间甚至出现了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自从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便逐渐离开原先的社会主义轨道，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正是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表现。这种观点遭到了持另外观点的海外学者的激烈反对。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事物，它内在地充满着矛盾，至今还难以判定它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例如，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埃迪.L.黄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区存在着四对矛盾：中国隔离经济特区的愿望与对特区所要求的成本效益之间的矛盾；经济特区所扮演的作为技术转让渠道角色与它们自身比较优势的矛盾；经济特区对市场力量的依赖与中国对市场准则的排斥的矛盾；经济特区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矛盾。与述看法相似，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兼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例如，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保罗.查奥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体制。最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虽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了市场经济的不少东西，但在性质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相当一部分海外学者持这种观点。例如，英国学者斯克莱尔断定：在深圳和中国其他地方确实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并不意味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波尔佳科夫和斯捷帕诺夫等人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尽管有人对中国经济特区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面影响心存疑虑，但中国报刊提供的资料雄辩地证明，中国的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特区。
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对特区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意义，因此也成为海外研究者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
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第一个印象，无一例外地是其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学者惊叹于特区的发展速度和短时间内的沧桑之变，尤其是他们所称的“深圳速度”或“深圳奇迹”，并用充满激情的笔墨生动地描写了他们在特区的所见所闻。日本学者高桥彰感叹地描述道：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深圳市的人口从31万激增到191万； 工业总产值估10年间增长了220倍；出口额增长了200倍。一位美国学者比较了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两次访问深圳的经历：在第一次访问深圳时，他看到的建筑物是，外面装饰着红旗和花环，但里面不仅电梯破损，而且墙壁裂开，楼梯上的碎石使人无法通行。当90年代初再次访问深圳时，他惊奇地发现，当初只有三家小旅馆的深圳，现在已经拥有300 多家高级宾馆，其中67家是星级宾馆。深圳对于商人来说已经成为新的“麦加圣地”，人们所看到的是一片兴旺与富裕的迹象。
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使中国的经济特区本身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海外学者把特区的变化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城市建筑、交通、能源、通讯和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迅速得到改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及民营企业大量增加，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支柱；出口贸易持续增长，海外市场成为主要销售市场；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化，特区开始向制造、贸易、旅游等综合性的新型国际化城市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区居民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全国水平；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特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在环境卫生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成为全国的表率。
在论及经济特区的意义时，海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特区对于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海外研究者看来，经济特区的创办及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从经济特区开始的。正如埃迪·L.黄所看到的，经济特区的成功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扩展。在80年代初设立4个特区后，中国政府又于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 年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角地区，1988年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根据他的统计，截止1992年，中国的各类开发区在国家计委登记的达1700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1800处，农业部9000处，国家土地管理局2700处。
其次，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窗口。邓小平曾概括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不仅是引进外资和技术、培养人才的窗口，也是展示我国的现代化成就和扩大对外影响的窗口。海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他们指出，特区不仅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引外国资本、进口先进技术、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获取信息等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而且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改革分配体制等方面也同样是表率。波尔佳夫和斯捷帕诺夫等人据此断定，经济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国内改革的窗口。
再次，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海外学者认为，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新，贸然在全国一下子推行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先在经济特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这对减少市场经济制度的风险，稳步在全国范围推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看到了特区的这一意义，所以一些海外学者也把中国的经济特区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
最后，经济特区直接推动了全国经济的连续增长。正如海外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全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改革开放以后全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增长作出了直接的贡献。据埃迪.L.黄统计，到1983年底，就外商投资而言， 仅深圳的合资企业就占全国的7.8%，合作经营企业占全国的67.6%， 外商独资企业占全国的80%。虽然从90年代后，特区的外资数量、进出口总额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在总体上开始下降，但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再以深圳特区为例，截止1999年，深圳市的人均国民产值、人均收入和综合经济实力均在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其外贸出口总额连续7 年占全国七分之一，并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此外，深圳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全国第二大集装箱海港、全国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之一，等等。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它们的一举一动与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除了上述这些方面，海外学者也注意到了经济特区对于祖国的和平统一，特别是对于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对于全国的社会稳定等，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积极肯定经济特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远意义的同时，海外学者也清醒地看到了特区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关于特区存在的问题，海外学者议论较多的首先是特区的投资和进出口比例。设置经济特区的初衷之一，是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扩大出口。在特区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受各种条件制约，没有像预期那样达到理想的引资和出口目标。这方面的问题很快就被一些敏锐的海外研究者发现。美国威廉姆斯学院的中国特区研究专家乔治.克兰指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区吸纳的内资远远高于外资。例如1985年在深圳市的海外投资不到2亿美元，而国内投资则高达7亿美元。厦门市的情况也类似，在厦门特区成立后的8年中，总共引资37亿元人民币， 其中大多数来自大陆内地。在进出口方面，特区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进口常常要大于出口，外贸赤字在经济特区也成为惯例。如1984年深圳的出口合计约2.65亿美元，而同年的进口额则是8.07亿美元。克兰还指出，虽然这种情况从统计数字上看在1989年后颠倒了过来，但他怀疑这是因为将其他地区在特区的出口额计算成了特区本身的出口额，同时低报了进口数额。
外国学者关心的另一问题是经济特区的贫富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学者看到，1979年后，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大，经济发展较快的东南沿海，尤其在经济特区，这种增大趋势更加明显。特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比内地多，这些企业中的收入差距很大，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打工者的收入差距高达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以至于个别学者认为在经济特区已经形成一个“新阶层”。由于国家在投资、原材料、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特区的优惠待遇，使得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迅速拉开了差距。海外学者认为，随着特区的发展，这种地区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进一步增大。虽然这种不平稳的发展战略在经济起飞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但是，正如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高桥彰所指出的，如果长期将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在特区，势必加大地区间、部门间、阶层间的差距，从而引发国民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矛盾，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的影响。
特区的劳工问题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经济特区的共同特点是，外来移民大大多于本地居民，这些外来者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打工仔。由于劳动立法和劳工管理制度的不健全，特区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根据海外学者的观察，特区存在的劳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恶劣的劳动条件， 一些工厂没有必要的人身保护措施，以至引发严重的火灾和工伤事故。奥维尔·施尔举例说，1993年8月，在深圳有8个化学仓库爆炸，死亡约70人。同年9月，在葵涌又有81 名工人因困在玩具厂内被大火烟雾窒息而死。（2）缺乏必要的福利保护措施， 许多工厂没有医疗保险和伤残赔偿制度，更不用说国有企业职工所享受的养老金和失业补偿。（3 ）不同程度的剥削和人身虐待，一些企业强迫职工长时期加班加点工作，有时甚至不给加班补贴，许多职工被集体安排在极其简陋的宿舍，在生活上遭到非人道的待遇。（4）使用童工， 一些海外学者引证海内外媒体的报道说，虽然政府和企业老板都否认使用童工，但童工现象在特区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斯克莱尔举例说，1988年8月27 日的《深圳特区报》就在“深圳解雇500多名童工”的标题下报道过深圳的童工问题。（5）缺少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一些学者看到，直至80年代中期，许多在特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没有在企业中设立工会组织，即使设立工会的少数企业，也往往不发给工会活动经费。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工会在特区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力量仍然十分有限，远没有起到它应当起到的保护工人权益的作用。
除了上述这些方面外，国外学者还提及了特区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主要包括：经济犯罪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上升趋势，卖淫嫖娼活动的猖獗，特区政策的多变与矛盾，商业和外汇买卖中的过度投机，不太合理的人口结构，等等。在发现特区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一些海外学者也试图分析其原因，提出对策，预言特区的未来发展方向。
按照许多海外中国研究专家的看法，未来的中国经济特区将沿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第一，中央政府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将逐渐消失，特区在经济上成功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将向内地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特区在政策优势消失后将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制度创新来保持自己的发展优势。第二，特区的产业结构将作重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转移到内地，技术密集型企业将得到优先发展，高新技术将成为今后特区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三，在继续引进外资的同时，将加大“内联”的力度，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在特区的内地独资或内地控股的合资企业，同时更多地为内地代办进出口业务；二是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向内地扩展，将原先的区域合作重点由内地向特区投资转为特区向内地投资。第四，特区的战略重心将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现代化城市，港澳台与经济特区的“前店后厂”的关系将发生彻底的改变，深圳等特区的“厂”的角色，即作为香港的生产基地的角色，将日益让位于其“店”的角色，即综合服务基地的角色。第五，与上述变化相一致，经济特区对全国的象征意义将更多地由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的窗口，变为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窗口，特区将更多地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排头兵展现于世人面前。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海外学者关于特区决策过程、增长速度和存在问题的一些数据和事实材料，并不完全准确，有些甚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凭。此外，因为国情和立场的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客观地说，他们的许多论点并不见得正确。例如，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另一些人断定，中国的特区也与其他国家的特区一样，只是简单的招商引资和出口加工；还有一些人预言，经济特区无法解决早期发展阶段曾经存在的那些问题，诸如劳工问题、区域差异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等将长期存在下去。事实证明，这些观点和预言都是错误的。经济特区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特区建设的不断发展，许多曾经存在的问题正在或者已经被消除，特区正在走向新的辉煌。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当看到，绝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是比较严肃和公正的，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海外学者的观点，正确认识特区的成绩和不足，进一步完善各项政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即使对于海外学者的某些错误观点和不适当言论，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不应当简单地对待。对于海外学者的善意批评，我们更应当持欢迎的态度。对待海外学者严肃的学术研究，我们应当拥有一种特区对待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宽阔胸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种胸襟将大大有助于实现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对经济特区提出的“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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